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杂文史上的佳话
——读《日记悲欢》
谢云
一篇杂文，引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又凝集成一本书——《日记悲欢》。这，恐怕要算得是杂文史上罕见的佳话了。
1979年8月4日和21日，《人民日报·大地》先后发表了乐秀良同志的《日记何罪！》和《再谈日记何罪》。今天来谈日记是否有罪，也许使人觉得简直象讨论吃饭是否有罪一样，但在当时，这可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因为确实有过许多人因写日记而十年囹圄，廿载含冤，而且直到这两篇文章刊出时，日记有罪说尚未彻底否定。杂文作者以明确的语言大声疾呼：“日记无罪！因日记被抄家、批斗、判刑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昭雪。”空谷一呼，回声四起，人们奔走相告，因日记而蒙冤者则纷纷申诉。
充满了理智和法制精神的呼声，遇到了怀疑甚至抵制。“这些文章是宣传用的，我们不考虑！”“就是现在我们发现日记有问题，还是要处理！”一些蒙冤者的申诉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处理，于是他们向杂文的作者伸出了求援之手。乐秀良一介书生，虽缺少权力，却不乏一副热心肠和牺牲精神，而且所幸还多少有些同样热心的朋友和能出把力的关系。他认真研究情况，四处寻找渠道，奔走呼号。为了坚持法制、落实党的政策，为蒙冤者昭雪，他耗去的时间和精力，真不知比写那两篇文章要多多少倍。
五年中，乐秀良同志收到有关的来信600余封，遍及21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有些人不但鱼雁传书，而且找上门来；不但向他介绍冤情，而且倾诉衷肠。而当他们得到平反昭雪，重新有了工作或入党的时候，便怀着愉悦和感激的心情向他报喜。其中有一位家住河北宣化，还乘乐秀良同志来北京出差的机会，邀请他去作客。依依道别之际，蒙冤多年已得到平反者的妻子送给他一副对联：“两篇文章发表，海内识知己；三载书信往来，天涯若比邻。”横批：“明朗的天”。现在放在我面前的《日记悲欢》，就是这些动人故事的记录。
不应夸大乐秀良的这两篇千字短文的作用，它们本身也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产物。没有党的拨乱反正的伟大决策，就不可能有这两篇文字的发表。但它们确实象催化剂一样，促进了因日记而形成的错案的平反工作。鲁迅说过：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现在的时代与迅翁当时已不相同，但他的话并没有过时。《日记何罪！》等两文及其发表后的影响，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读完《日记悲欢》，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这悲欢的一页，将作为历史的见证，向后人诉说是非得失，经验教训……作为一个写点杂文的同行，捧读这本小册子，不能不钦佩乐秀良同志的敏感、胆识、热心和牺牲精神。
第8版(副刊)
专栏：
在大海边
俞慧
我在岩石上抱膝而坐，琳妹在拨弄她的“傻瓜”照相机。
天，湛蓝湛蓝的，一望无际的海水和天一个颜色。远处，三三两两的帆船缓缓驶过，右边，一艘接一艘的机动游艇满载着游人在兜风，间或有一两只小快艇穿梭其间，船头高高翘出水面，坐在船尾的人好象快要浸在水里了。快艇风驰电掣地前进！
琳要给我拍照，却半天不按快门，她说她在等一个大浪作为背景。
于是，在耐心等待中我发现，海浪拍击岩石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它时强时弱，时急时缓，层见迭出，变幻无穷。它有时象一个少女，袅袅婷婷而来，轻轻亲一下岩石，又羞答答退回大海；有时又象一个淘气的孩子，嬉皮笑脸，蹦蹦跳跳，溅你一身水花；有时还象一只猛虎，向你张牙舞爪，要把你吞噬似的，让你惊慌失措；或许，它更象歌者练声，一心要试试自己究竟能够达到何等高度。
近年来，我常到海滨渡假，领略过大海不同的音响。比起海浪撞击岩石，我更爱海浪冲刷沙滩的声音。它节奏鲜明，富于韵味，它“嘭”的一声冲上沙滩，又“哗”地一声返回大海。当时，你细细听去，还有一种很微妙的余音，有如喁喁私语，那是归去的浪，带着沙粒滑行。当然，大海并不总是这样温存，它也有咆哮的时候。那时，蔚蓝色的大海消失了，见不到一只船，没有海鸥的踪影，沸沸扬扬的大海只是一片灰黯和昏黄。暴风雨把它激怒了，象一个失去理智的巨人，向着阴沉沉的天，狂跳着，挥舞着拳头，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
此时，我没有恐惧，只有惊讶，呈现在我面前的大海，我不认识了。我也不认识我自己了：我怎么敢独自一人站在岸边，衣服淋得透湿，摇摇晃晃，双手紧抓一把伞？
在北戴河，我常去鸽子窝游玩，退潮的时候，散布在广漠沙滩上的人群，有如夏夜的繁星。与辽阔的沙滩对峙的是汹涌澎湃的海浪，它们喷着泡沫，绽开一朵朵银花，此起彼伏，永远不知疲倦。嗅着海浪的气息，听着海浪的呼吸，我觉得脉搏和着海的脉搏一起跳动。
面对大海，我曾悲叹大自然的永恒和人生的短暂。现在，我和琳去乘快艇，当快艇象箭似地射出去的时候，我又惊又喜，我的四周是深不可测的跳荡的海水，风在我的耳边念着咒语。我完全不在意，甚至也想高喊：快一些，再快一些！
“当一个人感到有一种力量推动他去翱翔时，他是决不应该去爬行的”。这句名言很合我此时的心境，我必须努力鼓动双翅，因为我不愿匍伏在地谛听死神的足音。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圣迹”小窥
邱作宽
曲阜的“三孔”，是一部读不尽的儒学经典。孔庙里那幅巨制——圣迹图，就可窥斑见豹。
阙里宾舍，是山东目前最高级的宾馆，大厅上方也雕刻着孔子圣迹图：鲁难适齐、问礼老子、学琴师襄、匡人围困、陈蔡绝粮等。这是中央美术学院一些中青年师生设计制作的。据说去年专家评论会上，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选的不是孔子的圣迹，恰是失败的记录。
这评判是否公允，且不去说它；我只想说，圣人的圣与不圣，倒不取决于胜迹与败迹。鲁难适齐，在鲁国住不下去了，到齐国推行自己的政见，是一种开放和灵活的方针；问礼老子——正合孔子的为人：三人行必有我师；匡人围困、陈蔡绝粮，为了教育事业，受些饥馁和小人之气，更见韧性和博大之胸怀。在多灾多难中仍执著追求理想，不正是孔子的伟大之处吗？
对古代人的纪念，不应是一味的歌功颂德；应该拂去那脸面上五光十色的油彩，恢复他们本来的面目。
第8版(副刊)
专栏：美学杂俎
西湖上的“鸡毛信”
朱国良
杭州的孤山是距今6700万年到1亿3千万年前的白垩纪年代火山喷发留给我们的遗产。一番沧海桑田后，形成了西湖上这块最大的岛屿，中外闻名的西泠印社和放鹤亭都在这里，有着“天然去雕饰”的和谐。可是当你漫步北边，便会蓦地看到山脚下钻出一只只肥胖的绵羊，当年那个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正握着红缨枪，举手四望呢！这就是雕塑《鸡毛信》。每每陪客人走过那里，我总象在自然的王国里徜徉，猛地听到一声开山炮一样，心里免不了“格登”一下。
人工的雕塑应当增添自然景观的美，与环境保持和谐。
让人产生不伦不类和突兀感觉的作品，总叫人心里感到特别难受。西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观鱼”内，也有一座雕塑，形象是一个顽童在钓鱼。作品本身的确很逼真，很可爱，但“钓鱼”与“观鱼”毕竟是两种意义的事，放在这个特定环境里，这么一“钓”，便俗了，也扫了观鱼者的兴致。这种情况并非个别，有些名胜古迹，本应体现典雅风格的，偏偏周围洋里洋气的幢幢高楼林立，五光十色的咖啡馆喧嚣非凡。
自然风光中并不是一概都不能添加人工的东西，问题在于必须有内在联系，力求和谐统一。如果在孤山那块“牧羊地”换上林和靖的放鹤图，那效果就大相径庭了。记得十月革命后，俄国一个叫普列特涅夫的人在《思想战线上》一文中说：“在巨大的水电站的正面放上一个闺房中的小天使，是荒诞的；在一座横跨大江的桥上放上一些小花环，也是可笑的。因为水电站和桥的美，在于它们的巍峨壮观、有力，以及大量钢、铁、混凝土和石头的结构美”。请注意，列宁在这段话的后面，写上了“正确”两字。
第8版(副刊)
专栏：
我叠一只小船
王纬
我叠一只小船，
轻轻地放到塞纳河上。
但愿它缓缓地飘流，流到大海，流到长江。流向岷江，
向生我养我的土地问好！
我爱塞纳河，
我更爱岷江；
我爱阿尔卑斯山，
我也不能忘怀青城！
四十年前，怀一颗迷惘的心，
我走出观凤楼：锦城的岁月，重庆的波澜，上海的人流……
我象一只离群的小鸟，
栖息在北平古城——在这苦难的祖国！
四十年的岁月，催白了双鬓，催不老乡思。
巴黎，正是百花吐艳，
成都坝子也铺了黄金，绣了绿茵。
灵岩的钟声，青城的松涛，岷江的呼啸……
汇成一个声音：
归来吧，远方的游子！
1986年春于巴黎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不寻常的木偶戏
童道明
应邀参加首届中国艺术节的苏联中央木偶剧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寻常的音乐会》，引起了北京观众的浓厚兴趣。
翻开演出节目单一看，末尾写着一行小字：“木偶和道具由剧院工作室制作。”这不是一句多余的话。30年前，艺术大师奥布拉兹卓夫在《中国人民的戏剧》一书中谈到由他领导的这家木偶剧院时，就没有忘记向读者介绍：“我们剧院拥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工场……我们制作每一个新的木偶，都要根据他是个什么角色来制作。”这是在提醒我们：从木偶制作开始，苏联木偶艺术家就遵循着“一个角色一个造型”的个性化原则。不管这些木偶造型有多么夸张——胖则如圆桶，瘦则似干柴，但夸张正是为了鲜明，为鲜明个性化的木偶戏演出提供条件。
但木偶毕竟是木头做的，木偶是否真能表现出角色的个性，关键还在操纵木偶的演员。苏联木偶演员的技艺是精湛的。象木偶表演西班牙探戈和印度魔术一类的高难度技术节目，证明他们操纵杖头木偶的技术相当高超。但更令我们感到亲切的，是演员赋予木偶角色个性特征和情绪变化的再体现能力。《一个不寻常的音乐会》里有众多的角色。但几乎所有的角色都性格化了。无论是那位秃顶大嘴、善于随机应变的“节目主持人”，还是那位虎背熊腰、趾高气扬的“男中音歌手”，或是那位胖得出众却消极怠工的“茨冈女歌手”，都能使我们联想到他们的性格特征。即便是那个仅供“节目主持人”差遣把钢琴搬上搬下的“伊凡·伊凡诺维奇”，他的卑微地位所造就的上身前倾、目不斜视的神态，也留进了我们的记忆之中。
有的节目的心理展示是相当细腻的。一个技巧娴熟的“钢琴伴奏者”给一个只能拉奏出刺耳噪音的“大提琴手”伴奏，是可忍孰不可忍！但这位“钢琴伴奏者”还得耐着性子、无可奈何地为这个滥竽充数的“大提琴手”打下手。可是我们注意到了：在伴奏过程中他有两次缓缓地转过头来瞪视“大提琴手”的动作。这两个动作是高度心理化了的。联想到“节目主持人”在报幕时对他的怠慢，我好象在这位钢琴手的转头瞪视的动作中，感触到了他那半是抗议半是委屈的目光。但他最后还是昂首阔步地走下了台去，他也有人的尊严。一个木偶角色能引发起观众对他的性格和命运的遐想，这正是个性化木偶艺术的魅力所在。
苏联中央木偶剧院有两套木偶节目，一套是为儿童服务的，另一套是为成年人制作的。首演于1946年的《一个不寻常的音乐会》，是奥布拉兹卓夫编导的成人木偶戏的代表作之一。成人木偶戏有诙谐幽默、讽刺通俗的特点。《一个不寻常的音乐会》里就展现了不少小市民习气，如骄横、懒散、冷漠……木偶艺术家通过喜剧性的冲突表现出了人的弱点，世界上所有具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都能有所感悟。有的节目，如《超先锋派五重奏》，观众在捧腹之余不难看到，这个节目对无奇不有的超先锋派艺术的嘲讽也是别出心裁的。
苏联木偶艺术家锐意创新，也不乏奇想，但他们的创新以观众的接受能力为度。奥布拉兹卓夫1962年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在世界上哪有不为观众理解的好戏？要是观众不赏识，你的奇想分文不值。”尽管《一个不寻常的音乐会》是为苏联观众创作的，但我们中国观众也能理解和赏识这一个不寻常的木偶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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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马洪林同志评《大同书》有感
黄文欢
南海先生说大同，
忧时悯世尽由衷。
莫因失误加低贬，
进步精神贯始终。
一九八七年九月五日
注：马洪林同志《康有为〈大同书〉的历史价值》一文载本报九月四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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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园林（中国画） 曾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