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回忆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章汉夫同志
耿飚
新中国成立后，我从部队调到外交战线工作，开始认识章汉夫同志。我原来担任驻外大使，同他虽有接触，但了解不深。后来，我调任外交部副部长，同他接触多了，对他的了解逐渐加深，知道他不仅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我初到部任职，情况不够熟悉。对于没有把握的事，我常常请教汉夫同志。他总是乐于帮助。他那种勤恳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他遭受严重迫害，被关押五年之久，后来屈死狱中。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心里非常难过。今年是他逝世15周年，我深切怀念这位对新中国外交业有重大贡献的同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章汉夫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后又担任常务副部长，一直到1967年失去自由。在这18年中，他始终没有离开过外交部副部长的岗位，他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具体负责处理外交部的日常业务。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章汉夫同志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先后留学美国和苏联。30年代回国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文化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和国际联络工作。他曾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代理书记以及港澳特区工委书记等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他经历过敌人的严刑和监狱的考验。长期的革命生涯把他锻炼成为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对敌人横眉冷对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抗日战争期间，他任《新华日报》总编辑，撰写的时论文章击中时弊，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很大的影响。抗战胜利后，他曾随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委派他率领一个小组在天津调查研究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的情况和问题。他主持撰写的调查报告，对于中央决策，提供了准确的情况和有益的建议。上海解放后，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外事处长，直接领导帝国主义残余势力集中地上海的外事工作，取得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外事工作的经验。
外交部建部初期，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章汉夫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以后，陈毅副总理兼任外长，他又成为陈老总的得力助手。新中国外交的许多大事，例如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谈判建交、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参加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等等，他都亲身参与其事，每件事都浸透了他的心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周恩来总理任外交部长时曾经提出，作为一个外交战士，应该具备“立场坚定，执行政策，熟悉业务，遵守纪律”四项要求。我深深感到，章汉夫同志是一位真正身体力行地做到总理四项要求的外交战士。
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旧中国丧权辱国、奴颜婢膝的外交，开创了独立自主的崭新外交。新中国的外交人员，立场坚定应该是首要条件。当时中央的对外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截然地同一百多年来的旧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外交割断联系，不自动继承旧中国的一切外交关系，不承认国民党统治时期外国驻中国的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中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就是在清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以后再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汉夫同志忠实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个方针，并教育部内各级领导干部在对外接触和处理涉外事件时不要气馁，要站起来，理直气壮。对于对方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要当场拒绝，不要答应向领导报告。在建交谈判中，他坚持必须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和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才能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立场，顽强地进行谈判，终于使一些国家接受了这个条件，同新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有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明朗，我国只同它们建立了互设代办的关系，继续进行建交谈判。在边界谈判中，他坚持原则，根据互谅互让原则，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解决了我国同一些国家的边界问题。
在执行政策方面，汉夫同志有独到之处，他执行政策十分严肃和认真，总是反复领会，力求准确无误，并研究具体的执行方法、步骤以及估计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对策，决不掉以轻心，在重大的敏感的对外交涉中，对于中央已制定的政策，总是一字不差地去讲，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不以自己的理解去解释或换一种说法。有时对方一再提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他总是有礼貌地一再重复照会内容。他对参加陪见的同志说，这类重大的对外表态是中央决定的，个人不能作解释，因为我们的理解可能有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另一方面，他在外交斗争中又很机智，随机应变，应付自如。在他担任副部长的18年中，他在执行政策方面从未出过差错，因而得到中央的信任，要他在外交部把政策关，并委托他处理许多重大的外交事件。
他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还提出了一些为中央采纳的政策建议，有自己的创见。例如，大家都知道，现在为世界许多国家承认和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印、中缅两国总理共同倡导的。1954年6月，中印两国总理声明中提到了中印达成了一项关于五项原则的协议。这里提到的协议，是指1954年4月29日，章汉夫代表我国政府和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代表印度政府经过近5个月的谈判最后签署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这个协定上，第一次在国际条约中正式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个问题上，章汉夫同志曾经得到周总理的表扬。又如，关于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经他审改上送的文件提出稳步前进、区别对待的方针，得到中央的批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复杂问题。他具体领导这项工作时，十分谨慎，考虑深远，注意后果。他不让各地动前外国驻华领馆的档案文件，主张封存；建议保存某些愿意遵守新中国法令的外资企业，不主张一刀切，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再如，1961年5月召开的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我国参加的第二个这样性质和规模的国际会议。会议是外长级的，我国代表由陈毅外长担任，章汉夫是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代表团的领导，在陈毅外长于7月初回国之后，由他担任我国代表，直到第二年初。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无论是作为陈毅的助手，还是主持代表团工作期间，章汉夫始终忠实准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具体指示，并且根据会议斗争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创见和建议。长达7个月的会议，历尽种种曲折艰难，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激烈尖锐的斗争，中国代表团周旋于美、苏、英、法、加拿大、波兰、印度、泰、越、老、柬等代表团之间，根据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克服一个又一个障碍，推动会议前进。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使得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圆满结束。这是我国外交的胜利，它表明我国对外方针的正确和斗争策略的巧妙，章汉夫作为代表团的主要领导，在贯彻执行和建议制定中央对外政策中都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他应付这样复杂的外交斗争，游刃有余，不愧为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
在外交业务方面，更是他的特长。他早年留学美国和苏联，专攻国际政治与经济，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他曾撰写过一些有关国际问题的书籍，在苏联期间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工作，有广泛的国际交往。后来在主持《新华日报》期间，撰写过大量有关国际、国内时事政论文章。他任外交部副部长以后，每天首先要办的事就是要了解国际形势和世界各国有什么新情况和发生了什么重大问题。他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并且强调掌握情况和处理问题都要做到及时、准确和有条理。他曾对工作人员说，国际斗争尖锐复杂，瞬息万变。如果情况了解不及时，处理不及时，就会丧失时机，处于被动甚至败下阵来。如果情况不准确，判断不准确，执行政策不准确，可能会犯难以弥补的错误。同时，如果没有清晰的思想和有条不紊的工作方法，也会使人堕入五里云中，不能看清楚问题的实质，也就不能提出正确解决问题的建议。他研究外交业务问题，总是反复思考，遇有疑问或某些含糊不清的情况时，总是毫不含糊地反复追问，当他发现他的下级和秘书没有把情况弄清楚就轻率报告时，总要严肃地进行批评，并且要求把情况弄清楚。他自己向总理和中央报告情况时，总是尽一切努力达到最高标准的全面和准确。例如，关于确定我国领海宽度问题，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为解决这个问题费了不少心血。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帝国主义炮舰政策肆虐下无领海主权可言。他熟谙国际法，亲自研阅了英文、俄文大量国际法书籍和资料，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规定领海为三海里是有利其炮舰政策，丹麦、瑞典等国规定为四海里的宽度对中国尚为不足，萨尔瓦多规定为二百海里则太宽而难以划线，而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委内瑞拉、印尼等多数国家定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比较适合我国情况和利益。他向中央提出了这个建议，并附了一个非常详细包括当时在领海问题上引起国际纠纷案件的材料。他的建议为中央采纳。1958年9月4日，我国政府庄严宣布我国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当时，美国第七舰队尚未撤出我国台湾和澎湖地区，并对台湾船只“护航”，但美国舰队始终游弋在我沿海七省十二海里以外，特别是我炮击金门时期。这说明领海宽度确定适当所产生的法律效力确能保卫我国领海主权。又如，关于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我更有深切的体会，因为我也负责处理过这个问题。
他不仅自己带头，做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工作，更要求下级也要这样做。在50年代，他就要求下面同志写非洲概况和亚非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供部领导参考。在林彪一伙无理否定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在业务上的观点风行一时时，汉夫同志当时就理直气壮地说，外交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落实到正确执行外交政策上，而要正确执行政策，就必须亲自看第一手材料，了解形势动向，这就是外交业务。他说，外交部司级干部每天至少要看完两本“参考资料”（当时有上、下午版两本），及时掌握国际动向，这是做外交工作最起码的基本功。
在遵守纪律方面，汉夫同志表现尤为突出，是外交部严守外事纪律的模范。他纪律性极强，严格执行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规定，从不自作主张，有关政策性的文件，都和其他副部长商量，重大问题一律请示总理。1961年举行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陈毅外长要求代表团贯彻中央精简节约精神。汉夫同志以身作则地模范执行，得到代表团党委成员的一致称赞，认为他主持代表团工作，既体现了新中国的外交风格和革命正气，又坚决贯彻了陈毅外长的指示。
除了以上四点以外，我还有两点深刻的印象。
第一是对工作一丝不苟。他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工作一贯严肃认真，埋头苦干。凡是经他审核上报的文件，一定做到情况准确，资料齐全，并且权衡得失，提出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供中央考虑决定。他最不能容忍不认真、不严肃、拖拉和互相推诿的官僚主义作风。他经常工作到深夜，无论白天、黑夜或节假日，随时处理文件，事实上是外交部副部长一级的常年值班员。
第二是对同志热忱、宽厚，他对干部的要求非常严格，但他十分注意培养和爱护干部，同下级一同工作。建国初期，许多干部没有对外工作经验，由他们进行对外交涉时，只要事关重大，他总是坐镇后台，随时了解情况，一起出点子、想办法，起前敌指挥作用。许多老同志至今还记得在汉夫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里学到如何运用外交技巧。他还经常提醒一些同志应该注意的一些政治问题和工作问题，避免发生差错，至今一些同志仍深带感情地说，汉夫同志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下属的干部。他认真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他在考察使用干部时把干部的一贯实际表现放在第一位，抵制那种重出身成份和社会关系的错误偏向，对于犯错误的人，不是无情打击，而是耐心说服和帮助，对于已经改正错误的干部，不存偏见，照常信任使用。他对待干部不分亲疏，一视同仁。外交部许多同志在解放前就同他共过事，相互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但章汉夫对他们从不另眼相待。在历次运动中，他总是注意掌握政策，与人为善。不记恨、不报复，更不搞拉一派，打一派。他还勇于做自我批评，原来决定不对的，他主动承担责任，坚决改正。许多老同志经历过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回忆过去，一致公认：章汉夫作为外交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外交部一贯对干部坚持党的原则，公道正派，不搞亲疏。他要求干部很严，批评干部也很尖锐，但从不整人。
在当前我国外交工作有巨大开展，外交战线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大好形势下，回忆章汉夫同志对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重大贡献，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工作作风，对于提高外交战线广大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是很有意义的。（附图片）
经过修改、充实的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于8月7日——“八七会议”六十周年时，在武汉重新开放。邓小平同志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新华社记者 于澄建摄
民族英雄陈化成全身铜像在上海市吴淞海滨公园落成。图为高3.5米的陈化成铜像。
新华社记者 徐义根摄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报国填沧海 成仁重泰山
——怀念父亲抗日烈士朱少屏
朱青 朱康生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突然偷袭珍珠港，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其时我们的父亲朱少屏担任我国驻菲律宾总领事馆的领事。我们都住在上海租界里。12月中旬接到父亲从马尼拉发来的一封报告平安的电报，以后就音信杳然。直至抗战胜利后，我们才知道父亲同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杨光泩、领事莫介恩等七位外交人员，在日军侵入马尼拉后，因坚贞不屈，拒不投降，而于1942年4月17日为日军所惨杀。这种在国际战争中，外交官横遭残害之事，实属鲜见。杀害驻在被侵入国家的他国外交官的残暴行为，更是令人发指！
父亲青年时代即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在日期间与孙中山、黄兴、廖仲恺等过从甚密。回国后，任同盟会坐办，继续搞推翻清政府的地下革命斗争。1910年辛亥革命起，与陈其美（英士）攻打制造局（清廷在上海的兵工厂，即今江南造船厂之前身），组织沪军都督府，任总务科科长。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应孙中山先生邀，赴南京襄组总统府任秘书。他曾协助于右任创办《民呼报》，旋因宣传反清鼓吹革命而遭取缔，乃改名为《民吁报》。有人问于右任为什么要改为民吁？于答道：这是欲哭无泪，因此从“呼”字中去掉两滴泪。不久《民吁报》又遭取缔，又改名《民立报》，并改由我父亲担任发行人。
1916年，父亲被举为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寰球中国学生会是李登辉博士所创办的一个社会团体，主要任务是指导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并为他们作种种服务。孙中山先生曾应父亲之邀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作过演讲。我国老一辈的留学生中有不少曾得到过该会的帮助。当年蔡和森等从湖南经上海去法国勤工俭学时，毛泽东主席曾亲从湖南到上海送行，其时就借住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周恩来、陈毅赴法勤工俭学是父亲帮助他们办理手续，教以出国须知等。30多年后，朱青担任陈毅秘书时，陈毅还曾风趣地告诉朱青，你父亲当年还收了我五块大洋的手续费，真是敲竹杠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在上海与刘湛恩、林语堂等同组国际友谊社，联系中外报社记者，出版刊物名为《回声》，着重揭露日寇违反国际法，屠杀平民，轰炸非军事目标等暴行，因此触怒了日寇。1938年4月7日，刘湛恩被日军特务机关派人暗杀了。特务们在我们家门口投了一枚手榴弹，以此相威胁。后来在朋友们的劝告下，父亲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他匆匆地前往香港。在港期间曾陪同朱学范去日内瓦参加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不久被派往马尼拉任领事。
父亲在马尼拉期间，在总领事杨光泩的主持下，与总领馆的其他同事莫介恩、姚竹修、杨庆寿、肖东明、卢秉枢、王恭玮一起，在华侨社会中募集了大量支援抗日的物资，送回国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狂轰滥炸菲岛，屠杀平民，他们参与组织了华侨战时服务队，一面疏散侨民，一面清理文件，以防不测。
1942年1月2日，马尼拉市沦陷。当天，日本驻菲副领事木原次太郎威胁他们，要他们承认南京汪伪政权，抚平华侨抗日情绪，遭到了他们严词驳斥。1月4日被日军逮捕，关在菲律宾大学。3月15日又移囚于圣地亚哥炮台之地牢中，备受酷刑，但始终不屈。及至4月17日被日寇以军车载至华侨义山枪杀，随后又以刺刀向死者乱刺。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7月6日在华侨义山八烈士遇害地点举行肃穆沉痛的纪念碑奠基礼及移灵礼。7月7日举行公祭典礼，菲律宾总统罗哈斯所赠花圈放在灵堂正中，美、英、法、荷、意等国外交官员，菲律宾政要多人及参加公祭的菲岛各界侨胞近千人。
公祭后，礼送八烈士忠骸至描加地机场，参加礼送的侨胞达5000人以上，礼送行列长达3英里，其隆重为侨界所创见。当日下午七时由专机将忠骸运抵南京。
1947年7月8日下午三时，由当时的外交部于南京中国殡仪馆举行公祭，主祭人为外交部长王世杰。当时国民政府要员于右任、张群、吴铁城、甘乃光、沈恰、叶公超、董显光、凌其翰、李铁铮等300余人参加了公祭。1947年9月3日举行公葬仪式，由南京市市长沈怡亲奠后移灵至中华门外菊花台之忠烈公园安葬。
1981年8月朱青参加我政府代表团访问菲律宾期间，曾去华侨义山寻访。据当地华侨告知：八烈士保护华侨利益，壮烈为国牺牲的事迹久已深入人心。每年4月15日当地华侨组织尚去纪念碑前及纪念祠堂凭吊先烈，且还散发八烈士之纪念碑文的拓本。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菊花台公园墓地重新整修一新，遍种近百种各地名竹。占地200亩的竹园，每年吸引不少游客。现该公园已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烈士们牺牲已有45年了，当年应对杀害他们负责的日本军阀山下奉久大将、本间雅晴中将以及太田宪兵中校、长滨宪兵中校都早已分别被盟军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或枪毙，得到了侵略者、刽子手们应得的下场。但是，迄今日本国内确实还有一小撮人，还在那里篡改历史教科书，祭扫靖国神社，妄想复活军国主义的阴魂。我们坚决不能让历史重演，父辈流血牺牲的悲壮一幕应永远成为我们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动力。只有我们的民族强大起来，各国的和平力量不断壮大，才能制止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