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
——忆许建国同志
刘澜涛 姚依林 罗青长 刘复之 钟子云 苏毅然
许建国同志含冤负屈离开我们10年了。1968年春，他被江青挟嫌报复，残酷迫害，关押7年多；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冤案仍迟迟不得平反，以致身心交瘁，于1977年10月4日病逝于安徽合肥。1980年3月，党中央为许建国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许建国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之一。这位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生为党为国忠心耿耿、刚直不阿，甘当无名战士的高尚品德，确实值得每一个革命者学习。现在，我们写这篇纪念文章，就是为了通过缅怀他毕生的革命业绩，从中获得鼓舞，得到启迪。
许建国同志原名杜理卿，1903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16年，他年仅13岁就到安源煤矿当徒工，后来在刘少奇同志主办的职工夜校学习文化，接受革命教育。1922年到1923年，党领导两次安源煤矿大罢工，他都参加了。年轻的许建国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烈火中经受了锻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党。这一年秋天，他又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会为要求发放欠薪而组织的第三次大罢工。罢工在反动当局的镇压下失败了，他被迫离开安源。
1925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许建国同志由湖南特委派往湘潭组建产业工会，先后担任南区联合工会委员长、县工会委员兼纠察部长、县武装纠察队队长，配合农会打击土豪劣绅。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许克祥部进攻湘潭，党组织紧急疏散，许建国同志在转移中与组织失掉联系。他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不气馁、不悲观，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先后潜往长沙、武汉等地寻找党组织。1929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他在武昌被捕，押赴长沙后被反动当局以“暴徒骚事，危害民国”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在狱中，他很快找到了地下党支部，在支部领导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许建国同志是红军早期保卫工作的开拓者之一。1930年7月，红军攻克长沙，他出狱后到红三军团一师三团任副官长、团保卫员。在苏区五次反围剿中他先后担任红三军团一师三团的团参谋长和代理团长、团特派员，一师特派员、军团保卫局侦察部长、八军团保卫局长。许建国同志骁勇善战，机警灵活，枪法很准，为人所称道。在三次反围剿红三军团攻打赣州时，他负责保卫留守处，一天拂晓，在巡查中突然发现被敌军包围，他双手操枪打倒几个敌人后，迅速唤醒一师政委黄克诚和六师参谋长唐近仁等同志，冒着枪林弹雨，在前面开路，且走且打，安全突围。在长征途中，他被调到国家保卫局，负责护卫中央的年老同志。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阴谋分裂党中央，篡夺领导权，许建国同志奉军团首长彭德怀、李富春的命令，警卫毛儿盖会议，圆满完成了确保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安全的光荣任务。红军到达陕北后，他调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跟随周恩来同志飞赴西安。为了便于工作，周恩来同志给他改名杜智文，应邀担任张学良将军所部警卫团秘书长兼第三科科长，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抗日战争初期，许建国同志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1938年任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保卫部部长，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部队、地方、白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发言。1939年3月，他率领中央社会部考察组由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建立了北方分局社会部并任部长。1944年，晋察冀边区政府建立公安管理处，他兼任处长和边区政府党团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晋察冀中央局、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常委、社会部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等职。他在晋察冀边区和华北地区工作了十年，为配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建设，在锄奸保卫和情报工作战线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许建国同志毕生的革命实践表明，他是一位胸怀全局、具有战略眼光和开拓精神的政治家，是一位在保卫和情报工作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卓越指挥员。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不仅威逼华北敌人占领的各大中城市，而且是屏障西北和支援东北、华中的基地。他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着眼全局，以根据地为基点，把数百名情报工作人员派往平、津、保、石以及上海、南京、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广大地区，组织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抗日爱国人士等，渗透到敌人的军、政、警、特内部，形成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地下尖兵，获取了大量战略、战术情报。如在北平活动的党的情报组织，就在国民党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民主党派人士、学者、名流以及国际友人中建立了广泛深入的联系，并打入华北敌伪上层组织和新闻单位，洞察敌伪之间、伪组织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获得了许多重要军政情报。在东北党的情报组织是由一批爱国进步的留日学生组成，他们多是伪满中上层人物的子弟，具有优越的掩护条件，分别在伪满军政警宪等要害部门任职，获得了包括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伪满陆、海、空三军的兵力部署、作战能力以及军警特联防、防谍、镇压我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措施等大量情报，对配合我军作战以及后来配合苏军歼灭关东军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加强领导，许建国同志曾先后派遣得力干部潜往沈阳等地进行联系和指导工作。原先，我党对东北情况难以得知，情报工作局面打开后，毛主席高兴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国界）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我上海情报组织也做出了出色贡献。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后，他们得悉国民党特务准备以撞车手段暗害周恩来同志的行动计划后，夤夜赶到“周公馆”报了警。他们还打入了汪伪组织的心脏，取得汪精卫、陈公博的信任，直接从汪精卫那里获取了极为重要的情报，为党中央揭露日、汪密约提供了第一手情报。他们还以“平津沪工商界经委会”为桥梁，团结民族工商业者、医生、教授以及海外华侨等进步力量，在青岛、济南和海外先后建立情报网点，在搜集情报、采购物资、募集款项、输送人才、支援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后期，许建国同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加强城市工作，准备战略反攻的指示，以及从敌特手中获得的蒋介石在日降后决心消灭异己、准备内战的反共文件，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了新的部署。在众多无名英雄出生入死、艰苦卓绝的努力下，取得了辉煌战果。如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和“华北剿总”的机要、作战部门中就有我们的力量，因而基本上掌握了华北的军事态势。1947年10月，北平、石家庄情报组同时获悉蒋介石密令其第三军由石家庄撤守保定的情报后，我秘密电台迅即报告了军区司令部，中央根据这些准确情报，决定发起著名的清风店战役，取得全歼国民党第三军军部及第七师全部、活捉军长罗历戎以下官兵8000余人的胜利。接着，又根据我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和建议，乘隙一举攻克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又如1948年秋，国民党94军三个师、新二军两个师，由空军配合，企图偷袭石家庄和我中央所在地平山西柏坡。我情报人员获得敌人的作战命令后，因秘密电台发生故障，便由地下交通员将全文背熟，一天内赶到解放区，向中央作了报告。党中央从其他方面也得到了同样情报。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亲自处理，通过新华广播电台，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延缓和挫败了敌人的行动。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事后惊叹“中共地下工作组织的深入、机敏和细致达到神化莫测的地步”。聂帅则称赞：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10万兵马！党中央给予了通令嘉奖。我华北情报组织在解放天津、北平中，提供了详细的敌军部署和城防情况，还参加了北平的谈判活动，同时准备了内应武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建国同志为贯彻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还组织力量把滞留在北平的国际友人护送到解放区。此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平津等地的情报组织还向根据地输送了药品、通讯器材等战略物资，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许建国同志是新中国城市公安工作的奠基人之一。1945年8月，我军从日伪手中解放了第一座城市张家口。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兼任市公安局长的许建国同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积极部署建立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和群众性的基层治安组织，进行伪职人员登记，开展户口调查，加强侦破工作，严厉打击敌特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很快地稳定了社会治安秩序，并且制定了治安、户口、交通等管理条例，摸索出一套适合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的组织体制和工作方法。他在中央通报过的《怎样管理城市》的报告中曾系统地进行了总结，成为城市公安工作建设的雏形，为以后解放石家庄、天津、北平等城市，开展公安保卫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全国解放后，许建国同志历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兼华东公安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等职。他根据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高屋建瓴地指导城市公安工作，在镇压反革命、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和同恶霸、把头、刑事犯罪分子、反动会道门等的斗争中，在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间谍的斗争中，在公安工作的业务和组织建设中，都有重要建树，为维护大城市治安秩序，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天津期间，他强调指出，公安部门的一系列工作“都应该首先研究国家的性质和内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公安工作是依靠大多数来统治与惩罚少数人的，这与反动阶级的警察迥然不同”。为此，他十分重视干部和人民警察的政治素质，要求搞好警风和警民关系。在上海期间，在整顿警风，调整组织，建立和加强公安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也做出了显著成绩。他十分重视公安业务的基础建设和各项规章制度的建立，十分重视严格依法办事，把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和稳、准、狠地打击犯罪分子很好地统一起来。
1959年以后，许建国同志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他在担任驻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正确执行了我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在罗任职期间，他通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向中央提出了正确认识国际关系的见解和建议，得到毛主席的首肯和周总理的称赞。
许建国同志是一位具有坚强党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贯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总是通过反复学习、深入领会中央的精神后，密切结合工作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他遵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联系红军时期肃反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坚决反对保卫工作中的特殊化、神秘化和孤立主义倾向，坚决贯彻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业务指导方针。他一贯反对刑讯逼供，强调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发现问题立即批评制止，并且在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中言传身教，给干部做出榜样，启发提高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他善于正确执行党的“隐蔽精干”的秘密工作方针，在运用各种社会关系方面大胆而谨慎，善于通过正确的政策和灵活的策略以敌制敌或化敌为友。1946年8月，北平国民党军统潜伏在张家口的电台被我破获，其少校台长被捕后仍图蒙混过关。许建国同志经过调查，了解到此人在技术上是个全能的老手，主要是通过技术为军统服务，没有大的政治劣迹，便向他讲清形势，晓以利害，指出前途，使其心悦诚服地为我工作，后来在我方的电台建设和介绍敌特情况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许建国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具有无私无畏的高度党性。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坚持原则而不随风倒。1939年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建立后，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带领干部复查了一批重大案件，既打击了敌人，又通过平反错案保护了同志。1947年他在河北正定县参加土改期间，边区公安处在机关整党中组织“贫农团”，搞“搬石头”，错误地批斗部分干部，闹得人心惶惶。许建国同志闻讯后立即赶回机关，纠正了这一“左”的错误。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有关同志至今感佩不已。
许建国同志十分重视调查研究，认为这是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基础。他到晋察冀边区后，首先组织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亲自草拟调查提纲，阅改每篇调查报告。至今档案里还保存着华北地区日伪蒋汪的党、政、军、宪、警、特的详细的调查材料。同志们赞誉他是最了解敌情的人，这是他克敌制胜的法宝。
许建国同志十分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善于培养、教育和使用干部。早在延安时期，他就积极倡导举办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亲自讲授党派知识、帮会、黑社会情况等课程。这些学员以后成为各根据地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的骨干。他一到晋察冀，立刻抽调县级以上干部，分期举办训练班，结业后派回各地建立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石家庄解放前夕，他举办了县科以上及一般干部两个训练班，亲自讲授城市治安管理和国民党警察、特务机关的有关知识，为石家庄公安机关的组建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他对干部知人善任，善于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对有缺点错误的同志，主要看本质，经批评教育改过了就充分信任。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对同志关心体贴，无微不至。经常关心在外同志的安全，如逾期得不到消息，就非常焦虑不安，担心出问题。每一位同志到新的地区或敌区工作，每一位情报人员回根据地汇报工作，他都亲自接待，彻夜长谈。他对出去工作的同志，总是帮助分析可能遇到的问题，指出对付的方法。许多同志感到和他谈话，就象和朋友、亲人一样亲切温暖。不少不同身份、阶层的情报人员和他成为莫逆之交。他对同志高度负责，一次，被派出的同志已经离开机关，他忽然想起有一个细节还未交待清楚，立刻骑马去追，谈清楚了才回来。
许建国同志的高尚品质，还表现为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带头、表率作用。他在工作上身先士卒，生活上严于律己。他从来不表功、不贪功，不搞小圈子，团结干部默默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几十年如一日。1944年，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他以身作则，和大家一起开荒种地，撒下了辛勤的汗水；组织上照顾他的少量羊奶和细粮，经常送给伤病员和孕妇吃。1958年，党中央决定降低高级干部工资，他除了按规定降低外，还主动决定将其行政五级的工资标准按六级发。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从不搞特殊化。他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秘书回忆，在上海工作时，有一次他到一条里弄访问居民，发现一户人家生活困难，入冬后几个孩子还穿着单衣，他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当场取出30元，送给孩子们添置棉衣，回机关后立即要求民政部门检查和改进社会救济工作。我们从这些平凡事例中看到了一位共产党员廉洁奉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美好心灵。
许建国同志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高尚的共产主义品格堪为我们的楷模。他生前经常教育党员干部要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甘做无名英雄和人民公仆。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接过前人手中的火把，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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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刘季平同志
张劲夫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著名的革命教育家刘季平同志逝世了，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
回忆起57年前，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闻名中外的南京晓庄学校，被国民党封闭前后，当时任晓庄学校第一届中共党支部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刘季平同志敢于向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的情形，就使当时我这个年轻的学生，对他非常钦佩。后来他前后两次入狱，在狱中他不仅敢于领导难友向敌人作斗争，学习马列主义，而且还以满力涛的笔名，写了几十篇有关哲学、政治、教育方面的文章。由于我参与编辑陶先生主办的《生活教育》刊物，而他写的文章多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因而有机会首先拜读这些文章。尽管这些文章所阐述的观点不一定都很正确，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弄清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对知识青年起了启蒙作用。其中有的见解颇具新意，如讲事物的凝聚与膨胀的矛盾（实质上是讲巩固与发展的关系），即是别人未曾涉及的，对我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颇有启发。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以后，尽管他和我不在一起工作，见面机会也不多，但常能听到过去的老同学、老战友反映他仍在努力工作，刻苦学习。他的为人，他那艰苦朴素、严以律己的作风，都给我以良好的印象。
季平同志从1927年2月入党以后，60年的革命历程中，头10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度过的。他把监狱当作学习革命理论的学校，在万般折磨下勇于组织狱内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革命气节。
抗日战争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他在武汉、桂林等地从事文化教育和统战工作，他始终按照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和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防共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奉命转移到苏中抗日根据地，从事党政领导和教育行政领导工作，曾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即抗大）第九分校的副校长。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新四军第一师干部教育工作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苏皖边区教育厅长、华东野战军随营学校校长等职，积极从事部队的新式整军和党的战时教育工作，为我军胜利渡江南下做出了成绩。建国后，他被分配到苏南新解放区接管城市工作，他本着做什么学什么的精神，积累了新区经济、政治、文教、统战工作的重要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他被调到上海市工作。在上海工作的七年期间，季平同志对上海的经济、外事、统战、文教、卫生、科技、体育事业以及市政建设，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了积极作用。季平同志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三年自然灾害之时，他被调到山东、安徽工作。季平同志在极困难的环境里，坚决服从革命需要，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与广大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深入灾区调查蹲点，废寝忘食地工作，总结推广生产自救的经验，领导群众度荒，积极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党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全力以赴地、认真地进行甄别平反，对稳定当地两省的局势，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十年动乱一开始，季平同志就蒙受冤屈，遭到陷害，但他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刚直不阿，坚决抵制“四人帮”对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诬陷，保护其他受迫害的同志，同林彪、“四人帮”一伙儿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以致在这段时期中，他自己遭到各种虐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以后由于工作需要，季平同志被安排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他非常关心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他是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早期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为改进老馆工作和新馆建设耗尽了心血。1975年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尽快把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的指示，他任编委会主任，亲自组织全国力量，历经10年之久，使周总理的遗愿得以实现。197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他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是中国图书馆学会创始人。1980年5月，他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意见，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图书工作汇报提纲”，这对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季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学教育、办教育，培养人才呕心沥血。他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期的得意门生。无论是在敌人的监狱中，还是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他都本着陶先生所指导的“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精神，始终考虑要从整个社会着眼，以所有男女老少为对象，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在职进修教育与社会宣传等，予以全面重视、分清轻重缓急，统筹协调，实事求是地做好工作。在抗日根据地和苏南、上海、安徽、山东等地担任党政领导职务时，他始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既注意教育数量上的发展和普及，又注意进行教育改革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在他担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代部长期间，他全力以赴地进行调查研究，针对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弊端，提出切实有效的改进措施，他对我国人民教育事业的建设发展和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季平同志有关教育工作的论著，也是我国人民发展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季平同志退居二线以后，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反思他在20年代晓庄学校时期，由于当时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左”的思潮的影响，给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先后扣过“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三顶帽子，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还写文章，对这些错误再三进行检讨和再认识。他高度评价陶行知先生，说他是近代史上越来越自觉地为配合政治革命而进行教育革命的典范。并强调指出：“我国现在非常需要陶行知，需要众多现代陶行知。”他积极组织有关同志建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并任第一届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推动全国有关省市和高等学校开展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工作。他再三强调：全国“陶研”工作要在各地党政领导下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教育学说作贡献。即使在他病重期间，也念念不忘“陶研会”的工作，由于“陶研会”的筹建和成立前后，我和他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季平同志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尚品德时时在教育着我和其他从事“陶研”工作的同志。他的忠诚的老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