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1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开发军事生活的艺术蕴藏
——看全军第五届文艺会演感言
徐怀中
为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参加全军第五届文艺会演的部队文艺工作者正在首都舞台演出和即将演出30几台音乐、舞蹈、话剧、京剧、歌剧、军乐、杂技、曲艺节目，还有各部队优秀业余演出队联合组成的三台节目参加演出，向这个伟大节日献上一簇簇军事艺术之花。五届会演与四届会演相隔10年了，这次会演是10年来部队艺术创作成果的一次检阅。
这次会演的节目，以军事题材创作和以反映部队现实生活为主攻方向，同时又开阔视野、拓展表现领域，使部队文艺大为改观，呈现出多采多姿的新格局。作为部队文艺工作者，大家始终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努力开发军事生活特有的艺术蕴藏，展示其特有的艺术魅力；而同时又意识到，要透过烽火硝烟，越过军营围墙，延伸作品寓意，使军营生活和广阔的社会生活交融一起，变军事题材的局限为优势。第五届会演的节目，总体上反映了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部队各条战线的新风貌。其中既有我军指战员保卫和建设四化的英雄雕塑，也有包括军人婚姻恋爱在内的日常生活素描；既有80年代军营剪影，又有革命战争年代的回声乃至更为久远的我们民族历史的透视。军事题材创作的深化、扩展，使我们的作品得到广泛承认和受到各方面群众的喜爱。近几年部队创作的一些优美健康的抒情歌曲，早已家喻户晓，到处传唱。这次会演中的声乐节目又不乏佼佼者。有的表现战争生活别开生面，作者所取视角非同一般，加之文采乐思并茂，透露出战士们壮怀激烈的人生思考，诗情画意中自然流溢着革命英雄主义激情。
这次会演的另一特点是，珍视部队文艺优秀传统，又有不断创新进取的迫切要求，为我们的舞台艺术带来了强大活力。军队文艺历来有着强烈的思想性、战斗性，艺术上也要求十分严谨。在优秀传统的滋养下，我军各个历史时期都曾创作出许多艺术珍品，形成了各个时代的高峰。各部队文艺单位，不仅延用了战争年代就使用的团体名称，而且也都小心维护和发扬光大了从战争年代起养成的各具特色的传统艺术风格。同时大家也充分认识到，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军队建设的重大变革，向文艺创作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课题，不具备强烈的开创意识，没有开拓前进的姿态是不可想象的。大家常常在谈论着“艺术观念更新”，要求自己能够紧紧追随时代前进的节拍，适应今天观众日益趋向于更高层次的审美需要。仅就第五届会演的十多台话剧而论，便不难感受到这种探索求新的艺术锋芒。一些剧目保持了朴实无华和有着浓郁生活气息的传统风格，着力于刻画富有80年代思想性格特征的军人形象，同时从剧作到表、导演又作出了种种有益的尝试，大幕拉开，耳目一新之感扑面而来。有几台反映部队现实生活的戏，或借用了电影蒙太奇组接方法，或运用了中国古典戏曲的一些程式，创造了象征性、虚拟性的舞台语汇，大大扩展了话剧艺术的思想容量和表现力。几年来有议论说，话剧正处于“疲惫时期”，五届会演表明，这种说法至少一部分是出于错觉。大家都在苦苦地探求着，部队话剧舞台上一个生机勃发的活跃时期是可以预期的。五届会演的又一个富于创造性的重大收获，是京剧现代戏成功地描绘了几位老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不仅受到戏曲界的热情称道，一般不习惯欣赏京剧的青年观众也爱看，这是很难得的。
另外，从一些节目中看到，视深入生活为始终不渝的信条，并努力提高思想文化素质，使我们的文艺队伍得到了全面健康发展。1979年以来，全军多数创作人员曾分期分批奔赴战火纷飞的南部边疆地区访问，有的文艺团体几上老山，多次去西沙群岛，去西藏高原。抗洪抢险，扑火救灾，哪里艰险哪里就有部队，哪里有部队哪里就有部队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为兵服务，经受了锻炼，汲取了创作营养。第五届会演的绝大部分节目，都是长期深入生活的艺术结晶。另一方面，部队艺术家们越来越重视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素养和专业水平。首先是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许多已有相当成就的演员、编导、舞美人员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和其它高等艺术院校深造。多数人则靠刻苦自学逐步改变着自己的知识结构，全军已有2000多人通过了自学中专考试。几年来成梯次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以中、青年为骨干的优秀人才，不少文艺“尖子”在全军、全国乃至国际艺术大赛中获奖。十年来在不断新陈代谢过程中，文艺队伍的阵容又不断得到了加强。
从会演中看，我们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还是某些艺术门类的创作上不来，表演艺术的发展水平在呼唤着高质量的创作。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我们各方面的差距就更明显。如何进一步顺应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唱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在观看会演的兴奋激动之余，我们对这个问题应该认真思索。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改革文学”深化断想
陈冲
改革题材文学在热闹过一阵以后进入了低潮，这是事实。原因何在？似乎还很少有理论家进行认真的分析。说“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直线发展，改革文学出现一段低潮也是正常的”，虽然有助于保持体面，却也避开了不应回避的问题。假如就此拉倒，那也罢了。既然又在议论改革文学，要深化，要走出低潮进入高潮，那么从逻辑上讲，就极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它走入低潮的原因。对此，我们要有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在这里，我只能谈点感想和感觉。
一个至今把握不准的感觉是：究竟应该怎么看“正面写”与“侧面写”的问题？我觉得目前的一些看法，如果不是问题提得不正确，就是解决得不正确。看上去很简单：改革文学应该丰富多样，因此正面写、侧面写都可以，都需要。可是改革文学从发展到落潮的过程，却表明问题不这么简单。改革文学是以《乔厂长上任记》一类正面写的作品初振雄风、热闹起来的，一热闹，群起效仿，形成了一种较凝固且较呆板单调的模式。接着出现了一批“侧面写”的作品，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兴趣，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避开正面，侧面进入，或许正是改革文学深化、发展的出路。此时“正面写”的作品数量锐减，虽有一些作家仍在坚持努力，寻找创新突破的种种可能，毕竟成绩有限，而对这有限的成绩，评论界整个说来是持一种几乎不屑一顾的态度。此外，从事这种正面攻坚探索，政治上并非总能有足够的安全感。比较起来，“侧面写”似乎不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落潮过程，倒是时有佳作出现并受到评论界的赞誉。然而，曾几何时，就在“侧面写”似乎还颇有生命力的当儿，整个改革文学便落入了低潮，连“侧面写”的也同遭厄运。理论界对此有何高见尚不得而知，我觉得似乎应该把这个事实看成一种提示：尽管改革文学必须丰富多样，正面写侧面写都需要，还不仅限于这两种，但在决定整个改革文学的兴衰上，它们的份量却不是完全一样的。是不是可以说，改革文学的深化和新高潮的到来，主要将有待于“正面写”的这部分取得重大突破。我不知道这种突破会以什么形式或形态出现，但我感觉它首先将是对“正面写”这个概念本身的突破。它仍然是正面（相对于“侧面”）写的，但又迥异于过去“正面写”的观念和方法。
对于作家和评论家们自身来说，首要的是观念的变革，尤其是历史观的变革。改革的深化使现实生活空前错综复杂，使我们在对之作出判断时越来越感到没有把握。近期以来，更开始显示一种新趋势，即改革的深化使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大量地出现种种过渡性事物，它们不会长久存在，但它们的重要性又不容忽视。这就更突出、更严格地要求提高作家对生活的宏观把握能力和理论评论家的宏观判断能力。而这种宏观把握、判断能力的主要问题之一（如果不是核心问题的话）就是历史观。
今天回过头去省察以往的改革文学作品，包括一些获得过盛誉的作品，已不难看出它们在历史观方面的局限性。尽管具体到某一篇作品，历史观大都不是单纯的，有时正确的方面还占主导地位；但就改革文学的整体而言，这种局限性是相当明显的。
首先是英雄史观的影响。一些改革家的作用被过份夸大了，思想言行被过份理想化了，结果既未能真实准确地反映他们的贡献，也未能真实准确地表现出社会主义改革家的特定品格。当然，出现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很多。例如，宣传上曾鼓吹过“启用一个能人，救活一个企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种情况。又如，延续下来的文学观念，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模式——在理想的参预下塑造正面形象，再通过这种形象“体现”作者的主张亦即理想。再如，群众中存在着盼望清官的心理，很容易对这种清官式的改革家形象产生共鸣，等等。应当承认，法治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社会机制仍将包括相当大的人治成分，改革家确实常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是这样，就越是要求我们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去分析、把握、表现，透过表象抓住本质。
还有一种现象，无以名之，姑且称为“道德史观”吧。要言之，就是对改革这个历史现象，着重进行道德上的把握和判断。有的主要是对改革中传统美德遭到破坏表示忧虑或愤慨，有的则希望在改革中保持传统美德，有的则意识到改革必定会破坏传统的道德观念，但又希望改革成功之际道德也同时得到复归。除了极少数从维护传统道德的立场怀疑改革的作品之外，大多数这类作品的创作者，以及称赞这类作品的评论家，都是拥护改革的，并且是满腔热忱地希望改革能健康地即合乎道德地向前发展，取得成功。这类作品也颇能得到一部分读者的共鸣。而文学和文学家，较多地注意道德问题大概也是一种传统。然而，历史的前进从来都不是靠道德推动的；正相反，道德总是对以往历史的肯定和维护。从本质上讲，这种观念与改革的观念是有差别、有矛盾的。
我认为，在已有的改革文学中，唯物史观还相当薄弱。唯物史观是个太大的问题，我没有能力正面进行阐述。这任务也留给理论界吧。从一个具体的文学现象看，近两年出现的“文化热”，加强了改革文学对民族文化积淀的关注，开阔了视野和表现领域，这是其影响的积极方面。但在另一方面，也更加消弱了对经济基础，尤其是生产力问题的关注。在我看来，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生产力，而历史观决不能搞多元化。不是说文学都去直接表现如何发展生产力，直接表现经济现象。文学的用武之地主要在精神领域。问题是不能总是从精神到精神，或从文化到文化。基础还是经济，是生产力。作为对生活的宏观把握、判断能力，作为一种“思想武器”，这一条是不能忘记的。抓住这一条，才不会在充满错综复杂、充满过渡性事物的改革现实中目乱心迷，不知所措。
历史观不能多元化，但改革文学中表现出的历史观最终还会是多样化的，不可能唯物史观“一枝独秀”。我觉得，大概只有改革文学中唯物史观大大加强，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历史观的多样化才会有一个健康的格局。那时，带有一定英雄史观色彩的作品，仍能发挥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作用；一定的“道德史观”的作品，则可以起到有益的制约作用。因为历史的前进不仅需要推动，也需要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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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疆军人的风貌
刘佳
第五届全军文艺会演中，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话剧团来京演出了两部军事题材的话剧：《久久草》和《大趋势》。前者是赵寰、金敬迈、陆永昌三位同志的合作成果，后者是张晓然的处女作。两部戏都是反映祖国南疆军人的生活的，都有新意，又各具特色。两部戏的作者，都着眼于反映部队现实生活中军人美好情操的发掘，对事业的追求，对人生的热爱。在保卫祖国和为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有困难和痛苦，遭遇坎坷和消沉，更有欢乐和理想。作者有勇气、有见地地在艺术上进行了创造性的尝试。
《久久草》以喜剧的风格展现在舞台上。故事是一位战斗英雄以其在周围人们选择爱人问题上的亲历亲见，揭示了对人生价值种种不同的观念。这些不同观念的冲突和对立，推动着戏的跌宕起伏：一方面，战斗在祖国南疆的军人，表现出的是“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高尚精神境界；另一方面，有的人却是只顾自己，不问他人，把对方服从自己，自己占有对方做为夫妻共同生活的条件。这样两种不同思想，格格不入，美丑分明，使得观众在抹去眼角泪花的笑声之后的沉思默想中，受到某种启迪和教益。社会生活本是丰富多采的，军人生活也不例外，他们更有着战斗胜利的喜悦，现代化进展的欢欣。把他们多姿多采的生活搬上舞台，更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在这点上，《久久草》作出了有说服力的尝试。
《大趋势》是以五位毕业学员，到部队任职后的际遇，一步步地展开矛盾，又以一位他们的教员来考察的若干情节，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把戏推向高潮的。这五位学员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大都在部队工作过，又在军校学习了几年，毕业后来到部队。都以革命的热情，强烈的进取精神和改革的愿望，以学得的军事科学知识，为加强与加速我军的现代化，做出贡献。这就同因循守旧，看不惯“学生官”的人，发生顶撞。这种新与旧、前进与后退、改革与抱残守缺的矛盾冲突，就构成了此剧高潮迭起的一个个的动人场面。观众会心的笑声表明，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无视现实生活的变化的同志，不只是在一个部队里存在着。
这两部戏所以获得观众好评，主要原因是战士话剧团的作者、导演、演员和舞美工作者，对祖国南疆部队现实生活的认识深而且情感浓，在艺术上又能开掘得广，因而演来实感多于想象，激情优于理想。生活在戏中的那些角色不因在舞台上出现时间短暂而减色，对话不多但言之有物，也清新，人物性格随之而生动地展现出来。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从战士话剧团两部戏的演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底子厚实，而他们还在不懈地追求生活。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反映变革的时代是作家的责任
9月9日，《新剧本》杂志邀请在京的一些戏剧界人士，就戏剧如何反映当前变革的时代，以及如何在反映变革时代中变革自己等问题举行研讨会。
与会者认为，要百倍热情地去写当前改革的时代，这是戏剧工作者的天职。写改革的戏已造成一定影响，但总体上还比较浅薄。随着改革的深化，改革戏也要向深层渗透。首先，剧作者对改革的思想认识要提高，题材方面也不要“卡”得过死，要新，要深，要俏。既要写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还要写改革者的艰辛创业，进而使民族精神的潜能的挖掘，达到较深刻程度。
30余位中青年戏剧创作和理论研究工作者出席了会议。
　（樊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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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小说文体研究的思考
潘凯雄　贺绍俊
对小说文体进行研究并非批评家们一时兴起而变换的游戏。它作为一个富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首先还是由于新时期小说创作实践的变化而引发的。作家们的兴趣不再满足于讲述一个完整乃至新奇的故事，他们试图让自己的作品在故事之外，还能传达出更多的东西。因此，隐喻、象征、寓言等在小说中频繁出现，文句也常取多义、朦胧的形式，小说越来越成为一种读物，它要求读者认真地“读”、“品”，而不是光为得到一个故事。批评家们面对这些作品，深感单纯地采用阐释故事的方式常常会使自己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为了更好地“读解”作品，自然就步入了小说文体研究这条重要的途径。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学中的文体学呢？英国学者戴维·罗比认为，这是“一种集中研究文本的语言形式的文学研究派别”。文体研究显然是一个古老的课题，例如我国古代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对于诗歌风格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诗歌语言形式入手而进行文体研究的实绩。如果从我国小说文体研究的现状来看，那么，这种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的内容：
首先，是风格意义上的小说文体批评。这种批评在目前小说文体研究中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的，它们力图联系作品的内容对其语言形式作出风格意义上的分析，所谓秀丽、幽婉、含蓄、壮美、阴柔等都是风格上的评价，当然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但得出这种判断显然需要具体的分析而不仅仅只是一种概括。当前许多从事批评的同志显然都注意到这点，努力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作出这种分析和判断。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类批评有的还常常只是附着在一篇论文的末尾以作点缀，有的则局限在一般的技巧分析。
其次，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小说文体研究。这种研究的侧重点在于研究作为小说特殊的语言形式和构成，以及这种构成的哲学、文化背景，它往往和当代哲学上的解释联系在一起，其兴趣在于“文本”，从字里行间去寻找到作品的深层的意义。实际上，有些同志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已经在从事着这项工作，如从叙事结构、时态、反讽、通感、象征、模式、意象、精神形态等多种角度来剖析一些作家的部分作品。但是，或许是由于刚刚起步，抑或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自觉意识，真正的精品还不太多，而且常常是一窝蜂，一勺烩，雷同、牵强者亦不少，缺乏细致的“品”和“读”。因此，当这种研究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时，适时地提出其中理应注意到的三个方面的关系或许不无意义。
第一，文体研究与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说到内容和形式，在我们的头脑里会很自然地蹦出一个观念：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对内容也有反作用。从表面上看，这个观念无懈可击，它强调了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性。但如果深入一层，我们就不难发现，形成这种观念的逻辑思维方式依然是古典的辩证思维中的正反合原则，其间依然隐藏着一种机械的切割，亦即首先把文学作品切割成内容和形式两大块，然后再考虑它的关系。但是，随着现代哲学的兴起和现代文学创作实践的发展，人们愈来愈发现这种切割的不合理性。英国评论家克莱夫·贝尔提出的“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的命题恐怕正是对这种机械切割的不合理性进行反拨的极端之词，这个著名的命题虽然有其本身含义模糊和“恶性循环”的不足，但也的确道出了现代人们对所谓内容和形式关系的新认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以往人们往往只是把语言视为工具。进入现代，随着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发展以及作家们对语言功能的重视，这种观念受到了广泛而猛烈的冲击，人们不再把语言视为文学的工具，而是直接将其当作文学的材料。现代语言学发现，把语言看作是以词语为单元的集合物，每个单元都有附着于它的独立的“意义”的传统观点是不够准确的，也就是说，词语并非是单纯作为形式严格对应于它所指称的客观实体内容。现代语言学强调语言共时性的重要性，亦即在不同的关系、不同的结构中，语言将具有不同的含义，这样，就打破了旧传统对内容形式的机械切割，形式也被赋予了意义。因此，在现代意义上讲，形式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内容的展开过程，两者始终相互融合、作用。我们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观念，那么，在对小说文体进行研究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要避免前面提到的那种机械式的切割，把形式仅仅只视作内容的表现形态。但同时也要防止另一种新的机械切割，即把形式孤立地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而看不到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意味。
第二，文体研究与现实社会。现代语言学为文体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但它是把语言作为一个封闭的结构系统而展开理论的，在将其引进到文学领域时，便隐伏着一个陷阱，这就是把文学语言也作为一种封闭的、孤立的结构系统来研究，而忽略了文学语言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因此，在文体研究中，注意将语言的结构属性与语言的社会性结合起来，便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理论问题。关于语言的社会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象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很显然，这里的意思是在强调语言只有在社会生活的约定俗成中才会有意义。此外，还应看到，文体本身也包含着社会性内容，一种文体的兴衰、文体的内在特征，除了文字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外，必然还具有相应的社会背景。因此，对小说进行文体研究决不是、实际上也不可能逃避现实社会，如果这种研究能够在科学的意义上进行，那么它将和小说的社会学研究一起，从而使对小说中的社会内容的研究趋于更加具体、精细和深化。
第三，文体研究的整体观。诚如一些论者所强调的那样，小说的文体研究并不限于作品的既定形式，它还包括着作品的生产方式，是一个涵盖着从创作准备到创作结果的整体过程中的许多艺术问题的动态研究系统。因此，强调文体研究的整体观有利于我们的小说文体研究的科学进行。在西方，许多批评派别都涉及到文体问题，如结构主义、心理分析、新批评、神话学等。但他们都各有自己的侧重点，由于各有其相对独立的主张和研究重心，所以常常又使自己的圈子划得较窄。而当我们今天开始重视小说文体研究时，就理应好好梳理一下前人的研究，而就现状来说，我们比较多地开始注意到文本这个环节，而对“阅读”研究的重视似乎尚未引起更多人的自觉关注，如果长此下去，势必会造成小说文体研究中的空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