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斯诺采访鲁迅前后
埃德加·斯诺旅华10多年期间，同鲁迅有过频繁的交往。1986年9月，在旅美期间，我意外发现了斯诺采访鲁迅的一份提问单、采访记录手稿和根据记录整理的谈话纪要原件。
斯诺为什么要带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单去采访鲁迅？这次谈话究竟是什么时候进行的？
早在1932年，埃德加·斯诺就萌发了要去中央苏区访问的想法，并且在写给他的文学代理人的一封信中，明确地表示出了这一点。“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斯诺认为访问苏区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心要到西北走一趟。最初，他同频繁来往于北平和天津之间的俞启威（即黄敬）联系此事，黄敬遂设法向当时已在华北的刘少奇请示。因当时环境之故，斯诺访问陕北的安排未能及时作出。到了4月，心急如火的斯诺，便决定到上海跑一趟，拜会宋庆龄，表明他希望去陕北的迫切心情，请她给予帮助。临行前，他的夫人海伦·斯诺交给他一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问题单，以便斯诺到上海拜访鲁迅时当面向他请教。因为海伦正在为斯诺选编的《活的中国》一书，撰写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长篇论文，此文当时还没有脱稿，其中有不少问题需要通过鲁迅来定夺。另外，海伦还有一个更宏伟的计划——编写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从斯诺采访鲁迅的问题单看来，是由他夫人提出的。但这些问题与海伦撰写的论文及斯诺选编的《活的中国》一书又都密切相关，所以也可说是他们夫妇俩共同的意见。
我发现的三份材料，上面都没有注明日期。
这次谈话的时间，从斯诺夫妇的著作中，被确证为1936年5月。海伦·斯诺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脱稿于1936年4月下旬，作为《活的中国》一书的附录之一，文末所署写作时间却是“1936年6月”，或许“6月”就是她这篇文章的定稿时间。海伦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鲁迅的一次谈话，其引文正好是斯诺整理的这份谈话纪要的一部分。海伦在引用之前，明确地交待了引文是“最近他在一次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所发表的意见”。斯诺在1937年6月8日出版的一期《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向鲁迅致敬》。文章一开始，他以《一件小事》为例，说明鲁迅的伟大和他品德的高尚。斯诺写道：“去年5月在上海的一次访问中，当我看到鲁迅时，我想起了这个故事。因为当鲁迅出来迎接我时，我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个儿真的很小，只有五英尺多一点。然而，自从我四年前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起，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身材相当魁伟的人。”这短短几句话，不仅证实了鲁迅同斯诺的这次谈话确实是在1936年5月，去陕北前的那次上海之行期间进行的。而且再一次证实这两位伟人的首次会见是在1932年。
（摘自《新文学史料》第三期 安危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精神赡养初探
在现代整个家庭消费结构中，精神生活消费额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人们在晚年时期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表现得更为强烈。由于老年人的生理变化使他们自感已到暮年，从而对家庭生活的需求更为强烈，而满足老年人精神生活各种需要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子女或晚辈在家庭中承担对父母或长辈的赡养义务而实现的。在我国，对精神赡养关系的调整，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往往原则多于具体规范，对违反道德的行为也并不规定明确的制裁方法，义务人不履行精神赡养义务，国家一般也不会出面干预。这就使道德规范越来越不能满足精神赡养关系的发展要求。
从我国现实生活中看，主要暴露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正确履行或积极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的子女鼓励不够，往往只是从道义上赞许，而未能从法律上给予肯定，难以调动子女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的责任感和积极性。第二，对那些不正确履行或拒绝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的子女没有惩罚的规定，显得无能为力。司法实践中，有的地区的人民法院根本就见不到此类案件；有的法院虽然碰到此类案件，也苦于法无明文，而难以受理。精神赡养关系在家庭地位中的日益重要，客观上要求有更具体的家庭社会关系调整器来协调其关系的发展，以弥补道德规范调整的局限。
传统的法律都把赡养法律义务内容限定在物质赡养和生活照料之中。近年来，随着对家庭赡养职能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父母或长辈的精神安慰、敬重提到法律义务的高度来要求，并冲破了传统理论对赡养义务内涵和外延的规定，使精神上安慰、敬重行为被纳入赡养义务的范畴。至于法律如何调整精神赡养关系，包括调整的具体范围，调整的方法，调整手段的层次，在哪些法律、法规中规定，有待于法学界继续探讨、研究。
（摘自《法学杂志》第四期 黄继胜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深化农村改革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面临的是“流通性障碍”。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突出问题：一是一些农产品的购销“放而不开”，出现了反复；二是由于放收的反复，使一些放开了的产品面临着剧烈的供求波动，形成不同规模的市场振荡。这些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主要还在流通，可以叫做流通障碍，或者叫市场机制发育不全。
二、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接轨后，两种改革发展的不同步，又增加了新旧体制摩擦而产生的“体制性障碍”。大体有这样几方面的问题：1、能源、原材料产品价格大幅度上调，从而使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消费品价格也相应提高。2、城市改革的深化，必然抑制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补贴。
三、联产承包制亟待完善的后续工作，表现为“组织性障碍”。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1、地块零碎，形不成区划种植，对技术改造措施的实施带来了诸多困难。2、土地建设、地力培养和土地管理没有章法。3、生产服务功能退化。4、在家庭经营层次上难以形成规模投资能力，造成资金闲置；集体缺乏集聚资金的机制，不能把农民手中的分散资金集中起来。5、农民没有一个与社会、国家对话的代表机构，削弱了社会调节功能。6、整个农业缺乏高于家庭经营层次的积累功能，严重限制了农业的自身发展。
四、缺乏与农民的正常对话渠道，信息传递受阻，政策不落实，群众对改革措施缺乏必要的理论。这一切应归结为“制度性障碍”。
（摘自《农村发展探索》第三期 郭裕怀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宋庆龄的戒指图章
宋庆龄有一枚戒指图章，印面呈椭圆形，镌刻着阳文篆体“庆龄”两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一边，曾广泛联络世界各国友好人士，积极发起募捐运动，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她常常在募捐者的收据上签名，并用此印盖章。由于宋庆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无私无畏，品格高尚，所以她深为国际友人和国内人民大众爱戴，很多人都以能得到她的亲笔签名和印章为荣，因而募捐更踊跃。
这些募集而来的物资和资金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和解放区。1938年至1948年，在胶东、邯郸、苏北等8个解放区中，共资助建立了8个国际和平医院、42个分院，共有11800个床位，建立了几十个巡回医疗队，还资助建立了好几个制药厂。宋庆龄作出了她的特殊贡献。
（摘自8月29日《周末》 束济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世界三大古纸
世界上很早就有了“纸”。但根据现代纸的定义，它们还不是真正的纸，而是原始的“古纸”。这些鲜为人知的“古纸”有三种，即中国的“丝絮纸”、墨西哥的“阿玛特纸”和埃及的“莎草纸”。
我国早在商周时代，劳动人民在育蚕缫取丝棉的过程中，发现遗留于竹席上的那层残丝漂絮晒干后揭下来，竟是一张可供笔墨书写的“丝絮纸”，因此有意仿制，并加以改进。这便是史书上所记载的“薄小纸也”——“赫蹄”。
古代墨西哥南部亚热带林区，生长着一种叫阿玛特的阔叶树。当地印第安族玛雅人在公元初发现这种树皮中有很长的纤维，于是剖皮晒干，加上石灰入水沸煮、剥出纤维、漂洗后填进一种土制粘合物，用光滑的石头反复敲打，使之厚薄均匀，晒干后即成“阿玛特纸”。
非洲尼罗河上游地区，盛产一种高1.5—3米的大莎草。古埃及人将它浸泡、去根、剥皮，取其茎秆切成薄片，交叉排叠，用硬物压磨，并不断浇洒有粘性的尼罗河污水。如此重复多次，经晒后便成为具有相当强度的“莎草纸”。
（摘自8月29日《中国商业报》 晓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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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体检将向X线胸透告别
目前，X线检查已是必不可少的临床诊断方法之一。然而，X线在照射过量时，对机体可以产生各种程度的损害，甚至成为不可恢复的慢性放射病。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已经放弃荧光屏检查而代以X线摄影术，因为胸透所致皮肤的辐射剂量常为摄影的10—100倍。大多数健康人受到X线照射，可能使辐射的晚期效应增加。不久前对某高校健康群检作了一次回顾性调查，发现1977—1985年以来所进行的新生入学体检、在校学生健康普查共18737人次，有98.5％的胸透检查无任何价值，而这些人却受到了不必要的医用X线照射，况且这一人群又都是青少年。如此不加选择的应用X线检查，在人民卫生保健事业上收不到应有的效益，却花费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其实为达目的——防治肺结核病，可先进行结核菌素试验（资料证明结核菌素试验是确定结核感染的唯一方法），对有结核病危险的人群再进行胸部X线检查。这样，可以减少医用X线照射给人类带来的辐射晚期效应和某些遗传性危害，是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环节。改革健康群检中的常规胸部X线检查，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时候，完全符合科学发展的时代潮流。
（摘自8月9日《健康报》 王汉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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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市里的喷泉
城市里的喷泉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又给空气污浊的环境带来雨后般的清爽。据环境监测人员测定，在喷水池四周100米的范围内，空气湿度可达80％，气温较广场其它地区降低3—5℃，水柱、水花和水雾清洗了空气中的尘埃。在喷水池周围10米内，空气负离子数目达每立方厘米2000多个。
负离子，人们冠给它一个雅号：空气维生素。它通过人体呼吸器官进入肺脏，随着血液输送到全身后，能改善人的呼吸功能，增加氧的吸收量和二氧化碳的排出量；可改善大脑皮层功能，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使人精神焕发，注意力集中。它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养料之一。
在自然界，负离子的获得有几种途径：一是高压电磁场的冲击。二是“唧筒效应”。如瀑布的水流的冲击，其落差就形成“唧筒效应”，可产生大量负离子。人们根据这个原理建造了人工喷泉，于是“瀑布”便在大城市里出现了，并且日益多了起来。
过去，由于人们只把喷泉当作点缀城市的装饰品，所以我们城市的人工喷泉一直建造得很少，有些人甚至认为人工喷泉是一种浪费，建了也不让它喷水，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随着环境科学和城市生态学的发展，这种陈旧的观念现在应该更新了。
为了调节城市的小气候，给城市居民制造更多的空气维生素，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城市除了绿化外，还应尽可能建造更多的人工喷泉和小瀑布。
（摘自《环境》第七期 窦洁珊 韦国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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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的祖先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始祖鸟是由爬行类进化到鸟类时的一种中间阶段的产物。1986年，考古学家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发现了一种比始祖鸟还古老7500万年的鸟类化石，并给它定名为“原始鸟”。古生物学家指出，如果事实是这样，那么鸟类是由爬行类进化而来的这一观点将被否定。
关于始祖鸟的起源，诸说不一。有人认为，始祖鸟与恐龙一样，都起源于槽齿类。两者既是“远亲”，又是“近邻”。也有人认为，始祖鸟是由恐龙家族的某一“成员”进化而来。
不能否认，始祖鸟与被称作虚骨龙的小型恐龙，在骨骼上确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因此，早在上一个世纪，古生物学界就有人认为，鸟类的祖先是这个群系的恐龙。古生物学家经过分析原始鸟的化石后，惊奇地发现，原始鸟与始祖鸟相比，具有许多更接近鸟类的特征。
原始鸟生存于2.5亿年前的三迭纪时期，当时正是恐龙刚刚出现的时期。原始鸟的发现，将会否定在此之前关于“鸟类来源于恐龙”的观点。早在原始鸟之前，恐龙是不存在的，起码，至今没有任何人发现比原始鸟更古老的恐龙化石。
原始鸟的发现说明，鸟类起源于槽齿类的观点有可能取代以往的“恐龙说”。如果将鸟类的起源追溯到古生代，那么，这项研究将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从古生代到中生代，正是大批生物种兴旺出现的时代，鸟类也可以说是被卷入这个“兴旺时代”的古生物。
（摘自《知识就是力量》第八期 史国安编译）
第8版(每周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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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三种图书馆学
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理论领域存在三种不同形态的图书馆学。
一、实用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管理方法、规章制度和行政机制改革，研究图书采访、分编、保管和流通。研究者主要由实际工作者组成，实用图书馆学更多的是解决局部的图书馆活动的合理进行问题，其解决方案大多数是通过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经验提出的。
二、理念图书馆学是一种抽象化程度较高的理论形态，它是作为实用图书馆学的对立面产生的。理念图书馆学不满足实用图书馆学对图书馆活动的描述和总结，希望思辩图书馆活动的本质和图书馆学理论的实质，建树全新的图书馆学。
对实用图书馆学微观的、局限于图书馆范围的研究的否定，形成一种以开放为特征的理念图书馆学。这种图书馆学批判传统图书馆学的封闭性，希望在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图书馆活动，更本质地揭示图书馆学原理。
三、第三种图书馆学属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但不同于实用图书馆学。它针对图书馆事业或图书馆活动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宏观现实问题，运用图书馆学原理和各种科学方法，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问题的发展趋势或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
第三种图书馆学以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为当前的研究重点，但不是仅包括发展战略研究。一般说，发展战略问题是宏观的，全局性的、中长期的问题，而第三种图书馆学也研究微观的、局部的、即时性问题。
（摘自《图书馆杂志》第四期 范并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