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承包十忌
孙效良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正在由点到面迅速推开。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引起特别的重视。
一、明确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根本目的，切忌短期行为。
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根本目的，是要形成一种促使企业不断改进经营管理的经济机制，通过自己的努力，增加积累，增加收入。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过去“减税、让利、给好处”的做法相区别。这一根本目的是否明确，关系到一系列具体做法是否正确。在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中，为什么有的地方是“放水养鱼”，有的地方是“竭泽而渔”，原因就在于对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根本目的认识不同：前者是着眼于改进企业经营机制，因而注重长期效益；后者只着眼于解决眼前的问题，因而导致短期行为。
二、明确承包经营责任制在经济改革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切忌单项突进。
最近一个阶段的宣传，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包”字进厂，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其实，经济管理体制是一个复杂系统，承包作为改进企业经营机制的一项改革，只是系统中的一个要素。系统的功能首先取决于系统结构，其次才取决于要素状况。因此，对承包的作用不可估计过低，也不可估计过高；承包既给其它改革创造条件，也需要其它改革相应配套。必须把承包经营责任制放在经济改革的系统中，明确它的地位，发挥它应当发挥的作用。
三、明确承包的主体，切忌主体错位。
现在实际上有两种做法：一是把政府部门作为承包的主体，其中包括市的局和国家的部。二是把企业作为承包的主体，其中包括象铁道部这样实际上类似企业的部门。
把政府部门作为承包主体，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会造成对所属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越管越细，不利于企业自主经营，也不利于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这与政企职责分开的改革方向是相悖的。二是达不到改进企业经营机制的目的，这与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本来意图是相悖的。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承包主体错位的现象，应当防止和纠正。
以企业作为承包主体，还有个人承包、集体承包、全员承包等不同做法。从实践经验看，这些做法各有利弊长短，究竟怎么办好，不宜急于统一规定，而要进行多种探索，然后再逐步规范化。
四、确定承包经营者要经过竞争，切忌用老思路、老办法。
现在确定承包经营者，多数还是用老思路、老办法：政府任命厂长，再与厂长谈判承包条件。结果出现了两个极端：或者是“一对一谈判”，长期僵持不下，最后还是厂长掌握主动权。因为是与既定的经营者谈判承包条件，不合他的愿望他可以不承包。或者全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政府把承包条件定好，要厂长签字认可。这两种极端的做法，都不能保证承包的健康发展。
实践已经证明，通过竞争产生经营者好处很多：一是可以使承包指标更接近实际。因为是通过竞争产生经营者，如果承包条件过高不会有人承包；过低则竞争机制会把条件抬上去。二是全体职工有机会选择经营者，有利于激发当家做主的精神，对尔后实现承包目标大有好处。三是为企业家的成长提供环境和动力，大批有为人才会脱颖而出。四是可以打破用人上的关系网和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当然，通过竞争产生经营者，工作比较复杂，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们的原则应当是：为了好些，宁可慢些，在好的基础上求快。
五、确定承包基数要合理，切忌“鞭打快牛”。
现在确定承包指标，有的是以上一年实现利润或上交利税为基数；有的是以前三年实现利润或上交利税平均值为基数。这样，原来经营管理好的企业，因其基数高，承包指标也就高，企业提留反而少；原来经营管理不好的企业，因其基数低，承包指标也就低，稍有进步就会大得好处。这就是所谓“鞭打快牛”。“鞭打快牛”的结果，是使企业不愿当“快牛”而受鞭打，宁可当“慢牛”而得实惠。
解决“鞭打快牛”的问题，需要用“系数法”来代替“基数法”，即不再以上一年的利税为基数，而是以“经济效益系数”为根据，确定企业承包财政上交的指标。经济效益系数，就是本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同行业的平均经济效益之比。
考虑到当前的实际情况，一下子用系数法代替基数法进行承包，还会有些困难。主要是那些经济效益特别低的企业，会因为风险太大而不敢或不愿承包。因此，作为过渡办法，可以采取“双重标准”，即仍然以上一年的实现利润或上交利税为“基础标准”进行承包；同时以经济效益系数作为“参照标准”进行修正。这样虽不能根本解决“鞭打快牛”的问题，但有以下好处：一是既可照顾现实情况，又可减轻“鞭打快牛”的程度；二是在调整承包基数时，不是单凭主观意志，而是有了客观根据；三是经过修正后的承包基数，虽不完全合理，但却摆在了明处，使经济效益差的企业明确差距，以便努力赶上去；四是开始从“基数法”转向“系数法”的轨道，为今后完全按经济效益系数进行承包打下基础。这最后一条好处，对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具有长远的意义。
六、递增比例要体现发展政策，切忌改革与发展脱节。
改革要与发展相结合，改革要促进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和政策目标，承包经营责任制也应当体现这一原则。但从实际情况看，这方面还有些问题。例如，有的只包上交利税，不包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任务，这势必使企业留用资金的使用失去政策导向。又如，有的应当发展的企业，由于当地财政上交任务重，确定的递增比例高，使企业没有用于发展的资金；而有些不应重点发展的企业，由于当地财政上交任务相对较轻，确定的递增比例比较低，留下的发展基金反而比较高。再如，有的承包基数和递增比例一年一定，使企业心中无底，不能规划长远的发展。
为使承包促进国家计划目标和政策目标的实现，做到改革与发展相结合，在指导思想上要明确，承包经营责任制不仅是增强企业活力的一项改革措施，也是实现国家计划目标和政策目标的一项政策措施。因此，在确定承包条件时，不能仅考虑财政状况，还要考虑发展任务。在承包内容上要明确，不仅要包财政收入的增长，还要包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任务的实现。在承包期的确定上要明确，基数和比例不宜一年一定，而要一定几年。在确定承包递增比例时，对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任务重的企业要给予照顾。
七、承包指标要科学，切忌过简与过繁。
现在两种情况都有：过简的只包上交利税一个指标；过繁的把品种、质量、安全、设备、成本、消耗等都囊括在内。
只包上交利税一个指标，不仅很难保证改革与发展结合，而且会造成为了利税的增加而增加投资，扩大能力，从而给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增加新的压力，又同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的方针与依靠技术进步的方针相矛盾。这不仅是推论，而是已经出现的苗头。
把许多指标甚至是互相重复的指标都包括在承包指标之内，看起来似乎全面，实际上很难实行。凡是承包指标过繁的单位，许多指标形同虚设，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也无法检查，无法落实到奖罚。
八、要明确甲、乙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切忌不对称的承包合同。
既然承包是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用合同形式明确起来，有的还经过公证，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就必须明确政府（甲方）和企业（乙方）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现在的情况是，多数承包合同只明确了企业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明确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或者企业的责任是实的、硬的，政府的责任是虚的、软的。例如，有的工厂按指令性计划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下计划的政府部门不承担任何责任；有的工厂按政府下达的贷款指标承包了技术改造任务，却不能按时拿到贷款，政府和银行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其它如水、电、气供应，也有类似情况。这种责任义务不对称的承包合同，很难讲什么严肃性。长此以往，很可能使承包经营责任制本身“贬值”甚至夭折。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不能只由企业主管部门代表政府与企业签定承包合同，政府各有关部门都要在合同上签字，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
九、要创造企业自主经营的环境，切忌过多的行政干预。
从根本上说，企业必须处于能够自主经营的环境中，才能实行真正的承包。现在由于各项改革不配套，还做不到为企业自主经营创造充分的条件，但至少要创造必要的条件。例如，企业除照章纳税以外，不能再有各种名义的摊派，否则，就应调整财政上交承包指标。又如，按规定机构设置早已是企业的自主权，但有关部门又以种种名义横加干涉。再如，用人权早已明确给企业，但实际上，企业不需要的人有时不能不要，企业需要的人想调又调不进来。如果说形成市场体系这个企业自主经营的条件一时还难以办到，取消上述种种行政干预，目前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在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中，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给企业创造自主经营的环境。
十、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要扎扎实实，切忌一哄而起。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能搞好的事情。要进行必要准备，要进行调研和计算，要做大量过细的工作。但当前确已有些地方不做过细工作，企图短期内就全面推开。有的市一个上午就签定了十几个承包合同，十几天内就要完成几百个企业的承包。因此，叫做“一哄而起”并不过份。这种做法的结果，很难避免出偏差、出纰漏，到头来还得从头做起。
提出以上十个问题，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保证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健康发展。这些见解并不一定准确，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以期引起注意和讨论。
第5版(理论)
专栏：
重视实现目的的手段
——访日归来的一点感想
李定中
不久前我参加中国经济记者访日团去日本访问。
我们到东京访问的第一家企业是有名的横河电机株式会社（公司）。这家公司在生产自动化控制设备与各种仪器仪表方面，在当今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它早在1957年就开始了同我国的友好往来，30年来先后向我国石油化工、钢铁、化学纤维等行业出口60多套设备，转让7项技术，累计成交额约800亿日元。此外，它还同西安仪表厂合办了“西仪横河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双方各出资50％。在对这家友好企业的访问中，引起我们很大兴趣的是它关于本公司的目的的说法。它着眼于公司、职工、社会（其中包括顾客）三方面的相互关系，从中提出了公司的六项目的：一是“通过从事的工作对社会作出贡献”；二是向社会提供“最优良的产品、最周到的服务”；三是获取“利润”；四是公司的“发展”；五是使职工从事“具有生活意义的工作，具有理想的工作，不断开拓个人的潜力”，“建立气氛开朗的工作环境”，“由全体职工参加的经营”；六是使企业与职工不忘“来自社会的恩惠”，作出“作为一个市民、一个国际人应有的贡献”。在交谈中，横河正三社长说他这个关于公司的目的的想法，早在25年前，当他还是个“年轻美男子”时就已产生。他的这一想法，对横河公司的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我们知道，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本来只有一个，这就是利润，即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所以，横河企业这种关于目的的说法，实际上可以说是企业为了搞好经营管理所提出的六项目标，这些目标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层次，其中既包括了目的，也包括了实现目的的一套手段。在交谈中，社长先生也承认这一点。他举例说，如果没有前两条，也就达不到第三条：利润。因此，他说为社会服务得好，不仅是目的，还是获得利润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之道。这就是为了获取利润，企业家必须重视两大问题：一是要为市场提供最优良的产品与最周到的服务，同时价格要有竞争性；二是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须千方百计促使企业的职工努力工作。谁在这两个问题上做得好，企业就会兴旺发达；谁在这方面落后了，就有可能面临垮台的危险。在日本访问期间，处处使人感到这一点。同时，值得指出的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企业为了解决第二个问题，所采用的办法与19世纪相比，甚至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比，也已经文明得多。
资本主义企业为了实现盈利的目的，十分重视寻找切实有效的手段，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说资本主义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需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手段，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了实现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目的，同样需要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手段才行。不仅如此，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当它们各自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或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它们为了实现各自的目的所采用的手段也需要一定的变化，否则，就难以顺利地达到各自的目的。比如，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达到目的，它主要采取了尽可能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手段，而在后来，就越来越靠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了。就社会主义生产来说，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为了实现其目的所采用的手段，也有着重大的差别，并且这种差别还会影响到目的实现的程度。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和有关的解释是大家熟知的。其中关于达到目的的手段，就只讲到了“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他的这一提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传统的旧经济体制的特点。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产品经济的旧体制下，缺乏商品经济正常运行的一套机制，企业只是依附于国家或有关行政当局的“算盘珠”，谈不上什么独立性，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独立自主的经营活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斯大林在考虑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所必须采取的手段时，也就只考虑了先进技术的作用，而从根本上忽视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要性，忽视了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企业这一基本环节，不把企业经营管理纳入视野。实践证明，这种产品经济的旧体制，并不能很好地推动技术进步，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由于缺乏充分有效的手段，也就未能令人满意地得到实现。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它的一项根本任务，可以说就是要找到能够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很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一整套手段。
从这点出发考虑问题，就必须重视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企业的作用。为此，首先要如实地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仍然存在着多元化的复杂的利益关系。社会主义的企业也有着自己的利益，它生产经营的直接目的与动机，与它追求自己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从宏观管理上看，对企业这种与追求自己的利益相关的生产经营，不应仅仅着眼于
“堵”和“压”，而应着眼于“疏”和“导”。通过这种疏导，使企业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尽可能地满足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应该承认，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对宏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仅要理顺各种经济关系，给企业创造大致公平的从事竞争的外部环境，而且要建立起并善于运用一整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正常运行的机制，尽可能使企业生产经营的发展、效益的提高和盈利的增长，同时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有效手段。我们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从根本上说，也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
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经营管理和宏观经济调节，既具有资本主义的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发达商品经济的某种共性，这种共性，正是我们可以参考借鉴的客观基础。从微观看，以横河电机公司为例，它为达到目的而采用的一系列手段，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无疑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从宏观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作为“总体的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通过一系列经济杠杆、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乃至经济立法等等，利用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动机，可以对其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有关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和调节。它们在这些方面积累的正反经验，无疑对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中公有制占主导地位，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只要经济体制改革搞得好，这种优势不论在微观上还是在宏观上，都会真正发挥出来。例如就微观说，我们的企业在实现横河企业所说的第五个“目的”方面，就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而就宏观说，我们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宏观调控，也完全有可能比资本主义国家搞得更有成效。当然，这些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为一方面，客观上要求商品经济有个比较充分的发展，另一方面，主观上也要求我们培养出大批有才能的企业家与国民经济管理人才，并且不断提高广大职工的素质。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加快改革的步伐，尽可能缩短这个过程。在这方面，我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评
一部比较完整的长征史
——《中国红军长征记》
王铸人
河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郑广瑾、方十可撰写的《中国红军长征记》一书。这是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地记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史书。
描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过去已经出版了一些，但是这本书确有一些鲜明的特色。
一、它是中国人写的一部比较完整的长征史专著。长征，早为中外人士所注目。我国一些老帅、老将军和亲身参加长征的老红军，已经写出了不少珍贵的回忆录；一些军事理论工作者也写出了不少论文和简史。美国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以及后来斯诺夫人在她的《续西行漫记》中，也对长征作了有声有色的描述。上述这些著作无疑都是读者了解长征、学习中国工农红军革命精神的好读物。但是，收集大量确凿的史料，经过潜心研究，写出一部系统、完整的论述长征的史书，仍是人们殷切期望的。作者郑广瑾是一位部队的政治工作者，他很早就立下宏愿要做这件事。特别可贵的是在他离休后，集中精力广泛搜集材料，自费到红军长征曾经经过的云、贵、川等地实际考察，经过多年的精心研究，辛勤笔耕，终于同方十可合作写成了这部巨著。
二、比较完整地记述了红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四支红军队伍长征的历史，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以往出版和发表的有关红军长征的著述，写中央红军长征的多，或者写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长征的比较多，写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少。这部长征史以记述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为主线，同时也写了四方面军、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
三、这本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材料丰富。据粗略统计，全书所用的材料仅注明出处的各类图书、报刊文章、记录等文献资料就多达200余种。凡述多有所据，论从史出。有人说，这是一部资料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话也不无道理。书中除大量引用了党的文献外，还引用了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的言论和不少老红军的回忆录，也批判地运用了一些反面材料。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做到了集红军长征史料之大成，读者可以从书中读到很多自己感兴趣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
第5版(理论)
专栏：
《民国春秋》很有特色
夏里
在当今中国数千种刊物中，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月创刊的《民国春秋》双月刊是一个后来者。但是，在民国史研究领域，作为普及民国史知识的通俗刊物，它又是第一家，而且迄今为止是唯一的一家。
《民国春秋》的生命力正在于它是普及民国史知识的全国唯一的通俗刊物。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对民国史研究不多，了解甚少。近年来，民国史成为历史学研究的热门，这个领域中每一新的成果的涌现，都特别引人注目。很自然，《民国春秋》这本精心编辑、独具一格的刊物，也博得众多读者的青睐。
《民国春秋》以全国唯一的民国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为依托，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民国史专家、学者为后盾。它每一期都要披露一点罕为人知的新材料，发表一些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的新成果。如第一期刊出的《李荣关于护卫孙中山遗体经过之报告》一文，首次公布了1926年初，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威胁到孙中山遗体安全，西山守灵人员曾一度将遗体极秘密地转移他处，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民国春秋》得天独厚，资料来源丰富，专家们乐于为之撰稿。这是它自立于刊物之林的又一个重要条件。
《民国春秋》“雅”和“俗”结合得好，它有相当的学术性，但不象有些学术刊物那样艰深。它是普及读物，但不象有的通俗刊物那样俚俗。它通俗之中有学术，学术问题以通俗形式加以阐述。在这方面，有的同志对《民国春秋》有两句评语，一曰“专家学者不厌其俗”，二曰“青年读者不觉其深”。由于这个缘故，《民国春秋》无论在青年读者中，还是在中老年读者中，无论在干部中，还是在文史工作者中，都拥有相当多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