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一个独特的视角
——《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摄影展观后
谷瀛滨
全部作品以中国为题材，全体作者都是外国人，这样的展览在我国大约是首次。这大概也是影展引起国内外极大兴趣的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9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大步前进的9年。外国人怎样看？在他们眼里当今中国的形象是什么样？影展在61个国家上千名作者的近万幅作品中选出的近500幅作品，从各个角度作了真实生动的回答。这次参展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外国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的目光，不再是紧盯着中国秀丽的风光、独特的习俗，而是把镜头直接对准生活、人民，对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腾飞》（见右图）、《同一片蓝天》、《葛洲坝夜景》和《上海港》等作品，以恢宏的气势，正面展示了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奋进崛起的雄姿。《我的土地》、《快乐的农妇》、《货好不怕挑》和《农贸市场》等，则以热情明快的色调，表现了我国农村近年来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拍摄生活情趣的大量作品，如反映农村儿童学开拖拉机的《让我试试》，表现退休老人生活的《人间重晚晴》、《对弈》，反映农民滑旱冰的《业余爱好》，以及表现儿童生活的《阳光》等，角度新颖，情真意殷，无一不是对中国人民新生活的赞美。当然，摄影家也不会放过中国的锦绣河山、秀丽景色。但较之过去，无论构图、色彩，还是用光，都更为精致。《漓江山水》的作者，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景色，拍得如梦如幻，如歌如诗。
影展中还有一部分批评性作品。诸如，反映损坏文物的《如此休息》、《脚下留名》，反映不讲公共卫生的《随便吗？方便》，不讲公共道德的《上下之间》等等，作者尽管没有直抒胸臆，但曝光瞬间所显示的画面，却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爱憎。这些批评性的作品，观众不仅不感到反感，反倒更觉得真实客观。
从影展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外国摄影家在把握形象思维的特点，准确运用摄影语言和各种表现手段，能动地反映生活方面，显示出了较深厚的功力和高超技巧。如当年季米特洛夫的摄影师、70岁高龄的保加利亚著名摄影家甘乔·斯托特诺夫的《有朋自远方来》就是突出的一例。画面上看不出背景，更没有人物，有的只是一只只不同颜色、不同式样、贴满各国航空标签的旅行箱。作品视角很小，却意蕴深长。它通过无声的语言告诉人们，这里是机场候机厅的一角，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的朋友。于是，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景象便自然地表露出来。再如，拍摄我国寺庙建筑的作品已经屡见不鲜，然而，美国八大风光摄影家之一的李元的作品《西藏寺庙》，却独出心裁，他避开正面表现，把镜头从侧面对准直上直下的石阶和石阶前踽踽而行的僧侣。摄影家充分利用雪后色彩的明暗、光与影的交错，渲染气氛，强化效果，烘托出宗教建筑在人们心理上所产生的庄严和神秘感。又如我国素有“自行车王国”之称，法国摄影家骆朗斯的组照《自行车上》，以追踪拍摄的手法，只把镜头对准个别车辆（甚至有的画面只是自行车把），通过倾斜的景物、晃动的车把，造成一种紧张感，使人强烈感受到置身这个“王国”的躁动和不安。
这次影展在中外人民之间架起一座相互了解和加深友谊的桥梁，使中国观众不仅是欣赏摄影艺术，而且由此更为全面地了解自己，从中受到独特的启迪。
第8版(副刊)
专栏：剧谭
戏曲现代戏的新样式
——看湖南花鼓戏《破铜烂铁》
王蕴明
一个目不识丁的雇农，却奇怪地戴着地主的帽子被改造，一对患难与共30年的情侣只能偷偷地相爱，“没结婚，先养崽，媳妇当伴娘，儿子做招待”。这出貌似传奇，近乎荒诞，却又立意严肃、内蕴丰富的戏，就是湖南省湘潭县花鼓剧团最近在京演出的现代戏《破铜烂铁》（编剧颜枚魁、张建军，导演张建军）。
一个小剧团靠自己集资排演的一台现代戏，由县、市、省到首都，连演100余场而不辍，受到不同层次观众的喜爱，其缘由不能不令人深思。
《破铜烂铁》是一出悲喜剧，它以荒诞、夸张、变形的手法，折射着严峻的现实，以谐谑、喜剧的形式，诉说着生活的悲剧。它既是对昔日蹉跎岁月的深沉反思，又是对新生活的热情赞礼。戏曲现代戏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其间不乏优秀的正剧、悲剧、喜剧，但象这样的悲喜剧，尚不多见，颇具新意，而它的成功，恐也在于此。
戏曲现代戏当前遇到了困难，主要是受到了观众的冷落。如何重新唤起当代观众的热情，湘潭县花鼓剧团用自己的艺术实践作出了回答。它继承了传统戏曲的叙事方法，以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同时又用简练的笔触塑造了老队长、主人公的儿媳们等各具特色的喜剧人物。
全剧以“逗把人”串场，介绍人物，点拨关节，又与剧中人“同进同出”，公开声言在演戏，却又具真情实意。这种既“体验”又“间离”的表演方法，既是戏曲的传统，又是对现代表现方法的化用。场面铺陈，以定点宣叙为主，又辅以多空间、闪回、
“屏幕透视”等时空处理。音乐唱腔以花鼓戏的主旋律为基调，糅以现代歌曲的时代音色。“中西混合”乐队的伴奏，既保持了花鼓音乐的基本特色，又奏鸣着强劲的时代旋律。舞台设置简练而有层次：舞台上钢木结构的平台屋架及叠立其上的“电视屏幕”，成为架设于舞台与观众席之间的阶梯，构成一幅立体而和谐统一的图景，创造了一种剧中人与观众相交融的特定的戏剧环境。
这种编、导、演、音、美的全面创新，形成了全剧独特的艺术风格。作者自称逗把戏。逗把者，玩笑也。这是花鼓戏的传统，它体现着湖南人民的幽默性格，飘溢着湘水风情的“辣味”。
但《破铜烂铁》在对人物心态的揭示和对人物命运的历史与社会根源的开掘上，还比较浅，还缺乏较深层的哲理性。同时在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在纵向继承与横向借鉴的结合上，尚未臻融会贯通之佳境，发扬花鼓戏的固有特色也似嫌不足。
第8版(副刊)
专栏：
寻找
露菲
几十年没回故乡了，故乡有什么变化不得而知。我盼望着回去看看，哪怕看上一眼。我要从故乡褐色的土地里寻找一些儿时的回忆，来滋润因思念而焦渴的心田。
这机会终于有了。
火车停在站台上，我走下车来。偌大一个站台，旅客熙熙攘攘，年轻人穿着笔挺的西装、咯噔噔的高跟鞋……这是我故乡的车站吗？哦，我感到陌生。可是明明有“潍坊”二字映入眼帘。想起那露天的站台，带着战场硝烟的军人，在烤人的烈日下，在漆黑的夜里，吆喝着登上西去的列车。这是1948年夏日的印象。眼前的景象与过去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了。我怎能不感到陌生呢？
进到城里，到处是新建的楼房，漂亮的商店，宽阔清洁的街道，跟我记忆中的那个小城无法相比了。我寻找那条水流滚滚的白浪河，那曾打湿了我裤角和鞋子的白浪河，如今它在哪里？当我经过一座桥时，我看到了干涸的河床，不少地方还长有杂草。难道这就是我日夜思念的白浪河？故乡的河不该没有水啊！
我要去拜见我的小村庄，那是我的出生地。它的正名很少有人提到，可是方圆几十里谁都知道沟西。
几十年来，不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忘不了这个贫穷的小村。当年为向根据地输送革命者，我走遍这里的大道小路。我怕走夜路，怕走坟地，我还怕鬼。父亲告诉我，这是抗日工作，必须要做。但这话不能对外讲。有一回我牵着小毛驴送一位姓丁的女同志去根据地，她一身城市打扮，又不会骑毛驴，我只好牵着空驴和她同行。一出家门，招来许多好奇的眼睛，有人小声问我：“她是谁？”“是俺们请的大夫。”我说着目不转睛地走了。心想，我才不告诉你们呢，这是秘密。
汽车在去沟西的路上行驶着，快到村头时，一位老人擦身而过。陪我回村的表弟喊住了他，然后告诉我：“这是刘子福，是村里的老人，也许你还认识。”
一听“刘子福”三个字，几十年前那个惊险场面即刻映现到眼前：两个带枪的汉奸闯进村学堂里，用枪指着刘子福和他的伙伴王子华问道：“刘子福、王子华家在哪里？把他俩找来！”
几十年我没有见过刘子福，没想到这次路遇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年轻人。眼前这位满脸皱纹，牙齿脱落的老人，真的是刘子福？我简直不敢相信。
到了村里，子福老人领我参观了他的住房和他搞运输的拖拉机。我问他这几年的生活怎样，他高兴地说“一年到头吃麦子”。当年的老战士，今天的老农民，心满意足。不过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却感到沉甸甸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们在村里转了转，那些低矮的泥房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砖瓦新屋。但是那河、那湾却不见了。街上来往的都是陌生面孔，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显然，他们把我当成外乡人了。心里不免有些苦涩。
子福老人领我去看望我的祖父的坟。他长眠在村东北角的公墓里。没有墓碑，只有黄土一堆。抗战开始，他便全力支持儿女们抗日、革命，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党的地下工作站，家里几亩地的收入也全部资助了革命事业。为革命倾家荡产没有二话。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祖父历尽艰险，出生入死，一直过着动荡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象一个普通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死后没有悼词，没有墓碑，悄然躺在家乡寂寞的黄土里。我捧起黄土一把，撒在他的坟头上。我咽下涌上来的泪水。
走出墓地之后，辽阔的田野，深远的蓝天，驱散了那阵悲凉的雾，心里渐渐充实起来。儿时的足迹已模糊不清，但我寻找到了一个灵魂。一个平凡而又高尚的灵魂。这就是长眠在褐色土地里的我的祖辈。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永远激励着我前进。
第8版(副刊)
专栏：
错得有“理”
蒋孔阳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是人民的心声，应当反映出人们某些富有时代特征的心理结构和心理状态，然后抓住人们的心灵，唤起人们的注意。鲁迅的《阿Q正传》刚一发表，就立刻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引起极大的注意，这就因为它抓住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相当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受尽欺凌和屈辱，但却不敢正视现实，而只是以精神胜利法来自欺和欺人。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虽然艺术力量比较薄弱，但也因为抓住了一种时代的心态，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共鸣。
我们今天，是改革和开放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我们的心态，应当是意气奋发，精神昂扬。但是，由于“四人帮”极左路线长期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创伤，以致在某些人的身上造成了“错得有理”的心态。这种心态，象细菌一样散入空气，渗入生活，从而腐蚀人们的灵魂，使人们不仅不能面对现实，明辨是非，而且不愿意承担任何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甚至犯了错误，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他也心安理得，似乎他的错误也是应当的、有理的。谁要点明了他的错误，他就哇啦哇啦，用大嗓门来掩盖事实，来证明他的正确。这样的同志，过去，他们丧失了“自我”，只知唯命是从；今天，还给了他们“自我”，但他们又不懂得尊重“自我”的真正价值，以为“自我”不是表现在正常的与人尽责任的关系中，而是片面地夸大自我，以自我来排斥他我。结果，我成了一切的标准。我是唯一正确的，我的错误自然也是正确的了。
赵树理在《三里湾》中，曾经描写过这种“错得有理”的心态，塑造了“常有理”这样一个典型的艺术形象。今天，经过
“四人帮”的毒害，“常有理”大量地进入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各行各业中，成了腐蚀社会主义事业的消极因素，应当引起作家的关心和注意。事实上，有的作家已经注意到了。例如刘心武的《钟鼓楼》，当中就描写了一个售货员潘秀娅。顾客上门的时候，她要与同事讲话、聊天，或者清点款项与单据。顾客等急了，对她的服务态度有意见，她不仅不在乎，而且振振有词，堂堂有理。她认为她这样做，是为了显示出售货员的“独立价值”，是要使顾客“意会到不是他们有求于顾客，而是顾客有求于他们”。她把忽视一个人应尽的社会责任，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她不仅在工作上犯错误，而且堂而皇之，把自己的错误当成真理！试问：如果每个人都以损害工作或犯错误来显示自己的“独立价值”，来表示自己的“错得有理”，那么，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还将如何进行？
因此，揭示这种“错得有理”的心态，引起社会的注意，把它改正过来，我认为是我们的作家应尽的一种责任。我也希望其他的作家，能够注意“错得有理”这一时代心态，从不同的行业去加以描写，让人们不再把错误当成真理，而是知错能改，那就好了。
第8版(副刊)
专栏：
故乡的河
周之德
挽起岁月的洪峰
雕塑山乡宽阔的脊梁
几千岁了
额上的皱纹未增未减
你以愈合一切伤口的顽强
吞下那么多祖辈的艰辛
然而你潺潺流淌的
正是子民们的渴望
田野纵然龟裂
靠你捧出五月的映山红
你会衰老吗
少女般羞涩的绿色
褪去了还会复生
我把你紧紧搂在童年的怀中
今天我知道你
又会重复往昔的叮咛
西山一片夕阳红
故乡的傍晚犹如黎明
你的音韵注入了大地的繁荣
第8版(副刊)
专栏：
腾飞〔苏联〕 弗拉迪米尔·维拉特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