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8月7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魂系银弦 艺传海外
——访北京古筝研究会会长曹正
孙焕英
赴美数月归来的曹正先生,灰白的头发又稀疏了许多。如果说这记载了他出国讲学的辛劳,那么他的满面红光和笑容,则显示着他远渡重洋传播中华文化的成功。
曹先生在美期间所受到的欢迎和引起的轰动,是少见的。美报用大幅照片和醒目标题对此作了报道,除主邀单位马里兰大学和旧金山古筝乐团之外,陆续又有哈佛大学、匹兹堡大学、密执安大学等十来个大学和城市向曹先生发出了邀请。
“看来,古筝艺术在外国是很受欢迎的。”我翻阅着照片和报道,不禁发出了赞叹。
“这并不奇怪”,曹先生谈起了他的筝艺观。他认为,筝是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尽管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曾抱有偏见,称之为“淫筝乱琵琶”,但这并不能降低筝的魅力。因为筝艺术来自民族民间,所以,其生命力非常持久。他还说,对古筝艺术,对于东方艺术的美,外国人很渴望了解,希望得到这方面的艺术享受。古筝的许多曲目,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创作的,都追求旋律之美。这一点,正是东方音乐的特质。这对西方听众来说是很新颖的。
经过曹先生的回忆,我才知道,他已经为古筝奋斗了50年了。16岁的时候他听到了娄树华先生演奏古筝。清脆的琴声、深幽的意境,竟把他的魂给勾了去。他决意拜娄先生为师,走上了筝人的艺途。1947年,他在徐州举行了古筝独奏音乐会。不久,又受聘任教于南京国立音乐院,把古筝捧上了音乐学府的讲坛。解放后,他先后任教于沈阳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并教授外国留学生,把古筝艺术传播到了域外。可以说,世界上只要有筝响的地方,就有曹氏的传人。一些外国著名的音乐家,已经开始了对曹先生的专题研究。至于国内,那就更不用提了。有人为曹先生作了个统计,开玩笑地说他,“弟子300,稍逊孔丘”。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平静后的沉思
——海峡两岸作家艺术家的一次合作
缪俊杰
最近,著名加拿大籍台湾女作家陈若曦回来访问和讲学,适逢由张弦、秦志钰根据她的小说《耿尔在北京》改编的影片《失恋者》摄制完成双片。他们邀请林丽韫、阎明复等有关负责人和在京友好会见并观片。大家和这位来自海峡彼岸的女作家相聚一堂,气氛十分融洽。看片以后,陈若曦、张弦、秦志钰和笔者,就影片的拍摄过程和创作得失进行了交谈对话。
笔者:陈女士,你这次回来走了许多地方,在离京前,又看了根据您的小说改编的影片,您对这次合作有什么感想和看法?
陈若曦:《耿尔在北京》是我的小说集《尹县长》中的一篇,写于1974年。海外早有单行本。1985年福建的《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把它介绍给大陆读者。这次张弦先生和秦志钰女士把它改编成电影,并很快拍摄出来,我很感谢张先生、秦女士和北影厂的朋友们的帮助和合作。
笔者:陈女士,这部小说在海外是否也有拍成电影的打算?您为什么同意由大陆的编导和制片厂来改编和拍摄这部影片?
陈若曦:这篇小说,海外很熟悉,也许拍成电影更宜。八年前,台湾中影有意拍成电影,我出于政治等方面的考虑,不肯让出版权。后来有两位导演亲自到美国柏克莱我家里商谈,我仍然拒绝,因为我怕台湾把它拍成“反共八股”。我很想大陆有人来拍,苦等了八年,终于有人注意到这部作品,北影厂慷慨应允开拍,我个人感到非常欣慰。
笔者:秦志钰同志,您当初是怎样想到要把《耿尔在北京》改编成电影呢?
秦志钰:陈若曦女士“文革”时期在大陆度过了七年,她离开大陆后,写了一系列反映“文革”真实生活的杂文和小说。《耿尔在北京》写一个留美学生归国后两次恋爱均因政治的粗暴干涉而失败的故事。在海外有很大影响,已有英、日、德、法、荷兰、挪威、瑞典等文字译本。我觉得,这是她的“文革”小说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我很喜欢这篇作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有一定原型,但我们也可以从耿尔的身上看到作家本人的影子,看到作者作为归国游子的独特感受和激情。这正是作品如此真实感人的重要原因。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将内心的震撼和愤懑,化成为深沉的思考,用平静的语调,不动声色地讲述了这个悲剧故事,令人读后回思不止,久久不能平静。就这样,我想通过电影的传播手段,介绍给更多的读者和观众。
陈若曦: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境遇,我也曾激动过。但写作品时,我的心已经平静了,可以说是平静后的反思,或者说是平静后的沉思。
张弦:对,我同意这种说法。这不是感情的冲动,而是痛定之后的反思。秦志钰要把《耿尔在北京》改编成电影的想法,得到陈女士的允诺和支持以后,他们一起到南京找我合作。我很感动,并立即答应全力以赴,搞好这个片子的改编。去年8月,陈若曦女士应邀参观了北影厂,胡其明厂长、赵绍义副厂长会见了她,并表示一定全力支持把这部体现海峡两岸作家艺术家真诚合作的影片拍好。重任在肩,我和秦志钰同志不敢轻忽,经过认真阅读陈女士几乎全部已发表的作品,找科学院归国留学生们进行多次采访,重新讨论了剧本的构思、情节、格调,合作写成了这个本子。
秦志钰、张弦:为了集思广益,尽量把日后的遗憾消除在剧本创作阶段,中国影协艺术研究部为这个本子邀集了在京的电影理论家邵牧君、郝大铮、郑洞天等同志座谈,我们去年又听取了钟惦棐同志的意见。所以说,很多同志都为这部影片出了力的。
笔者:陈女士,你觉得影片改编得怎样?是否忠实于您的原著?
陈若曦:我的小说虽然是写“文革”中的悲剧故事,但我不是把它写成“伤痕文学”,主人公耿尔既未挨打也未挨斗,更没有隔离审查下牢进狱。他的不幸是纯洁的心灵受到摧残。他两次真诚、纯洁、郑重的、本来可以实现的爱情,都被那极为荒谬可笑的理由给轻易地扼杀了。我的作品是写“文革”特定时期耿尔的不幸。现在他们两位改编的影片相当忠实于原著,而且丰富提高了我的原著。但影片“淡化”了时代背景,有些海外观众不了解这个背景,有可能引起某些误解。其实现在情况变了,海外归国学人在爱情上再不会有耿尔这种遭遇了。所以我看,不能把这个背景太“淡化”了。
张弦:我看这个可以弥补一下。我们的考虑主要是为了表现主人公的真实感情,不搞过分的火爆和花哨。所以在艺术风格上追求平实的叙述,不过分强调戏剧性。但我们注意用了对比的手法,通过对比,塑造耿尔、小金、小晴这三个人物的不同性格。通过三位善良的当事人的遭遇,剖析摧残人性、毁灭人道、剥夺人权的那些荒谬理由的本质,开掘历史的、社会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呼喊尊重人、爱护人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对于那特定的时代的氛围还可以再加强一点。
陈若曦:我明天就要离开北京回旧金山。我感谢大陆的艺术家们的合作,希望今后进一步增进这种合作。
笔者:谢谢各位。


第8版(副刊)
专栏:文艺小百科

新兴的“建筑画”
詹明
最近,我国的建筑画引起了许多观众的浓厚兴趣。对美术园地里的这枝新葩,不少人大概还不甚了解,一定会问:什么是建筑画呢?
建筑画,说白了就是画建筑,再准确一点讲,就是表现建筑物及其环境特征,为建筑创作服务的一种绘画形式。一名建筑师如果要设计一座建筑物,他一方面必须完成建筑工程图,另一方面也要画出建筑画,以图画的语言,展示建筑师的思考和创作目标,便于别人了解整个建筑的设计。可以说,建筑画是建筑师与大众相互沟通的最生动的手段。现在,在一些城市的建筑工地旁,我们常常会看到巨幅的建筑画,从上面一望便知正在建设的建筑物是个什么形状。
建筑画是绘画艺术中的一种,许多美术表现手段都可适用其间,它也需要外在的艺术美和内在的神韵。不过,与其它种类的美术作品相比,也有不同。一般来说,建筑画应该多从建筑美学考虑,从实际建筑来构想,真实准确地反映建筑物的内容,严格依据与实际建筑的比例,清晰表达建筑物各部分和空间、环境的关系。不能笔触恣肆,任意夸张。
建筑画的作者大都是建筑工程设计人员,他们在专业学习时,都受到过一定程度的美术训练。但是,由于绘画不是他们的本行,所以从美术的角度审视,其作品往往水平不高,这是不能过于苛求的。当然,我们也不应因此就不注意建筑画的艺术技巧。假若一幅画上既有一流的建筑美,又有精湛的艺术美,那不是更受社会欢迎吗!


第8版(副刊)
专栏:

茅河沙
孙建朝
初到茅台镇,品尝了这里的美酒,我自以为不枉此行了。就在我即将离开茅台镇的那天早晨,突然,一阵低沉有力、浑厚绵长的声音,由河谷底冲上山来:“上滩罗——咳唷——咳唷——”尤如地壳深处迸出来的岩浆,晃动了我脚下的土地。
茅台人称流过故乡的这一段赤水河为茅河。河水悠悠,波跳浪摇。水面上,长长的纤绳穿透雾霭,一头系着匍匐在鹅卵石河滩上的一群人,另一头系住一只木船,河水喘着粗气,他们却凝固在那里,象一组雕塑。
我曾翻过这里的历史,200多年以前,赤水河道开通,茅台始通舟楫,从此,这里成为川盐入黔的四大口岸之一。当地人流传过一首民谣:“盐巴客,纤夫子,脸朝黄土背朝天,汗水洗澡泪行船。”我眼前的这群人,可就是当年盐巴客、纤夫子的后裔么?那八股竹篾拧成的纤绳在水上颤动,似乎正在弹奏那首古老而苍凉的乐曲。我心头涌起一股激流。
木船终于爬上险滩,那群人放开纤绳跳上木船。这时,我才发现,那船里装有冒尖的一船河沙,是运来茅台镇作建筑材料用的。待他们用背兜背完河沙,我登上其中一条木船,随他们顺流而下。船上都是附近渡口乡的年轻农民。三条木船相互追逐着,笑声、吆喝声惹得水花欢跳,飞溅到船上,挺大方地亲吻我的脸颊。
木船驶到小湾子下锚。这里河面宽阔,河风里略带淡淡的茅酒香。河水淌到这里,总要回旋几圈,才肯依依离去,由它们带来的河沙便沉积在这小湾子里。
大伙不再嬉戏。每条船上的七八个人,两人一组,一人手执长把铁铲,另一人拉住系在铲上的绳子,待铁铲有力地扎入水底,绳子才小心翼翼地将它提出水面。河沙露面了,象一座小山丘,光溜溜的,一瞬间水渗透而去,才看得见一粒粒细沙,朝着大伙含露而笑。
船装满了,我随他们跳上岸。他们取出五花八门的餐具,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坐在鹅卵石堆成的小丘上,开始吃午饭。我好奇地走拢去,看见那母亲为儿子做的香喷喷的饭菜,妻子为丈夫准备的甜滋滋的午饭。好香呀!他们一个劲地喊我:“饭菜有多,够吃的。你们城里头的人就是爱讲客气。”盛情之下,我反而避得远远的,拿出香烟来混时间。一会儿工夫,他们吃完午饭,把嘴一抹,又开始干活了。一阵低沉有力、浑厚绵长的声音:“上滩罗——咳唷——”由河谷底冲上山去。我跟在他们后面,学着他们的样子,将背弯成一张弓,在河滩上爬行;顺着眼前这群绷得紧邦邦的脊梁望对岸,是茅台镇一幢幢高楼、一排排厂房。
茅台河的河沙哟,幸亏我发现了你们。临别时,我悄悄抓起一把河沙,带离了茅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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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品书札记

去其蒙尘 还其璞玉
——读《所罗门之歌》
胡允桓
黑人女作家的崛起,是近年来美国文坛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作为黑人民族意识代表的黑人文学,在他们文化贫瘠的土壤中破土而出,虽说因缺乏足够的耕耘与适当的气候,难免有扭曲变形之处,但终归是成长壮大了。
熟悉美国黑人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本世纪20年代有过一个“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巅峰,当时的黑人作品摆脱了内容上的低声下气与形式上的单纯模仿,以其强烈的异国情调引人瞩目,但其中明显地带有满足白人猎奇情趣的痕迹。此后,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1940)和拉尔夫·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
(1952)分别以娴熟的现实主义手法抒写民族抗议的主题和融合多种写作技巧表现社会压抑下的自我,从而在美国文学史上树立了丰碑,其成就堪与任何白人作品媲美。60年代黑人权力运动兴起后,黑人文学更形成一股浪潮,并把一批黑人女作家推上了潮头。这其中,已为中国读者熟知的有《紫颜色》的作者艾丽斯·沃克;最近,由于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所罗门之歌》,我们将结识另一位同样出色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
《所罗门之歌》是莫瑞森的代表作,它赢得了1978年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和全国书籍评议会小说奖,其中一版就发行了57万册,当时即已译成外文在11个国家发行。作者被誉为“把神话色彩和政治敏感有机地结合起来”。我想,这正是她成功的主要原因。
同大多数黑人文学一样,《所罗门之歌》通过一个黑人家庭的命运,以浓郁的黑人民族文化色彩为背景,描绘出一幅美国黑人历史与现状的长卷。所不同的是,在作者看来,当前一代黑人青年沉湎于远较父辈为多的社会权利与物质享受之中,遭到西方腐朽观念——如金钱万能的侵蚀与戕害,套上了“精神奴役制”的枷锁而不自觉;只有让黑人恢复本民族古朴的风范,才能去其蒙尘,还其璞玉,才会重新腾飞。应该说,这样的主题远较一般意义上的寻根访祖和停留在风土人情描写上的故事要深刻得多。莫瑞森女士对前辈作家的创作手法能够兼收并蓄。在《所罗门之歌》中,读者可以看到霍桑式的象征与含蓄,亨利·詹姆斯所熟谙的“辐射式”心理描写,福克纳所开创的“多角度”叙事法等等。但从总体上说,又不失黑人小说的本色,犹如在民族文学的主干上嫁接了新枝条,从而使花益美,果愈鲜。


第8版(副刊)
专栏:

剧场设计 〔建筑画〕 黎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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