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8月3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但凡不愿上公堂”
李晚成
平素老戏不大看,旧书倒是常翻不厌。积时日久,便发现古来小民甚畏狱讼,蒙屈之后也不愿上公堂,明明官司上可见高低的事,私了反而多于公断。
不愿上公堂的后面,还有一种心理因素,那就是君子“不入公庭”的“非讼”观念在起作用。
“非讼”观念最早的倡导者大概是儒家。《周礼》曰:“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孔子在《论语》中也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因为儒家崇尚尧舜之道,核心是主张“王道”,反对刑治。而世上能以仁德规范自己的只有君子,小人才离不开法律管束。如果要使“王道”大行,君子必以仁德教化小人,使“民知立本,而羞争讼”,什么时候没人打官司了,天下也就归仁了。因此,只主教化必须和“非讼”相关联。后来焦循在《使无讼解》中再次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他说:“致知在格物,格物者旁通情也,情与情相通,则自不争,所以使无讼者,在此而已”,进一步肯定了君子主教化而“不入公庭”的作为。
尔后的统治者,尽管很少有真正去实行孔子理想的,但打着他的旗号,标榜仁政的却甚多。同时与“王道”相关的君子“不入公庭”,“小人喜讼”“恶人先告状”的观念也就被翻版成好人不打官司,打官司的不是好人。这理论延续下来,使得真君子视诉讼如畏途;即使有冤屈也不敢蹈入官司的浑水中去。于是,以打官司为羞耻的心理积淀,就成了中国人千百年来“但凡不愿上公堂”的重要原因之一。时至今日,它的阴影仍未消除。
一位姑娘与男友中断了恋爱关系,男方纠缠失败后,不顾事实,通过写匿名信,散布流言对姑娘品行进行无耻的玷污,姑娘不堪忍受,最后服毒自杀。遗言中说:“如果把事情闹大,他可能会吃官司,但还有谁会相信我是清白的呢?”显然,姑娘怕的不是法律,而是“好人不打官司”的旧观念在作怪。至于其它构成民事、刑事案件,因为受害人怕打官司,而在法庭以外,通过“家法”、“族规”或其它教条等不可名状的非法律手段私了完事的情况,也是不胜枚举的。
我不是否定民事纠纷调解的巨大作用,而是要为那些增强了公民意识不畏人言,敢于上公堂的受害的勇士们大声喝彩,敢于向“非讼”观念挑战的行为,毕竟是为法治之路的开辟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俗语漫议
吴超
俗语,作为一种口头流传的、形象的、定型的语句,是人民群众的口碑,反映着时代的风尚和人们的思想感情,几乎人类社会文明的各个领域,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有它摄取的“镜头”,或赞扬,或批评,或进谏,无不出自肺腑。这几年也不断有新的俗语,如一阵风刮来,不胫而走,虽不知从哪儿开始产生,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请看俗语中对种种不正之风的无情揭露:“上梁不正下梁歪”;“吃人的口短,拿人的手软”;“上班一杯茶,下班抱娃娃,心怀小九九,嘴里喊四化”;“酒杯捏扁了,筷子嗍短了,椅子坐散了,离群众越来越远了”……何等分明的爱憎,何等犀利的言词!
俗语这一老百姓的口头创作,凝结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感情,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但大致又可分成三种类型:一、寓意型,如:“人心不足蛇吞象”、“拆东墙,补西壁”、“睁着眼睛说瞎话”;二、说明型,如:“十个指头有长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兵糊涂一个,将糊涂一群”;三、形容型,如:“一个针尖,一个麦芒”、“蚂蚁啃骨头”、“宰相肚里好撑船”等。它们之间也有交叉的。
俗语与成语、格言、谚语、歇后语、常用语、惯用语以至方言土语、标语、口号之间,存在互相转化、借用的现象。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句式自由,可长可短,没有固定格式。但俗语顾名思义更加通俗,较少文气,因而更灵活、通行,更具风趣幽默和俏皮,也更擅于描摹世态风情。象“打肿脸充胖子”,“猪八戒倒打一耙”,“偷鸡不着蚀把米”,这样把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的俗语,诙谐有趣,也增加了表达的表现力量。
俗语虽俗,在社交场合和文学作品中却随处可见,被大量运用。如“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被曹雪芹写进《红楼梦》中,顿觉风采、典雅起来;“借酒消愁”入了李白的诗,成为“举杯消愁愁更愁”,内涵更丰富了。也有相反的情况,古诗文中的名言、佳句,流入民间成为俗语,如:“朽木不可雕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以五十步笑百步”、“来而不往非礼也”等等,均载于先秦诸书,至今还活在人们口头。“近水楼台先得月”(俞文豹)这句意境优美的诗,现在则被当作鞭挞一种不合理现象的俗语而流传了。
有的俗语,因使用场合的不同和语气的变换,褒贬意思完全两样,有的则因时代观念的变化而作用大不相同了。比如“新官上任三把火”,既可作为寄予希望之词,也可喻为没有长劲。又比如说某某“人老心不老”,可解释为此人老当益壮、老骥伏枥;换一种场合和语气,会看作此人不识时务,这大把年纪还事事占强。而“吃不了,兜着走”,多年来一直被看作是挖苦人、嘲弄人的俗语,可是前不久从广播里听到一则消息,说某餐馆为了杜绝浪费现象,动员顾客将未动过的美肴带走,并给顾客备有简便卫生的包装袋,这一倡议顿时受到欢迎。于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这句俗语一下由“贬”变“褒”,生发出新的涵意。在重农轻商的时代,“万事农为本”这句俗语很吃香,而在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人们又从实践中总结出“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技术不富”这样带有经验性的话。
既然俗语往往是群众心灵的直率流露,表达着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对外部世界的评判,那么各级领导者和做思想、宣传工作的人,研究一下俗语(特别是时下流行的和新产生的)不是没有必要吧。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古瓦与毛衫
王向东
五代宋初有位著名的文字学家徐铉,这位文字学家看来在学术上并不保守,所以与句中正等人一起校订《说文解字》时,敢于新补十九字于正文之中,而且还以经典相承、时俗通用为根据,把《说文》上没有的四百零二字附于正文之后。但他以古瓦为砚和鄙穿毛衫的故事,却显得思想陈旧。
据《事实类苑》载,“徐铉工篆隶,好笔砚”。他当时听说“邺人时得铜雀台古瓦,为砚甚佳”,就羡慕得很。恰巧有个朋友调去当邺令,拜托了好几年,总算弄到了两块铜雀台上的古瓦,“绝厚大”。于是立即叫工匠凿成砚台,“注水将试墨,瓦瘗土久,枯燥得水即渗,又注之随竭”。不管用什么办法,“终不可用”。一点实用价值也没有的古瓦做成的砚,被徐铉当成了宝贝。然而,对于极有实用价值的毛衫,徐铉却由于陈旧僵化的观点作怪,坚决不穿。《丁晋公谈录》记述说,“徐铉职居近列,虽盛寒,未尝披毛衫。或诘之,曰:岂有双阙之下,衣戎服欤?”他不但自己不穿,而且对别人穿也很反感。《明道杂志》云:“徐铉入朝,见士大夫寒月衣毛衫,乃叹曰:“自五胡猾夏,乃有此风。”鄙之不肯服,在邠州以寒疾卒。”仅仅因为毛衫是进口货,就盲目地“鄙之不肯服”,甚至宁死也不穿,这就未免太可悲了。


第8版(副刊)
专栏:

难忘那自信幽默的微笑
何启治
几十年来,各种各样是是非非的标语口号实在见得多也听得多了,如今听当地的人说可以去河池参观红军标语,说实话心里不敢抱多少奢望的。然而,亲临其境,却感到耳目一新。
我们参观的是红七军河池宿营地旧址,位于河池县城主街道的中心,是一座三进二层土木结构的楼房,干打垒泥墙,内外加批石灰。房主系当时的县参议吴自若先生。因为红军一到河池吴先生总是提前离开了,于是红七军总指挥部就设在他的空屋里。年轻的向导指着二进楼上房间里的木桌椅和用门板铺的小床对我们说,这就是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的住处。张云逸和邓小平政委就是在这个小房间里和广西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百色起义的领导人韦拔群谈话的。
墙上满是标语和漫画。1929年底到1930年初,我党领导了广西的右江和左江起义,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创立了右江和左江革命根据地。红七军在作战行军途中,留下了这些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的墨迹。我在这里见到的有红军标语52条,漫画6幅,书写面积达90多平方米,而以这个房间及其周围的墙壁最为密集。
难得的是标语漫画堪称丰富多彩。
从形式来说,有文字有漫画;既有严谨的口号、宣传文字,也有反封建的小说故事提纲;还有剧本台词式的人物对话,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就内容而言,从抒发理想的“那残暴恶兽(倘若)是一齐杀尽了,一轮红日照遍五大洲”,到阐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是共产主义最高原则”;从历数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八大罪状,到阐述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的十项主张;从宣传红军的严明纪律到揭露土豪劣绅的罪恶……真可谓应有尽有,切合实际,针对性强,深入人心。
更使人觉得新鲜的是,粉墙上竟用相当流利有力的毛笔字写下了这样两段话:
吴自若先生:我们去了,你的墙壁我们代你画得这么好,下次你不用买什么名人诗画来挂了。
本来我们不想画,但是这支笔同这锭墨作怪起来,我们无法制止他(它),所以由他(它)走上先生的墙壁去,请你老人家原谅!
看来,作者是个参加红军的学生或者教员之类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不但毛笔字写得好,而且还知道有钱人家的屋里是爱挂名人诗画的。从后面这段话看,则作者显然还是很富有幽默感的人。红军撤离,吴自若老先生回家看到这两段话,恐怕也会忍俊不禁地发笑吧!
从这些标语字画中,还不难感受到当时红军队伍中的民主气氛。有几条标语是署名的,除了“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十条)是以“中国红军第七、八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写的之外,其余均以“士兵委员会”的名义书写;而大部分标语漫画则没有署名,显然是随作者的意愿由他自己写上去的。可见,只要符合大原则、大方向,每个红军战士都有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文字宣传的言论自由,而且还可以在这种宣传中驰骋想象,表现个性。
在现有的展品中,有吃饭用的破搪瓷碗,土布染上灰颜色的军帽、军装和一些刀枪武器。红军当时的物质生活是相当艰难清苦的,而他们在精神上却是那样自豪和富有。我想,给吴自若先生留话的那位小鬼红军,在写完那个长长的感叹号之后,一定是退后几步,一手拿着毛笔,一手叉着腰,眼光闪烁地盯视着自己的得意之作,内心充满了自豪感,脸上则露出了自信、幽默的微笑。是的,在亲如兄弟手足的红军队伍里,在这样自由民主的氛围中,他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幽默感都会自然地流露出来。
据说,日寇占领河池以后,这里又成为盟军(美国)空军轰炸的重点地区。河池县城这条主要大街上的房屋大多被毁,而唯独吴自若的这座楼房在瓦砾堆的包围中屹立着。吴先生又曾不止一次用厚厚的石灰浆把红军的标语、漫画覆盖,但偶然的发现和细心的刮剥又使这批宝贵的革命文物在1962年重见天日。
我曾经向向导、地区文联的负责同志和一切熟悉情况的同志打听当年这些红军标语、漫画的作者中有没有幸存者。“没有”,“没有”,他们总是这样说,或者遗憾地摇摇头。我于是明白,这些当时只能简单地用一支毛笔来为革命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他们如果不是在长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者抗美援朝战争中饮弹沙场,也是在后来积劳成疾而终,总之是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了。但他们留下的这一批标语和漫画却永远闪耀着不灭的光芒,给后来人以鼓舞和启迪,并令人去想象他们那自信、幽默的笑容。
1987年6月8日子夜


第8版(副刊)
专栏:

歌,闪着亮翅飞翔
峭岩
妈妈的悲苦里,我学会了唱歌。
歌,是我翻身的大橹;歌,是我理想的金钥匙;歌,是我走向新生活、扔掉妈妈“讨饭棍”的彩虹桥。
我唱哨塔上的星,是妈妈的眼睛;
我唱巡逻路上的骑阵,是祖国活动的篱墙;
我唱大漠上的扎营,是大地躯体上的脊梁;
我唱枪对枪的厮杀,是和平之神临产前的阵疼……
唱花,花开;唱籽,籽熟;
唱月,月朗;唱星,星辉。
我的歌有了灵性。
我的歌曾啄开了一位少女的心扉。冬日,迎着北风,我站在她的门前,歌声唱化了月昏,我用歌声抛下了一帆小船,载回一个含情的回答;我用歌声架起一座小桥,连结起两颗心环;我用歌声塑造出一个士兵的形象,终于感化了她闭锁的门栓。
我的歌声,又有了女高音的和声。
我唱河边的彩霞,是她抛给我的纱巾;
我唱巡逻的小路,是她延长的心灵;
我唱春天的雨丝,是她思念的泪水;
我唱海上的大潮,是她相思的心潮……
唱爱,爱甜;唱情,情浓;
唱忧,亦乐;唱苦,亦甜。
我的歌声呵,闪着光亮的翅膀飞翔,唱升一轮轮明月,唱开一个个乳白色的黎明……


第8版(副刊)
专栏:

一江春水〔摄影〕孙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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