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历史地看待历史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的思考
瞿林东
从事社会实践的人，究竟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看待历史，这不仅决定着他对历史的看法正确与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他的社会实践的效果。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在怎样看待历史这一重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是有完整的理论的。本文所讲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历史的观点、历史的态度，即历史主义。今天，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对于理论学术工作来说，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1886年，恩格斯在他的名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机械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之一，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他又指出：“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5页）恩格斯认为，那种为了反对“中世纪残余”而否定“中世纪的巨大进步”的做法，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而这种“非历史的观点”在对历史的认识上的直接结果，是阻碍着“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的产生。
对于这一基本观点，列宁有许多结合实际问题的论述。他在批评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错误看法时强调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列宁把这称做“历史的具体的问题提法”。他在分析游击战争的作用和地位时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游击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673页）他在分析历史上一些战争的类型时认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68页）
从恩格斯批评“非历史的观点”到列宁强调“历史的态度”、“历史地”分析问题，其间贯串着一个基本思想，即考察历史问题或现实问题，不应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所考察对象的具体特点，尤其不应割断历史的联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否则，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社会实践。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也讲得很透彻。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毛泽东同志是在阐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时讲这番话的，足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这个思想，在他后来所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等名作中，都一再加以发挥。
要之，历史的观点，历史的态度，即历史地看待历史和现实中的一切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之一。这一观点和方法，在今天仍具有科学的价值和指导人们从事社会实践的意义。
反思·比较·历史主义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和开放的发展，在理论界、学术界、文学艺术界，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热烈的反思；而在关于文化、历史、社会的许多问题上，又广泛地采取了东西方相互比较的方法。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任务，是完全必要的。在这方面，我们还应当作深入的研究。
当然，不论是反思，还是比较，都不应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具体地说，反思不应离开对于中国历史的正确评价，否则，将不成其为清醒的和科学的反思；比较则应顾及到历史条件，否则，也将不是恰当的和有益的比较。
例如，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是停滞的时代。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年，这是历史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其中究竟，曾经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虽然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但这种讨论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停滞的时代，这就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了。中外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认为：中国在明初以前在世界历史发展上仍然处于领先地位。这里我只引证几位外国学者的看法。在世界上享有极高声望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李约瑟认为：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在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3页）他的同事罗伯特·坦普尔认为：“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的发明创造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因此，他把中国称为“发现与发明的摇篮”。（引自1986年9月26日《人民日报》）一个处于“停滞的时代”的国家，怎么能够对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有如此重大的贡献呢？同这些看法相比，赫·乔·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一书的论述也是耐人寻味的：
在唐初诸帝时代，中国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
远被，同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对照得那样地鲜明，
以致在文明史上立刻引起一些最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由于
迅速恢复了统一和秩序而赢得了这个伟大的领先。为什么
没有保持下来呢？为什么它没有把这个在文化上和政治上
支配全世界的地位保持到今天呢？
中国确实在一个长时期内保持了领先的地位。只在一
千年以后，在16和17世纪，有了美洲的发现，有了西方印
刷书籍和教育的传播，以及有了近代科学发现的曙光，我
们才能有信心地说西方世界开始再次走在中国的前头。
（见本书中译本第629—630页）
这些论述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第一，它明确地肯定了“中国确实在一个长时期内保持了领先的地位”这一历史事实；第二，它提出的问题，是20世纪的中国人不能不认真思考的。我认为，只有既看到中国历史上曾经“领先”的事实，又看到它在近二三百年落后的事实，并且深刻探究其何以领先、又何以转化为落后的各种原因，这样的反思才是有益的、积极的，才不致于因为“反对中世纪残余”而放弃了“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至于主张“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了”的观点，就不仅是恩格斯所批评的“非历史的观点”，而且也是毛泽东所批评的民族虚无主义了。
又如，有一些阐述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论著，往往立论说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如何，西方文化怎样怎样，而其所比者则是以中国古代、中世纪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较其长短优劣。这样的比较，不是说绝对不可以，但总不免有点不伦不类。最近读到一篇文章，作者写道：中国哪一部经书中找得到人权天赋说、三权分立说、劳动价值论、空想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论？是的，产生于公元前若干世纪的中国经书里，怎么会有公元后十七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学说呢！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比较究竟恰当不恰当！这位作者甚至责备庄子和陶渊明“设计不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国”。这样的责备究竟有没有道理？这里，除了一般历史知识上的问题而外，也还有一个如何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的问题。列宁曾经指出：“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加以比较”，“具有极大的意义”。同时他又特别强调说：“可是，这样的比较必须作得适当。这里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弄清拿来作比较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否可以互相比较。”（《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17页）不少严肃的比较研究的论著是遵循这个原则的。但确也有一些比较研究的作品则不大顾及这个原则，而其“比较”所得到的结论亦很难说具有学术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比较研究要特别顾及到这个“起码的条件”，是马克思早就论证过的一个科学原理。他认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只有具体的研究和比较才能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而“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参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我认为，不论是历史比较研究，还是文化比较研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指导下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时代感和历史感的统一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之基本内容之一，是要求人们把所考察的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那末，这是否会导致人们对于问题的考察缺乏一种现实的时代感，或者说缺乏一种“当代意识”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说明。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时代感和历史感的统一。列宁强调“历史地”看问题，就是“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这就是说，人们观察问题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必须顾及到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毛泽东讲“不应当割断历史”，也是把时代感和历史感的统一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基本要求。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不是要人们脱离现实去评价历史，或者撇开历史来估量现实；恰恰相反，而是要人们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看待历史和现实，从而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对它们作出科学的评价和估量。显然，如果人们没有时代的精神和历史的态度，是达不到这个认识的目的的。
从实践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在提出“历史地”或“历史主义”地看问题的时候，都是从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现实问题着眼的。马克思讲欧洲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恩格斯讲当时的思想运动，列宁讲土地问题、民族问题、斗争形式，毛泽东讲学习历史遗产同中国革命的关系，莫不如此。一般地说，任何一个研究和认识客观事物的人，作为认识的主体，本身都是现实的，都受到时代的影响。如果他在研究和认识客观事物过程中，能够有一种历史感作基础的话，则这种研究和认识的结果就会或多或少体现时代感和历史感的统一，就会或多或少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要求。
然而，人们要真正具有自觉的历史感，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恩格斯曾经这样赞扬黑格尔：“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都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黑格尔的“巨大的历史感”，除了它的抽象的、唯心的形式之外，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借鉴的。恩格斯对这种“巨大的历史感”的称道同他对“非历史的观点”的批评，恰成鲜明的对照，这一点尤其值得人们深思。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时代感与历史感的统一。认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对于今天我们如何界定和阐述当代意识（或称现代意识），如何以当代意识去审视现实和历史，如何看待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如何研究、比较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与现状等等，都是会有所裨益的。
第5版(理论)
专栏：思想评论
改革“利弊观”刍议
张黎洲
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同志对某些改革、改革者以至改革的方针政策，非议颇多，微词不少。这一般都是认识上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涉及如何看待改革的利弊得失。
应当承认，一些同志说这项改革有这个缺陷，那项改革有那个不足，都不是毫无根据的。问题是，究竟应当怎样看待改革中的缺陷和不足？能不能因为改革过程中存在着缺陷和不足而对改革加以简单的否定？五十年前，鲁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业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鲁迅说的是文化改革，实际上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改革概莫不如此。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正确的改革“利弊观”，应该是以辩证的观点看待改革中的利弊关系。我们说，真正的改革，都是旨在兴利除弊、趋利避弊、扬利抑弊的，但这却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中往往会出现利弊并存的情况，即一方面起到兴利、趋利、扬利的作用，另一方面还不能一下子完全做到除弊、避弊、抑弊，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弊端。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相对而言的，常常互相伴随着。对全局有利的，可能对某些局部的利不明显甚至不利；长远看有利的，暂时可能还有某些缺陷；为了求大利，可能还要容许存小弊。因此，要求一改革就做到有利无弊，有得无失，完美无缺，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正确的态度，是权衡其利弊的大小。如果从整体、全局和长远来看，利大弊小而不是利小弊大，利多弊少而不是利少弊多，这样的改革就应当肯定、支持和保护。
我们国家正在实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计划体制、价格体系、金融体制、所有制结构以及劳动制度、工资制度、经营方式的改革，能不能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呢？恐怕不能这样说。比如，借改革之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钻改革的空子，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非法行为；由于开放，不健康的思想影响乘机而入；以及在改革中引起的各方面关系的新矛盾等等，都是改革、开放、搞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但是比较起来，改革的利大大多于弊，它们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调动群众积极性、激发各方面的活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因而我们要毫不动摇地把改革坚持下去，同时以积极的态度去克服缺陷、不足和副作用。我们一定要懂得：不改革没有出路，没有正确的“利弊观”，就不能坚持改革。如同因噎废食是可笑的一样，因“弊”废“改”也是不可取的。
改革是一个不断实践、反复探索、逐步完善的过程。既然是探索，就有成功、失败、部分成功、部分失败的多种可能性，这当中出现一些曲折、失误和新的弊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所谓探索，主要是在实践中从事调节、扬弃、理顺、配套的工作，以寻求促进弊向利转化、小利向大利转化、不完善向比较完善转化的途径。探索的结果有三种可能：一种是，获得整体上的最优选择、最好效益、最大成功；另一种是，找到次优、较好、相对成功的方案；还有一种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导致了基本或完全的失败。第一种似乎很理想，但难保没有潜在的问题；第二种是有缺陷的，但仍不失为争取最优化方案的一种过渡；第三种虽属改革的挫折，但也不能因此对整个改革横加责难。三种结果都证明，任何改革绝不可能尽善尽美。抱着搞改革就无弊端、有弊端就不改革的态度，那只能堵塞改革、探索的道路。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看待改革中的利弊要有正确的标准。改革，是为了革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改革中势必要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同样一项改革，由于各人所处地位不同、利害关系不同、得失情况不同，对利弊的评估和对改革的褒贬也会不尽一致。这就要求我们不以个人、局部、暂时得失论是非，而要从整体、全局、长远的角度去看利弊。否则，改革中有些利会被当作弊，有些弊会被当作利，权衡利弊大小时可能判断迥异，确定改革意向时可能意见分歧，当需要牺牲小利去服从大利时也可能态度犹豫。邓小平同志说过：“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这三个“是否有助于”，同样可以作为衡量我们改革利弊得失的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一切改革，我们都应自觉坚持，热情支持，更勇敢地把它推向前进。
当然，主张不可因“弊”废“改”，并非可以忽视改革中的问题。恰恰相反，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予以重视和正视。改革既然是为了革除弊端，我们的着眼点总是要放在限制它、减少它、消除它，克服其消极影响，促进其积极转化。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弊端的性质、程度、原因及其后果，并区别情况，加以解决。有些是事先论证不足的，要补课；有些是原来决策不当的，要修改；有些是偏离改革构想的，要扭正；有些问题是没有预料到的，要研究；有些做法是假借改革搞歪门邪道的，要查处；有些难以避免的副作用，则要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不论因为哪一种情况出现了弊端，我们都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否定改革，走回头路，而只能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在改革的实践中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
罗由沛
《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一书，最近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金岳霖教授（1895—1984）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国际知名学者。他早年在清华学堂读书，1914年到美国留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以后到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留学和游历。1925年回国，在清华大学文学院等单位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金岳霖教授对中国哲学和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把逻辑分析的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中，并且注意汲取中西方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金岳霖教授是最早把数理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早在30年代就为中国数理逻辑的教学和研究开辟了道路。他一生写了《论道》、《知识论》和《逻辑》三部书，主编了《形式逻辑》，还在国内外发表了几十篇重要论文。他是现代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几位中国哲学家之一。
1984年10月19日，这位士林景仰的著名学者与世长辞。1985年，金岳霖教授生前工作过的五个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学习委员会、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联合召开了金岳霖学术思想讨论会。《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一书，就是这次讨论会文章的汇集。这些论文实事求是地评价了金岳霖教授在哲学、逻辑学领域的地位和贡献，讨论了当代哲学、逻辑学的新进展和新问题。本书还选印了金岳霖教授生前的生活照片，并刊有金岳霖著述目录，以及研究、介绍金先生思想的文章等。这些资料对于研究金岳霖学术思想是很有帮助的。
第5版(理论)
专栏：
《新四军人物志》
秦敬之
在我军建军60周年之际，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洪才编著的《新四军人物志》。这是一本新四军“战友录”，也是第一部研究新四军人物的专著。
《新四军人物志》收录的人物对象以在新四军担任过团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为主，兼收录部分虽然当时在新四军职务不高，但后来在军内外有一定影响的著名人物。本书分上、下两册，共收录人物1200多名，并附照片50幅。
这部书是编著者在收集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经近四年的分析考证后编写而成的。辞条内容主要包括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参加革命的主要经历、担任过的主要职务等。编写的主要依据是新四军老战士本人、亲属及所在单位提供的材料，参考有关党史、军史资料、回忆录、烈士传略、纪念文章及已故同志的悼词等，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证。辞条的内容征求过数百名新四军老同志的意见。对有争议的人物以及后来走向反面的人物，编著者坚持以事实说话，历史地客观地介绍。
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大主力部队之一。有数十万革命志士在新四军战斗、工作过，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舍生忘死，南征北战，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一代英杰，他们的名字和光辉的战斗历程应该载入史册。《新四军人物志》的出版正是对这些仁人志士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