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温州市金融体制改革的效果和启示
詹武
针对当地特点进行金融体制改革
近几年来，温州地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以集体工业和家庭工业为主、小商品生产经营为主、市场调节为主和专业市场成交额占市场成交额主要部分的经济格局。在此基础上，金融活动也具有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如国家银行和信用社在资金融通中所占的比重仅占1／3左右，而社会集资、企业间与个人间的借贷，特别是“摇会”、“标会”等民间信用却占有很大的比重。同时，资金供不应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市场利率高，金融投机诈骗活动一度盛行；国家银行、信用社的储蓄增长缓慢，一部分地区储蓄绝对额下降；现金交易活跃，货币投放量连年猛增。
以上情况表明，在新形势下温州地区国家银行已难以很好地发挥主导作用，信用合作社也不能发挥应有的辅助作用。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国家银行和信用社还受着统得过死和吃大锅饭的旧金融体制的束缚，缺乏内在动力，缺乏对社会资金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1986年8月，温州市被列为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该市人民银行和专业银行把金融体制改革同本地区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紧密围绕增加储蓄、改进服务、合理使用资金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主要采取了六项措施：
（1）改革固定利率制度，实行双轨利率体制。对国家规定的贴息、补息贷款和粮食贷款、种植业贷款以及贫困山区贷款，仍严格执行中央基准利率。对其他存贷款逐步扩大浮动利率范围，使之逐步接近民间利率。
（2）改变信用形式单一化，开展多形式、多功能服务。有九个储蓄所在全国首次进行多功能储蓄所试点，对传统的储蓄所业务划分进行大胆改革和创新。市工商银行和信托公司积极开办个体工商户往来业务。市人民银行还开办电话汇款，在全市推行现金汇兑、市内汇票支票结算等业务，取消了对挂户结算的限制，扩大了非现金结算的范围。农业银行在桥头、柳市、金乡、塘下等4个主要专业市场所在地的营业所，开办了全国联行汇兑业务，解除了企业和个体户外出采购“腰缠万贯”的后顾之忧。
（3）打破过去专业银行间的绝对分工，以现有基本分工为主，实行业务合理交叉。各专业银行均可办理储蓄；在利息不倒挂、不亏损、不挤计划分配的资金、按时定额上交存款准备金等条件下，对个体工商户的信贷业务也允许相互交叉，允许个体户自行选择开户银行。
（4）打破单纯纵向分配调拨资金制度，加强资金的横向融通，建立短期资金拆借市场。去年，全市共拆入资金20371万元，缓和了本市资金供求的矛盾。
（5）各行都扩大了基层行所经营自主权，允许基层行所有参加资金市场和试行浮动利率之权。允许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把信用社存款准备金从23％降到15％，以增加信用社营运资金。去年信用社经营状况已大有好转。
（6）改革内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制度。工商银行已在部分储蓄所试行目标管理责任制，改革储蓄任务分配方式与奖金挂钩，把储蓄所内管理工作划分责任落实到人与奖金挂钩。农村信用社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行了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这就调动了银行、信用社干部的积极性，改进了经营管理，使去年储蓄额显著上升。
改革带来了良好的发展趋势
上述改革措施，在其他条件配合下，已开始收到显著效果。
——城乡储蓄由增长幅度减缓和绝对额下降转为大幅度上升。全地区的城乡储蓄余额，从1984年起上升幅度逐渐下降，有些民间高利率借贷活动严重的地方，储蓄绝对额也下降。去年采取上述措施后，全地区城乡储蓄余额比上年增加22301万元，等于1985年增加额的18.2倍。
——货币投放差额由年年猛增转为下降。温州是货币投差地区，货币投放差额（投放与回笼相抵后的净投放数）1984年和1985年分别比上年猛增1倍和近1倍。而去年由于上述金融改革措施的综合作用，以及农产品收购有所减少等客观原因，货币投放差额已比上年略有减少。
——民间借贷利率在部分地方出现稳中有降。温州地区由于资金供求矛盾突出，民间借贷利率很高。去年由于国家银行和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扩大了对个体工商户与专业户的贷款面；又加强区内外资金横向融通、开展短期资金市场的拆借活动，调节了本地区的资金供求，对民间高利率起了平抑作用；加上对民间非法的投机活动进行取缔，因而使许多地方的民间借贷利率有所下降，稳定在月息3分以下或2分左右。
——国家银行的主渠道作用开始增强。一方面，表现在国家银行和信用社资金的辐射力、吸引力增大了。例如苍南县钱库镇农行营业所和信用社贷款已占全镇集体、个体商业借入资金的80％，初步解决了集体、个体工商企业开户难、贷款难等问题。另一方面，表现在国家银行、信用社开始调节市场利率，起到影响民间借贷高利率下降作用。此外，城乡储蓄由降转升和货币投放差额由猛增转为下降等良好趋势，也都是国家银行和信用社进一步发挥主渠道作用的表现。
几点重要启示
温州市金融改革的时间不长，收到的效果也是初步的。而且要巩固和发展这个好形势，尚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金融体制改革，还需要有全国控制货币、稳定物价总水平等全局性的外部条件相配合。但就已经取得的进展看，对全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那些同温州经济结构类似地区的金融体制改革，是有重要启示的。我以为主要是这样四条：
第一，金融体制改革是使银行工作由不适应新形势转变到比较适应新形势的关键。原先温州市的银行工作同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主要有六个不适应：一是银行信用社的机构、网点、人员少，同业务量成倍增长不适应；二是银行信用社同个体工商户几乎是同一时间打烊；三是银行信用社对贷款一般限得严，手续繁杂，而储蓄所又只办存款取款，不办放款、汇兑、结算，对个体户和乡镇企业很不方便；四是为存款户保密工作有些没有做好；五是结算手续繁，速度慢，提现金难，不适应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经营灵活、情况多变和时间性强的要求；六是利率杠杆不活，不随行就市，因而组织不到很多资金。去年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采取了多方面措施，银行工作由被动向主动转变，就取得了上述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第二，要把银行信用社搞活，必须上下内外关系都搞活，缺一不可。上述六项改革措施中，前两项实行浮动利率和实行多形式、多功能服务，是把银行同服务对象关系搞活；三、四两项实行专业银行间业务适当交叉和建立短期资金拆借市场，是将专业银行间的资金和业务关系搞活；后两项扩大基层银行自主权，把信用社放开搞活和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是把银行信用社系统上下间和企业与职工间的责权利关系搞活。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对去年实现突破性转变起了作用。
第三，发挥国家银行主渠道作用，必须完整解决好四个环节，即全面开展为个体企业和乡镇企业服务，搞活信用社和壮大信用社力量，调节引导民间信用健康发展，支持国营经济在商品市场上发挥主导作用。
国家银行服务的主要对象，从总体来说，无疑应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然而在类似温州这样的地区，要适应这样的经济格局，还应从方针上解决服务范围的扩大问题，把为个体经济服务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必要性：
（1）个体经济现阶段在发展国民经济中还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在温州这样经济类型的地区尤其如此；（2）只有银行信用社全面开展为专业户、个体工商户服务，包括存款、放款、汇兑、结算等多种业务，才能有效地减少他们对现金的使用、保存和携带，有利于减少货币投放和增加货币回笼；（3）只有使专业户、个体工商户从主要同民间借贷市场挂钩转向主要同国家银行和信用社挂钩，才能有效地调节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供求，平抑市场高利率。
国家银行在扩大和改进为个体经济服务的同时，还需要从体制上把信用社放开搞活，充分发挥信用社的重要辅助作用。温州地区前段民间借贷特别活跃，民间借贷利率特别高，重要原因之一是作为群众合作金融组织的信用社被不合理的金融体制束缚死，业务萎缩，亏损严重，不能解决专业户、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的资金需要，他们只好付出高得多的利息求借于民间市场。
民间借贷市场，对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既有一定积极作用，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一、存贷利差过大；二、国家难以控制资金投向；三、没有资金风险担保，易使群众蒙受损失；四、盲目提高利率，同国家银行和信用社争夺资金。因此，对民间借贷要引导管理，对投机违法活动要坚决取缔。
第四，金融宏观控制，不仅要控制信贷总额，还要促进企业经济结构合理化，提高经济效益和资金效益。温州市去年存款增长（32.7％）快于贷款增长（27.6％），但资金使用效益不理想。去年全市工业生产成本上升，产品库存增加，亏损额增大，资金周转减慢，到逾期贷款和呆滞贷款增大，工业贷款增长（29.3％）大大超过工业生产增长（12.4％）。因此，今后的金融改革和宏观控制，必须紧紧围绕合理使用资金，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资金效益进行，探索出有效的途径。
第5版(理论)
专栏：
对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的几点看法
晓亮
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对工资制度改革的意义
建筑业实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是工资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实行以来，对发展生产，改进管理，推动改革，起了有益的作用。
为什么这个办法能有比较好的效果呢？
我的看法，在于它初步克服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弊端，初步实现了责权利相结合，初步把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在工资分配上统一起来，对原来死板的工资制度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大家知道，所谓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就是以企业应支付的工资总额占完成百元产值的比例系数，作为计提工资的标准。企业完成的产值高，提留的工资总额也就多；完成的产值低，提留的工资总额也就少，工资随产值而浮动。这比以往实行的按职工人数核定工资总额的老办法，自然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办法使企业的工资分配同企业的经济效益紧密地挂起钩来，从而激发了企业及其职工完成生产任务的积极性，并且扩大了企业在工资分配上的自主权，增强了企业活力，促进和带动了企业内部和全行业的改革。
从工资制度的改革来说，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的意义，在于把死工资变为活工资，把“铁饭碗”变成“瓷饭碗”，并且实现了工资总额的宏观控制。
当然，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的做法也有一个完善的过程，不是说它已经完美无缺了。例如，实行这个办法容易产生追求产值、忽视质量的倾向。这点在实践中已经注意到了。凡实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的地方，都与工程质量、竣工面积、实现利润等经济技术指标挂钩浮动，就有助于克服和防止这种倾向。有的还试行了按净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的办法。从理论上说，按照职工创造的净产值所包含的工资份额包干，似乎更为科学。但试验的结果并不理想。主要是计算净产值十分困难，基数也不容易定得合理，不好掌握。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在国营建筑行业，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是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
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百元产
值工资含量包干这种办法，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通过几年来的讨论，我们现在已经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理顺各方面关系，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企业必须是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企业与企业的关系，都应该是平等的商品货币关系。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我们正在向这个方面改革。就国有的建筑业来说，虽然建筑业的产品还没有真正当作商品看待，但是也在逐步朝着商品方面转化。建筑企业实行招标投标的办法，推行工资包干，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一种平等的商品货币关系，即在完成的工作量与收益之间建立联系，开展平等的竞争。所以，我认为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也使建筑企业沿着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方向前进。它不只是一个工资分配制度问题，同时也是确立商品制度的问题。
就按劳分配来讲，在旧体制下，在全民所有制内部，由于没有把企业当做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看待，企业在工资分配上的作用是不大的，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在整个全民所有制内部贯彻，由国家对职工实行统一的分配。即只要支付了同样的劳动，或者达到了同样的能力水平，不管在哪个企业，都可拿到同样多的工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在社会范围内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虽然在实践中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在过去的体制下确实是打算这样做的。它的特点就是职工工资同企业经济效益不发生直接关系。在过去那种统包统配的体制下，也不能不如此。只是这种办法脱离了我国实际的生产力水平，是一种按照理想化了的原则设计的办法，实行的结果导致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打击先进，培养懒汉，因此必须改革。改革的办法就是要使企业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工资收入同它的经济效益发生直接的联系。收益多，你的工资水平也高；收益少，你就只能少分配。这样，企业在工资分配上的自主权也大了。但是这样做以后，“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原则就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而只能在企业范围内实行了。企业之间在工资分配上必然要发生差别，需要国家从宏观上进行必要的控制和调节。
这就是商品经济对按劳分配的直接影响之一。如果我们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话，按劳分配就只能以企业为单位贯彻，职工工资必然要与本企业的经营成果挂钩。
现在建筑业实行的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就是企业工资总额与其经济效益挂钩的一种形式。
然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其实质只是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在分配上的关系。它本身不属于按劳分配范畴，而是企业对职工进行按劳分配的前提。因为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应是平等的商品经济关系，国家在这里是把企业作为一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看待，而不是作为劳动者看待。按劳分配，只适用于企业或集体对劳动者的分配。
从较为长远的观点看，或从改革的需要看，建筑业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的实质，也可以说是国家对企业工资总额的一种控制办法。由于现在的建筑管理部门实际上行使的是两种职能，一种是国家机构的职能，一种是企业的职能，因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也就既有国家对企业工资总额进行宏观控制的含义，也有国家对企业职工进行分配的含义。但是，从改革要求政企职责分开的目标来看，这种情况终究是要变化的。
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是过渡模式，不是最终目标模式
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的实践证明，它是建筑业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的较好形式，是符合建筑业特点的。虽然产值不等于效益，不能完全表示效益，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是目前时期比较可行的办法。如果在实行中辅之以其他相关指标的制约，完全可以使这种办法不断完善，不断合理。那末，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能否成为建筑业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模式呢？或者说，建筑业的工资制度改革是否将永远要采取这种办法呢？
不是的。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只能说是一种较好的过渡模式，而不能作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模式。
从长远来看，建筑业改革的根本问题是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真正确立建筑企业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地位，保障建筑企业应有的独立经营条件和自主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建筑业的产品要成为商品，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在市场上交换和流通。在这种情况下，建筑企业的工资只应由企业自己决定，从其收入中支付；国家只要实行必要的控制和调节。这样，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部门地位才能真正确立，它本身也才能在不间断的经济运行中得到发展，进一步壮大起来。但是这种改革的步骤必须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同整个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目前还达不到这种地步。因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的做法，尽管是过渡性的改革模式，也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改变了的。
建筑业目前改革的任务是完善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的办法，围绕这项措施进行企业内部改革
（包括在企业内部层层推行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推行劳动合同制，理顺各种经济关系，增强企业活力。同时，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开放建筑产品市场，完善招标、投标制度，打破地区封锁、行政干预，改善经营环境，使企业在大致平等的条件下开展竞争。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变化中的美国经济》
付郭
战后美国经济何以能够迅速增长、至今仍然保持雄厚的实力和相当的活力？资本主义经济国家是否有可能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对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使之较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认为美国经济中垄断程度愈来愈高、以财团形式出现的垄断资本统治日益加强的看法是否符合实际？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出是否还应当被单纯地或主要地看作掠夺工具、各国间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否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格局的新的本质特征？
这一系列对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非常重要的问题，正是新近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章嘉琳主编、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变化中的美国经济》一书试图加以说明的。自1983年起，该书的五位作者从调查研究着手，先后分赴美国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实地考察，搜集了大量有关最近20年来美国经济发展演变的材料；在对这些材料加以分析、整理、提炼、归纳的基础上，就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一些重要课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论述。
例如，作者从定量分析中发现，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生产并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集中与分散两种趋势并存。生产力和经济结构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也导致了垄断资本统治形式的改变。过去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存在“八大财团”或“十大财团”，并习惯于以所谓的东、西财团之争去解释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本书作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在美国从来没有存在过西部财团，其他如摩根、洛克菲勒等财团自70年代以来一直走向衰落，现已完全解体。金融资本仍是美国经济中的主宰力量，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的联合，主要是通过贷款而不是通过资本参与；主要是以临时组合的、松散的“银团”形式，而非固定的“财团”形式来进行统治。
又如，作者在研究了美国第三产业现状后提出，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参与价值的创造。近年来美国第三产业空前发展，产值和就业人数均已超过物质生产部门，减轻了最近数次经济危机的破坏作用，缓和了失业问题，对美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作用。当然，它的过分扩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压低了整个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等等。
再如，作者指出了美国经济中另一个新现象，是生产物质要素和资本在国内以及跨国界的流动加速。在国内方面，虽然近20年来美国的人口、就业出现了向西、南部流动的趋势，但这只表明原先相对落后的西、南部同东北部之间的发展水平正在缩小差距，美国地区经济发展趋于均衡化，还不能得出美国经济重心已经向西部或南部转移的结论。在国际方面，美国经济也从过去的内向型越来越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美国经济的国际化既有其推行经济扩张的一面，也有促进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一面；它既推动了美国国内经济的结构合理化进程、提高了生产效率，又使美国经济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美国工业竞争力下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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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与农村发展》
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的青年理论工作者写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与农村发展》一书，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认为，一九七九年以来，农村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我国农业出现超常规增长，引起农民货币收入激增，从市场需求方面刺激了工业品供给，使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这个新成长阶段的中心内容是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动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化”，而是适应我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从目前的经济形势出发，作者认为，当前问题似乎不应当仅仅归结为一个宏观控制问题，更不能把宏观控制的目标仅仅局限在恢复原结构下的总量均衡。我国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并为此进一步推动原有体制和机制的改革。
作者认为，当前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只有从国民经济结构变革的全局着眼才能正确把握，而这种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又将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变革的积极力量。基于这样的观点，作者提出了包括开辟更加多样的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形式、深入改革乡镇企业的财产关系、充分运用货币推动、综合治理产业发育的经济环境等深化农村产业结构变革的一些设想。这些看法，可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参考。
（高亚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