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骁勇善战 战功卓著
——怀念王近山同志
李德生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深深地怀念为中国革命事业耗尽毕生精力，作出杰出贡献的亲密战友王近山同志！
近山同志1915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贫农家里，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从战士任至红军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团长、旅长、纵队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和二野的纵队司令员、军长兼政委、兵团副司令员；全国解放后，历任川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3兵团副司令员、山东军区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顾问及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78年
5月，他因病逝世，终年63岁。
近山同志是党和人民培养并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忠诚战士。他骁勇善战，战功卓著。每次战斗，他都身先士卒，率领干部、战士冲锋陷阵，先后负伤7次之多。他担任高级指挥员以后，也总是深入最前线指挥战斗。
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曾多次称赞近山同志是对我军有过杰出贡献的好干部，久经考验的优秀指挥员，难得的智勇双全的猛将。从红军、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一直领导过近山的徐向前元帅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徐帅说：“近山同志是我军的优秀指挥员，是一员英勇善战的战将。他打仗勇敢、顽强，指挥果断，机动灵活；他有压倒敌人的气概，无论任务多么艰巨，条件多么艰苦，从不叫苦；他敢打硬仗、恶仗，有时伤亡很重，也能顽强支撑局面，坚决完成任务。”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评价，王近山是当之无愧的。
敢打硬仗 关键时刻过得硬
近山同志是直接受工农红军优良传统熏陶养成英勇顽强战斗作风的。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总指挥，每战都是在最前线。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大家总能随时看到徐帅站在山头的红旗下镇定指挥。统帅就在身边！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干部、战士英勇百倍，奋勇杀敌。徐帅的模范行动，影响了包括王近山在内的各级指挥员。勇敢，是工农红军最突出的特点和优良传统。指挥员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是干部、战士心目中的楷模，也是选拔干部的首要条件。近山同志当连长时，在一次战斗中与敌人肉搏，抱住一个敌人滚下悬岩，头上被尖石穿了一个洞。他以勇猛顽强的毅力，坚持把敌人打死，自己也昏迷过去。他头部留下的伤疤，后来洗澡都不能用力搓洗。他当团长时，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躺在担架上还坚持到前面指挥，以致再一次负伤。1935年10月，王近山担任副师长。一次，他带领突击团队抢渡大金川，登岸时，端起机枪和敌人对射，强占了敌人阵地，掩护了四军渡河。接着红军攻打天全。这座城为刘湘部精锐部队“模范师”据险防守。装备精良的敌人曾夸口说：“纵有红军数万，也难飞过天全！”王近山带部队与友邻部队配合，于拂晓前翻越高山袭击守敌侧背，亲自端着机枪带部队往下冲锋，打死敌人团长，尾随逃敌攻入城内，占领了“模范师”师部。
近山同志的英雄气概还表现在不畏强敌，经常主动寻歼敌人。1943年10月，他任太岳二分区司令员，奉党中央命令带16团赴延安扩编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当时日寇正集中重兵在太岳地区扫荡，敌情复杂，形势紧张。但是，王近山没有把凶狠的敌人放在眼里。当部队经过敌腹心地区韩略村时，他看到地形险要，立即决定伏击日寇。他亲自化装侦察敌情，然后部署战斗。在16团指战员英勇拚搏下，经过3小时激战，截击13辆满载日寇军官的汽车，共歼敌120多人。从缴获的文件上查明，这股特别顽固的敌人是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战地参观团”，其成员是日本“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第5、6中队和其他一些军官。打死的敌人中，有少将旅团长1名，联队长6名。这次战斗打得十分出色。到延安后，毛主席接见了王近山，表扬他勇敢、果断、有胆略，没请示上级就主动积极地打了一个漂亮仗！
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王近山还担任新四旅旅长。蒋介石调胡宗南大批部队企图夺我关中地区。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占领了爷台山。王近山奉命率新四旅等部反击爷台山的敌人。他向部队动员时说：“打国民党这号敌人，就是要猛、要狠、要准！攻击时不能象茶壶倒开水，老半天倒那么一点点，要象提着一满桶水向热锅里倒那个架势。手榴弹一响，你的刺刀就得朝敌人的肚皮上捅！……”指战员听了他的动员，个个斗志昂扬地投入战斗，一举全歼守敌，收复了爷台山地区，给疯狂的敌人以迎头痛击，再也不敢进犯边区了。战后延安居民召开庆祝大会，欢迎凯旋部队。刘邓首长和中央首长都夸奖王近山指挥部队这一仗打得好。
一心为党 勇挑重担
1946年9月在定陶战役大杨湖一战中，近山同志的表现不仅受到刘邓首长的多次表扬，而且在二野广大指战员中也备受称赞。当时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陇海，连克5城，歼敌15000余人，打乱了敌人南线进攻的计划。于是蒋介石从徐州、郑州方面分东西两路，调集了14个整编师共32个旅，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疯狂地发起进攻，企图乘我军战后未及休整之机，以优势兵力东西钳击，聚歼我主力于定陶、曹县地区，进而控制鲁西南，打通平汉路。为粉碎敌人这一阴谋，刘邓首长决定诱敌深入，使敌人在运动中拉长战线，形成孤立或薄弱部分，便于我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我军主力后撤，敌人以为我无力抵挡，就大踏步深入我区。敌西线主力想争头功，以其机械化部队之优势，远远超越其他同伙，进到了定陶西南大杨湖一带。中将师长赵锡田自恃是蒋介石嫡系，曾远征缅甸，又全是日械装备，竟狂妄叫嚣：“刘伯承已溃不成军，我不用两个礼拜，就可占领整个晋冀鲁豫，把他赶上太行山！”
刘邓首长召集各纵队首长开会，征询大家意见如何打？谁来打？当时我军各部刚打罢陇海战役，急需休整，而此敌又很凶顽，要打好这场艰巨仗困难很多。
在会上，李达参谋长介绍了敌情。邓小平政委说：“我们是坚决消灭敌人呢？还是打起背包回太行？”
王近山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十分气愤。他拍案而起，说道：
“一号（刘司令员）二号（邓政委），我王近山今天立下军令状，不消灭赵锡田，再也没有脸回来见你们！我们6纵坚决打！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打光，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王近山的发言，使得全体到会同志热血沸腾。他当场要下了打敌人整3师主力20旅59团的最艰巨任务。
刘邓首长答应了他的请求，表扬了王近山勇挑重担的高度责任感。并且随即作了各纵合力聚歼整3师的战役部署。
战斗进行中，刘司令员到6纵前线指挥所指挥，给了全纵同志极大鼓舞。王近山则下到了距敌人仅300米的旅指挥所。各级指挥所往前移。6纵以9个团兵力集中打敌人的这个团。王近山对指战员说：“牺牲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把敌人打垮！坚持到底！把你们所有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到敌人身上去！谁留一颗回来，我就处分谁！”由于敌人顽固，工事坚固，火力猛，加之有飞机、坦克配合，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最后连炊事员、饲养员、机关干部都冲锋了。战斗从半夜发起，打到第2天上午
8时，6纵才将敌整3师这个最强的主力团全部歼灭。59团一被消灭，敌人20旅旅部，整3师师部都赶紧逃跑。我军各纵队同时围攻，终于全部消灭了整3师，活捉了赵锡田。牵一发而动全身！东西两线敌人见最强的嫡系整3师被消灭，也都惊恐万状，全线崩溃，敌人整个战役彻底失败。这就是著名的定陶战役的主要经过。蒋介石在懊恼之余，将郑州绥署主任刘峙撤了职。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蒋军必败》的社论，指出：“定陶战役的胜利，是继中原我军突围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大胜利，对整个解放区南方前线，起了扭转局面之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近山同志勇挑重担，敢打恶仗，敢啃硬骨头的顽强战斗作风，更为大家所了解。由于他这种顾全大局的好品德，友邻部队和他并肩作战都很放心，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也更亲密了。
钻研军事理论 学以致用
由于王近山打仗勇猛，同志们称他为“王疯子”。实际上王近山并不是鲁莽草率的人，他平日十分重视学习毛主席的军事理论和刘帅的著作，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打仗时，他很能用脑子思考问题。在夺取襄阳的战斗中，更表现出他是既果断坚决，又精明细致的卓越指挥员。
1948年6月下旬，正当敌我双方在中原的野战兵团大部投入豫东战场紧张激战的时刻，鄂西北襄阳康泽的15绥靖区却陷于孤立状态。刘邓首长掌握战机，发动了襄（阳）樊（城）战役。在外线敌人扫除以后，刘邓命令6纵司令员王近山统一指挥
6纵、陕南12旅、桐柏军区28旅等部队夺取襄阳。6纵虽是中原野战军较强的主力部队，但是，它刚从大别山出来，人员、武器损耗很大，各旅又留下一个团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全纵只有6个团，连重武器都没有。仅有的几门山炮，还不足50发炮弹；加上12旅、28旅，也不过1万余人，和守敌兵力几乎相等。襄阳是座古城，城墙高而且厚，城垣完整，城外还有护城河；东、北两面汉水环绕，南面大山屏障。敌人经过半年多时间准备，山上山下都已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王近山观察了襄阳地形之后，苦苦思索了数日。按照自古以来的作战规律，打襄阳必须先夺取南山，消除居高临下的威胁才能攻城。但是，如果按此打法，我军不但会损耗兵力，而且时间也成了问题。若一时攻不下南山，敌人援兵赶到，内外夹击，还可能打成一个败仗！他又在城西的万山上观察，看到这里有一条约千余米宽的狭长走廊，直通西门，这是到襄阳唯一没有天然障碍的通道。但是南山下却有敌人占据的琵琶、真武两座小山，严密控制这条路，西门外的几座建筑，也都构筑了碉堡。这说明，康泽对此路是有高度戒备的。几经衡量，王近山下决心采取一个大胆的战法：“撇山攻城”，直捣西门！夺下两座小山，扫除西门外的敌人防御设施，虽然要付出代价，打一场恶仗，但这是短时间内攻占襄阳的唯一办法了！刘邓首长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且鼓励他放手坚决打好，不必担心敌人援兵，野战军司令部已在敌人可能增援方向部署了打援部队。王近山即命令17旅完成攻占琵琶山、真武山、破城3项任务。为了欺骗敌人，他还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在17旅接近西门时，将部队转入地下隐蔽作业，昼伏夜出，挖交通沟接近城关，并将6纵部队全部秘密运动到西面，梯次隐伏，准备突破后跟进，而在东门和东南面，却大张旗鼓作攻城架势。蒋介石、白崇禧果然被这些现象迷惑，命令康泽
“注意加强东南面之工事及守备”。于是康泽将总预备队6000人调往南面，增强防御，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西门攻城阻力。
经过参战各部队英勇奋战，襄阳终为我军攻破，并活捉了特务头子15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大获全胜。受到了党中央电令嘉奖。
近山同志的科学分析、果断决策、正确指挥，是襄樊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由于他指挥作战既大胆泼辣，又谨慎细密，干部、战士对他十分信任。一听说是他指挥作战，都信心百倍，奋勇争先。
指挥靠前 克敌制胜
指挥所靠前！这是刘邓首长和徐帅的传统作风。近山同志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战斗中，他总是深入第一线，掌握最新情况，找出关键问题，及时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大杨湖战斗时，他的指挥所离敌人只300米，战斗中的一切，肉眼都能看清楚。经过和敌人激战通宵，太阳出来了，村子里还有一股敌人在死命顽抗。天亮后，敌人若派来飞机援助，我军将处于十分不利地步。他分析了这一情况后，立即将手边唯一的一个预备营投入最后战斗，并且命令部队与敌人纠缠在一起，抵近撕杀。果然，待敌人飞机来临时，无从下手助战，村内敌人终被我全歼。
进军西南到了沙市，依照上级命令，部队从石门、桑植方向入川，3个师走一路。参谋长作过部署后，请他指示，他不讲话，在想问题。会后，他说：“照这么打，背着粮食、背包，敌人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守，我们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攻，什么时候才能打到重庆！”
他很快到常德向兵团首长们请示（他当时是3兵团副司令兼12军军长），计划立即改变。他给12军发来电报命令：将全军所有汽车集中起来，派主力团先乘车赶到前面，经常德插永绥。并且命令尽量多带人，多带弹药，少带行李，汽车一直往前开，接敌时才停下，部队攻击前进，汽车再立即转回运第2批部队跟进！根据他的这一命令，部队行动大大加快，又从翼侧插入敌后，敌人惊惶溃逃，我军突破了敌人的阻击防线，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粉碎了敌人原拟布防二线阻我进军的计划。部队以一天行军100多里的速度，抄近路乘势夺取了重庆。蒋介石及其反动政府残余仓皇逃跑，当我12军35师部队赶到白市驿飞机场时，两架敌机正要起飞，被我机枪击中引擎，机上敌人投降，我俘获敌机15架。
亲临第一线指挥是刘邓首长的作风，近山同志照此实行，其所属部队各级指挥员，也都严格保持了这一光荣传统。带出了一批好干部，培养出了坚强、勇敢的部队
近山同志为了保证能够更好地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对带兵主官的要求很严。一定要作战勇敢，指挥果断，会用脑子，善于带兵的同志来担任。因此他所在的部队，始终能够保持优良的战斗作风。对完成战斗任务好的部队，他在表扬的同时也指出缺点，以防骄傲；对一时未完成好任务的部队，他查清原因，只要不是怯懦、怕死，总是耐心帮助教育，给予鼓励，以防出现消极思想。对于在战斗中担任艰巨任务的部队即使缴获少，伤亡大，他也给予鼓励，而不是从表面战果来判断成绩。特别是下级有失误时，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随便指责，更不诿过争功。因此，在他属下工作的同志都尊重敬佩他。
王近山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心胸开阔，气度豁达，善于团结和使用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他总是看主流，看大节，不计较小缺点。他所在的纵队（军）里，有好几位留学生、大学生担任军师级政工领导干部。他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吸取他们的长处，工作中充分信任、放手，使这些同志感到心情舒畅，工作格外努力。部队进军西南后，他根据上级指示，吸收了上万名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参军。这些同志在部队经过长期锻炼，对军队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使部队文化素质大大提高。
近山同志十分重视部队的培养。他担任6纵司令员的时候，这支部队刚刚成立。当时有的同志认为这支部队老红军单位少，大多是游击队编成，因此有点看不起。近山同志却认为部队好不好主要是严格要求，在实践中锻炼。经过打了一些硬仗、恶仗以后，这个纵队后来果然成了主力纵队。他还十分重视部队的平日养成。他认为只有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才能打仗。每次行军他都站在路边观察。经过一天疲劳的长途行军，到宿营地时还能保持整齐军容和饱满精神的部队，他就表扬，要大家向这种单位学习。
他对伤病员很关心。战前救护所的位置都写入战斗命令，战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望伤员；对烈士的掩埋、抚恤工作也过问很细。体现了他对同志深厚的阶级感情。
近山同志逝世快10年了。同志们经常怀念他。他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我军一位英勇的将领，优秀的指挥员，无产阶级的军事家，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自己战士的关怀与爱护，体现了党的伟大、光荣。
王近山曾经感慨地说：我是在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影响教育下成长的，“勇敢是向徐帅学的，指挥是向刘帅学的，果断是向邓政委学的。”这几句简短的语言，多么朴实地表达了近山同志对党、对培养他多年的首长们的深厚感情。
1947年，王近山因翻车摔断了大腿，邓小平政委到医院看望他。一见邓政委，王近山就难过地说：“邓政委，我的腿断了，不能再去指挥打仗了！”说着掉下了眼泪。还有什么比一个战士离开战斗岗位更痛苦的事呢！邓政委听了他的话，也很激动，亲切地安慰他：唉，近山同志，近山同志，不要想那么多，安心养伤，好好休息，仗还有得打的！邓政委临走时再三嘱咐医院领导，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他的腿治好。
近山同志逝世后，当时的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同志亲自审阅悼词，并且批准同意对王近山的评价。邓小平同志一直怀念、关心着这位对人民有功的勇猛战将。
近山同志生病时，曾谈及想写一篇文章，记述几位首长对他的亲切教导。可是，无情的疾病却使他未能实现这一愿望。他的许多宝贵、生动的感受，永远埋藏在他心里，未能留给后代，使人深感遗憾。
近山同志是党的忠诚战士，人民的好儿子，同志们永远怀念的好领导，好战友。一想起他就令人心情激动。为继承他未尽的遗志，把我军建设成为更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将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实际行动纪念他。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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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陈荫林同志
孔原 魏文伯
大革命时期湖北省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陈荫林同志离开我们60年了。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那段日子，我们曾和荫林同志在一起工作，他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去年在上海，我们相约在荫林同志逝世60周年的时候，写篇短文，以纪念他的业绩，并寄托我们的哀思。
荫林同志是陈潭秋同志的胞弟，湖北省黄冈县杨鹰岭陈策楼人。早年，在陈策楼附近的王家店聚星小学读书，他与潭秋同为第一班优秀生，当时就有“神童”之美称。1911年在黄冈东乡十区小学读书时，聪颖过人，勤奋努力，深受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父亲、老教育家李卓侯先生喜爱。1912年考入湖北武昌外语学校，后又入北京大学英语系深造。1920年在董必武同志等创办的武汉中学任英语教员，为青年学生所崇敬。
陈潭秋同志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影响下，荫林同志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同时，他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也认识到，只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推翻旧社会，中国才有出路。他决定结束教书生涯，毅然投入革命洪流，全身心从事农民运动。1924年9月，他担任武汉地方委员会农民委员会书记。1925年7月，与潭秋同志一起在黄冈县回龙山新庙召开黄冈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县农民协会。1927年3月22日，在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湖北省农民协会正式执行委员和副委员长，主持湖北农民协会的活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党派荫林同志到南昌参加武装起义。南昌起义胜利后的次日，革命委员会任命陈荫林同志为农工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宣传科长。当时，文伯是宣传科科员，孔原是农工委员会劳工科秘书，也经常被抽调做宣传工作。这段时间，荫林同志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者，又是朝夕与共的良师益友。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团结战斗，紧张工作，度过青年时代最有意义的一段历程。
荫林同志当年也只不过二十大几，但他具有长者气度，胸怀宽大，诚恳坦率，使人感到和蔼可亲，容易接近。他思想敏锐，谈吐富有哲理，逻辑性强，有说服力。他对人非常热情，对我们这些他领导下的同志，总是谆谆善诱，诲人不倦。在日常交谈中，他曾向我们谈起陈潭秋同志和董必武同志最早在湖北宣传马列主义、最早发起建立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湖北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潭秋同志在武汉领导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光辉业绩；谈到潭秋同志对革命奋不顾身、百折不挠的坚定精神和热情、耿直、诚恳的高尚品格。荫林同志对潭秋同志极为敬仰。我们听了他的谈话从中深受教育。潭秋同志对荫林同志不仅有着一般的兄弟之情，而且怀有更深的革命战友的情谊。潭秋同志称赞荫林同志聪明能干，一心为革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表示为有这样的弟弟而自豪，为他的过早病逝不能为革命作出更多贡献而感到惋惜和悲伤，对于荫林同志的优良品质，给以正确的评价。
荫林同志毫不以领导者自居，没有架子，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善于与周围的人打成一片。南昌起义后部队南征时，正值气候炎热，每天行军几十里路。走到抚州时文伯的双脚打起了血泡，荫林同志设法弄来药物，亲手擦涂敷好。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能够找来药物，不是一件易事，可以想见他花了很大努力。
荫林同志工作起来有一股拚命精神，有一种压倒一切艰难困苦的气概。在起义期间，他兢兢业业地日夜为革命操劳奔波，而把自己的病体置之度外。从南昌到瑞金长驱1000多里，沿途宣传工作较为艰巨，一方面群众受了反动宣传的影响，对起义军不了解，往往闻风躲避起来；另一方面对士兵的宣传教育工作也很不够，以致许多士兵对起义的伟大意义还缺乏足够认识，加上途中遇到种种困难，一些人思想上产生了不少问题，这也是势在难免的。因此，到抚州，前委决定加强宣传工作，顿时宣传工作更加紧张起来。在抚州曾家园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大会主持人和各界代表讲了话。这些都需要宣传机构参与组织。到达宿营地点，宣传人员立即开展工作。在这段路程上，因为没有什么战事，显得宣传工作人员比一般战斗人员倒更为辛劳。8月12日前后，我们离开抚州，仍旧随先头部队取道广昌、石城继续前进，一路行军，一路宣传，张贴标语，印发传单，召集工、农、城市贫民、青年学生等各界群众代表，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党叛国罪行等等，这些工作，荫林同志都是身先士卒。
荫林同志由于过度劳累，体力消耗极大，积劳成疾，行军时已显出很吃力。他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坚持跟随队伍前进，后来又染上痢疾，身体虚弱得寸步难行，不得不睡担架，由文伯和战士抬着走了3天。8月27日壬田战斗结束后，部队进驻瑞金县城。荫林同志被安置在一个祠堂里，病情日益恶化，我们轮流看护着他。郭沫若同志听说他的病况，曾前来探望诊视。然而当时医药条件极差，不可能得到应有的治疗。8月30日，起义军攻开会昌，俘敌900余人，我军也伤亡很大。胜利的消息传来，荫林同志为之鼓舞，同时对我军的损失十分沉痛。我们看到荫林同志在病危中仍然那样关心战局，关心事业，非常感动。大约在9月初一个天将亮的清晨，荫林同志年青的生命被病魔吞噬了。他牺牲在战斗的岗位上，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他临终时，我们守在他的身旁。他逝世后，由于战斗环境，没有开追悼会。他的遗体由我们几个人扶送到瑞金城郊，在一个郁郁葱葱的山坡上掩埋了，没有来得及竖立牢固的永久性墓碑。我们强忍悲痛告别了荫林同志，跟随部队向福建长汀进发。在那些日子里，荫林同志的形象时常浮现在我们眼前，总好象他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
今天，荫林同志的墓地是无法找到了。但是，他作为一个革命先驱者的英雄形象永远铭记在我们心头，他的英名将永远镌刻在党的史册，他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定日复一日的更加灿丽，永放光芒。 （孙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