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把多彩的艺术献给中国艺术节
王蒙
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即将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举办第一届中国艺术节，是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艺术呈现出创作日益活跃、人才大量涌现、事业不断发展的生机勃勃的新局面。举办第一届中国艺术节，正是为了集中展现近几年来艺术创作和演出的优秀成果，反映我国在继承和发展本国艺术的优良传统、借鉴和吸收外国艺术方面取得的新的优秀成果，从而促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艺术事业。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广大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心理结构的不断变化，对文化生活和艺术审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样。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不但能够丰富和活跃人们的文化生活，满足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而且会在整个社会形成热爱艺术和尊重艺术劳动的良好风气，形成热爱和尊重一切建设性、创造性劳动成果的良好风气，从而起到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作用。高尚的艺术审美享受，对于陶冶人们美好的心灵和性情，培养人们健康的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操，调动和发扬人们的精神潜能，带动全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都会起到巨大的作用。因此，举办中国艺术节，这既是出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太平盛世局面的需要，也是争取艺术事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题中之义。
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举办艺术节。我国近年来各地也纷纷举办艺术节，如西北音乐周、华北音乐节、“上海之春”、“哈尔滨之夏”、“庐山之夏”、青岛艺术节、烟台艺术节、大连艺术节等。有些艺术节还同当地的旅游和贸易活动结合起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这些国家和地方举办艺术节的成功经验，为举办第一届中国艺术节提供了横向比较和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从今年举办第一届中国艺术节起，今后每两年都要举办一届中国艺术节。通过举办中国艺术节，必将进一步调动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促使艺术生产力的解放，鼓励大家攀登社会主义艺术高峰。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艺术工作的繁荣和发展，首先必须把把握艺术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同促进艺术工作的繁荣和发展结合起来。把握艺术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解放艺术生产力，促进艺术工作的繁荣和发展，更好地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而艺术生产力的解放，艺术工作的繁荣和发展，只能在社会主义方向的指引下得到保证。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我国的艺术工作不可能有真正的繁荣和发展，也不可能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而离开了我国艺术工作的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方向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文艺政策，力戒各执一词或各取所需，保证艺术工作不发生大的偏差和受到大的震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民主和谐的环境，摆脱与克服来自“左”的与右的干扰，促进社会主义艺术事业长期稳定的繁荣和发展。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艺术工作的繁荣和发展，还要把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同鼓励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结合起来。这几年，我国的艺术创作和演出虽然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力作还不多见。我们党领导的亿万人民参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艺术创作和演出提供了最广阔的背景和最丰富的源泉。在今后一个时期的艺术创作和演出中，应当特别提倡面向现实，面向全面改革的伟大时代，反映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火热的斗争生活，表现党和人民强大的创造力量和无私的献身精神，展现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和美好未来。这就必须鼓励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保护艺术工作者锐意进取的创作勇气，支持艺术工作者投身到社会生活的激流中去，通过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大胆揭示改革和建设中的社会矛盾，着力塑造勇敢开拓、锐意进取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对在探索和创新中出现的问题，应当通过正常的民主讨论和正面疏导，通过健康的批评和反批评，达到在更高层次上的进步。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艺术工作的繁荣和发展，还要坚持党的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把实现艺术工作者的大团结同批评自由化和僵化结合起来。这是实现文艺队伍大团结的政治基础；艺术工作者崇尚艺术事业的献身精神和职业道德，是推动艺术工作者大团结的精神动力。而要巩固和发展这种政治基础和精神动力，就必须反对自由化和僵化。因为自由化排斥四项基本原则，僵化排斥改革、开放和搞活，两者都具有片面性和排它性，两者都不利于团结，听之任之，就会造成文艺队伍的分裂。只有克服掉这种片面性和排它性，我们的团结才会更加广泛和更加稳固。
要实现艺术工作者的大团结，还必须把艺术工作者的自尊心、竞争心同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与人为善的文明精神结合起来。艺术工作者一般都具有比较强烈的自尊心和竞争心，没有这种自尊心，艺术工作者就不会把艺术当作奉献的事业，也就不会热爱待遇还比较低的艺术工作；没有这种竞争心，艺术工作者就不会对艺术进行长期苦心的探索和反复多次的实践，也就不会塑造出比较完美的艺术形象。但在艺术工作者中间，行帮观念、门户之见、互不服气，乃至争名夺利的现象也还比较严重地存在着，这对实现艺术工作者的大团结很不利。艺术领域中的各个门类、各个品种、各种风格、各种流派与各个代表人物，不可能都是十全十美的，但它们大多都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我们主张，艺术工作者的自尊心和竞争心，要用在提高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理解能力，提高对艺术的创造和表现能力上，而不能用在互相拆台和内耗上，不能用在用非艺术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上。只有培养和健全这种建设性的文化性格，才有利于为艺术创作和演出形成一个和谐融洽的良好环境，也才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艺术工作者的想象力、创造力的发展，有利于艺术生产力的蓬勃发展。
最近，邓小平同志为举办第一届中国艺术节题写了“中国艺术节”五个字，这对我们是个鼓舞。我们深信，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一定会为即将到来的国庆38周年和党的十三大增添丰富多彩、健康欢乐、团结进取的喜庆祥和气氛，中国艺术节一定会逐渐办成具有崇高荣誉和深远影响的盛大艺术节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生活的色彩和结构模式
——读报告文学《公仆》与《君子兰之谜》有感
吴国光
这年头，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年头。生活让我们眼花缭乱，这在后面还会说到；文学也让我们眼花缭乱，比如说现在很难说清哪一篇作品最叫座儿。有人说这证明了文学的衰败，有人说证明了文学的繁荣，就象有人说现在生活在败坏，有人却说生活在丰富。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点儿抽象——抽象就好比站得远一点儿来看，要到稍稍超脱一些的层次上去发现某种趋势。非常难得，刚巧今年第二期的《当代》上就有两篇报告文学，向我们提供了审视生活或者审视创作的某种视角。
如果单从社会学的角度着眼，这两篇报告文学首先给人一种色彩上的对比。《公仆》歌颂了一位县委书记。依我看来这位书记比《新星》中的李向南更具备共产党人的风格与境界，他有为民富民的业绩而却没有救世主的气质。这篇作品的调子是雄健激昂的，色彩是鲜亮辉煌的，表现了生活的光明与希望。而另一篇报告文学《君子兰之谜》，则可以说是暴露多于颂扬，针砭甚于夸赞，它是在剖析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给我们展示了扭曲的生活与扭曲的心灵。其中的色彩不免迷乱，不免低沉阴郁，调子中绝无亢奋之韵。一明一暗，一阳一阴。生活是这样的，当然就有这样的文学，表现了这样的色彩。
报告文学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光谱状生活层面，是很值得高兴的。谁都能感觉得到，无论是《公仆》，还是《君子兰之谜》，明晦变化不说，它们都是有极为强烈的时代感的；而且，也还可以进一步说，它们都颇为深刻地揭示了我们目前所处的变革时代的精神底蕴。生活不是让我们眼花缭乱吗？那是因为它色彩斑斓。都是亮色的生活才算色彩丰富吗？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这么说。但是，有人却常常忘掉常识。我拿不准，也许会有人对《公仆》反感：我们还要再来歌颂那些高大的英雄人物吗？我们的文学还不接受十年动乱时的惨痛教训吗？我相信，一定也会有人对《君子兰之谜》不满：我们的社会难道是这样为金钱所左右吗？为什么不把镜头对准我们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呢？事实上，以歌颂高大英雄人物为本的作品是很少有读者了，敢于揭露和批判生活“阴暗面”的作家和作品往往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但是，我们的文学依然是勇敢的、公正的、有见地的。生活中既然有令人钦敬的人物，我们为什么不去褒扬他呢？生活中既然有丑恶与黑暗，为什么不可以揭露、批判和救治呢？报告文学，这离现实生活最近、最能直接反映生活的文学样式，还是在艰难的探索中负起了自己庄严的使命的。
当然，要负起这使命必须有所探索，有所创新。这里所说的两篇报告文学算是做得好一些。在这里，我们已经不太能看得到“歌颂”与“暴露”的泾渭分明的界限，更多地看到的是生活以其阴阳交混的原色展现出来。你不是歌颂县委书记赵松祥吗？那么，赵松祥是在与贫困、愚昧、不正之风等斗争中才显示出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贫困之类难道可以回避吗？你不是要解剖君子兰这“绿色金条”一夜之间身价百倍又于一夜之间一落万丈的奇特过程吗？那么，这背后的因素又是多么繁复杂乱哟！劳动者的追求与智慧，“君子”们的奋斗与情操，暴发户的无底的欲望，改革者的美丽的设想，金钱的力量和足以与金钱的力量相媲的种种政治、文化力量，所有这些，全凝聚在这里，以极独特的方式相互作用。你要揭露或批判吗？显然，单纯的揭露或批判都不足以涵盖这一切，生活前进的步态与足音也可以从这里看到听到，仅仅归结为一个“阴暗面”岂不是谬之千里？
色彩在流动，一切程式都应当被打破了。时代在变革，一切东西都有了生长的可能。我们如果深得时代风气，那就要建立这样的多样化的概念，包括对生活和对文学。例如，我曾经注意到报告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宏观意识，大家在致力于用广角镜头大幅度地扫描社会生活，而我也为此呼吁过，认为这是报告文学的一个飞跃。但是，随着这种趋势的波展开来，我们不能不看到，泛泛之作多了起来。一些作品在追求逻辑结构上的超时空跨度的同时，内容却有变得稀薄的危险。一些很大的题材也有人在试笔了，这非常好，可是，社会生活的公开程度似乎还没有达到为这样的创作提供足够素材、提供足够的创作天地的水平，我们许多作者本身似乎也没有具备掌握这种结构模式所必须的理论素养与概括能力，缺乏深厚的历史感和洞观历史的哲学眼光。这样，一些架子很大、内容空洞、思想浅薄的作品就多了起来，即使不是空洞浅薄之作，艺术上也往往显得不十分协调，好的题材倒弄得可惜了。对比之下，我反而觉得象《公仆》、特别是象《君子兰之谜》这样的结构模式更好一些。《公仆》似乎还主要是传统的结构模式，以典型人物为中心；《君子兰之谜》则接近于近年兴起的现代结构模式，但它是从个别入手，深入剖析，跨度并不大，深度与丰厚度却很可赞叹。这也给我们一种启示：时代正在变革之中，走得太快有时反而脱离了时代，脱离了现实。这当然主要是针对报告文学而言，因为报告文学与时代实在是无法分离的。在提倡一种东西的时候，我们决无忽视多样化的意思，否则，变革时代的多样化的现实就不能被真实地记录下来，而完成这个记录，应当说是报告文学创作最有价值的意义所在。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寻找当代人感兴趣的意蕴
——读长篇小说《月落乌啼霜满天》
宋遂良
《月落乌啼霜满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王火同志计划撰写的系列长篇小说《战争和人》的第一部，它描写1936年西安事变到1938年武汉陷落这一段国难日益深重、民族走向觉醒的历程。小说以一个国民党上层官吏一家人的遭际为情节的中心，扇形地推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在秀丽河山和悠久文化的映衬下，画出了一幅广阔悲壮的全民抗战图。六朝烟雨的秦淮旧梦，伤今怀古的别绪离愁，惨绝人寰的腥风血雨，浩气长存的一死报国，无不使人动容更色，思绪绵绵。历史的脚印有抹不掉的斑斑血泪；历史的情绪是割不断的滔滔江水，50年后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有时仍在抚摸着隐隐作痛的伤口，深深地记着有过的这民族屈辱的一页。
作品的主人公童霜威，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司法行政部的秘书长，一个做过律师、教授的留日学生。由于他无派无系，且性格软弱，故而既受蒋介石嫡系的排挤又成为其他势力和日特、汪伪乃至军统笼络和争夺的对象；他的前妻是一位共产党员，同他分手后牺牲在雨花台下，他现在的妻子是上海一个买办资本家的小姐；他的弟弟、妻弟、秘书、家庭教师，则是一些热血青年或共产党员；他还有着军界、政界、商界等各方面的朋友，这就构成了他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使他成为种种矛盾、纠葛的中心。作者选择这样一个人物作为小说正面主人公，是想通过他表现历史的大潮是怎样地改变着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关系和命运，从而反映出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作者较有分寸地表现了这个人物欲求安宁而日夜不得安宁的内心世界，他赋闲南京，避难吴江，宦游武汉，亡命香港，转辗上海，都摆脱不了时局对他的追踪。这个软弱清高、明哲保身的知识分子在战争教育下的逐步坚定和觉醒，体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选择。童霜威的儿子童家霆，这时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小说描写他以单纯正直的眼光观察世界，分辨是非，承受着时代的磨砺和真理的沐浴不断成长。童家霆的道路是建国后一代优秀知识分子所走过的共同道路。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两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人。小说还成功地塑造了年轻共产党人的群体形象，如冯村、柳忠华、黄祁，还有已经牺牲了的柳苇等，他们朝气蓬勃又脚踏实地，锋芒锐利又老成持重，刚柔并济，珍重情义。他们身上放射着民族的希望之光，也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优良传统。
作品不仅对历史的叙述采取尊重事实的态度，而且即使在需要动情渲染时也不使用极端的笔墨。艺术上的蕴藉使它具有一种古典的美学风韵，又保存着某种“实录体”特色。南京保卫战中举凡战役的部署、部队的布防，下关封江封船的决策，城破前卫戍长官司令部发布的命令，五台山下、清水塘边、汉中门外、中山码头等日本侵略者集中屠杀中国人民的情景，以及国民党部队那种既抗日又扰民，既逃跑又不怕死的复杂绝望的心态，都是对历史所作出的最接近的反映；汪精卫精明圆滑、温文尔雅的名士派头，于右任平易随和、老于世故的文人癖习，以及他们门下的一群心腹、幕僚、食客，也都刻画得分寸严格，角色齐整。有些场景和氛围，如50年前枫桥镇上吴侬软语的卖花声，逃难途中伤兵的挤车和敌机的轰炸，武汉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潮，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写得如此洞明、真切。
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是全书最激动人心的一卷。艺术地再现这一场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作品的可贵在于它没有停留在对国民党无能溃逃和侵略者兽性屠杀的表层揭露上，而是力图深入地表现在这场匆促来临的战争中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和价值上的选择，特别是失败了的人民的自发反抗。从总体上把它写成一出浓重的历史悲剧：昏庸畏缩的指挥，尔虞我诈的倾轧，混乱仓皇的溃败以及敌人惨无人性的大屠杀，将人民沸腾的热血、满腔的仇恨和天真善良的幻想，都化作了国破家亡、天长地久的遗恨！女工庄嫂在敌人凌辱前自己挖眼毁容宁愿玉碎，老汉刘三保用汽油浸透自己的棉袄，在烈火中与侵略者同归于尽；副连长童军威明知胜利无望，也可以逃离战场，但决心以英勇献身来表达他“心底里的一种死谏，一种报国的抗议”！在全城有组织的抵抗停止以后，他仍然只身负隅狙击敌人，直至弹痕遍体而后倒下。鲁迅曾经称赞过那些“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他们虽死犹生！而几十万放下武器的军警和手无寸铁的平民象成群的牛羊被赶进屠场，被枪杀，被活埋，被水淹，他们满怀悲愤仰望苍天大惑不解地死去了，他们死不瞑目！半个世纪过去了，吴头楚尾，江山依旧，云水苍茫，何处呼唤和祭奠忠魂？
历史是既往的事实，谁也不能更改，但作家对历史精神的阐发，对历史哲学的发现，却是有所选择的。作品着重表现的是战争对于人的考验、淘汰和净化。一边是太太小姐，贪官污吏，汉奸卖国贼；一边是工农大众，爱国青年，正直的知识分子；“一边是庄严的工作，一边是荒淫和无耻”。在战争这面大镜子的反照下，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生与死都尖锐鲜明地呈现出来，人的道路应该怎样选择，人的价值应该怎样衡量，历史是会为后人留下答案的。文学也正在反复不倦地探索和寻找。
作品采用的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它的真实、严谨容易取得读者的信任，它的过于实又有碍于艺术的魅力，有些描写显得繁琐、平面了一些，这很可能是不自觉地受着真人真事的约束。我们已进入一个科学飞跃、理性高扬、生活节奏加快的新时代，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在求真求实的同时，也向往着简洁、轻盈、超升，喜欢多样化。这就是近年来一部分未臻完善的探索、试验、创新的作品引起读者浓厚兴趣的原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句不无偏激的名言也启示我们如何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上，从历史中寻找更多的使当代人感兴趣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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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古塔上的风铃》〔长篇小说〕
作者 鲁彦周 载《华人世界》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审视已往一代共产党人的心灵历程，辨析他们身上的时代光华与历史积垢，以及伴随着历史进程而在不同的共产党人身上发生的升华与蜕变，这是贯穿鲁彦周一系列作品的主题。他的长篇新作《古塔上的风铃》仍然是对这个一贯主题的深入开掘，从中亦可见出我们这个时代为确立新的历史和道德尺度所做的努力。
小说以今日改革为背景，以A市政界新老干部交替为主要线索，从而展开烈士遗孀、老干部李永珍与其侄儿李琢如各自命运相互交织，冲突的画面。他们虽然经历过相同的社会风暴，但不同的身份地位，不同的命运遭际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人生追求与政治禀赋，当改革的洪流将他们抛入同一个政治漩涡的时候，他们成为两股历史的力量相撞击的触角。李永珍的早年参加革命、二十多岁时位居要职、名声显赫的丈夫因公殉职。以后三十年，她摒弃了个人的爱情生活，荫庇在亡夫的纪念碑下，并以当时的政治风范不断改造自己，如此，既维护了某种政治上的威望与人格的圣洁，也使自己在政治上得到了诸般资本。当她窥见到与自己的资本相应的锦绣前程时，社会的政治却发生了位移——改革将她的侄子推上了历史舞台。
李琢如的父亲当年走上与李永珍不同的政治道路。命运使李琢如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使他得以与广大的普通人一道经历社会的风雨、时代的变迁，使他能够从个人与社会历史的交接面上去观察、思考。当改革的时代到来时，他以发自内心的勇毅去拥抱这个时代，去争做这个时代的弄潮儿……
小说将个人的悲剧置于时代的氛围中，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剖析时代赋予人们的精神品质，具有一定思想深度；人物命运跌宕曲折、构思巧妙。作者笔端富于激情，具有浪漫诗意，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改革题材文学作品。
（文 一）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新作
《创世纪》〔报告文学〕
作者 李勃、晓今 载1987年《十月》第4期
“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被一种思想、精神所凝固，靠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就能够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创出奇迹。”这篇作品以细腻的笔触、生动的细节，真实地记录了郭友亮与一群被人蔑视的临时工、泥巴匠，为了求生存，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团结在一起搞建筑工程，付出比别人多5倍、10倍的努力，以一个个工程的优质、高速、低造价赢得了社会的承认，而且声誉大振。他们积累了数百万元资金，在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鼓舞下，创建了昆明宏达建筑公司，象一颗光彩夺目的新星从地平线升起。他们用几千元几万元买进大批人才，使公司成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新型群体，编制出自己的生产管理软件系统，形成了一业为主多角经营的战略势态，成为一个现代化企业。从前，他们是对一个地区、一个省进行挑战，现在是面向全国、全世界。他们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发展道路。
作品从不同视角，形象地描写了一群普通人身上挖掘不尽的潜力和非凡的创造才能，气势磅礴，激人奋进。作品也向文学界、经济界、思想理论界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