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谈艺录
“书法热”的反思
沈鹏
当前社会上出现一股“书法热”，书法的群众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广泛，使得文化界对书法领域的种种变化不敢轻视。这是可以引为自豪的。
接踵而来的问题则是：是否应该满足于这表面上的轰轰烈烈。相对于过去的沉寂萧条而言，轰轰烈烈的局面来之不易，是好事；但从今后发展看，轰轰烈烈要与深入开展的创作活动、学术活动结合起来，才会产生长久性的效应。特别重要的是，它应该与当代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相呼应。我个人认为，与文学、绘画方面的成果相比，书法还是不算太醒目的。我们面前有着几千年无比丰富的遗产以及由此形成的经验，但目前创作上突破不大，这就使我们在赞叹书法热之余不得不考虑一些更严肃的问题：如何把书法创作的水平提到新的高度？
现代书坛的成功实践虽然还十分有限，但已显露出一些可喜的苗头。书法发展的日趋多样化，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过去那种言必二王、言必颜柳或言必北碑的认识模式，为更丰富、更灵活因而也更宏观的发展态势所替代。风格、创作观念乃至形式格局的丰富多样，显示出当代书家受益于历史文化遗产，并在现代生活中寻找自我表现契机的良好愿望。我以为，多样化作为一种创作观念，是从每一件作品及作品的互相比较之间表露出其特征的，它的落脚点是在既成的作品的效果上，而作为这种效果上的多样化——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百花齐放——的潜在支撑，一是作者在作品中追求现代感的努力，二是作品强调个性化的趋向。
沉湎于二王、颜柳是过去时代的事了。当代的书家，未必忽略古代书法大师们作品的珍贵艺术价值，但并不满足于成为古人的影子。如吴琚之学米芾，钱南园之学颜真卿，在过去曾有人视为范例，在现时则是话柄。吴、钱以下者就不必提了。因此，强调现代感，强调更有我们的时代不同于古人的鲜明特征，强调当代书法作为“表现”式书法而不仅仅是文字书写，使当代书法在观念上有了个极有利的出发点。文通字顺应该是一幅完美书法作品应有的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终极目标，强有力的“表现”才是书法特有的魅力，既为书法本身的特征、本质所决定，也合乎我们时代的需要。书法美的空间构成的表现，是放在书法家面前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书法家在创作中时时遇到的问题是，他必须按照文字本身的要求书字，但又竭力要突破文字本身的局限，这个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束缚于一定的空间又要求超越空间。书法观念的更新，在实践当中时常表现为不是要不要更新而是如何更新的问题。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现代派艺术在蔓延整个欧美世界之后，现在正悄悄地潜入书法。这并不是坏事，中国书法家应当欢迎这一远方来客，并引此为改造陈旧的书法观念的一个借鉴。但是，在热情引进的同时，也别忘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把书法写得象王右军第二不算有出息，而把书法蜕变为抽象画的附庸，我以为也不能证明是成功的。上述两种现象从两个极端禁锢了自我，否定了抒情性，窒息了创新之路。前一种现象表现出令人生厌的惰性，后一种现象大有数典忘祖的嫌疑。倘若我们的创新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字，也即取消了书法的基因，那么作者的原意可能为着拓宽创造之路，其后果却是终止书法之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
因此，是现代的，又是书法的，这是一个大目标。
进一步的课题则是个性化。个性化与现代感有其相近的一面。亦步亦趋地仿古，当然不是个性，沉溺于洋派而不思自省，也是缺乏个性的表现。当前书法创作中，个性模糊的现象仍旧很突出。由于个性模糊，书法的抒情性也就失去了寄托。历史上从蔡邕、王羲之、韩愈、张怀瓘到刘熙载、康有为，都曾为此大声疾呼。在当代书法中，对抒情性、个性的解释常常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认为强调抒情、个性便是不要法度，不顾艺术的接受者能否引起共鸣；另一个方面是认为既然要讲法度，要“文通字顺”，那么强调抒情、个性便带有异端的意味。后者取消抒情与个性的必要性，前者从纯主观的立场否定了抒情与个性的客观标准。我认为，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抒情，倒是如何在努力强调抒情价值时还不断提高“情”本身的客观价值和浓度，使“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书法艺术家应当认真思考的课题。“情”不应只是一个生理学概念，它应包含着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等方面的广泛的命题，从而通向个性化的途径。
当代书法不乏成果，但也面临严峻的课题。如何从现实出发认真做好继承工作，虚心向前人学习，又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真面对来自日本，来自东南亚以至欧美各国的挑战，我以为也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固步自封大可不必。而且，中国书法自民初以来的沉滞也使后人觉得必须扩充视野。完全依靠内部体系的小修小补，仍不免有顾此失彼之憾，而且格局也日趋狭小。我认为，采取不承认主义，对别人的创造一言以蔽之曰“看不惯”，并不能表现自己高明，倒是在引进、研究的同时反思我们自己的立场，看看如何扬长避短，独辟蹊径，这才是应有的态度。
第8版(副刊)
专栏：
煤都一瞥（外一首）
王德芳划根火柴就能点燃空气点燃风点燃颤动在蝉翼上的梦那朵栖落山头的云从昨晚燃烧到现在火苗儿，还在飘动啊，煤都积蓄了多少年心底的憧憬，一经喷发便到处流淌着炽热的诗情
露天铁矿掀开压在心头的沉重的历史曾被挤压的情感象汹涌的阳光顷刻流满坑道无数分解的心思爆出一片惊天动地的喧响所有的元素都将在熔炉里熊熊燃烧面对时代的选择凝成冷静的思考
第8版(副刊)
专栏：
老人谣
王霄夫
我难忘会稽山余脉南端下的厦程里村。虎山鹿峰对峙之间，一脉绿水拱起了程姓历代耕耘休养的土地。炊烟缭绕，环抱600户人家，作为村中轴线的老街，曲桥清池，茶楼酒肆，显示出这个村子古老的痕迹。说到底，这是一个普通的江南村落。它之所以在东阳，在浙江出名，是因为办起了一个象样的文化中心。而我对它的眷恋，却是一先一后那两曲被我称之为《老人谣》的村歌。
一年前，厦程里村办工业迅速发展，连同集资个体企业发展到40多家，产值达200多万元。若问全村有多少万元户，男女老少都会这样回答：满街都是！故而，我慕名前往。那天，初春的阳光温情地映照着老街，年轻小伙子结队骑着摩托车招摇过市，连馄饨摊里小姑娘也风风火火地哼着流行“劲歌”。在这惬意而欢乐的图景中，我却发现，街边的条石凳上，坐着蹲着一些无所事事的老人。他们羡慕地注视着程姓晚辈的一举一动，仿佛不甘寂寞，却因力不从心，又无可奈何。
那夜，我拜访了其中的一位老人。他反复说他年轻时在婺剧三合班里唱过小生，要是过去，什么“一把火”、“成吉思汗”一定会唱得很好。他今年79岁了，子孙满堂，不愁吃穿，心里想唱戏，就是没人听他这副苍老的歌喉。于是我说我想听，是真心想听。他一下子激动了，清清喉咙说：“我唱段南乡徽调——
夜半里困旮旯头，
五更里醒起曝日头；
一日到晚数白头，
只盼送终呐到山头。”歌声十分凄凉。
以后我把这个事讲给村支书程楚生，他久久沉思后说：“王同志，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你秋天再来。”
秋天的时候我又一次去了厦程里。这日，正逢大市，奇怪的是小商小贩一个个依次排列，人来人往，井然有序。程楚生告诉我说：“这些应该归功于老年协会。”原来初秋之时，村里成立了一个老年协会，加上邻村的，会员已发展到550多人，协会分成5个组：社会教育、文娱体育……其中一个就是市场管理组。他们管市场，管调解矛盾，都算义务劳动。我有些迷惑地对楚生说，长辈们少时受苦，长成艰难，劳作一世，现今喜逢太平盛世，该呆在家里，安度晚年才是。楚生笑着说：“你这次多呆几天就会明白了。”第一天，我去了文化中心，里面各种各样的活动室应有俱有，琴棋书画，球枪拳刀，有文有武，动静结合。但最吸引我的还是“老年人活动室”。这里也是老年协会的大本营。走进去一看，皆是白头躜动，里面正在进行书法比赛。碰巧的是我听他唱过歌的那位老人正在挥毫泼墨。他变得年轻了，两只眼睛跟着舞动的笔画焕发神彩，全去了往日的混沌。那宣纸上写着：“岁岁重阳年年秋，秋风落叶白头愁，文明创举黄昏节，老年换成少年头。”是夜，月白风清，他邀我至他家作客，且捧出好酒一瓶。酒酣，他怨我何不在重阳节时来厦程里，这时才来，错过了几次热闹：重阳节100多老人登上海拔600多米的虎峰，就在峰顶上会餐，唤做“百家饭”。他白天写的那幅书法，就是那次在峰顶上吟诵的。几天前，村里还开了一个老年人运动会，他参加1500米长跑，得了亚军。还有一个自小缠足、年已80岁的老太太跑完女子组的1000米全程，得了个特别奖。嘿！那光景，不知不觉叫人回到年轻的时候！他说着，开怀大笑起来。酒罢，他已有些醉了，站起来握紧两个拳头，雄赳赳地唱了起来——
“喜逢重阳九月九，
敢攀虎峰九重九。
饮上美酒九两九，
自信活到九十九！”
唱毕，他得意地舞动起来。他舞蹈间，我想起程楚生的话，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呀，活到九十九，将是又一段壮丽的人生。壮哉，厦程里的老人们，你们使我想起了一句被人类重复了无数遍的名言：生命在于运动。
第8版(副刊)
专栏：影视窗
电视剧《特殊战场》小议
唐挚
不久前放映的4集电视连续剧《特殊战场》（武汉电视艺术中心拍摄）引起了我的兴趣。平心而论，这部电视剧并非无疵可摘，比如，它也还有一般电视剧常犯的通病，节奏慢、枝蔓多，特别是在一、二集中。但是，这部电视剧确有某些可称道的特点。这不仅由于题材本身带有特殊的戏剧性，而且编导在艺术表现上，对处在复杂斗争环境中的不同人物，力求深入地探求和把握不同的情感世界与心理面貌。这就打破了惯常的那种单向度的审美意识，显得更为真实生动而有深度。
《特》剧写的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将爆发，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前夕，为了保存实力，决定将部分营团级的伤病员740人转移到华北根据地。当时尽管与国民党订有协议，并有我方、美方和国民党三方代表共同监督协议的执行，但国民党始终不死心，布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意图把这批干部一举消灭于途中，于是开展了一场特殊情况下的战斗，既要斗勇，也要斗智。这样的题材，编导往往容易为表面的戏剧性效果所诱，而着力去追求刀光剑影，惊险曲折。那样固然热闹紧张，容易增加刺激性，但由于不在人物的塑造上下功夫，不在作品的底蕴上作开掘，惊险一过，也就索然。《特》剧的编导，没有在情节的突发性和曲折性上大加渲染，却着重展示出三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在这种情势下，思想上和情感上的冲突。国民党代表郑培仁明明是整个阴谋的策划者，表面上却要摆出执行协议的姿态和假象；美方代表福德根据当时美国的政策，自然偏袒国民党，但在真相一次又一次败露的事实面前，也只能哑口无言，甚至从个人的是非直感上，他对于这种种愚蠢行径，也感到无可奈何；而我方代表，既要全力保护伤病员，又要据理力争，不断揭破国民党代表在握手言欢之后的种种图谋。这场尖锐斗争，不仅依靠集体的坚定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去战胜敌人，而且在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谎言的搏斗中，也不断从精神上压倒敌人，使得国民党代表郑培仁自己也感到了精神上的劣势和虚弱，从心理上感到难以摆脱的压力。这些都是此剧较之同类题材棋高一着之处。编导力求透过戏剧性情节，着意揭示人的内心面貌，以多角度的审美意识，从不同精神世界的变化和对比中，开掘内在意蕴，从而写出了我军思想上的不可战胜。这样的追求，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第8版(副刊)
专栏：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芦溪区农民画联展于8月4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萍乡市的农民画队伍是一支新生力量，1973年脱颖而出，经过十几年的勤奋努力，进步较快，在1983年的全国首届农民画展中有二幅作品入选，并送往国外展出。现已有一支数百人的创作队伍，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左图为芦溪区张绍兰创作的农民画《农忙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