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关于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
王忍之
赵紫阳同志5月13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舆论宣传工作提出了要抓好两件事：一是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引向深入，这里又特别讲了要搞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另一件事就是加强对改革的舆论宣传。这两件事情的提出切合舆论宣传工作的实际，很中肯，很重要。尤其是讲话中透辟地阐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和它们的相互关系，这不仅对舆论宣传，而且对全局的工作都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全面、准确地掌握三中全会路线，理解它的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关系，是我们每一个干部、做各种工作的同志都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这里，我谈几点认识，和大家讨论。
首先，讲一讲三中全会路线和它的两个基本点。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开始提的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恢复这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不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不解放思想，不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那么，我们的一切改革开放都出不来。政治路线就是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搞经济建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一条也没有现在的局面。组织路线就是要实行干部的“四化”等等。这些提法，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三中全会的精神、内容。以后又提出新时期的总任务，指出要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党的十二大时，邓小平同志提出：总结我们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表述都说明三中全会路线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我们的认识也逐步地发展。近来赵紫阳同志提出，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这与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讲的完全一致。但他有一个新的提法，指出这条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个叫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叫做坚持改革、开放、搞活。这个概括，就我知道的，最早是赵紫阳同志在讨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提出来的。当时是针对着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一种片面的理解，就是把三中全会的路线只归结为改革、开放、搞活这一方面的内容。讨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有一些同志不那么注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赞成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针对这种情况，赵紫阳同志说：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决议的方向是什么？就是两条，一条是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改革、开放。后来又进一步说，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内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所以，提出这个论断，是为了纠正那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片面的理解。
三中全会路线到底是什么？研究三中全会路线的重要文献是三中全会《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公报》，讲了要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要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为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并指出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这就从原则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以后又有一系列的文件来发展、丰富改革、开放的内容。三中全会路线的新贡献、新内容是改革、开放，在这同时又处处渗透了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公报》指出，我们要搞的现代化，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指出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而应当巩固它；要坚持党的领导，使党的统一领导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指出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样才能顺利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的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可以看出，《公报》本身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有机的统一。
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邓小平同志在这个会上郑重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在讲话中说，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同志实际上就是针对有人把三中全会路线跟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的思想来讲的。这以后的情况，同志们学“两本书”就可以看出来，四项基本原则，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搞活，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邓小平同志。
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包含有两个基本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一是要搞社会主义。既然要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一定要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一定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如果没有这几个坚持，当然就没有社会主义。所以这条路线势必就要有四个坚持这一基本点。第二，要有中国特色。这就必定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开放、搞活，都可以说是改革。我们中国搞社会主义已经30多年了。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确有创造，如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是有创造性的。但毕竟因为思想、理论准备都不足，特别是实践经验不足，从苏联搬了很多东西。我们的经济体制就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后来又加上了不少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错误的东西。实践已经证明，这种体制有许多方面不适合中国的情况，有不少弊病，如果不进行改革，那么，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妨碍，就会缺乏生机和活力。所以，我们要改革。没有改革，哪有这8年多来的巨大变化？怎么会有中国特色？
赵紫阳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讲话中，在政府工作报告以及5月13日的讲话中，进一步论证了这两个基本点之间的相互关系，说两个基本点“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相互渗透”、“唇齿相依”等等。他强调不能把这两个基本点看成是天平的两端，仿佛要强调其中一点，就必定要压抑另外一点。不能认为要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必须贬低或者忽视改革、开放、搞活，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本来应该是很清楚的。我们的改革、开放、搞活是共产党提出来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得出来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所以，四项基本原则体现到了改革、开放的全部内容中。如果我们贬低了、取消了四项基本原则，那么，这个改革、开放就势必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如果不进行改革，不克服我们体制中的弊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差距不但不能缩小甚至要拉大。这样长期下去，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就会失去信心，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失去信心。那么，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有效地坚持，也坚持不好，也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所以，这两个基本点本来就不是一个排斥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一损俱损的关系，损害了这个基本点，必定会损害另一个基本点。反之亦然。
但是，对两个基本点的这种关系，过去有些同志没有正确的认识。有的同志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四项基本原则讲多了，会妨碍改革、开放。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就加以利用，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我们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在这个时候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好象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要贬低、放松改革。如果这样，就会犯另外一种错误。我们应当认识到，忽视了这两个基本点的任何一点，都会使我们的国家倒退。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就会倒退到旧社会去；不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也会倒退，向
“左”的路线、政策倒退。那样，我们就没有前途。
怎么才能把两个基本点不看成是互相排斥，而看成是相辅相成、唇齿相依呢？赵紫阳同志在整党工作总结会上讲，首先应该正确理解两个基本点本身。就是说，不能用僵化的观点来理解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得出排斥改革、开放、搞活的结论；也不能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搞活，否则又势必得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结论。这是个很深刻的总结。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观点的影响、干扰，才能把两个基本点掌握好。
在宣传工作中，我们要牢牢掌握这两个基本点，真正做到两者并重，不可偏废。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重要的是宣传中要使两者在内容上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能理解成在报刊的篇幅上、在课堂上讲课时，一半讲四项基本原则，一半讲改革开放。到底哪个多讲些，哪个少讲些，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领域、针对不同的对象会不一样，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做到两者并重，不可偏废。这里关键是在宣传的内容上做到有机的结合。当我们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就要渗透、体现改革、开放的精神，使得人们在接受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同时，也受到改革、开放的教育；当我们宣传改革、开放时，也应当渗透、体现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使得人们在接受改革、开放教育的同时，也受到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我们宣传社会主义，应该是进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宣传坚持党的领导，就要宣传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就有个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就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要发展。如果我们这样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人们就同时受到了改革的教育。反过来也是这样。当我们在宣传改革、开放时，不只是具体地去一个一个解释政策，同时要讲清楚我们搞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要改到资本主义那儿去，不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我们搞的改革、开放是由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的，不是按别的思想来指导的。这样，当我们宣传改革、开放时，岂不是也使人们受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
有同志说，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是“纲”和“目”的关系。我觉得用“纲”和“目”作比喻，会给人两个印象。第一，一个“纲”可以带动好多“目”，如果把改革开放当作“目”，就是把它当成了一种局部的次要的东西。“目”不能笼罩全局、影响全局，只能笼罩、影响一个局部。我们的改革、开放可不是这样，它是笼罩、影响全局的东西。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党的建设，各个方面都有个改革、开放的问题。改革、开放不是一个局部的东西。所以，用“纲”和“目”的关系来比喻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关系，不能正确反映改革、开放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伟大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二，“纲”和“目”的关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纲举目张”，只要抓了“纲”，“目”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这就会给人一种印象，只要抓了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过去的事实说明，情况并不是如此。邓小平同志讲，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是一直坚持的，但是，真正搞改革、开放是在三中全会以后。所以，“纲”和“目”这种提法很容易造成贬低改革、开放的结果。
在你们的读书班上，有的同志把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比作“笼子”和“鸟”的关系。把“笼子”和“鸟”的比喻用在这里，是不恰当的。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笼子”，改革开放是“鸟”，这就意味着一个要限制，一个要反限制，就不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了。我们讲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有原则、有前提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是自由化的。用自由化的观点来看改革、开放，才会把四项基本原则看作是必须冲破的、限制改革开放的“笼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要限制改革、开放，而是要保证改革、开放搞得更好，使之顺利地推进。用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四项基本原则，才会把改革、开放看作是需要加以限制的“鸟”。所以，还是用中央的提法：四个坚持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治国的根本；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基本国策。
第二，讲一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改变了，局势是控制住了。当然决不是说这场斗争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深入进行下去。
赵紫阳同志在讲怎么深入时，着重讲了要搞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强调这点，我觉得很正确。对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有两点认识：一是要清醒地看到，这个斗争的性质是尖锐的、严重的，因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是要搞资本主义，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这个斗争关系到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能不能贯彻，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不认识到这点，对自由化思潮采取软弱、放任的态度，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就要犯大错误。二是要如实地看到，除了极少数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系统地顽固地宣传自由化观点的人以外，其他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人，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持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人，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要解决他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要靠正面教育。
有些人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观点或模糊认识，是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的。十年“文革”给我们国家带来那么大的灾难，有些人就产生了怀疑：社会主义怎么是这个样子？共产党怎么是这个样子？在纠正“文革”的错误时，有的同志就走偏了方向，就觉得好象马克思主义也不灵了，共产党也不好了，社会主义也不见得有优越性了。这些看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有它的来由。再深一点讲社会根源，就是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水平，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这是一个事实。过去是封闭着，人们不大清楚，现在一比较，看到了我们的落后，又不能用一种正确的观点来进行分析。就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这也不奇怪。再有，我们现在还有许多工作没做好，有许多缺点、毛病，不正之风、以权谋私、官僚主义、民主生活不健全等等，人们也会从确实存在的这个或者那个问题出发而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个观点或者那个观点。再加上前一段自由化思潮泛滥时，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是我们共产党内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学者、专家、作家，知名度高。他们讲了那么些错误的东西，也没有受到批评，一些人就觉得可能是有点道理吧，有点来头吧，于是就信了，就受害了。我们的一些青年同志、学生，是受害者。我们充分地考虑到以上的情况，就应该作这样的判断：他们所以有错误的认识，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既然是思想认识问题，那么我们应当采取的方针就是教育。通过教育来启发人们的思想觉悟，提高认识，来解决思想问题，而不能靠运动，不能靠造声势，不能靠制造一种紧张空气，施加压力。要深入就要把正面教育搞好，要在这方面下功夫。真正要做到深入人脑、深入人心，是个非常艰巨的事情，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是长期的事情。
学校里搞正面教育，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好，这是基本的。使人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样才能去认识、抵制那些错误的东西。过去这方面的教育有缺点，我们要改进，使它能够打动人心，使人接受。要敢于去接触、去回答社会主义建设中、改革开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如果一个教员回答不了，那就依靠集体的力量，共同来讨论钻研，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好。除课堂上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外（从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自发产生这个角度讲要灌输，我们反对的是那种满堂灌的填鸭式的教育方法），要搞各种各样的对话，平等地讨论。除了教员，也可以请先进人物、专家、领导人、出国归来的人或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来讲。
要把正面教育搞好，还要让学生们、青年教员们去参加实践，了解中国的实际。好多地方这样做了以后，学生的观念很快就有变化，比较切合实际、比较正确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同学们自己教育自己。北京市搞了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咨询活动，动员大学生到街头去回答居民对改革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原来一些大学生，以为自己是激进的改革派，但是，一叫他去讲改革，很多东西都不懂，于是就产生学习改革文件的要求。学了以后去回答群众的提问时，好些东西还回答不了。这就使他们感到应该好好研究党关于改革的政策，认识到改革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还有就是大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电视剧，我看了几集，还不错。这里头他们表现的是正确的思想，而不是宣传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要通过这样一些活动，由学生进行自我教育，提高自己的思想。
正面教育当然并不排斥必要的、正确的批评，绝不是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不要进行批评。正面教育要有针对性，要回答人们思想中的问题，就要涉及自由化错误观点对人们的影响。正面教育要深入，就必然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分析它的论点、论据为什么错。所以，我们要继续撰写阐述四项基本原则、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文章，这不能放松。问题是这类文章要写得不是那么简单化，而是真能说服人。要用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要求来写好这些文章。
正面教育不排斥必要的批评，也包括对西方各种思潮的批评。我们搞开放，当然要介绍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想，有的是有历史价值的，有的是现在对我们还有参考、借鉴作用的。我们过去介绍了一些，以后也还要进一步有计划、有选择地介绍西方的著名的学说、思潮。但是，重要的是在介绍的同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评价、批评。这个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这项工作绝非轻而易举，需要邀请全国有适当条件的专家，分工合作来进行）。本来同一著作里有可以借鉴、吸取的部分，也有糟粕的部分，如果不作分析、引导，那么很可能好的东西不吸收，错误的东西则接收得很快。所以要大力加强分析、评论、批评、引导的工作。
我们要正确领会赵紫阳同志的讲话精神。这个讲话决不是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这么结束了，决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求我们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做得更加扎实，更加有效，进一步发展三中全会以来所创造的不搞运动，靠正面教育和必要的正确的批评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好经验。
第三，讲一讲加强对改革的舆论宣传问题。
这个问题所以提出来，一是要为党的十三大作准备。十三大十月份就要召开，只有四个多月了。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改革。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要加强对改革的宣传。二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确实出现了一些对改革开放持怀疑、保留态度的错误看法和模糊认识，如果不针对这些东西进行宣传，就不利于推进改革。邓小平同志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影响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但要坚持，还要加快。因此，就要进行宣传教育，宣传这几年改革在实践上的成就和理论上的发展，宣传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宣传现行政策的正确性和稳定性，宣传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宣传我国的国情和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宣传把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经济振兴出路在于改革。
改革的宣传，也有一个提高质量和深入人脑的问题。对改革，广大群众和干部是赞成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的变化，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谁也看得见的。可是一到了具体事情上，有些人对这个有意见，对那个有意见，那么我们就要针对这些意见、想不通的地方来做宣传工作。这里面除了其他一些原因外，大概有两个层次的问题。
一个是改革引起人们利益的变化，由此就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改革总的来说是会给广大人民带来利益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这几年的改革给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带来了实惠，而且这个实惠同过去几十年相比要多得多。可是，在改革过程中不可能使每一个人在同一个时候得到同样多的利益，势必有多有少，有先有后，甚至于还有得有失。得到少的，晚的，甚至还暂时失掉了一些利益的，他就有意见。在工资问题、收入差别问题、物价问题上，人们的思想中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常常与利益的调整有关。要针对具体情况一个一个来回答，说明许多问题是要在进一步改革中解决的。
更深一个层次的问题是改革的性质问题。现在进行的改革，到底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这在人们的头脑中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的改革当然是要搞社会主义，但现在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有许多模糊的、不正确的看法。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是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改革的办法，这些办法是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共同规律的，是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譬如说运用市场机制，等等。在一定的条件下，运用了这些，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在一些问题上，人们所以发生疑问，就常常是把原本是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东西，都一股脑儿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只准他用，我们一用也变成资本主义了。其实不是这样。在一定条件下，用那些东西并不妨碍我们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
二是有些原来认为是社会主义固有特征的东西，好象搞社会主义就非得这么干不行，其实不然。我们原来的一部分做法是从苏联学来的，譬如说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等。这些在苏联也是在它过去某种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而且现在也在改。搞社会主义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我们改掉这么一种办法，采取另一种办法，不等于说就不搞社会主义。改掉了这种办法，因为它已经证明了对发展生产力不利；而采取了另一种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办法，这正是更好地更有效地搞社会主义。
三是因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纯而又纯。一般来说，一个社会都不可能纯而又纯。在封建社会里，很长时期可以保留奴隶制的遗迹，到封建社会的晚期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还有一些封建的东西。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更不可能纯而又纯。在所有制上，我们只能企望公有制占有主要地位，而不能企望所有经济单位都是清一色的公有制；在分配的办法上，也同样不能企望踏遍天涯海角到处都是百分之百的按劳分配原则。可以允许一些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非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然后加以引导，使得这种非社会主义的成份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服务。这样做，不等于我们就搞了资本主义了。
以上说明现在人们思想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种是属于由利益调整而产生的；一种是属于观念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确实有不少僵化的观点需要打破。本来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搞法，并没有作很多的论述。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到底怎么分配，现在回答不了，到了将来搞社会主义时，人们会想出好的办法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原则、方向，我们后人应该在实践中来发展，具体解决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可是一个长时期以来，我们多多少少把苏联过去的一套做法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认为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这么办，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如此。当然也加上我们自己的创造发明，一些更“左”的东西。长期以来就形成一种习惯势力，人们不自觉地受到它的束缚，还自以为挺正确。这并不奇怪，正象有些同志接受自由化的这个那个观点的影响并不奇怪一样。我们要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破陈旧的观点。当人们提出一个观点时，不要一下子就摇头，要想想自己原来的观点对不对，人家有没有道理。要让各种观点，充分地申述自己的理由。要鼓励不同观点之间，展开切实的讨论。随着实践的进展，各种观点都会受到检验，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是会逐步地取得共同认识的。
* 这是6月1日在四川省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宣传部长读书班上的讲话，发表时在文字上作了些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