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知名度”
李克因
“名”这个东西，我们的先哲并不讳言它。有云：“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话说得绝对一些。但一个人受到称赞、宣扬，心里高兴，也是常情。只是切切不宜夸大，尤忌自吹自诩。一过头，便有虚假感，产生嘲讽意味。
讲究分寸，我国有这个传统。“幼有微名”、“名闻乡里”、“名声渐著”，以至“名重一时”、“名标青史”，其义各自不同，不可互相取代。有区别才有政策。因名气大小给以不同的礼遇、安排，不搞“一勺烩”，也是正常现象。提到科学的角度来论名的高下，则是近年来的事。“知名度”三字，在有些地方、有些场合，已成口头禅。这个词当是由国外引进的吧。
“名”既有“度”，理宜力求准确。上引古人诸提法，便是在不同“层次”上体现了一个人的知名程度。现在，如果形之于正式文字，也是要经反复推敲，力求允当；对死人当然总是宽厚一点。但量人的知名度总不可能象量体温那样毫厘不爽，况且这个“元素”也过于活跃。今天七十度，过几天水银柱会猛落，直到冰点以下，很难把握。
有人也和“三代以下”那些人一样，很好这个名。自然很难就说他不对。但过于计较，且千方百计人为地提高度数，便不足为训。开个什么会，对主席团成员之位过分热衷，如未安排，便怫然不悦；水银灯大亮，电视摄影机正在扫描，立即趋身而上；会后合影，逡巡再三，总要挨到二排上都已就位，才凑在首长、专家之旁；以至为区区奖励，竟不惜奔逐于诸“权要”之门。凡此种种，看来好笑，想到在为提高知名度惨淡经营，又觉其情可悯。
这个知名度应是一个人的社会实践——政绩、作品、成果在群众心目中的反映。不论以德名，以才名，以文名，都会有一个公允的评价，恰如其分的“度”。“人人心里有杆秤”。没人能恩赐，也无法自己定。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作为一个皇帝，知名度相当高。这总是因为他做了一些顺应形势的事，也有一些不得人心的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缘故。说书艺人也帮了忙，《乾隆下江南》，一时几乎家喻户晓。他喜欢做诗。有人统计，他的作品有几万首，远远超过多产的陆游。他六次南巡，每到一处必留诗若干。但他的诗作实在平庸。一则皇气太重，总有五色祥云缭绕其间，面目可憎；二则形成套套，很少出新意，大抵是“圣德”之类的自诩；三则有的着实不通，不知所云。而几万首诗怎样写出来，也令人费解，不能不怀疑有人捉刀代笔。这些人既要模拟王气，不免忸怩做态，自然难出好诗。所以数量堪称天下第一，且又有不少“臣”去歌颂他的“御制”，但终无一首可传，还不如唐玄宗李隆基，好歹有一两首留下来。所以做为诗人的乾隆，知名度就低到近于零。
“知名度”大，不可盲目自喜，还是要掂掂分量，看看内容。所以过于名不符实的“度”，也需要来一个压缩膨胀空气。否则度数高，就易膨胀，甚至爆炸。
第8版(副刊)
专栏：
“敬惜字纸”？
沙赫
《敬惜字纸》！这是书法家黄苗子新出的杂文和诗的合集。宁夏出版的新书，版权页上写的是1986年12月，事实上它在出版社躺了2年还不止。但能出来终究是不错的。印数是2000册，了解情况的人都明白，这是勉强过关的，再少一点就根本出不成书了。这显然又是出版社对我们这位名家的照顾。
说到名，黄苗子近年以书法而有大名。看了书，你会认为他的诗和杂文并不一定在他的书法之下。这里说诗和杂文而不说杂文和诗，是因为他的诗名似乎还超过杂文。说到杂文，它其实也是应该享有盛名的。
在这本只有150页的小书里，杂文居先。名为《千字文》，30多篇文章中很少超过1000字的。那近300首旧体诗词名为《牛山集》。明末牛首山僧志明和尚写了40首诗，有人替它取名《牛山四十屁》印了出来，“见者无不绝倒”。黄苗子在这里删去了后边的3个字，倒不是谨遵圣训，“不须放屁”，而是免得有伤大雅。可想而知，这里面有不少是打油诗。
黄苗子说：“我爱笑。”郁风对他说：“你这个人呀，将来怕是笑死的。”
读他的杂文，忍不住笑；读他的打油诗，也是忍不住笑。但他的意思却是很正经的。他的杂文中，个别的段落甚至象从什么理论文章中抽出的一两百字。他的打油诗，很有一些是油中有泪的。
请看这《题钟馗图》的《西江月》：“妩媚偏怜脸晕，风流爱露胸膛，恹恹病酒似娇娘，只是胡须不象。妹子嫁归香港，孩儿走读西洋，妖魔鬼怪任披猖，老子醉乡放荡。”
他有几首《千岛湖纪游诗》，其中《蜜山》一首：“山头僧塔真耶幻？齐东野语传村汉；扯皮推诿闹不休，只因惯吃大锅饭。”原来千岛湖有一座蜜山岛，有蜜泉，有僧塔三区，传说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就出在那里。游山玩水的诗，他却打起油来，而归结到大锅饭上，真是奇妙的联想。流连光景而不忘时弊，更是正经得可以了。
集中许多诗都是很能看出非精于诗律是写不出的。打油不易，要有根底。
他的杂文充满幽默，讽刺而热情。不象冷面孔的冷言冷语，他不笑，却引你笑。这固然是另有一功，却不是黄苗子的工夫。他的工夫是说得似乎不经意，自然流露，就引人笑，他自然也在笑，就象他平常谈天那样，笑中带着热情，热得使你不觉得他已经是70高龄以上的老人。他的打油也是自然流露，而不是硬挤出来的一点油。
读他的《女排对话》，读他的《妈妈闹学》，我忍不住笑，忍不住要给这一类文章送上一顶“白描杂文”的帽子。
我忍不住想问一声：这样的书为什么只是区区2000之印数？难道真是在“敬惜字纸”？（附图片）
华君武插图
第8版(副刊)
专栏：
士兵和枪
钟代华该是痛饮黄昏的时候了或是回忆瞄准的瞬间闪进脑海里那位少女的倩影要不干脆坐在床边擦拭枪刺就象弹奏军营的小夜曲弹奏满天疏星淡月冬天的故事也许不会重演了但春天里播放的未必都是喜讯流过血的历史难道不会继续流血？于是，枪擦得很亮
第8版(副刊)
专栏：
卸煤场奇观
王耀东圆月般洁净的卸煤场海风吻着天鹅般的脖颈儿列车摇天撼地而来你轻蔑它连看都不看你仅在绿色键盘上按种了一颗红豆红豆的秧蔓立刻牵动一阵
雪崩般的躁动转眼，铁轨和车厢从倒立中
醒来传奇一般，瞬间把我的思维
掀翻
第8版(副刊)
专栏：
花卉市场
李疑一条春的带子淡淡浓浓的芳香隔遮了灰色的喧嚣蒸发了清冷的雨吟变成一支欢快的小曲——唱老人心中的长青藤唱女人心中的百合花唱男人心中的黄杨树我想起孩童歌舞听小鸟啾啁捧起一盆金花茶红艳艳，在鱼跃鹰飞的人流
第8版(副刊)
专栏：
想起了邹韬奋的一件事
秦牧
近来我常常想起了邹韬奋在上海的一件事，那是多年以前从一份什么书刊里看到的。大意是说：邹韬奋有一次买了一顶新帽子，戴着上街搭电车。他坐在靠窗的座位，电车一路开，他一路看报纸，当经过苏州河上一道什么桥的时候，一阵狂风吹来，他的帽子被刮出了车窗。邹韬奋安之若素，连头也不回，继续看报纸。周围的人觉得很奇怪，有人问他道：“你的帽子被风刮走了，你不知道么？”他说：“知道。”人们又问道：“那么，你为什么连看也不看呢？”韬奋这才解释原因道：“这一带小瘪三很多，帽子飞到街上，老早就给人拾走了，况且车也不会停下来。事情也无可挽救了，我回头去看也是徒然。”这自然是一件小事，但是从这么一件事却可以看到韬奋素养的深厚。韬奋是我们所敬佩的现代人物之一，构成我对他敬佩的许多因素，这桩意义深远的貌似小事的事情也是其中之一。
伴随着这桩事情的，我又联想起了其它好些事来。一件是关于天津的作家冯骥才，听说他家曾经被盗窃，公安部门向他查询：“有什么重大的损失没有？”他回答说：“在我家里，我是主要创造财富的人，我没有事，那就谈不上什么重大损失了。”（大意），对冯骥才，我认识，这是一个相当豁达大度的人，他在失窃之后泰然地说了这样的话，完全符合他平素的性格。
也许有人说，丢了一顶新帽子，家里被偷了些东西，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采取这种态度比较容易，要是碰上什么更大的祸患，恐怕虽欲再持这种态度就难了。我以为不然，有些人碰上更严重的事情，当然也有愤怒、哀伤、抗争、悲痛等等，但却不是一蹶不振，徒然伤悲，朝气再也没有半点了。赵丹就是一个例子。赵丹晚年得了不治的癌症，明知在世时日无多，但是却在病房里终日播放着爽朗的音乐，朋友来访，常常泰然相向，笑语声喧。我觉得这也充分表达了他崇高广阔的精神境界。
我是有意把这么几桩事情连缀糅合在一起来谈的，这自然不是想宣传与世浮沉，麻木不仁，胡混度日，犬儒主义，等等，等等。我想表达的，是当灾祸袭来，遭逢不幸，自己也已经尽了努力，对它抗争，但是损失已经成为事实，无可挽回的时候，是从此悲伤度日，郁郁以终呢；还是以胸怀“旷达”来当做解药使自己能够从痛苦的泥潭中拔出脚来，而不是损失再加损失，痛苦更添痛苦，永远不能自拔？
邹韬奋的那件事，以及另外两件事所以常常萦绕在我心头，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一些事情，不断地触动我这方面的联想。
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日子，由于“运动频仍，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且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种很不正常的、不讲道理的政策，打击面之广是尽人皆知的。至今许多久别重逢的知识分子相晤的时候，时常有这样奇特的对话：
“你给戴过右派帽子没有？”
“在‘文化大革命’中你有没有给殴伤？”
“你的家里人给连累了吗？”
“那个时期你坐过牢没有？”
这些涉及内容性质极其严重的事情，一问一答的人却都采取一种稀松平常的态度。单是从这些惊人的内容和平淡的态度，也可以想见在“17年”特别在浩劫的10年中打击面之广和无辜受罪的人数之众了（有辜的只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罢了）。
在“运动”频仍的日子中，有人讲过一句名言：“这个运动打击百分之一二三，另一个运动打击百分之一二三，许多运动加起来，打击面不就变成很大很大了么！”这话当时是极受高居某些权位的人之所痛恨和畏忌的，因为它的的确确“打中了鼓心”，但是平心而论，它严肃指出的难道不正是真理吗！
“四人帮”被押上审判台，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大地上真正有了阳光，开创了无产阶级政治的新局面，大量冤案平反了，正确的政策纷纷落实了，虽然不能说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单是冤假错案就有一个并不很小的尾声），但是人心的舒畅，生活有所改善，大局的好转是人所共见的。我们能够痛快说出真话，不需顾忌，也正是大局好转带来的气象。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历史上遭受过严重创伤的人，有人能够豁达一些，心情愉快地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有人却始终对于前此的苦难、不幸耿耿于心，经年累月郁郁寡欢，有人甚至更扩大
“金人三缄其口”的俗谚为“金人九缄其口”，什么话也不想说，什么事也不想干，什么都采取“姑妄听之，不置可否”的态度。看到这种人，老实说，既令人同情，也是令人心痛的。我写这篇小文的目的，就在于劝告这部分人旷达一些，别被过去的阴影象毒蛇怨鬼一样缠死了。
可能有人会说：“你没有遭遇什么家破人亡的不幸，所以你可以说得这样轻松。”在那段不幸的日子里，我虽然没有家破人亡，没有被判无期徒刑押解边疆，甚至监牢也没有蹲过，但是变相的监牢是呆过的。“五省声讨”的滋味是尝过的，“反革命分子”的荆棘冠也戴了好一段日子，总之，在那风雨如磐的日子，我的遭遇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吧！历史的教训一定要吸取，对那场浩劫负有责任的人一定要清算，“三种人”一定要深挖，理该受到鄙夷的人我们当然要鄙夷；但对于深受祸患的人可并不需要长远哀伤，郁郁以终，我们仍然应该开拓阳光灿烂和有欢声笑语有作为的生活。我想起了邹韬奋等人的那一类事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自己下个“停止继续损失令”呢？这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集体。两者的利益在这儿是完全统一的。
第8版(副刊)
专栏：
卧看园中依墙花
〔中国画〕
杨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