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军旅小说的当代精神
周政保
我们回顾、展望当代军旅小说的创作的时候，不难发现在这块为世人所瞩目的文学园地上，荡漾着一种自信的继往开来的蓬勃生气，一种可以被称为文学的当代精神的美学特征，与时代生活的整体面貌、与军营生活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与探索着的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态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契合。
新时期以来，那些年轻的与不太年轻的军旅作家们究竟写下了多少小说，恐怕是一个难以计算的数字，而小说题材的拓展，也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难以相比的。但在这浩如烟海的军旅小说世界中，描写与表现当代军旅生活的作品，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当然，这种描写与表现对象的“当代性”并不是导致军旅小说的当代精神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新时期军旅小说的当代精神的贯穿升腾，主要在于作家的生活观念与审视眼光的当代性，或者说，在于作家是否具备一种充满了当代意识的观照态度，一种与现阶段的民族进取品格相一致的军旅生活观念，一种从根本上适应历史潮流的革新气度。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军旅作家的小说创作是与整个当代文学的主流同步的。尽管它与其他题材领域的文学方式一样，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有待克服的缺憾。
不难看到，一方面是作家的生活观照眼光的更新，一方面是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的不断强化，于是必然地导向军旅小说的时代感与个性化，而文学的当代精神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其中产生了。小说家徐怀中曾这样描述过他的创作，他说他已不再满足于捡来一抱不易点燃的湿柴堆在那里冒烟了，而是开始要求自己的作品“要有作者主观热情的燃烧，要有哪怕是并不值得重视的、却是属于自己的一点思考和发现”。这种文学思维的趋向，典型地体现了现阶段军旅小说创作的当代精神及思考意识的觉醒，并从主体方面呈示了小说创作表现整个时代风貌与历史变革动因的巨大可能性。
从现象判断，也许可以认为新时期军旅小说的振兴，是中国南部边境的自卫还击炮火所催发的，至少在《西线轶事》之后，出现了《高山下的花环》、《亚西亚瀑布》、《雷场上的相思树》、《最后的堑壕》、《山上山下》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作品，这似乎可以作出某种佐证。而这些作品也的确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但是，若从整体与历史的观点评价，那我们就可能引导出另一种结论：即南部边境的炮火仅仅是一种小说内容的描写与表现的契机，或者说，如果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缺乏一种时代的生活反思，一种重新认识历史与审视现实的省悟潮流，那军旅小说的创作也不可能呈现如此深刻而内在的转机。实际上，就在《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等一大批描写与表现南部边境战争生活的优秀小说诞生的同时，那些以和平军营生活（非战状态的军人生涯）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佳作，也迅捷地、接二连三地送到了读者面前，如《射天狼》、《凝眸》、《三角梅》、《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兵车行》、《鸽哨》、《铁床》、《神岗四分队》、《船的陆地》等等。这些作品与南部边境的战争题材小说相比，除了描写对象的差异之外，表现意蕴中所贯注的当代精神，却呈示出某种深刻的相似——那种对于军旅生活的重新思考，那种对于军人价值的重新肯定与开掘，那种对于民族品格的重新剖析与张扬，甚至包括对于文学自身的重新理解与更富有审美意义的彻悟……都可以认为是一种当代精神的升腾。
当然，中国当代军旅小说是具有自己的独特色彩的。但这种色彩并不仅仅是那种生活表层所呈示的军事性特点，而是一种从文学的当代精神中焕发出来的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独特性。纵观新时期的军旅小说，尽管文学界不断强调观念的更新与文学方式的多样化，但爱国主义精神与英雄主义气概这一传统的军旅小说的基调，却没有因当代文学的变革而受到根本的影响或冲击；令人感到欣慰的恰恰是，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描写和表现的深化与审美力量的加强，极大地增添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的艺术光彩。如今，与其说当代军旅小说家注重军人性格的描写，还不如说他们更瞩目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揭示；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或英雄主义的刻画与描写，常常是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途径出现的，或者说，在他们描写某种形态的爱国主义精神或英雄主义气概的时候，生动的展现之中往往渗透或包孕着相应的深长而悠远的表现意蕴，如执著的民族品格、深广的人类意识、复杂的人性人情、乃至纷繁的各式各样的关于人、战争、和平等课题的思考与探索——无论是描写战地生活，还是刻画军营风貌，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这种审美倾向。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文学与文化学、文化哲学的自觉结缘，军旅小说也强化了对民族文化意识及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可以认为，这种现象也是当代精神在军旅小说创作中的一种体现。
毫无疑问，许多历史题材的作品不因描写过去而丢失了宝贵的当代精神。当然对于历史题材的军旅小说来讲，作品所焕发、所升腾的当代精神，并不标示描写内容的当代化，更不是扭曲或改变历史的真实性，而是于艺术表现之中体现一种新的理解与审视，一种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把握，一种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残酷战争视为民族命运过程与人类生活前景的沉重反思。小说家们以当代人的眼光重新梳理了历史生活，所以导致了这些小说的当代精神的产生。
中国军旅小说创作所显示的当代精神，应该说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实践；既然当代精神主要表现为创作过程中的观照眼光与审美态度，那同样可能呈显为艺术方式或文学手段的选择与运用，因而人们也必然会注意到军旅小说形态的更新及趋于多样化。小说家们正以独特的革新精神，继承与改造着来自包括传统在内的四面八方的文学财富，以便使文学的当代精神获得一种更全面、更深刻的实践。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军事文学的情感选择
王炳根
一部坦率而真诚的作品，一部对人理解深切、表现深刻的作品，我以为首先在于揭示了人的情感世界中的多向性、丰富性和复杂性。文学要写人，写人必涉情，无情则无文，只不过是有的作品仅涉及到某一情感领域，只描写了某一情感内容，含多而露少，留下了众多的情感空白。作为以表现人的情感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所追求的不在于有情，满足于表现了某一情感，而在于多情，表现了人的由心理、生理和社会诸因素制约下波动、变异而斑斓的情感世界。
在对人的情感表现追求中，新时期军事文学显示了它的选择过程。一段时间，军事文学有这样一类作品，它们往往所专注表现的是人的单向单纯的情感内容，或因挣脱自身悲惨的生存环境，而产生的一种复仇情绪；或因正义事业的感召，激发出的一种战斗激情；或因在先进思想的引导下，唤起的为其奋斗和献身的执著情感。不能妄说它们是虚假的，它们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了特定时代人的主要情感，只不过它们往往忽视了对人的其他情感领域扩展和渗透，显得单薄粗略了一些，较难在广阔的人性人情的宽度上，全面、细腻而深刻地表现出既是时代的也是人的，既是军人的也是普通人的情感波澜。出于这种艺术的也是人的思考，军事文学离开了传统的单向和单纯的情感表现轨道，作出了它的情感表现的选择：向着人的情感世界的开阔地推进，将人的各种情感内容，在交织、矛盾和冲突的状态下，给予纷纭复杂的表现。
军事文学的情感表现，有的采取多向袒露的方式，诸种情感都描写，也都让它们以各自的方式任其自在或交织着向前发展，以多向的内容组成人物的丰富的内在和外在的情感世界，洋溢出一种充沛的生命情感活力。象《雷场上的相思树》的“士官生”们，对生的欲望、对死的坦然、对爱的渴求、对权力的崇拜、对自我的自信、对祖国的赤诚、对敌人的仇恨，种种情感都极为活跃，弹奏出一部多声部的情感奏鸣曲；有的采取环绕的方式，以一种情感为主，其他诸种情感环绕着它而活动，与其矛盾者有之，给其补充者有之，一触即过者有之，潜在活动者也有之，它们都不独立发展，与主要情感内容相随相伴。李辰（《两代风流》）的主要情感表现在对事业的忠诚和执著上。《第三只眼》中的几个年轻战士，各个都有其不同的不甚健康、不太高尚或委琐的情感，作者在揭示它们的时候，借助外部的推力，使之改变原来的流向，转换情感内容，将人物情感的复杂性呈现出来。新时期军事文学，不少作品都力图在多极上袒露人的情感世界，从而造成了它的总体情感特征，不单一、不单调，而多情多味，多色多彩，这里的情感内容不单为军人所属，不同的读者可以在广阔的情感领域进行情感交流。
面对人的情感世界，袒露人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显示了文学对人的全面而深层的把握。但是，文学的价值并不在此终止，还必须向前推进一步，在对人的情感世界中多极情感描写的同时表示出选择的态度。也就是说，情感表现不应该仅仅追求全面袒露，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不加主观评判，将种种情感和盘端给读者，它还应该作出选择，对高尚的、美好的、健康的情感和对引人向上令人神往的大情大爱，给予肯定、赞许和升华，使作品在与读者进行多向情感交流中得到情感的净化，而不是受到不健康情感的污染。作为担负着建设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文学在这一点上显得尤为重要。在某些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中，不太主张情感内容的选择，仅仅追求情感的表现，以为只要是人类社会中或人的生理和心理中存在着的情感，不论崇高与卑下，伟大与委琐，将其袒露出来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诱发人从各个角度去理解自身，认识人类。这大概是由于不同的文学观而造成的不同的情感追求。
新时期军事文学没有仅仅停留在情感表现上，在作出由单向单纯到多向多极的选择后，又对所表现的情感内容进行了选择，我们可称为二度选择。这种选择不作纯自然纯客观的袒露和描摹，而是作情感的升华和提纯。它存在于整个创作过程之中，显得极为活跃、复杂和深沉。如果不以单篇来论而从总体上把握，这种选择是否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宣泄型。作品往往将所爱所恨所赞美所抨击的情感，泾渭分明地表现出来，并且将其推向极致，抨击者猛烈抨击，鞭笞者无情鞭笞，赞美者尽情赞美，张扬者极力张扬，使长久积压于作家内在情感，极大限度地释放出来，在强烈的褒贬色彩中显示其情感选择走向，在鲜明的对比中将人的崇高的、瑰丽的、宝贵的情感彪炳于世，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情冲击。作家为了使自己积蓄已久的情感能在激烈的程度上表现出来，他们一般都选择重大事件、尖锐的矛盾冲突作为宣泄的依托，如战争和大的变故等，《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等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二是割舍型。作品所袒露的诸种情感，细腻、充沛、复杂，它是人类的正常感情，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也都值得赞美，这些情感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和谐相处。但是，生活并不总以平稳的步伐向前发展，它有坎坷、波折，还有突然的变故和服从社会的需要等，现实生活的变故、冲击，就会使感情之间发生矛盾，虽然都是美的，但却不能尽美，这就出现了选择的必然。新时期军事文学中，无论是写战争还是写日常生活，作家往往以割舍的方式，割舍私情以示大情，割舍妻儿之爱、父母之爱以示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实现作家的情感提倡。三是赞美型。作品所袒露的诸种情感，并非都是美的，但作家对不美的情感内容不作否定，也不象宣泄型的作品那般去抨击，而是允许其保留和存在，让它们作为一种人的情感活跃于人的情感世界之中，而对美好的、崇高的情感内容，进行尽情地礼赞。江奇涛对“士官生”刘国政的种种情感内容，无批判指向，但他用柔情和赞美的笔调，细致描绘了他走出小我，走向大我，直至无我的感情历程。显然，作家的情感选择尽在赞美之中。
纵观军事文学对情感的选择，尽管方式不一，具体内容不同，但它们在大的情感取向上都趋一致，即对崇高、美好、健康、向上的人类情感给予选择，给予提倡，洋溢出一种对事业的爱、对正义的爱、对祖国的爱和人民的爱，形成了军事文学的感情主旋律。我们这里所说的“选择”可以分两个层次。如果说，一度选择使我们的军事文学多情，那么二度选择则使它在多情的世界中实现了人的激情。前者可视为一般意义上的选择，后者是从审美本体意义上对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贡献。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动态
中国作协创研室召开座谈会提出
改革题材文学创作亟待深化
当前，改革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反映改革、表现改革则成为文学创作的重大课题。为总结经验、推动创作，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于7月30日邀请近20位在京文学评论家举行座谈会，就改革题材文学的意义、成就、发展历程以及如何进一步深化等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座谈会上首先回顾了改革题材文学的发展历程。不少同志认为，新时期以来，改革题材文学在1978—1979年、1983—1984年先后经历了两次高潮，出现了《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新星》等有影响的作品。而自1985年以后则出现了落潮，由于非社会化、“淡化”等文学思潮的影响，改革题材的文学作品受到冷淡与比较多的责难。另一些同志则认为，这一时期仍然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改革题材的作品，如达理的《眩惑》和《你好，哈雷彗星》、鲁彦周的《古塔上的风铃》等。也有的同志认为，改革题材文学社会反响和读者市场的减少是与整个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并不是改革题材文学所独有的现象。同时，改革题材文学的“落潮”也是与作者们对当前日新月异、千变万化的改革生活把握不准、认识不深有关，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舆论对改革事业认识的影响。
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过去“改革文学”的提法只限于那些正面表现改革过程的作品，而目前起码出现了三类反映改革的作品：一、正面写改革过程；二、写改革时代各种人物的命运、心态；三、表现对改革时代的心理感受。这样丰富的生活内容用“改革文学”的概念显然已难以包容。对于改革题材文学的提倡必须注意到近年来文学的发展，避免绝对化。有些同志提出，凡反映我们时代改革、开放生活的作品都应归入改革题材文学之列。
改革题材作品中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冲突及其处理也是座谈会上涉及较多、意见不尽一致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对时代大潮中存在的各种道德价值，作家应该有清醒的道德评价。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道德与历史的冲突广泛存在，情理相悖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正是作家和评论家应该具体深入研究的问题。作家偏于历史进步还是重于道德理想，是由其气质、性格及全部经历所决定的，评论家应满怀热情去体贴作家的心灵，而不要仅仅满足于是非判断。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道德标准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历史是不断进步的，道德观念必须不断更新。作家如果固守旧的道德判断，将不利于推动改革事业。
大家对改革题材文学的不足及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等问题也发表了不少意见。比较多的同志认为，目前改革题材的文学作品还缺乏对当前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生活的全面、概括、准确的表现；有的同志指出，要反映出改革家的胸怀气质和献身精神，作家队伍的素质还有待提高；评论家应从理论上阐明文学反映改革时代的重大意义，清除“写改革等于写中心”、“写改革的作品艺术价值不高”等错误认识，使作家理直气壮地以写改革为己任。大家一致认为，作家深入改革第一线的火热生活，是产生优秀作品的先决条件；领导机关进一步解放思想，帮助作家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敢于和善于保护写改革的作家和作品，是发展改革题材文学的重要保证。
（牛玉秋）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郭启宏剧作风格简析
周传家
为了繁荣戏曲创作，提高广大读者和观众的鉴赏水平，我们应该对众所瞩目的剧作家的艺术风格进行及时的总结和探讨。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岭南子弟郭启宏竟然与北国评剧结下奇缘。起先，郭启宏也曾在现代戏创作中小试锋芒；但后来，他终于根据个人的基础和条件，作出了果断的抉择，在新编历史戏这块创作园地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其实，题材无所谓新旧，关键是作家的思想观念。如果能见前人之所未见，想前人之所未想，从历史题材中挖掘出深厚的内涵，揭示出沟通古今的哲理感，就会使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汇合起来。十几年来，郭启宏发表、上演了近二十出戏，在探索和追求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显示出自己的艺术风采。
郭启宏有较丰厚的文史功底，从而使他的创作能从祖国的历史文化宝库中披沙淘金，揭示历史的底蕴和真谛；或者从历史长河中掬来一束浪花，以折射反映时代的光辉，表达对现实的思考。《司马迁》激情澎湃地唱出了忍辱发愤的主调；《成兆才》为评剧奠基人竖起一块丰碑；《王安石》则是剧作家在现实的感应下，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表达了浓厚的忧患意识及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关注；《评剧皇后》把杂色斑驳、性格复杂的白玉霜投入视角之中，揭示了她的双重性格和双重悲剧，反映出灵与肉、灵与艺之间的矛盾，发出对人性和真正人生的呼唤，宣泄了剧作家对一代名优悲惨命运的无限同情、惋惜和不平！在郭启宏的剧作中，最有特色的首推《南唐遗事》。此剧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抒兴亡之感慨；也不满足于一般性地记录、重现历史事件；它运用充满诗意的笔触，从审美角度总结兴亡之道，盛衰之理。剧中的李煜和赵匡胤，气质、性格迥异，地位、际遇悬殊，是一对势不两立的政敌。但是，他们又都是封建帝王，在心理上有互相渗透、结纳、认同的部分。剧本生动地描摹出他们“内宇宙”的风云变幻，深入地揭示了他们复杂微妙的心态，藉以引导读者和观众探索人类灵魂的奥秘，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语言是戏剧家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剧作风格特色的构成要素。郭启宏的语言富于文采，散发着浓郁的诗意美。早在《司马迁》中，就已显示出剧作家古典文学修养和锤句炼字的功力。《成兆才》和《评剧皇后》中也不乏铿锵有力、神完气足的唱段。但最能显示剧作家诗情和文采的还是《南唐遗事》。此剧采用多种方式，不着痕迹地吸收、化用李煜原词，自铸的新词颇得李煜神韵。如《偷欢》展示李煜和小周后之间的感情纠葛时，它运用节奏鲜明、旋律和谐、含蓄优美的诗句，烘托出令人心醉神摇的爱情氛围。《乞巧》中李煜的大段独唱，悲愤沉郁，滴血溅泪，剧作家凭藉自己的文化修养，寄情古人，长歌当哭：
千杯酒、万杯酒／浇不灭胸中块垒一丘丘／……苍天哪／我本是诗班头，情魁首／只合与文朋墨友／联袂登楼，敲棋煮酒，雅集唱酬／只合与红衫翠袖／载月泛舟，拈花折柳，缱绻温柔／博一个胭脂狂客，名士风流／却为何，生我宫闱，派我帝胄／怨父王，去得疾／骂兄长，死得骤／偏让我，衣衮裳，冠冕旒／领兜鍪，统貔貅／施捭阖，展权谋／直教玄武湖中波赤水／凤凰台下起荒丘／我生复何求／死犹未休！
郭启宏剧作诗意的追求，不仅渗透在内容里，而且体现于形式中。他遵循古典戏曲“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等创作原则，其故事多“为一人而设”，有头有尾，不枝不蔓，结构完整而和谐，较少大起大落，突兀峥嵘的格局，符合传统的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在郭启宏看来，戏曲观念的更新，戏曲面貌的改观，主要靠内涵的丰富和新颖。乞灵于时髦的手法和怪诞的形式，解除不了戏曲危机。一味地生吞活剥、强搬硬套外来形式，无异于哗众取宠，必将误入魔障。当然，随着观念的更新，内容的扩展，角度方位的变化，剧作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的更新和丰富势在必然。没有离开内容的形式，也不存在离开形式的内容。内容与形式应同步探索，同步发展。新编历史剧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衍变创造出和当代人审美心理更为合拍的艺术形式，形成具有时代感的艺术风格。这一点，愿与启宏共勉。
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着剧作家趋于成熟。但同一剧作家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作品往往表现出深浅不同的层次感和浓淡不一的色彩差异。《司马迁》悲愤而庄严，《王安石》冷峻而思辩，《成兆才》质朴而浑厚，《南唐遗事》深幽而悲凉。《评剧皇后》注意故事的跌宕起伏，情节的曲折变化，场面的冷热调剂，色彩的错综搭配，雅中求俗，因而舞台性强，演出效果好。上述剧作虽然具有鲜明的性格，但远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我们热切希望郭启宏创作出更多历史剧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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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舞蹈评论研讨会在厦门召开
中国舞蹈家协会最近在厦门召开了舞蹈评论研讨会，来自各地的四十多名评论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总结交流了各地舞蹈评论工作的经验，对当前舞蹈评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怎样看待舞蹈评论、评论的职能与方法、舞蹈评论的特点与难点等。另外，大家还就一些争议较大的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例如“纯舞蹈”问题，有人就认为舞蹈已被湮没在文学、音乐、舞美之中，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振兴舞蹈就要尽量摆脱其它艺术因素对舞蹈的羁绊。但也有人认为，强化舞蹈表现手段、挖掘舞蹈表现潜力、不轻易以其它手段替代固然重要，但对其它手段持排斥态度只能使舞蹈更加苍白、无力。还有人认为，舞蹈的文学性应被理解为一种意蕴，即使抽象的舞蹈也要有意蕴，甚至更依赖于意蕴。就这个意义上讲，否定舞蹈的文学性，会削弱舞蹈。
（王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