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时代和生活的撞击
——读沙汀的《睢水十年》
胡德培
创作的契机什么时候到来？不同作家的环境和条件，迎来他创作的丰收季节，常常是很难预测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沙汀投奔延安，并曾亲身到晋西北和冀中抗战前线随军半年，因为妻子生病等缘由，于1939年冬天回到家乡，直到全国解放，这10年遂成为他创作的丰收季节。现在，沙汀回顾这段生活及创作的《睢水十年》，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对有关情况叙述甚详。
直到今天，沙汀每想起当年深入抗日斗争生活过于短促，每想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的号召，就“深感羞惭”。也许过早离开斗争前线给他带来某种遗憾。但是，由于他对四川的生活太熟悉了，如他开玩笑说：“就是有人打个喷嚏，我都能猜到它的含意”；大后方农民的患难和艰辛，他们对国民党残酷压榨的不满以至反抗和斗争，恰是激发沙汀的创作欲望不可抑制、“文思泉涌”的重要诱因。
在重庆，在中共南方局及周恩来等同志直接领导下，他曾参加活动，出版刊物，团结文艺工作者，发展党的力量，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给延安输送革命干部。在国共关系恶化的时期，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迫害，他回到安县的乡下，以至远避山村，四处躲藏。虽然，时而贫病交加，环境恶劣，但他一直奋力写作。10年间，终于获得三部长篇小说：《淘金记》、《困兽记》和《还乡记》，一部中篇小说《闯关》，包括《在其香居茶馆里》、《替身》、《范老老师》在内的30多个短篇小说及其他一些文章。质量上乘，影响很大。
确实，40年代对于作家沙汀是极其珍贵的，是他创作收获十分丰盛的10年。这是生活所赋予的？自然，没有抗战时大后方人民的苦难和愤懑的激烈情绪，哪会有沙汀作品里那样充分的揭露和讽刺。这是时代所赋予的？自然，没有抗日前线军民的爱国热忱和奋斗牺牲的精神的鼓舞，哪能使沙汀那么清晰地看到中国前途的希望之光。
沙汀这10年中所写的作品，笔端含情，下笔有神，不就是这个时代、这种生活聚集的力量撞击出来的艺术灵感的火花，从而才收获得这文学黄金时节的硕果么？这是很耐人思索、发人寻味的。
第8版(副刊)
专栏：影视窗
民族圣战之光
——看影片《到青山那边去》随笔
黄式宪
伟大抗日战争的烽火，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但那交织着民族屈辱与尊严而铭刻在人们心头的历史，至今并未随岁月流逝而被淡忘。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到青山那边去》，将历史熔铸于艺术形象之中，真实地描绘了当年一群知识分子投身抗战洪流的历史足迹，充溢着一种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给人以深深的感染。
在我看来，《到青山那边去》的主要价值在于，通过朴素的叙事，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抗日战争年代特定的生活氛围和精神氛围，生动地揭示了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民身上的民族向心力。围绕着刘教授以及大学生罗崇高、温菲、何风等从沦陷的北平出走，冲破日寇的层层封锁和追捕，终于到达平西革命根据地这条情节主线，影片编导着力描绘了在民族圣战之光的映照下两个密切感应、交织着的形象剖面。一个剖面是一群燃烧着民族危亡的忧思而奔赴革命根据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青山”之间跋涉，在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沟和据点之间迂回行进，从黑暗走向光明，既锤炼了筋骨和意志，又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实现了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另一个剖面是以富于战斗经验的八路军交通员老马和“堡垒户”四嫂子等为代表的山区群众，他们为带领和掩护这些知识分子安全到达革命根据地，不惜作出重大牺牲。在遭到敌人突然包围的危急情势下，老马毅然将敌人引开，直到弹尽路绝，壮烈捐躯；而四嫂子则在日寇对山区扫荡中，为掩护卧病不起的大学生罗崇高，牺牲了自己吃奶的孩子。这些描写，情真意挚，既悲且壮，形象的历史内涵得到较深的开掘，在银幕上呈现出一幅中华儿女共赴国难的历史画卷。
就《到青山那边去》人物形象的总体构思和艺术塑造而言，显然不尽人意，处于动作焦点上的刘教授以及几个大学生，个性的血肉并不丰满，他们被民族圣战所激发的内心波澜也写得不够充分；相对地看，那个曾多次为城里文化人带路的“老交通”老马，那个性格爽朗、所爱所憎异常分明的四嫂子，艺术刻画的笔墨则较细，并被赋予“人民——母亲”的深刻内蕴，唤起人们对历史的沉思。其中有一处前后贯通的细节，尤其令人感动。一次为了迅速摆脱日寇扫荡，老马把刘教授提包里那份以数十年心血写成的书稿也“轻装”扔掉了，一向稳重的刘教授此刻忍不住动了肝火。老马后来悄悄找回书稿，却对刘教授搪塞说：“对不起呀，都滚到大山涧里去了。”从此，老马将一个布包袱紧系身上，直到牺牲前才珍重地交给何风保存。最后，当刘教授等一行抵达根据地，打开包袱，捧出完好无损的书稿，这白发苍苍的学者不禁热泪夺眶，痛哭失声。这一声“老马”的呼唤，表达的岂止是对一个人的痛切思念，还更深地寄寓着对民族圣战中为自由、为祖国而牺牲的人民英烈的历史眷恋之情。
《到青山那边去》的电影剧本，是著名作家海默20多年前创作的。海默其人，为人热忱、豪放、刚烈，笔底情思如炽。他于40年代初，怀着投身民族圣战的一腔热血，从北平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这部起初题名为《路》的剧本，显然深深地凝聚着海默年轻时独特的人生体验以及对老区人民无限眷恋的历史情思。但剧本写成不久后，“文革”劫难骤然压顶，铮铮铁汉的海默便被迫害至死。他的这部遗著，经过数度起落，今天终于由北影的两位中年导演唐彦林和赵玉嵘将它搬上银幕，真实地将剧本所蕴含、所寄寓的历史激情和思绪体现于银幕的再度创造之中，这是可以告慰海默于九泉之下的。
第8版(副刊)
专栏：
严阵以待（抗战时期，北岳区阜平县民兵冬训掠影）
罗光达摄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古已有之”
董大中
在新时期的文学中，由“朦胧诗”打头阵，接着有“朦胧小说”和“朦胧论文”从两翼包抄上来，颇具阵势，使一些人在这阵势面前，如坠五里雾中，昏昏然又茫茫然，有不解，也有埋怨。其实，这种“朦胧体”，也是“古已有之”的。唐朝的李贺，作诗立意新巧，用语奇特，使人难以索解。唐代还有一个散文家，叫樊宗师。他的文章艰涩难读，连断句也难。如他的名作《绛守居园池记》的开头“绛即东雍为守理所”，就有“绛即东雍，为守理所”和“绛，即东雍为守理所”两种断法。鲁迅在《门外文谈》一文里说到“点不断”的樊宗师和“看不懂”的李长吉时，是把他们放在“文章成为奇货了”的一节里的。鲁迅说，中国文字的难学，是一条“高门槛”，“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一言以蔽之，造“奇货”，是为了给这货披上神秘外衣，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新时期的“朦胧诗”，作为一种风格，一种流派，有它存在的价值，正如李贺在今天的文学史上仍占有一定地位一样。但如果一味“朦胧”下去，或者在不该朦胧的地方也硬要朦胧，是否有点造“奇货”以吓人的味道，就很值得考虑了。
还有另一种“古已有之”，这就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那样的诗，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那样的小说，王实甫、关汉卿那样的剧本，韩愈、柳宗元那样的散文。他们同样用汉字，却努力使那“高门槛”变得容易跨越，这样，他们也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赢得了更多人的喜爱。
在“古已有之”的东西中，把哪些作为自己的“根子”，看来是需要做一番研究、鉴别的。
第8版(副刊)
专栏：
一曲“黄鹤”别有情
林思扬
我从小生活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说来可怜，直到17岁上大学，才第一次读到唐代大诗人崔颢那首千古传唱的《黄鹤楼》。在外族入侵的年代，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成了“违禁品”，这样的事无足为怪。奇怪的倒是鼓励我读唐诗的竟是一位日本老师。
日伪统治的最后一年，我从家乡来到长春，进了一所大学读书。这所学校的校长、教师全是日本人，教我们日语课的是被同学们叫作“小老头儿”的玉井先生。“小老头儿”其实并不老，往多说年纪也不到50岁。矮矮的个子，瘦瘦的身子骨，一张缺乏血色的脸庞，配上一副黑边眼镜，更显出病态的苍白，看上去确有几分老相。
我们入学不久，就听到在学生中间流传着关于玉井先生的传说。有人说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论起来还是我们学校校长的前辈，他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直呼校长的名字，校长也奈何他不得。有人说玉井先生读书时是个高材生，毕业后考取了赴欧洲留学，可是没有等到登船启程，就因涉嫌共产党，被日本当局逮捕，关了许多年。
有一件事，是在我们入学之后发生的。我的一位姓迟的同乡做了玉井先生指导的学生。他家里生活困难，砸锅卖铁勉强供他上了大学。想不到这个穷学生作了玉井的学生后忽然交了好运，每月收到10元钱。哪儿来的好心人会关心一个普通的穷苦学生？他疑惑不解。当他终于打听到了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周济者就是玉井先生的时候，他始则惊诧，终至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一天天接近溃败，学校里一位教“国体本义”课的教师被征集入伍，这使同学们感到高兴，因为这是一门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课”。就在这时，课程表上这门课的任课教师换上了玉井先生的名字。同学们的头脑中不约而同地划上了一个问号。
上课的时间到了，玉井先生象往常一样按时走进了教室，苍白的脸上挂着明显的不快。他打开那本灰色封皮的油印讲义，照本宣科地读了起来。一向平平和和的声音，变得生硬而又冷漠。读着读着，不快变成了压制不住的愠怒，忽地一下把讲义掷到讲桌上，停下不读了。他半晌不语，然后冷冷地说：
“这上面写了些什么，我也看不懂。学校给你们每个人都发了讲义，回去自己看吧。”话音低沉，含着无可奈何的哀伤，听得出有一大篇话无法讲出来。
“你们读过唐诗吧？”玉井先生忽然转了话题。
没有人回答，同学们都在躲避讲台上投过来的询问的目光。玉井先生朝大家扫视了一周，微露激动地说：
“你们是中国人，你们不能忘了祖先的文化！”
同学们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年月，“中国人”这个词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反叛，说出来是要抓去坐牢的。想不到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讲这种话，而讲话的又是个日本人。
“唐朝诗人崔颢写的《黄鹤楼》，是一首非常好的诗。”玉井先生的心情显然好转，边说边拿起一支粉笔，半转身用他那颇有书法工力的板书，把崔颢的诗工工整整地写在黑板上，然后转向同学们，“请大家跟着我来读。”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玉井先生那平和而有韵律的声音，仿佛注入了一股异样的力量，很快就感染了同学们。大家的声音整齐了，高昂起来了，琅琅诗声在教室中回荡，也带着异样的力量，和玉井先生的声音呼应着，共鸣着。
玉井先生的课没有再上。不久，学校停课了，学生被送到工厂去参加“勤劳奉仕”。
日本投降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玉井先生。同学们见面的时候，却总是不忘提到他，相互打听他的消息。有人说苏联红军进城后，玉井先生受到了特殊的照顾，苏军在他家门前插了一面小红旗，有了这面小红旗的保护，在动乱中，玉井先生一家就避开了可能受到的骚扰。这说法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出于编造，不管怎样，都表露了同学们对异国教师的友好感情。
第8版(副刊)
专栏：
水乡情
（中国画）赴联邦德国
画展新作
黄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