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纪念专刊)
专栏：
在“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1987年7月7日）
胡绳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50周年。1937年7月7日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中一个重要的日子，是中日关系史中一个重要的日子，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史中一个重要的日子。
在“七七”事变前六年，1931年，盘踞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国民党政府采取所谓“逆来顺受”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只用了三个半月就占领了东北三省。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实行其早已确定的先占“满蒙”（即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然后入侵华北，直至占领整个中国的侵略计划的第一大步。1933年1月到3月，由于国民党军不战而退，日军轻易地攻占山海关和以承德为省会的热河省。接着它的进攻目标就转向华北。国民党政府步步屈服，在1935年按照日本的要求，实际上承认河北、察哈尔二省的“特殊化”。但日本侵略者不但在华北还企图囊括绥远、山西、山东，而且认为吞并整个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当时日本在北平、天津及其附近和冀东各地都驻有重兵，设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部于1936年5月提升级别并增加兵力。国民党政府以为，在承认现状的前提下，它派驻平、津、河北省的第二十九军可以同日军相安无事。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军队在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向第二十九军驻军发动攻击。吉星文团奋起反击。日本政府立即向华北增兵，扩大战事。这样，“七七”事变就成为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的一个标志。
“七七”事变也成为中国全民抗战的开始。全民抗战没有能在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时开始，也没有能在日本侵入华北时开始，是因为国民党政府一贯对侵略者妥协让步的缘故。全民抗战之所以能在“七七”事变后爆发，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说：
第一，面临亡国的危机，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已形成不可抗拒之势。在“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和其他各地学生群众首先起来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抗日，他们的要求虽被拒绝，但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也开始对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政策表示怀疑和反对。在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许多地方，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发生局部的抗战。在东北，有些国民党将领和民间力量，组织义勇军，抗击侵略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更是在敌人统治下长期坚持作战。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三个月，使侵略军不能完全得逞。1933年3月，在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各口的部分国民党守军自动抗敌。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奋起与侵入察省的日军作战。1936年傅作义率部反击日军对绥远的侵略。这些局部抗战都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人民群众中的爱国情绪在国民党政府压制下，如同急待迸发的火山。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就成了火山口，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猛烈兴起，这是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内的爱国力量也响应人民的要求而活跃起来。1933年11月，一部分国民党力量在福建一度组成人民革命政府就是一个表现。尤其是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率领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对人民群众的救亡运动的积极响应，对局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提出国共合作，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自从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党一贯坚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革命纲领，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土地改革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占据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连年发生内战，并且用主要力量进行反共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把这种情形看做侵略中国的可乘之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全局出发，主张停止一切内战，团结抗日。早在1933年1月，共产党已发表宣言，准备为实现这个主张和全国任何军队合作。在1934年到1935年的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党内“左”的错误后，更系统地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痛切申述，当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招来的，这种错误政策必须彻底改变。信中郑重地向国民党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象1925年至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这个建议虽然没有立即被国民党最高当局接受，但是在国民党内外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共产党的主张集中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因而为人民所拥护。共产党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西安事变”前，共产党已派出代表和国民党当局商谈。在“双十二”事变后，“七七”事变前，国共两党中央正式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合作谈判。同时，共产党积极参与和领导各界人民中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且同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和要求抗日的地方实力派共商救国大计，实行具体合作。中国共产党的创议和努力，对于“七七”事变后迅速形成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国全民团结抗日战争，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七七”事变前夕，国民党领导层除了一小部分彻底的亲日分子外，已经觉得不能照旧执行几年来的妥协退让政策，“七七”事变后，终于实行了一个政策上的转变。他们之所以执行那种误国政策，是从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着眼的。他们原以为，日本的侵略会适可而止。他们更为日本政府的“合作反共”之说所打动，以为日本侵略者仍将承认国民党统治政权，并将帮助它消灭共产党。但是事实表明，日本的侵略目的是吞并整个中国，不仅企图消灭在民族斗争中最坚决的共产党，而且也要用亲日的傀儡政权来代替原来的国民党政权。就国内形势说，国民党当局如果仍继续执行误国政策，势必为全国人民所不容，而且势必造成国民党内部更加剧烈的分裂。因此，“七七”事变既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也使国民党政权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在这样的关头，毅然改弦更张，决定接受共产党的建议，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三百万军队。国民党当局的政策转变对于抗日战争的兴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无疑的。
由于上述三个原因的综合，“七七”事变成为全国全民团结抗日战争的开始。
抗日战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坚持八年，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反抗外国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为了摆脱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贫穷落后的命运，几代中国人已经进行过多次的斗争，但总是不能成功。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取得和以往一切反侵略斗争和革命斗争不同的结果，就因为这时中国人民中已经生长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最先进的社会力量。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奋斗了十七年。它在幼年时期还没有经验，多次为“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所支配，因而经历过多次失败。总结这十七年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成长为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领导人民进行斗争的力量。有了这样的领导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就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威力。
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创议和促成的。抗战开始时，共产党反对认为抗战必败的亡国论，也反对盲目的速胜论，正确地指出，抗日战争必须持久进行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并且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纲领。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共产党的军队和它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忠实地执行了这个纲领。共产党一贯以实际行动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从而保证了团结抗战的局面坚持到底。
在抗日战争中有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一个是敌后战场。负责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战第一年一般说来是积极作战的，当时在强大敌人攻势前战略性的后退是不可免的。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直到1944年初，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性进攻，这主要是因为在它的背后出现了它从未预计到的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部队从抗战一开始就深入敌人后方，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这就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军不得不用大部分力量投入这个战场。到1943年，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军所担负的不过是日军的36％和伪军的5％。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战开始时只有几万人，到了1945年初发展到91万人，还有农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220万人以上。这是在敌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和敌人几乎每天不断的战斗中发展起来的。据发动总反攻前不久1944年9月的统计，在七年间，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9.2万多次。这时，敌后的解放区拥有居民9200万人，占沦陷区总人口2.078亿的44％；收复国土83.7万多平方公里，占沦陷区总面积126.3万多平方公里的66％。日本侵略军深入中国国土，不但没有能充分利用占领地区的人力物力作为自己的后备，反而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海洋，使它自己的有生力量不断为此而消耗。在八年中，共产党军队毙伤俘虏日军共52万多人。敌后战场的存在是日本侵略者由优势逐渐转为劣势的根本原因。
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比共产党军队好得多，其数量也大得多，1944年初扩大到650万人。其中有一小部分在1943年应美国的要求进入缅甸、印度作战。摆在国内正面战场上的大量军队，如果不是受国民党当局的政策的限制，本来能够起更大的作用。撤退到四川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没有和投降日本的汪精卫集团合流，这是人民所称赞的。但是国民党当局采取反民主的政策，限制人民群众参加战争，限制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活动，而且企图在抗日战争中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在正面战场上，只是在日本侵略军发动局部进攻时才发生比较激烈的战役，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进行了英勇的作战，但这些战役一般都以日本停止进攻而结束。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使团结抗日的局面屡次发生危机。由于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由于全国人民始终保持团结抗日的高昂情绪，这种局面才没有遭到根本破坏。1944年4月起，日军为了打通大陆南北交通线，在河南、湖南、广西正面战场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有些地方抵抗得很激烈，但总的说来，形成了溃退的局势，直至退进了贵州。在国民党军豫湘桂大撤退时，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上猛烈进攻，进一步扩大解放区，为最后反攻准备了条件。在1945年抗战胜利阶段到来时，共产党军队处于敌占大城市的周围，当然成为反攻的先驱和主力。
总之，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国民党人、国民党军队、其他党派、团体和一切爱国人士，人民都是不会忘记的。
经过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力量大大发展。从此，中国的命运再也不能由外国帝国主义和站在人民对立方面的统治势力所摆布。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经过100年间的一次次失败以后，终于在抗日战争胜利时吐露了真正的曙光。因此，50年前抗日战争开始的那一天是值得在中国民族历史上大书特书的日子，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时取得胜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内容是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合作进行的战争。这场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应该说，是由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开始而开始的。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首先起来，为冲破世界法西斯链条的东方的环节而进行决死的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方和西方的各个战场是互相配合、互相影响的。美国在太平洋上逐岛进攻，直逼日本本土；苏联军队迅速击溃日本的关东军，都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夺取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延续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拖住了日本军队，主要是陆军的大部分力量，对于太平洋战争和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也起了战略配合的重要作用。日本军国主义者中至少有一派人一贯主张北上进攻苏联，但当纳粹军队在苏联西线暂时得手的时候，他们仍不敢贸然北进。他们的陆军陷在中国战场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日本终于作了南进的决策。南进主要靠海军，但为占领太平洋上的广大地区也必须有强大陆军。由于摆脱不了中国战场，日本陆军中只有20％投入太平洋战争，这对于美军的反攻显然是有利的条件。
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数有2000万人，财产的损失和战争消耗，以1937年7月的美金计算，约为1000亿元。中国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赢得了胜利，为彻底完成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世界人民共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50年前，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为民族的救亡图存合作，由此才有全国团结抗战，才有抗日战争的胜利。现在重温这段历史及其经验教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台湾海峡彼岸的国民党人和民众一定也和我们同时在纪念“七七”事变。中国在台湾的主权是在抗日战争胜利时恢复的。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大统一是这一代中国人的神圣任务。海峡两岸首先全面实现“三通”然后按“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祖国大统一，这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正如同50年前团结抗日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一样。我们愿意和台湾当局、台湾人民一起来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
纪念“七七”事变，也使我们不能不想起中日关系的历史。自从1894年的中日战争起，日本长期参与世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并且逐渐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民族敌人。“七七”事变是中日敌对关系达到最高峰的标志。
侵略中国的罪过只能由日本军国主义者负责。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日本的劳动人民和先进分子在20年代和30年代进行过许多斗争，但还不足以遏制军国主义的势头。日本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看出军国主义将把日本拖向极端危险的前途，但无力进行有组织的斗争。那时，日本统治者以军国主义的宣传蛊惑日本人民，把“满蒙”说成是日本的“生命线”，把独霸东亚大陆说成是日本“天赋的使命”。侵略战争终于遭到彻底的失败。战争和战败使日本人民蒙受极其严重的灾难。事实证明，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敌，也是日本人民的大敌。
日本人民为促成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随着战争的延长，日本国内人民中逐渐生长起厌战反战的情绪，在法西斯高压下进行各种形式的消极抵抗。在中国战场上，日本共产党人曾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组织部分被俘日军在自愿的基础上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觉悟了的日本士兵和中国抗日军民并肩战斗，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战争结束后，摆在中国和日本面前的问题是，能否彻底消除两国间绵延50年的敌对关系，建立起友好睦邻的新的关系。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确是双方面的，一方面要日本扫除军国主义的遗毒，一方面要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
从中国方面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日两国间开创新的关系造成了有利的历史条件。但是新的关系还不是立即就建立起来的。在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政府追随当时对新中国采取封锁、遏制政策的美国，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和台湾已经丧失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保持所谓国家关系。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的历史阴影仍然严重地存在，当然实现不了中日关系正常化。但就在那时，日本政界、产业界、文化界的许多有识之士看到，和中国为敌绝对不利于日本的发展，而中日友好合作才符合日本的长远利益。许多对华友好人士和友好团体冒着重重风险，为建立和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文化交往而努力。他们的努力代表了日本广大人民的意愿，表现了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必然趋势。
1972年9月，日本政府首脑访问中国。两国政府首脑签署并公布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这才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从此结束了由日本军国主义所造成的两国敌对的历史，开创了近15年来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必将在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长期继续保持和发展下去。1972年的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是这种关系的基础。
“七七”事变对于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值得纪念的。回顾这段历史，更使大家感到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得来不易，必须共同来保持和发展，并且共同来克服足以危害两国关系的倾向。
历史是能够使人聪明起来的镜子。“七七”事变前的历史表明，日本军国主义有一个生长的过程。有位日本历史学家说：“火灾如果不在刚刚烧起来这一瞬间扑灭它，等到扩大之后就晚了。”这是值得记取的教训。现在日本有那么一些人企图复活军国主义，这的确还只是星星火点，是日本广大人民所反对的。但及早提高警惕决不是多余的事。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附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言论和行动，是侵略中国的历史阴影残留的一个表现。这类言行都是违反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只能遭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反对。
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相处。绝不能允许任何力量把中日两国拖回敌对的老路。中日两国间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及双方达成的其他各项原则和协议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中国和对日本同样有利，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也有利。在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并且深信，两国的和平友好合作关系必将世世代代继承和发展下去。
同志们，朋友们！我国人民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斗，正在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事业，并不比过去的民族民主革命较容易一些。50年前，当我们是被压迫、被侵略的弱国的时候，靠全国全民的团结，我们战胜了强大的侵略者。现在，只要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也一定能够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实现祖国的大统一。
我们也一定要团结一致，并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第5版(纪念专刊)
专栏：
卢沟桥劳军采访记
赵荣生
1937年7月初，北平各学校和民先队组织的学生夏令营，在西山温泉大觉寺附近的山中露营。7日后半夜，忽然自远处传来“隆隆”之声，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打雷，后来越听越不象。次日黎明，我骑自行车飞驰出山，回去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回到燕园，得到确讯：二十九军已经和日本兵打起来了！地点在北平城西南的卢沟桥。这消息使我非常兴奋，枪口终于向外了，百年以来受尽列强欺凌屈辱的中国睡狮怒吼了，怎不叫人欣喜欲狂？
7月12日，战争爆发的第五天，燕大民先队派遣柯华、朱劭天、徐慈梅和我代表燕京大学全体学生到前线去慰劳。
我们挤上火车，到长辛店下车。长辛店空气紧张，战云密布，二十九军壁垒森严，岗哨林立，不许行人东行。
这时由长辛店到卢沟桥，只有一条土路。我们怀着上战场的豪情走了五里多路，到了卢沟桥边。
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卢沟桥白石磷磷，桥头有用沙袋垒成的工事，机关枪从枪眼里伸出，石板桥栏旁边站着持枪的士兵，凝神注视远方，英武矫健。我们说明是来慰劳的北平学生以后，掩体内出来一个背枪的士兵，叫我们不要在桥边逗留，跟着他到营部去。我们跟随这位士兵走进宛平县城。
在卢沟桥旁边的宛平县城里，虽有一部分房屋已被日军的炮弹击毁，有些战地景象，但是城内熙熙攘攘，老百姓生活正常，店铺和饭馆照常营业。我们在瓜摊上买了几担西瓜，到一所民房里见到37师129团第三营金振中营长。尽管我们所带的礼物非常菲薄——一封慰劳信、一包《燕大周刊》和几担西瓜，金营长还是很高兴。他说北平的爱国学生到前线来慰问，对他们的鼓励很大。我们问起卢沟桥的战事，金营长从里面请出一个拄着白色粗棍、从头顶到颈项缠着绷带的黑大汉来。这人穿着白粗布短袖衬衫，下边打着整齐的绑腿，眼睛里充满着血丝，他就是名字已经上了报纸的吉星文团长。
这时，士兵们已经搬来了西瓜，拔出挂在背上系着红绸子的大刀，咔嚓几刀，切成多片，招待我们。我们看见院子里西瓜堆积如山，知道慰劳者已经来过很多。
行政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在临近房里会客，客走后，也来会见我们。王冷斋是一个文弱书生，蓄着八字胡须，身穿灰色纺绸长衫，手摇折扇，面色苍白，形容憔悴。
我们辞别了吉团长和王专员，在金振中营长带领下，参观宛平城。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县城，东西长620米，南北宽320米。金营长首先带我们看了残破的东门城楼——这是日军挑起战争的明证。接着参观被炮弹毁坏了的专员公署。金营长说：“8日日军用大炮向城内轰击，集中很多炮弹打专员公署，幸而我们专员公署和县政府人员在十几分钟以前撤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办公，要是迟一会儿，就会受到很大损失。”
离东门不远处，警察正在向受难的居民们散发救济粮。金营长说：“战事开始以来，城内老百姓心情安定，秩序良好，逃难的很少，纷纷自愿来为我军挖战壕，修筑防御工事，挑水，做饭，照料伤号，协助军队守城。”
卢沟桥横跨永定河上，是从燕山山脉进入华北平原的咽喉，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现在晴空一碧无云，炎炎赤日照射在长虹般的石桥上，更显得古桥雄壮精美。我以前曾经到这里游览，观赏过数不清的形状各异的石狮子，今日故地重来，不料此桥变成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始之处。
金营长指着西边那座铁路桥对我们讲了一段和敌人夺桥的亲身经历。又指点黑夜耍大刀进行白刃战的回龙观给我们看，现在回龙观仍然在我军手中。金营长又指出河对岸几个地方有敌人的据点和炮位，因为草木茂盛，据点又有伪装，很不容易发现。
金营长最后说，今天敌人没有开炮，但是什么时候开炮很难说，这么些人站在这个地方目标太大，很危险，劝我们退到桥下隐蔽的地方休息。我们觉得占金营长的时间太多了，乃向他告别，循原路返回长辛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