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发扬八年抗战团结战斗精神奋发图强建设现代化强国
首都隆重集会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人士代表出席胡绳、屈武、罗干在会上讲话
本报北京7月7日讯 记者张书政报道：今日上午首都各界1000多人在政协礼堂隆重集会，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50周年。
纪念会主席台布置得庄重肃穆。上午九点一刻，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宣布大会开始，军乐团高奏国歌。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讲话。
胡绳说，1937年7月7日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中日关系史、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史中一个重要的日子。“七七”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的一个标志，也成为中国全民抗战的开始。胡绳从三方面分析了全民抗战之所以能在“七七”事变后爆发的原因：第一、面临亡国的危机，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已形成不可抗拒之势。第二、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提出国共合作，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第三、“七七”事变前夕，国民党领导层除了一小部分彻底的亲日分子外，已经觉得不能照旧执行几年来的妥协退让政策，“七七”事变后，终于实行了一个政策上的转变。
胡绳说，50年前抗日战争开始的那一天是值得在中国民族历史上大书特书的日子。他在论述了抗日战争的重要历史地位、意义及其取得胜利的原因之后，指出，对于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国民党人、国民党军队、其他党派、团体和一切爱国人士，人民都是不会忘记的。
胡绳说，50年前，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为民族的救亡图存合作，由此才有全国团结抗战，才有抗日战争的胜利。现在重温这段历史及其经验教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台湾海峡彼岸的国民党人和民众一定也和我们同时在纪念“七七”事变。中国在台湾的主权是在抗日战争胜利时恢复的。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大统一是这一代中国人的神圣任务。海峡两岸首先全面实现“三通”，然后按“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祖国大统一，这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正如同50年前团结抗日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一样。我们愿意和台湾当局、台湾人民一起来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
胡绳强调指出，“七七”事变对于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值得纪念的。回顾这段历史，更使大家感到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得来不易，必须共同来保持和发展，并且共同来克服足以危害两国关系的倾向。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相处。绝不能允许任何力量把中日两国拖回敌对的老路。中日两国间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及双方达成的其他各项原则和协议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中国和对日本同样有利，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也有利。在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并且深信，两国的和平友好合作关系必将世世代代继承和发展下去。
民革中央主席屈武代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工商联讲话。他说，在近3000个日日夜夜中，前方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后方军民节衣缩食支援抗战，其英勇顽强和可歌可泣，是中外历史上少见的。凡是英勇抗战的军队和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官兵，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永远受到后人的崇敬和纪念。他们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将与山河同在，共日月争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国国民党顺应民心舆情，接受了团结抗日的主张，对于促成抗日战争起了重要作用。国共两党的合作，全民族的团结，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今天，历史又把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通过‘一国两制’的途径以统一祖国的重任，提到人们的面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希望以蒋经国先生为首的台湾当局，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纠正历史的错误，作出积极的响应。台湾和海外的许多国民党人，当年曾经为抗日出过力，甚至流过血，今天更要为祖国统一大业勇立新功，共同写好中华民族的千秋青史。”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罗干代表各人民团体讲话，他说，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不仅是为了追忆历史，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面向今天的实际，发扬我们民族的革命精神，为振兴中华，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同时，也是为了以历史为借鉴，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事业，使中日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全国各族各界人民，一定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革命传统，在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指引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为实现我国人民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中叶的宏伟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有：
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顾委、中纪委、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乌兰夫、习仲勋、乔石、杨得志、王平、刘澜涛、肖克、陆定一、程子华、王鹤寿、叶飞、洪学智、康克清、钱昌照、杨成武、吕正操、包尔汉、缪云台、赵朴初、马文瑞、茅以升、钱学森、雷洁琼、汪锋、黄鼎臣、苏子蘅，林丽韫、张国基、宋德福、孙平化；
在京的著名抗日将领李聚奎、莫文骅、孔从洲、郭化若、黄新廷、张震、杨秀山、郑维山、侯镜如、郑洞国、覃异之、赵子立、黄维、黄翔、廖云周、郑庭笈；
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清水正夫，日中友协妇女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大友世富，日本劳动情报全国工联代表团团长市川诚，日本全国市长会前会长中井一郎，小田原市议会访华团团长船津常治，日中友协全国本部副理事长新井宝雄；
有关部门和北京市的负责人阎明复、王忍之、周绍铮、杨拯民、赵鹏飞、白介夫等。
参加会议的还有在京的一些日本友人和其他国际友人，其中有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斯诺，史迪威将军的长女史文思等。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记者黄智敏）首都今晚举行盛大文艺晚会，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和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落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的有关负责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驻京部队指战员的代表等近千人观看了演出。
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有中央乐团、中国广播艺术团、总政歌舞团、总政歌剧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民族乐团、北京友谊艺术团、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天津市曲艺团、北京市卢沟桥小学星光合唱团等。
晚会由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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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崛起的醒狮
为纪念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我国著名雕塑家潘鹤、程允贤、梁明诚经过半年多的创作，塑造了一座象征中华民族崛起的大型雕塑“醒狮”，现已安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 孙振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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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略谈八年抗战的伟大历史意义
胡乔木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对我卢沟桥驻军发起的攻击，不仅引发了延续8年之久的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而且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史的发展进程，根本改变了近百年来中日关系的不正常状态。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后，通过3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日两国各方面友好人士、友好团体和日本政界有识之士的长期艰巨努力，也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1972年9月29日，日本田中角荣首相顺应历史潮流访华，在北京同我国周恩来总理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两国又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样就形成了有利于和平和中日友好的远东国际关系新格局。这样的结果，是当时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万万想不到的。
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征服中国继而征服世界的狂妄野心由来已久。1894至189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即甲午战争），招致清政府在惨败以后派李鸿章去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规定割让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中国不得逮捕为日军服务的汉奸分子，等等。日本并不是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日本从此占领了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达半世纪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台湾已经归还祖国，中日建交时日本也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日本方面至今一直有些人散布“台湾归属未定论”，以各种形式进行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活动。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统治阶级中开始形成了亲日派。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永远绝迹。
在革命民主派领袖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中，窃取了革命果实的北洋军阀袁世凯，就是一个亲日派。继而掌握北京政府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在亲日方面尤有过之。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页的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就是由于反对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决定把德帝国主义在山东的特权移交日本、段祺瑞政府（名义上的大总统是徐世昌）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而爆发的。北京的学生反日爱国运动〔注一〕，迅速扩大到全国，并且由学生罢课扩大成为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首先在6月10日罢免声名最为狼藉的亲日派卖国贼头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斗争并没有结束，因为和约问题还没有解决。山东、北京、上海和其他各地学生、工人和其他民众，继续展开了坚决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斗争。旅法华工（他们主要是作为中国参加欧战的步骤而被派到法国的）和留学生、华侨等，在和约签字前的6月27日，包围了中国代表团陆征祥等人的住所，并提出种种威胁性的警告，致使总代表陆征祥终于不敢出席签字，并给北京政府密电：“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这样，由中国学生、工人和其他广大市民兴起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贼的有全国性组织的群众性革命斗争（这在近代中国史上是第一次），就获得了当时所能获得的伟大胜利，论成就远远超出了辛亥革命。日本帝国主义和当时的一批亲日派卖国贼的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我们所以在这里比较详细地介绍五四运动，是为了说明，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开端（下文将论证抗日战争是这部革命史的关键性转折），正是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斗争；而五四运动继续深入发展的主要收获，就是成立了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随后不久又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后的长期历史中，进行过大量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例如轰动全国的1925年五卅运动，就是由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内外棉七厂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引起的，这次运动成为1925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起点。由于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中途叛变，对于毫无准备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广大的革命的工人农民实行血腥的白色恐怖，共产党人不得不转到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的人民军队，对反动派进行了坚苦卓绝的十年内战。
但是国民党实行反革命统治和反革命内战的十年，也就是日本侵略势力采取各种野蛮狠毒的手段，吞并我国大片领土，视我国国家民族为无物的十年。1931年日本以武力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继而不断向内蒙古和冀东扩张，其间还一度侵入上海。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计划，早在蒋介石叛变的当年就已经确定了。日本内阁总理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给天皇的奏折中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事实就是这样一步步按照日本预定的计划实行的。由于英美两国一股劲儿袖手旁观，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前，日本确是自认为可以在东亚畅行无阻，并且还梦想着在亚洲某处跟希特勒会师呐。而蒋介石大声宣布“不抵抗”、大力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恰好符合了日本侵略者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曾先后尽力支持马占山将军、蔡廷锴将军、冯玉祥将军、傅作义将军所领导的局部抗日战争，长期领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还派出江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指挥中央红军为进入抗日前线的东征。在上述的英勇斗争中，吉鸿昌、杨靖宇、方志敏、刘志丹等杰出的民族英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直到1936年，即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35年10月率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向陕西驻军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及其所部成功地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教育，从而也推动了陕西社会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持续高涨。陕西的这种特殊局势，已经成为全国局势发展的主要关键。第二，1935年底爆发的由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一二·九”北平学生要求抗日救亡、停止内战的爱国运动，迅速扩及全国各地各界，形成了比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强大的声势，很多社会名流、大学教授、海外侨胞和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都积极参加了进来。这同样对陕西和全国的局势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第三，蒋介石在1936年12月来到西安，强迫张、杨继续“剿共”，坚决拒绝他们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爱国要求，使局势极端尖锐化。这种情况迫使张、杨扣留蒋介石（“西安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派出代表团帮助张、杨，劝导蒋介石，导致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重行合作，积极准备全国抗战奠定了基础。令人无限遗憾的是，为促进团结抗战建立了如此功勋的两位爱国将领，张学良被国民党当局长期剥夺自由至今，杨虎城抗战爆发后回国被捕，在重庆解放前夕惨遭凶杀。
50年前的抗日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抗战前夕和抗战的全过程中，始终掌握着政治的主动权，我们充分肯定国民党政府军所有爱国将士尤其是阵亡将士的战功。但是蒋介石政府在抗战初期就实行片面抗战（只要军队，不要人民）的错误政策，从1939年起又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致使它的军队大部分几乎丧失战斗力。1944年即日本投降的前一年，日本侵略军还能够从河南大举进攻，长驱南下，一直打到广西以及贵州的一部，使战时首都的重庆惊心丧胆。而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却还乘抗战之机大发国难财。国民党反动派如此腐败不堪，不但引起了民主党派和爱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就连美国中印缅战区司令兼蒋介石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许多外交官员，也都主张美国应该尽量减少对蒋介石的援助（这些援助都被蒋介石用于准备新的内战，而不用于抗日），转而实行对共产党的援助。还在1943年冬，深受蒋介石信任的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就曾向蒋介石面陈：“窃谓今日可忧之事，莫过于人心思变，士气荡然。”“推而至于友邦人士之批评，以与吾国邦交最亲切之美国而论，其朝野对我之讥弹，已达于令人不堪忍受之地步”（《张治中回忆录》394—39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这本书很值一读）。可见国民党的危机深重，名誉扫地，确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事实。
相反，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加上党政军民亲如一家，艰苦奋斗，生死与共，使抗日军民有勇有谋，愈战愈壮。今天回忆起当年的那种如火如荼、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战斗生涯，谁能不感到无比的自豪呢？！谁能不努力恢复和发扬抗战时期的优良作风呢？而对于前仆后继、英勇殉国的无数先烈，又谁能不肃然起敬，贪夫廉而懦夫立，以他们为终身的楷模呢？总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八年抗战中威望大大提高，力量也大大增强。在1943年，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已经抗击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已经由抗战前夕的几万人发展到120多万人，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
（不包含数量巨大的民兵）已经由几万人发展到91万人，党所领导的解放区的人口已经达到9550万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数量上虽然还比国民党的力量差得多，但是它们所代表的质量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方是蒸蒸日上，另一方是飘飘欲坠。因此，经过八年抗战，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对国民党占有潜在的优势。
蒋介石在抗战结束以后，一意孤行地积极准备内战，并在1946年6月发动了全面的内战。他以为仗恃国民党政府军长期在大后方养精蓄锐，装备精良，加上美国政府继续给予他军事和财政经济方面的援助，一定可以在短期内彻底消灭“共匪”。但是历史和他开了个大玩笑。蒋介石不但没有达到他多次延期的目标，反而在三年以后，眼睁睁地看着人民解放军大军横渡长江，迅速解放中国大陆，他自己只落得逃往台湾的下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蒋介石王国在中国大地的溃灭，表现了历史的公正判决。物极必反。事实上，抗日战争结束时的政治军事力量对比，已经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但是对唯物辩证法一窍不通的蒋介石说来，这一切是永远不可理解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说明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哪一个政党能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95％以上的爱国人民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由于日本邻近中国，对中国侵略时间最长，侵占的国土最广，使中华各民族的生存危在旦夕，中国的民族独立问题首先必然是反抗日本侵略的问题），同时为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这个政党就一定能够领导中国，使祖国走上富强文明民主之路。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国国民党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都成功了。中国人民再不能有别的选择。
有人说，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上不是搞得不坏吗？是的，但这是由于完全不可比的历史条件。国民党统治中国达22年之久，人民生活在官僚资本重重压榨之下，已经凋敝不堪，哪还能谈得上什么象样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同志曾经举例说：“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在台湾统治的国民党，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统治了22年，却这样不行呢？难道这22年都是由于共产党的“捣乱”吗？否。国民党长时期以血和剑统治着绝大部分国土。台湾只是到1946年才成为中国的一个省。我们承认它的经济发展，而且认识到，这种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同美国和日本的大力扶持分不开的。试问，美国和日本能够同样地对待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吗？且不说几十年中它们对中国的重重封锁，就在70年代它们同我国建交之后，相互的经济文化交往大大增加了，我国政府决心为继续扩大相互间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文化交往而努力，但是阳光底下仍然没有也不会出现什么奇迹。这一切还不是明摆在那儿吗？
话说回来。无论如何，如我们所已经说明的，八年抗战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的确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意义。八年抗战的另一个伟大的意义，就是根本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政治形势。在八年侵华战争结束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陷到山穷水尽、四面楚歌的地步。1945年8月，苏军歼灭了日本关东军并进入朝鲜。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胜利，在8月6日和9日先后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了原子弹（众所周知这种战争手段是我们历来反对的）。中国人民抗日军队也大举全面反攻，直扑据守各大中城市的日军。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举行了投降的签字仪式。日本议会通过“和平宪法”，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作为解决国际纷争之手段，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之战争与武力威吓或行使武力”，“不承认国家之宣战权”。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由中、苏、美、英等11国代表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首要罪犯，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野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七人被判处绞刑。不到一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宣告成立。一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同时，远东的旧形势和世界的旧形势，也都一去不复返了。这也证明了渺视物极必反原理的人，必然会受到它的惩罚。
日本投降前后在日本发生的种种事件，都早已过去，我们很不愿意重提。只是事与愿违，现在日本确有一些人正在故意装作忘却和妄图改变这些不可忘却、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有些人歌颂这次侵略战争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犯，有些人正在制造否定东京审判的舆论。这些动向，理所当然地引起日本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的不安，也理所当然引起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安。
中国受日本侵略之害最深。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即达2100余万人，其中牺牲者近1000万人（只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就牺牲了30多万人），财产损失达600多亿美元。但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向认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1000年的友好历史，两国不愉快的关系还不到100年；而且侵华战争只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日本人民同样是受害者。所以建国以来，一直致力于克服日本政府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经济界（主要是中小企业）、文化界、科学界、宗教界、工运界、农业界等各方面的交流。我国早在1952年就接待过帆足计、高良富（女）、宫腰喜助三位日本议员，并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从1953年起，中国先后协助日本侨民近4万人回国，日本民间团体先后送还中国在日死难烈士遗骨共3000余具。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提前释放的1000多日本战犯，也被顺利地接运回国。许多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军官兵，回国后成了宣传“日中不再战”和日中人民友好的积极活动家。但是中日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还是一再受到敌视中国的日本统治集团的阻挠。1958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著名的“政治三原则”，要求日本政府必须（一）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二）不制造“两个中国”；（三）不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1960年秋成立的日本池田内阁态度有所改变，因而日本自民党的老政治家松村谦三和其他政界、贸易界人士所进行的友好活动，在1964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签署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互在对方首都设立常驻联络办事处的协议，和中日双方互派常驻记者的协议。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宣布：“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的立场上，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声明的条文中规定：“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注二〕。”在这以前，毛泽东主席在9月27日会见了田中角荣首相，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中日两国从此建立了平等的邦交。这就结束了中国长期遭受日本侵略的痛苦历史，两国关系也就转入了前所未有的新轨道。这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代表两国人民所作出的宝贵贡献。中国人民对日本为日中友好、两国邦交正常化而奔走呼号、呕心沥血的所有组织和个人的功绩，将永志不忘。
中日建交以后，中日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1978年8月，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并就两国今后关系发展的原则作出了重要规定，包括“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侵犯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同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前往日本交换条约的批准书并进行友好访问。1982年至1983年，中日两国确认了中日关系四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
常言道好事多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近几年来，纠纷迭起， 1982年有否认日本对华侵略的历史教科书事件，1985年有日本首相和内阁成员正式参拜供奉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事件，最近突出的是日本法院把中国国有财产光华寮判归台湾的事件。这些事件，显然都不利于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
上述事件究竟说明了什么呢？不外是说明，日本当局迄今为止，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还只是在辞藻上而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认真执行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与此同时，日本防卫费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限额等动向，也引起亚洲邻国的关注和忧虑。人们不能不注意到，日本社会上有一股势力总是企图把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关系拉向后退，总想千方百计地否定日本过去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甚至企图翻“南山可移，此案不可移”的历史定案。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倾向，已经促使中日两国人民提高警惕。对于中日两国关系的现状，日本政界和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也是不满的。他们呼吁：“要回到日中联合声明、日中友好条约等原则和精神上加以对待。”大阪高等法院承认台湾当局对光华寮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就等于承认另一个中国或者说一个独立的台湾”。“歪曲历史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它会从根本上伤害日中友好关系，日本人的自豪感也会受到伤害。”我们深信，在两国关系的长远前途上，理智终会占上风。
在纪念日本全面侵华战争50周年的今天，我们殷切地希望中国军民特别是青少年，重温这半个世纪的血泪史和革命斗争史，密切注视中日关系的动向，并且同日本广大人民一道，共同努力，推动中日友好关系能够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切实地长期稳定地向前发展。邓小平同志最近说：“中国不会改变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下去的政策，但是不愉快的事情要妥善处理。”“对中日关系在历史上的纠葛，坦率地讲中国没有责任。中国强调向前看，不要找麻烦，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新的纠葛，这些纠葛没有一件是中国引起的。”这些话说得多好，真是表达了10亿人民的心声！中国政府和全国军民十分珍惜中日两国的友谊，热望这种友谊不断地向前发展。这就需要不再制造麻烦。对当前已经制造的难题，有必要按照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尽快予以妥善处理。只有不断排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才能健康顺利地发展下去，为两国人民带来幸福。孔子曰：“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日本政府究将何去何从，吾人请拭目以待。
〔注一〕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是由日本政府提议并坚持而通过的，五四运动既然旨在反对巴黎和约，而斗争的主要锋芒也始终指向日本，当然可以称为反日爱国运动。但是巴黎和会的主持者究竟是美英法等列强（日本实际上并未参战，跟美国差不多），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两次修正案，初则主张由和会暂行代管，继则主张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共管，性质仍然是帝国主义侵略，只是以五强代一强、以共管代独占而已。美国的立场打破了当时很多中国人认为欧战结束将表示“公理战胜强权”的梦想。五四运动既然反对西方列强制定的巴黎和约，所以同样有理由称为反帝爱国运动，尽管当时还没有提出反帝的口号。
〔注二〕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它小岛之内。”
（原载《解放军报》，本报转载前作者又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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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又有16个市县对外国人开放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又有16个市、县被列入对外国人开放地区。至此，我国这类地区的总数达到452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规定，外国人持有效签证或者居留证件即可前往这类地区旅行。
这次经批准对外国人开放的市、县有：
安徽省的铜陵市、休宁县；
贵州省的遵义县、安顺县、毕节县、铜仁县、兴义县、织金县、江口县、大方县、黔西县、赤水县、独山县、台江县、平坝县、都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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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会见日中友协等日本朋友
指出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需要“官民并举”“以民促官”
本报北京7月7日讯 记者冯朝阳报道：国家主席李先念今天下午在会见日中友协的朋友时，充分肯定了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作用，指出现在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需要“官民并举”，“以民促官”。
李先念是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第三次中日友好交流会议的日方全体代表，以及列席会议的日中友协妇女访华团时说这番话的。
李先念指出，中日友好并非始自邦交正常化。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早在东汉时期就开始了友好交往。他说，今天正好是“七七”事变50周年纪念日，但一两千年两国都相处得很好，问题是发生在建交前半个多世纪，在整个中日关系史上只是短暂的一段，我们为什么不友好下去呢？李先念强调说，1972年邦交正常化首先是在广泛的民间交往和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深厚友情的基础上实现的。1950年就成立的日中友协做了很多工作，其中象松村谦三等老朋友虽然已经去世，但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李先念指出，邦交正常化后中日民间交往有了进一步发展，政府间关系在一个时期内也比较平稳。但最近几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李主席说，对于这些问题，大家都清楚，“我只说一句，那就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和平友好条约的，对这一切完全没有责任。”他还以光华寮问题为例，指出象这样公然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事，我们是不能容忍的，否则就无法向中国人民交待。
李先念还指出，日本有极个别政治家存在不正确的观念，以为日本成了经济大国，是中国单方面有求于日本。他说，我们的开放政策是平等互利，不是有求于日本。中国人民是有越艰苦越团结奋斗的特点的。
李先念说，中国的总方针是搞中日友好，现在友好，将来也要长期友好。他说，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人干扰就不做中日友好工作。日方代表团团长清水正夫对李主席关于中日关系的谈话深表赞同。
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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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家核安全局审查许可
广东核电站将动工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卓培荣、李进其）国家核安全局经过严格安全审查之后，今天给广东核电站进行核岛厂房基础结构施工颁发了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规法令，我国核电站的建造和运行必须实施许可证制度。国家核安全局负责人说，这次参照国际经验制定的政策，是保证我国核电安全的非常可靠的措施。
今年1月，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为在大亚湾畔的宝安县麻岭角建造两座单机90万千瓦的压水堆核电站，向国家核安全局递交了部分建造申请书、部分初步安全分析报告以及质量保证大纲。审查结果，国家核安全局认为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作为广东核电站的安全承担全面责任的营运单位，提交的文件符合国家的法律和规定，许可证所允许的各项活动能遵照核安全法规进行，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
据了解，这项工程将于近期正式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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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植物所生物工程技术又获突破性成果
世界上首批玉米裸细胞再生植株问世
本报讯 据《科学报》报道：在中科院植物所的一个人工气候箱中，世界上第一批由玉米原生质体培养出的再生植株，已经在培养瓶中长出了三片嫩绿的叶子。这是植物所高级研究人员蔡起贵、郭仲琛和钱迎倩领导的协作组在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上取得的一项突破性进展。
植物原生质体就是植物细胞除掉其纤维素外壁后的裸细胞，由它生长成的再生植株是进行细胞杂交、遗传操作等生物工程技术的必备的重要基础条件，有了再生植株，为进行遗传工程研究奠定了基础。由于水稻、小麦、玉米等禾谷类作物是提供人类粮食和牲畜饲料的主要品种，十多年来，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国内外许多实验室试图通过这三大作物的原生质体培养获得再生植株，以寻找优质、抗逆的新品种。这一研究课题难度很大。至1986年，日本、法国、中国相继在水稻原生质体再生植株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获得了再生植株。玉米原生质体再生植株的研究，虽然国外在1977年已从玉米幼茎的原生质体中培养出再生愈伤组织，但一直没有分化成苗。此后，虽经各国专家大力研究，由于一直没有找到再生植株的方法，因此，这项研究近十年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植物所最近获得的世界上第一批玉米原生质体再生植株，突破了这种停滞状态，使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上走在世界前列。
中国科学院生物技术局局长钱迎倩告诉记者，玉米原生质体再生植株研究，已列入国家“七五”期间重点攻关课题。目前，这批幼苗长得很健壮，它们将为利用细胞融合、基因转移及人工诱变等生物工程技术改造现有玉米品种，培育优质、高产、抗病的新品种打开突破口，也为研究其它禾谷类作物原生质体再生植株提供了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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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会见哥伦比亚自由党代表团
强调中国同拉美国家有着共同利益和立场
本报北京七月七日讯 记者仓立德报道：中共中央代总书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哥伦比亚自由党主席埃内斯托·桑佩尔一行。
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以桑佩尔为首的哥伦比亚自由党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对中、哥两党建立正式关系表示高兴。赵紫阳说，发展中、哥两党之间的关系能够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两党之间的友好关系。
桑佩尔向赵紫阳介绍了代表团成员、哥伦比亚候补总统维克托·莫斯克拉。他说，哥伦比亚总统巴尔科将于今年访华，他相信这次访问将取得重要成果。
赵紫阳指出，在发展与和平这两个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上，中国同包括哥伦比亚在内的拉美国家有着共同利益和共同立场。中国愿意同包括哥伦比亚的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努力，发掘经济合作的潜力，探讨经济合作的新领域和新形式。桑佩尔说，我们同中国在寻求实现世界和平理想上是一致的，我们希望通过发展建立和平。赵紫阳表示高兴地期待巴尔科总统的来访，并请桑佩尔主席转达他对总统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哥伦比亚自由党是哥伦比亚共和国执政党。这是该党首次派团访问中国。
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参加了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