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纪念专刊)
专栏：
卢沟枪声五十年
——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忆抗日爱国将领何基沣将军
全国政协委员 宋晓菡
五十年前在卢沟桥畔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它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高潮。我的丈夫何基沣是指挥卢沟桥守军坚决抗日的爱国将领，虽然“七七”事变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何基沣同志离开我们也有七年了，但他那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忠勇机智的斗争胆略，以及他从一个爱国军人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思想觉悟，至今仍给我巨大鼓舞，成为我愿以余生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的强大动力。
何基沣同志1898年10月出生在河北省藁城县，青年时期投笔从戎，先后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北平陆军大学，后投身于当时由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从此开始了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活。他参加过首都革命和五原誓师，由于作战勇敢，足智多谋，很快被提升为军官。西北军失败后，他在由西北军缩编的陆军第29军37师109旅任副旅长（正旅长是“七七”事变初抗日牺牲的赵登禹将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我国东三省。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寇继续吞食我大好河山，1932年1月1日锦州失守，1933年1月3日山海关陷落，3月3日热河又告易帜。日军继续南下，华北危急，平津震动！
当时任第三军团总指挥的宋哲元将军，奉命指挥第29军三个师兵力防守长城一线，抗击入侵日寇，即令战斗力最强的赵登禹、何基沣的109旅以急行军日夜兼程140里，开赴喜峰口抗日最前线，并令赵登禹任前线总指挥。临战前，军部参军基沣向所部士兵慷慨陈词：“国家多难！民族多难！吾辈受人民养育深恩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还？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
基沣身先士卒，率领大刀队直扑已占领喜峰口有利地形的日军，经过十余次血战，砍死日寇700多名。他在战斗中看到敌人炮火十分猛烈，我方武器配备拙劣，如此拚杀下去，对我方不利。就和赵登禹一起研究出一套近战、夜战、以我之长攻敌之短的作战方案，经宋哲元批准后，开始深夜偷袭，兵分两路包抄了日军炮兵宿营地。此时，那些因数年来侵略中国畅通无阻而丧失了警惕的日军官兵，正在高卧酣睡，当他们听到响动、尚未弄清怎么回事时，早一个个身首异处，成为我军刀下之鬼。
在搜查敌尸和战利品时，副营长过家芳从一敌大佐的图囊中，发现一张日军在长城的兵力配备详图，上面标着日军的进军路线和进攻时间等，立即将此图送到基沣手中。基沣审图后获悉两天内日军将进攻我防守薄弱的罗文峪，如果罗文峪防线被敌方突破，势将危及北平，他当机立断，星夜将敌图送交总指挥部，宋哲元火速派遣暂编第二师开赴罗文峪严阵以待，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
喜峰口大捷，日方伤亡达3000人左右，大佐以下少佐以上死53人，其中十之八九是被我军用大刀砍死的，所获战利品不计其数。29军以大刀片与武器精良之敌肉搏，“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口号响彻云霄，这是自“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抗日战争的首次胜利。它震惊中外，鼓舞了全国军队的士气，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喜峰口战役之后，因战功卓著，前线总指挥官赵登禹被提升为132师师长，军部参军基沣则晋升为110旅旅长，这一支有过抗日实战经验的劲旅，从此更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
1935年9月下旬，第29军37师奉命由张家口调防北平，基沣率110旅负责防守宛平县城、丰台镇和丰台车站，及平汉线通道，卢沟桥一带。这片地方既是南北交通要道，又系北平的门户。日军侵占我东三省后，又对华北虎视眈眈，平津地区在喜峰口战役之前早已列入他们的侵略计划，“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卖国条约更助长了日寇的气焰，为此基沣奉命防守的区域必然成为多事地带。日军为实现其进一步侵略之企图，在丰台车站东侧与我军相距400米处，派驻一个混成营，经常三五成群手持利刃对我值班站岗的士兵挑衅，并以军马丢失为借口冲入我驻军营房“寻马”，基沣得知立即传令构筑据点工事，严加戒备，对居心叵测之敌形成包围之势，日军见形势不利，被迫退回原防。
1936年6月6日，日方为软化29军骨干，以达到不战而吞并我华北的目的，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一次中日军官的“联欢”大会。29军在平的团以上军官大都应邀出席，日本方面的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顾问松岛、樱井和日军驻平连以上军官也参加了联欢。我方军官对此十分警惕，称此会为“新鸿门宴”。宴会开始不久，一些日本军官假借酒醉，忽而打拳，忽而舞刀，大摆其武士道威风，我军官个个义愤填膺，想和日方一拚。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首先跳到席间，耍了一套八卦拳，跟着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也打了一套国术，基沣此时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之情油然而生，跳上桌子唱了一支《黄族歌》：“黄族应享黄族权，亚人应种亚洲田……”以示应战。
1937年7月初，卢沟桥的形势日趋紧张，日军占领丰台后，不分昼夜地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所谓“演习”。由于卢沟桥是北平的咽喉要冲，一旦失守，北平就会变为一座死城，于是我守军也以实弹演习相对抗。7月6日日军又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进行军事演习，身负防守重任的110旅旅长何基沣于是下达命令：“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7月7日日军包围宛平城，次晨又向卢沟桥中国守军射击，基沣怒不可遏，亲临前沿阵地指挥还击，打响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第一枪，并发出了与卢沟桥共存亡的指令。由于我军官兵奋勇杀敌，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不仅保住了宛平城，还夺回了已被日军攻占的龙王庙等地。当日军诡称和谈以待援军时，基沣毅然受命与日军谈判，他义正辞严地驳斥了日方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宛平县城的蛮横无理要求，愤怒地指出：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让人践踏！日方代表恼羞成怒，拔刀直逼基沣，基沣毫无惧色地掏出手枪对峙，直至敌酋无力地放下手中的尖刀，他才昂然率随从离去。
从“七七”事变发生起，每天都有大批日本兵自东北源源开入关内，日本飞机多架在北平上空及平汉路沿线盘旋侦察。当日本援军大至后，于21日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一带驻军，25日又袭击我廊坊驻军，26日晨敌机十余架轮番疯狂轰炸我廊坊守军，27日又向我南苑、北苑兵营进攻，同时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我29军37师于28日正午以前完全撤出北平地区。这是强迫我中国军队撤离中国领土，是日本企图吞并我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狼子野心的彻底暴露，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爱国者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为此宋哲元发出了自卫守土通电，中日全面战争正式爆发。
由于寡不敌众，致使29军伤亡极大，被迫撤离北平。基沣率部边打边撤，阻滞了日军挺进。此时他已升任179师师长，在保卫大名血战中，基沣率部抵抗日军三天两夜的围攻，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大名失守。基沣悲愤已极，既恨自己报国无门，仰天长叹，留下了“不能打回北平过元旦，无颜以对燕赵父老”的遗言而自戕（未遂），这是一个爱国军人对不抵抗主义最强烈的抗议，也是他思想转变的里程碑。基沣在离军养病期间，得以认真思考探索救国之路，他风尘仆仆探访桂军、川军，结果都没有找到出路。正在他迷惘之际，遇到了西北军冯治安部的共产党地下党员李萨南，使他了解了八路军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李萨南介绍他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何基沣产生了到“共区”亲自去看看的念头。他在武汉经过故友的介绍，会见了西北军的老人、共产党员赖亚力，通过赖亚力，终于于1938年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同志，经恩来同志介绍他又奔赴延安会晤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的领导人，经多次交谈，深受教育，使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发下誓言：“没有共产党中国就没有希望，自愿成为共产党的一个新战士”，1939年1月，他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基沣入党后，仍回到国民党第77军任副军长，他在党的领导下，将这支旧军队引导到抗日救国进步的道路上来，1939年夏，基沣把一批党员和进步分子组成搜索队，以培养游击队的骨干开展对日游击战争，这支搜索队曾沿途护送过中共七大的代表，并和新四军通力合作，支援新四军枪支弹药和经费，对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给以极大的支持。在八年抗战期间，基沣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次次粉碎了蒋介石制造分裂的反共高潮，坚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最后与张克侠将军率领77军和59军于1948年11月8日起义，并率部抢渡长江天险，直取南京，为解放全中国立了新功。
解放后，基沣真正感受到为人民服务的幸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他全部的精力，1980年1月20日基沣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在病重临危之际仍念念不忘远在台湾的亲朋故旧，希望台湾能够早日回归祖国，实现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统一大业。遵照遗嘱将基沣的骨灰一半洒在卢沟桥畔，一半洒在当年的淮海战场上。
50年后的卢沟桥更加雄伟壮丽，它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性格。当年在这里英勇战斗过的民族卫士和为之流血牺牲的英雄儿女们，看到祖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繁荣富强，怎能不感到欢欣鼓舞？烈士们的英灵也一定会含笑九泉。 （附图片）
何基沣将军
第5版(纪念专刊)
专栏：
一场特殊的战斗
——记坚持抗日斗争的上海学生
史学
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以后，又于8月13日大举进攻上海。经过三个月的抗战，国民党军队全线撤退，上海沦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日军包围下的“孤岛”。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整个上海沦为敌占区。
上海是旧中国资本最集中、产业最发达的地方，是全国的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日军攻占了上海，千方百计掠夺上海的经济和资源，奴役上海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妄图建立巩固的统治。
当时，上海有30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达8万人以上。日军和汪伪残酷镇压抗日救亡活动，逮捕和杀害抗日人士，收买少数学生败类，在学生中推行奴化教育，妄图控制和奴化上海学生。
但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学生是坚毅不屈的。在左翼文化运动熏陶和一二·九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上海的进步青年，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和租界当局的控制下，点燃起熊熊不灭的地下烈火。在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指引下，他们同成千上万的学生交朋友，团结和教育群众，争取学校当局和广大教师的同情和支持，建立了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发扬坚贞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不畏强暴，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同日伪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配合全民抗战，赢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上海的青年，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和在一二·九运动的感召下觉醒并行动起来的。1935年12月23日，爆发了不少学校数千名学生参加的赴京请愿运动。一批又一批学生走上街头，或结队下乡，或在繁华市区的马路上，在京沪铁路沿线的城镇，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宣传抗日救国，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紧急治安法令》，3月25日反动军警包围复旦大学，逮捕学生并诬告学生开枪打死了军警。在救国会领袖的支持下，粉碎了国民党破坏学运的阴谋。上海学生还积极参加妇女界组织的“三八”纪念会，参加各界群众组织纪念“五卅”的示威游行。成百成千的学生纷纷投入鲁迅出殡行列，声援救国会“七君子”出狱的救国活动。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一部分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自觉坚持斗争，团结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上海学生运动的开拓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八·一三的炮声，震撼了上海广大青年学生。上海学生以激昂的爱国热情，踊跃支援前方杀敌将士。他们纷纷组织劝募队、宣传队、慰劳队、救护队，开展了“十万双手套运动”，到我军的前沿阵地和后方医院，救护伤员，鼓舞士气；有的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到江西等后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有的到大江南北组织游击队或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当时，大批难民涌入租界，各校学生又积极参加了难民收容工作，广泛发动募捐和宣传，厉行“节约救难”，开展了“寒衣运动”等等。
抗战爆发前夕，党中央派刘晓同志来上海负责重建党的组织。不久以后，周恩来同志又亲临上海，指示上海的职工、学生、妇女等运动，都要围绕坚持抗战这个总任务，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要注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积蓄革命力量。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关于抗战是长期的，必须作艰苦斗争并保存力量的指示，1937年10月，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在学生系统成立了学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学委），统一领导上海大中学校的建党和学生运动。
二
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弃守上海，日军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市郊地区，上海经历了长达4年的“孤岛”时期。
在江苏省委的领导下，学委紧紧抓住学生中空前高涨的抗日热情，利用“孤岛”的特殊条件，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层工作和基层工作灵活而又巧妙地结合起来，用公开合法的形式组织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而又谨慎地发展党的力量，建立学生界的党组织，为准备长期斗争，应付更加恶劣的局面，从思想上、组织上打好基础。学生中的党员，以品学兼优，关心群众疾苦而赢得周围同学的信任。党扎根于群众之中，密切联系了群众，成为群众高度信赖的核心力量。
在学委的直接领导下，以平津流亡同学会、留日同学救亡会和各大中学校为基础，成立了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为取得合法，不久又改名上海市学生协会，简称“学协”）。出版了《学生生活》等刊物。在学校内部，以学生自治会、读书会等形式，组织学生阅读和讨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西行漫记》、《大众哲学》等政治、哲学书籍和《母亲》、《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新生代》等进步小说，开座谈会、出墙报、组织剧团、唱抗日歌曲、举办讲座、请名人演讲、慰问“四行孤军”等活动，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鼓舞斗志，进行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教育。同时，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的爱国民主人士发挥了积极作用。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和各教会大中学校的代表，经过充分协商，使传统的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上海联”）适应时代的要求。他们充分运用灵活的活动方式，创办《联声》、组织团契、举办“慈善市场”、举行夏令营、召开辩论会等，团结教育了教会学校的广大学生群众，提高了他们的觉悟。
日伪为了控制上海大中学校和青年学生，1938年7月，强迫各学校向伪上海市政督办登记。“学协”作出决议，在各校开展护校运动，提出“师生合作”、“保护学校”、“保护教育主权完整”等口号，抵制奴化教育。清心中学掀起了群众性的护校运动，争取学校当局登报申明，拒绝登记，接着有一百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登报申明：“本着国家教育宗旨办事，始终不渝”，给伪组织以严重的打击。
1938年12月，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坚决打击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针对国民党内存在和平、妥协、分裂的危险，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和平、建国、反共”的反动纲领，公开主张卖国投降。中共江苏省委发出了深入普遍地开展反汪斗争的指示。各校学生掀起了尖锐激烈的反对校长附逆和反对汪伪接管的“护校”运动。中法工学院学生罢课，驱逐该院中方院长、汉奸褚民谊，上海持志大学和持志中学校长何世祯，私立上海中学和上海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陈济成公开投敌，学生罢课退学，学校被迫停办。接着，一百余所大中学校发表反汪护校的联合宣言，坚决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给汪精卫企图粉墨登场以迎头痛击，大张了民族正气。1940年3月30日，为抗议汪伪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党发动了全市范围的反汪斗争，发表反汪宣言，举行反汪宣誓：“永远不做亡国奴”，重温“最后一课”。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学生举行讨汪大会，驱逐两个汉奸教员。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了两名学生。在审讯时，被捕学生质问法国警官：“你们反对不反对德国占领法国！”警官无词以对，只好释放。声势浩大的反汪斗争，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党及时总结经验，调整力量，决定“学协”的工作重点转向基层，以适应“孤岛”即将恶化的形势。当时，江苏省委提出了“与群众打成一片”、“越公开越秘密”、“实行党员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紧接着党将一部分已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撤退到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游击战。波澜壮阔的反日斗争，表达了上海学生誓与日寇汉奸斗争到底的决心，激发了处于中间和后进状态的青年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获得了社会上的支持和同情。
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击沉了停泊在上海黄浦江上的英国炮舰，迫降了美军炮舰，占领了上海租界。他们发布严厉取缔所谓“政治恐怖”事件的8条办法，禁止一切进步、抗日书刊。伪教育部重新编印教科书，规定中等以上学校以日语为必修科，把“建立东亚新秩序”和“和平、反共、建国”写进教材里去。他们实行保甲制，成立所谓“中国青年模范团”和“中国童子军”，还在南京举办“优秀大学生暑期训练班”，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汪精卫亲自来讲话，扬言要“保卫中华，打倒共产主义”。从太平洋战争开始，上海学生又进行了将近4年的在敌伪直接统治下的最黑暗、最艰苦的斗争。
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早已预计到这样的严重局势必将到来，在组织领导上作了调整。根据中央和华中局指示，江苏省委于1942年11月撤退到淮南解放区，成立华中局城工部，领导上海的工作。当时，条件十分恶劣，生活极端困难。上海的学生工作在积蓄力量的基础上，采取组织更加隐蔽，工作更加深入的方针，继续坚持敌占区的斗争。当时，大多数大中学校都已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他们坚决执行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针，所有党员学好功课，站稳脚跟，与群众打成一片。学业上相互砥砺，生活上相濡以沫，紧密相依，共度难关。根据青年的特点和愿望，采取多形式、多层次的分散活动，如举办旧书交换、申请减免学费、看苏联电影、读进步书刊、组织社会参观、开展学术、文娱体育和生活福利等活动，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点滴细致的工作，灵活多样的形式，耐心地启发群众的觉悟，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认清两个“中国之命运”，和敌伪展开巧妙的斗争。青年学生采取不同形式抵制奴化教育。敌伪派的汉奸文人来鼓吹中日“共荣”，学生不等第一个人讲完，就跺脚、击掌，气得汉奸文人毫无办法。1943年12月，汪伪发动“禁止烟、赌、舞”运动，进行欺骗。南京和上海的党组织决定利用这个运动来教育群众，发动学生、青年参加，举行集会游行，冲击烟馆、赌场和舞厅，并当众焚烧查抄的烟土，引起了日伪的内讧，拆穿了汪伪的鬼把戏。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寇疯狂进行经济掠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沦陷区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大量学生面临失学和失业的威胁。1945年2月，通过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新闻报》、《申报》联合发起举办助学义卖市场，有三十多所大中学校参加，以学校为单位，分别设摊，出售各自募捐或自行制作的义卖品。“助学义卖市场”开设两天，有近千名学生参加现场服务，购物和参观的各界人士达10万人。助学义卖运动热烈开展，使广大青年学生在团结自救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抗战后期，各校毕业的党员逐渐进入社会，从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出发，早在1942年，江苏省委就指示学委把工作延向社会。以后又在学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区委。1943年10月，以交通大学理工科毕业生为主，组织了“工余联谊社”，把青年科技人员组织起来。以后又组织了教会大学毕业生的“大学校友集谊会”等。许多进入社会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在电力、电话、工厂、学校、医院、公用企事业等单位，成为团结教育群众、坚持抗日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要求，在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下，各校开展了“天亮运动”，组织地下军，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重大胜利。他们还以发贺年信、贺年片等方式，向校内师生和社会人士宣传抗战即将胜利的新形势；对汪伪汉奸分子则提出警告，要他们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经过几年来的锻炼和教育，大批优秀的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先后有数千名党员和积极分子投笔从戎，到延安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参加敌后武装斗争。他们的大多数在上海坚守阵地，维系人心，积蓄和发展了自己的力量。经过八年坚韧不拔和艰苦卓绝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终于和全市人民一道，以无比欢乐的心情庆祝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