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纪念专刊)
专栏：
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
刘大年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经过八年艰苦奋战，中国人民终于给自己打开了一个全新局面，开辟出了中国大踏步前进的道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出现一个伟大的转折。在近代历史中，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抗日战争看做关键性的一章。
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
近代中国历史上多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战争，都以投降屈服告终，抗日战争开创历史记录，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内部形成了新的团结，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了。尤其在人民中间，这种团结觉醒的程度，是以往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哪一次能够比得上的。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大举入侵下，中国面临亡国危险。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军阀，都遇到了存亡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救亡。一面是客观的凶险逼迫，一面是人民的主观抗争，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觉醒表现在一系列的行动上或动向上。
首先，代表中国两大对抗势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从十年内战转为重新合作，并且以此为中心，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是中国政局的决定性因素。共产党早在被“围剿”时，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各种努力。1935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决议，1936年5月放弃“反蒋”口号，同年12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凡此种种，都是共产党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日的重要步骤。战争爆发，加快了国共两党靠拢的进程。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宣言，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进攻”。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又向国民党送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重申了关于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的方针等四项保证。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的命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已久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应有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一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在列强的进攻下，不敢依靠人民去抵抗侵略，一味对外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愈演愈烈。蒋介石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最初十年，是“剿共”与新军阀互相厮杀、进行双重内战的十年。日本侵略者在这个时间里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制造了一个“华北特殊化”，华北眼看就要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了。蒋介石国民党现在同全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抗日，这是国内政治形势的一大转变。国共合作促进了国内各阶层、各民族共御外侮的实现。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鲜明标志。
中华民族的觉醒，当然不是“七七”事变这一天突然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抵抗日本侵略，开展救亡运动，至少“九一八”以后就一直在发展。参加救亡运动的有大批知识青年，也有其他群众。他们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的影响。战争爆发，民气空前旺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立即卷进了抗日的洪流。他们的情况不同，选择的道路不同，奋发敌忾的精神却是一样的。
日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抱着一口吞下中国的野心。日本的工业水平、军事装备都远居中国之上。日本侵略军又带有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很大野蛮性。这一切，决定了战争必定是残酷的。中国人民在残酷战争的现实面前，显示出了伟大的民族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无论从整个民族看，还是从多数个人看，情况都是这样。在战场上，战士们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他们象《义勇军进行曲》所激昂高歌的那样，“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去抵挡敌军炮火，挺身拚杀。实际的长城在炸弹大炮轰击下很容易摧垮。中国人民用千百万人的血肉筑起了一条始终摧不垮的长城。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何等的牺牲精神！一个优秀民族，必定是又智慧、又勇敢的民族。当它需要付出牺牲以求得生存和光荣的时候，人们就敢于去牺牲。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把觉醒变为自我牺牲，无数事实，令人可歌可泣。他们强烈地表现出中华民族不愧为优秀的民族，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
抗日战争中，中国发生了一个巨大进步，中国共产党成了人民力量的坚强组织者和鼓舞者。日本侵略者的对手，再也不是甲午战争中的清政权，不是二十一条时的袁世凯统治，不是“九一八”时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了。日本侵略者现在的对手，是一个由共产党发挥伟大作用、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觉醒了的中华民族，是全中国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抗日战争彻底破除了日本军阀和中国亡国论者们的“中国必败定律”的原因。
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大变化
抗日战争引起的全中国社会的反应不下于一次大地震。对外它是一场规模罕有的军事大较量，对内它是一场强烈震撼社会各阶级，使它们改变原来态度、发生深刻变化的巨大政治运动，政治大变革。整个战争期间，国民党、共产党、中间势力以及它们相互之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
现在，先来看蒋介石国民党发生的变化。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从宣布抗日的时候起，取得了全国的承认、拥护。它这时有两面作用，或双重性格。一面作用、一重性格，在国内来说是爱国的和带着革命性的，在国际上说是站在反法西斯阵线一边的；又一面作用，又一重性格，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是反民主、反人民和带着反革命性的。前一面符合抗日需要和民族利益，后一面不利于抗日战争，违反民族利益。抗战初期，前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武汉失守以前，它抗战是积极的。尽管那是不肯动员人民参加的片面抗战，也比不抵抗主义进步，是在为保卫祖国而战。政治上，它这时主要是拒绝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但提供了若干改革的诺言。蒋介石国民党这时在政治地位和实力地位上都是向上的，得到发展的。可以认为，由于这些情况，在蒋介石国民党全部22年统治中，那时它达到了值得称赞的最高度。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重庆加紧诱降，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很快发展，国民党的态度迅速逆转。前一面的作用、前一重性格衰减下去，后一面的作用、后一重性格加强起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可是几次反共高潮，并没有把抗日革命势力压下去；相反，在共产党和人民的有力反击下，蒋介石又不得不被迫有所收敛、退缩。反共讨不到便宜，反而落得丧失人心。反一次，它的政治地位下降一次，继续反，继续下降。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政权一直希望的取得外援，增强实力，夺取胜利果实，似乎可以稳拿了。实际上，这时象贮藏很糟的苹果，从内部发生的腐烂正在日益恶化：政治上独裁，特务横行，军事上继续溃败，蒋家亲党乘机发国难财，人民生活痛苦，怨声载道。
蒋介石国民党的变化——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充分暴露出，它的双重性格中，后一面远远超过前一面。政治地位从高峰下落，一部分人还迷信蒋介石，整个国民党政权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声名狼藉，信誉扫地。
现在，再来看共产党发生的变化。
共产党是在它16周岁的时候进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在这以前，它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斗争和锻炼。抗日战争开始，共产党有约4万党员，3万多人的军队。到1940年，即抗战经过三年以后，党员增加到了80万，军队增加到了近50万。1941至1942年间，由于日军进攻重点转向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缩小，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减少。但在那以后，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和武装力量又重新扩大、发展。这种发展的每一步，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实现。一面要抵抗日本侵略，一面又要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分裂投降活动。同前面经历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相比，共产党这时更加成熟了。实际上，应该说共产党是在总结前两个阶段的经验的基础上，在抗日战争丰富的实践中完全成熟起来的。这显著地表现在：（一）从抗日战争的当前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使各项方针政策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反对关门主义，是要走出狭隘圈子，使自己成为全国性、群众性的大党，与一切抗日爱国力量结成广泛统一战线，去战胜敌人。（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如何对待它，关键是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是否要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就强调指出，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的统一战线，是在一定原则纲领基础上的合作，不是无原则的行动。否则“统一”会成为阶级投降主义，最后成为民族投降主义。排除国内国际的压力干扰，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共产党由此得以牢固地立于不败之地。（三）革命理论的完善和系统化。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人分别写了不少东西，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中国问题作了分析。但那时，由于党处在幼年时期，又面临紧迫的军事斗争，他们没有可能更深入地去从事理论思考。抗日战争开始，共产党必须对全国人民公开地系统阐明自己的纲领、政策，回答中国革命究竟应当如何前进、由谁来领导、抗日战争的前途如何等问题，并进而指出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道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代表了共产党人这时的思考。这些论著全面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这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人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水平，也回答了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关心的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关门主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党的革命理论的完善与系统化，汇集到一起，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共产党在抗战中完全成熟起来，又领导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的结局。
说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一些论者不以为然。他们的理由是蒋介石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和主要军事力量；在国际上蒋政权是代表中国的；正面战场在战争中始终占着重要的位置，那里并没有共产党的力量起作用；国民党固然指挥不了共产党，共产党更指挥不了国民党。
到底谁领导了抗日战争，应该集中到一些经过历史检验的实质性问题上去认识。
首先，这里说的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指的权力结构形式、组织指挥系统、国际上承认与否，更不是说只有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作用，国民党没有起作用。从这些方面去论证，固然形式上可以说国民党领导了抗战，但却无法说明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政权怎么转变为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了；抗战中存在的内战、分裂危险，何以终于避免，使抗日坚持下来了；国民党抗战期间政治地位何以衰落下去，共产党的力量何以反而迅速壮大了？这是抗日战争中一些根本性问题。说国民党领导了抗日，不可能对这些问题得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这里说的共产党领导，是讲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政治上起了领导作用，居于领导地位。这种政治领导并非空谈，是以一定的有组织的力量为依托的。组织力量的增长有一个过程，政治领导力量的充分发挥也有一个过程。从这方面来看，蒋政权从参加抗日到坚持下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朝相反方向变化等一些根本问题，就可以得到合理说明了。第二，抗日战争中谁领导谁的问题，一条是共产党独立自主，不被国民党拖着走；另一条是把抗日主力军广大农民群众、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其他同盟者动员、团结起来，跟着自己走，或者赞成自己的主张和行动。共产党很好地实现了这两条。国民党对前一条无法制止，对后一条不敢实行。不敢和不能依靠抗日主力军农民和广大群众，就压根儿谈不上领导权的问题。第三，共产党固然指挥不了国民党，但它与蒋介石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迫使后者不至于和不敢从抗日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这一条也完全做到了。没有共产党的又联合又斗争，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妥协投降危险受不到阻止，历史就只能在新的形式下走老路，重演反侵略战争中途夭折的悲剧。第四，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地位，一般说，它们同样重要，相互支持。认为正面战场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却缺乏分析。事情倒应该从相反方面去看待。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所受日军压力必定成倍增加，困难自然大得多。但依靠人民群众，抗战能够坚持下去。没有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就无法独立维持。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对敌作战的前线，顶住半数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把敌人“以战养战”的资源，变成了对敌作战的资源；把敌后广大的人力由敌人可以驱使的后备军变成了抗敌的前沿部队和后备军。没有敌后战场，这一切都投到正面战场上，对那里增加的压力就不是一两倍问题。照此看来，敌后战场极大地保护了正面战场，蒋介石国民党才保住了相当地盘，并赢得了争取外援的时间。
中国共产党的变化——由小到大，飞跃发展。早期的党成了完全成熟的全国性的大党。它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为人们所认识了。
最后，再看看中间阶级、中间势力的变化。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主张抗日，要求民主，以前受到蒋介石国民党的压制、迫害。抗日战争的大地震在他们身上迅速反应出来。他们主张“拥蒋抗日”，发动民众抗战，实行民主政治。但对抗战由谁来领导，民主如何才能实现，多数寄希望于蒋介石国民党，少数人同情共产党的主张。蒋政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后，中间阶级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矛盾、对立加深，斗争尖锐化。他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认识，要求国民党坚持抗战，不要中途妥协，结束一党专政。1941年3月，各民主党派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从此出现了一个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包括所有第三种力量的政治联盟。它的内部左中右分立，由于一部分大学教授、青年知识分子加入，进步势力渐占优势，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斗争中，成了共产党的有力同盟军。
中间阶级、中间势力的变化——活动分子人数从少到多，经过分化，政治上由中间走向靠左。这个力量兴起，并且向左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不能只看到那些有组织的活动分子的行动，更应该看到他们背后的社会潮流所向。他们的变化从社会生活一个较高的阶梯上，反映了阶级关系的变化。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个过程、两种演变
整个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居于第一位，国内阶级矛盾居于第二位。抗日战争一天没有完结，这种矛盾的位置就一天不会改变。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认为，对外抗战的意义与国内阶级关系、政治势力变动的意义，也只能照这种顺序去排列。它们是不同的两件事，并不存在前一种位置决定后一种位置的逻辑顺序。把它们混淆起来，我们就不能了解抗日战争的全貌，不能认识抗日战争怎样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关键。
抗日战争的八年，有两个过程，两种演变，在大致同步进行。一个过程、一种演变，主要表现为战场上的，是在中日双方之间进行的；又一个过程、一种演变，主要表现为政治斗争，是在国内几个主要阶级、社会势力之间进行的。两种演变中间，有一条明白的界线，但它们又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着。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要把抗日作为一个直接目标。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说明它尽可消极，但不能摘掉抗日招牌。共产党极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反共军事进攻严格限于自卫，也是把抗日作为大前提的。国民党、共产党的政治斗争，说明它们又都不只抱着抗战一个目标，还有更长远的打算。国民党坚持积极反共，目光完全在“抗战以后”。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重在防止抗日战争中途夭折，目光当然也在看着“抗战以后”。因此，我们对抗战八年中的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不能只看到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跌落到最后彻底失败这个过程、这种演变。我们还必须同时看到国内各阶级、政治势力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由政治地位上升到下降，由一度比较得人心到后来大大丧失人心；与此相反，共产党和中间阶级、人民群众的实力，由小到大，由幽谷上升到山巅这个过程、这种演变。抗日战争中的两个过程，两种演变，都是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关系中国历史前途的头等大问题。一个民族矛盾，一个阶级矛盾。前一个关系中国亡国不亡国的问题，后一个关系今后将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的问题。民族矛盾，即亡国与否的问题解决得越好，阶级矛盾，新旧中国的问题就越有条件去得到好的解决。谁在抗日战争中最出力，谁就在“抗战以后”更有力量，更有发言权。反过来也是一样。共产党的力量发展了，它是在广阔沦陷区域里，从敌人手中夺回中国的土地主权，因而受到人民的拥护，得到发展的；国民党的地位下降了，它是在敌人进攻面前，保存实力，因而失去人心的。抗日战争中的两个过程、两种演变，就这样又和“抗战以后”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说，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的位置，与抗战时期国内政治力量的大变化，它们的重要性，并不存在逻辑顺序关系。倒是相反，决定两种演变结果的，是同一个事物，即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人民力量的蓬勃兴起。抗日战争的大地震，引发了中国内部人民群众与统治者的力量开始交换位置，新中国还是旧中国的问题，也就获得了解决的可能性。
（本文是作者在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第5版(纪念专刊)
专栏：
进一步研究抗日战争
姜思毅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半个世纪已经过去，现在纪念它的五十周年，人们很自然地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
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使日本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于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来说，这都是永远不应忘记的教训。在日本，有少数人至今对此不加反省，反而歪曲历史，为战争罪犯开脱罪责，欺骗日本人民，破坏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应有所警惕！
抗日战争是在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今天，我们研究抗日战争，要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研究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军民对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作用和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重大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正确地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现了无产阶级对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发起并促成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各党各派各军的团结抗战。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方针，是指引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路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解放区战场是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
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胜利，其基本原因是在于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忠于人民、忠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民军队，在于坚持、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各族人民和各爱国阶层的团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华南等全国各地的广大游击战争是坚持全国持久抗战的决定性因素，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殊的重要的战略作用。敌后抗日军队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实行长期的无后方作战，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斗争，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不仅成为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而且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最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精辟地指出：“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但是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了长期的战争考验，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极大程度地提高了自己的觉悟，壮大了革命的力量。
抗日战争的风雨使中国共产党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走出了狭小的天地，变成一个全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更加成熟和多方面展开，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并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经过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统一，更加坚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中国人民在较大范围内参与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正义斗争，为世界进步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坚持了十四年不同规模的抗日斗争，这是世界上发起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对法西斯侵略的革命运动。中国人民长期抗战，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军事、经济实力，使其在战略上始终处于矛盾和混乱状态。即使在日本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日军用在中国战场的部队仍占其总兵力半数以上，而其中63％被牵制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战场上。世界人民的革命正义斗争是互相支援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使苏联避免了两面作战，同时也策应了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决战，这是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当然，对苏联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配合和支援，也应给以应有的肯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前和平和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世界发展的主流。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抗日战争的研究，总结抗日战争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吸取历史的教训，为发展中日友好、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