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
专栏：国际随笔
炮声与锤声
徐平
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有时却也出现辛辣的讽刺。50年前，卢沟桥畔响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炮声。50年后的今天，恰在纪念卢沟桥事变前夕，日本京都龟山公园响起破坏周总理纪念诗碑的锤声。炮声与锤声相去何远，可气吞中国神州大地、仇视中国人民的军国主义思想却一脉相承。毕竟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具有讽刺和象征意味的是，当年日本侵略军在炮声中血洗中国大地，如今，一小撮军国主义亡灵附体之徒，却只能在笃笃的锤声中咬牙切齿地对碑石泼上与血色相仿的红漆了。
惨痛的历史谁愿重提？！但历史的教训又怎能淡忘：伴随卢沟桥畔炮声而来的，是“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叫嚣。那年头，华北大地霎时硝烟弥漫，中国半壁江山继之沦于火海，中国老百姓在血与火中挣扎的惨象，连卢沟桥上485只石狮也要涌出悲愤的泪水啊！“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屈服，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八年抗战，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终于山河重光，接着又迎来了解放。
经历过侵略铁蹄践踏的中国人民，完全能够理解日本人民在侵略战争中所承受的苦难。“度尽劫波兄弟在”，周恩来总理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年复一年地呕心沥血。“一衣带水”，正是他借以概括中日两国地理上隔水相望、人民友谊源远流长的赞语。是他，把友谊的甘露滋润两国人民伤痕犹新的心田；是他，率先把友谊之手伸给日本人民，同日本各界有识之士推进邦交的恢复。正是为了缅怀周总理为中日友好建树的丰功，表达同中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心愿，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日本人民在曾留下周总理青年时代足迹的岚山，竖起了镌刻着周总理《雨中岚山》名篇的诗碑。这诗碑，使中日两国人民心心相连；这诗碑，成为中日友谊增进的丰碑。
令人遗憾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眼看整整15年，在两国人民携手高唱友好之歌的同时，日本列岛不时响起与此格格不入的叫嚣，一次次令人不安的干扰，一次次的“失礼”继以一次次找“麻烦”，那无端的捣乱，怎能不伤害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在日本列岛的某些角落，军国主义的幽灵看来仍然在游荡，人们要求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呼声，岂是毫无根据的妄 言。
历史毕竟是前进的。中国大地天翻地覆，十亿神州岿然屹立；日本也已远非50年前的日本。中日友好潮流滔滔向前，一小撮仇视中国人民、仇视中日友谊的势力难以再象当年那样蒙蔽日本人民了。他们只能趁月黑风高之夜摸到龟山干那见不得天日的勾当。从50年前卢沟桥畔的炮声到最近龟山之夜破坏周总理诗碑的锤声，既说明了一小撮人野心未死，也说明了他们的景况何等可悲。
日本人民对破坏诗碑的行径发出一片谴责声，他们珍爱诗碑的真挚感情在中国人民心中激起共鸣。唐代大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说过：“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敌视中国和敌视中日友好的势力是茕茕孑立的。听听今天岚山响起的锤声，想想50年前卢沟桥畔的侵略炮声，中国人民决心“兢兢以强”，更快地把社会主义四化搞上去；中日两国人民为实现世代友好，将更加紧密地携手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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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穿警服”的狮子
狮子给人的印象凶猛暴烈，可有谁能想到它会为警察服务并成为得力帮手呢？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警察局正在加紧培训两名新“职员”——狮子。据悉，它们性情温顺善良，头脑较为敏锐，接受能力亦不错，而且嗅觉要比警犬灵敏得多。据驯狮员称，驯狮工作进展顺利，当这两只狮子学完侦破技术的全部课程正式“服役”后，它们将成为走私贩毒者的“克星”。 ·马绍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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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徒步环球行
三十二岁的美国人斯蒂夫·纽门结束了徒步环球旅行，最近胜利回到他的故乡——俄亥俄州的贝瑟尔镇。这次旅行历时四年整，途经二十二个国家，行程三点三六万公里。纽门每经过一座城市，都要请当地居民在他的专用记录簿上签名。据说迄今还无人完成如此长距离的徒步旅行。
·张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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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一与奏洛土恩城
阿雷河畔、汝拉山麓的瑞士古城奏洛土恩，自1481年成为瑞士联邦的第十一个州后，便与数字11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19世纪末，全城共有11座教堂、11个喷泉、11座塔楼、11个消防水龙头、11个艺术团体、11个士兵连队、11位老的和11位年轻的州参事。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今天。来这儿的外国游客会发现市里的11个十字路口上有11个交通信号灯、有11家博物馆、11家银行和11家旅馆，此外还有11名身穿红色制服的导游员带旅游者参观名胜古迹。
·陈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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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日战争头一年的回顾
〔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
詹姆斯·贝特兰是新西兰人。作为记者，“七七事变”时他正在日本采访，以后辗转来中国，是西安事变期间到达陕西的唯一外国记者。他在延安以英国记者身份采访了毛泽东同志，以后到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采访一段时间。本文系贝特兰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而作。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时东京的气氛，看到中华民族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更可以看到当年中国人民是如何奋起浴血抗战，才夺取胜利的。这对于我们重温历史，特别是青年一代认识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编者·
50年前，当日本人在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对华侵略进入一个新阶段时，我正在东京，是一名年青的自由撰稿记者。我去那里是想对日本人民面临一场持久大战的前景有怎样的情绪作出判断。最初出现的是短暂的、骗人的平静，我的日本朋友们都以为危机已经过去。随后在7月14日晚，我们听到摇铃声，说是东京的报纸出了特刊，头号标题是：日本军队派往华北。四个师立即出发。大战开始了。
在东京车站，一群群激动的妇女和儿童同开赴前线的军官、士兵们告别。驶往神户的路上，大批人群涌向乡间车站，摇着彩旗向我们的火车欢呼。我登上一条名叫“奈良丸”的小型货船，同准备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们挤在一起。我们在夜半起航，经过内海朝着门司驶去，第二天便离开了日本。
来到北京，我们发现古城仍由穿着灰色军装、装备很差的宋哲元将军的部队守卫着。在城南的南苑，数百名学生作为志愿后备队住在军营里，帮助守卫一个没有飞机的机场——他们仍期望南京政府会派来增援部队，但什么也没盼来。7月28日一清早，全城都被城外日本人的隆隆炮声惊醒了。
第二天，我同斯诺以及外国使馆的官方军事观察员一道出城观察南苑战场。29路军地方部队和许多学生后备队不是死在他们的岗位上，便是在他们挤上卡车盲目向西开时遭到重机枪的突然扫射。那是我第一次在近处看到现代战争的场面，看到训练不良、指挥不当的军队在面临严重不利条件时会遭到什么命运。埃德加·斯诺当时对一年前他采访红军领导人所得到的印象记忆犹新，他尖锐地评论说：“共产党军队决不会象这样在固定的阵地上被敌人抓住。南京得多久才能学会打运动战啊！”
为了亲自了解由原红军组成的新编八路军在训练及战术上的风格，我决定去延安及在山西正在形成的北方前线。
延安之行
在8月7日日本人占领北京之后，我接受了一个年青的东北学生（他也要去延安）作我的私人秘书。当我们好不容易地终于登上去天津的拥挤不堪的火车时，埃德加·斯诺把我介绍给一位衣着朴素、不大惹人注目的妇女：“你知道她是谁吗？”那是邓颖超女士——也许日本人在全中国最想抓到的女人就是她了。同一个外国人一道旅行，她更容易通过天津火车站上检查哨的日本宪兵队的盘查。事实也证明是如此。
斯诺和我搭船去青岛，然后乘火车去西安，在那里我们同佩格·斯诺和埃格尼丝·史沫特莱在招待所会合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们获悉中国在战争中首次告捷的消息——板垣征四郎将军的第五师团在平型关败于八路军第115师之手。
为了逃避蒋介石蓝衣社的便衣特务，我东藏西躲了一星期，终于想法子蹲在八路军卡车上的一堆大米袋子后面，离开了西安。卡车一路在乡间土路上行驶，十分颠簸劳累，到后来车子全抛了锚，我们最后一段路是骑着粗毛的华北短腿马走完的。
毛主席的家
一到延安，第二天早晨我便应邀去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典礼。1000名学员蹲坐在一座庙堂式建筑前面的空地上，建筑上交叉悬挂着国民党旗和镰刀斧头旗。在一条板凳上给我让出了位子，有人递过一大杯茶；一个高身材的人站了起来，伸出一只手。我注视着在那顶褪了色的布帽帽沿下他那双微微眯起的眼睛。“这是毛主席”，吴亮平说。“抽烟吗？”毛泽东说着，递过一盒“老刀”牌香烟。
当毛泽东站起来向学员讲话时，他用他那很重的湖南口音无拘无束地谈着，充分运用了农民的幽默，常引起阵阵笑声。“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实践中找出日军的弱点。然后，只要我们有谋略、有决心，就能把它各个击破。记住，你们从农民那儿连一块山芋也不准拿；因为这正是过去中国旧军队的弱点。我们必须把八路军建成一支模范军队，不论在战斗性，还是群众工作方面都应是模范。”
在其后的几周内，我在延安毛主席的窑洞对他进行了一系列采访。我们总是夜里见面，因为那是他最好的工作时间。他对我提出的书面问题的回答后来载入了他的选集，题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日期是1937年10月25日。谈话包括深入分析了截至那时的战局，并十分准确地预言战争如何到时候定将同一场更大的世界冲突汇合起来，导致日本的最终失败。在我遇到的人当中，没有谁能象他那样使我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智慧的能量，专注的意志力和对国际政治的真正贯通。
进入山西
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秋天，延安城到处都是从沿海各大学来的学生，他们都在为未来的长期斗争作准备。
毛主席建议我先到晋南的八路军总部去。这意味着要同一个骑兵侦察队一道东渡黄河。山西省会太原在我们过河的那天陷入日本人之手。当我们找到一辆军用卡车，向南行进时，我们被一群疯狂溃逃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官员超了过去，他们都只想尽快逃出山西。临汾成了临时省会，八路军设有办事处。我被介绍给一个腰杆挺直、相貌英俊、留着黑色短发的人。值班军官说：“这是群众动员部政委周恩来同志。”
一天早晨，他就日军在华北的士气问题向我通报了内部情况——我们一起查看了缴获的板垣将军的副官的日记。这是一个死在平型关的很敏感的青年，他显然为早些时候在南口的同伴们之死感到心寒：“呵，勇敢的朋友们，你们长眠了。”他写道：“然而尽管这是光荣牺牲，到头来也不过是一个小木盒里的一把焦骨。我与你们并无差别。”日记保存完好，还有好些张钢笔蘸墨水画的精致素描。我感到周恩来对这个日本制造的战争的早期牺牲品抱有可想象的同情。
总司令
在（八路）军司令部我有机会同朱德将军和副司令员彭德怀详尽地讨论战争问题。朱德外表朴实，性情文静，讲话举止平易谦恭。彭则是说干就干，精力旺盛。朱称赞日本人的火力和装备，但看到了他们那些战斗弱点。
“日本人不善于小部队独立行动。他们靠机械化运输。所以我们总是在山里打他们。我们不必担心后方，到处都有老百姓支援我们……”
对于去前线的任务，朱德让我在他的3个前方师中选一处。“我能去贺龙那里吗？”第120师在靠近大同和雁门关的地方，正在作战，有几支部队最北已到达绥远（现内蒙古）。
华北前线
我们乘卡车、骑骡子、坐牛车，甚至骑骆驼，花了两周时间，绕了很长的路才到达贺龙的晋北基地。我们抵达师部时，山已封冻。
贺龙如传说那样活跃和富有戏剧性。当他来回走动或大声和战士打招呼时，他那壮实的体态表现出无穷的精力。他的副司令员肖克只有30多岁，看上去更年青。他俩都愿意接受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
贺龙坚持要我们在他的司令部参加新年欢宴。在这之后，我的学生翻译和我，同护送我们的六名骑兵交通员立即动身前往前线。在一个月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持续运动中，一小队人马顺着分散的前沿阵地迂回行进。我们常越过铁路；更经常从山上瞭望日军的前哨基地，核实他们的驻军兵力。
我们走过被洗劫过的村庄，满目是烧焦的门窗和横七竖八的尸体。我同当地游击队员交谈，也采访已获自由的日本战俘。在359旅旅部，我搜集了一些老红军司令员的长征故事，他们还都不到30岁。
我们每天都随着黎明前的起床号开始一天的生活。碰上运气好我们会吃上一顿象样的大米粥或汤面的早餐，平常则是一块干小米面饼就白开水。我们的马只要有点干豆杆儿或一把碎玉米就走得不错。在寒冷的空气中它们呼出的水气象是烟雾，冻在丛毛上的冰柱叮当作响，好似响板的撞击声。在长城脚下山西一带光秃秃的山上没有树，山间溪流全结了冰，从蒙古刮来的风不是带着风沙便是大雪。华北一年四季生活都很艰难，但在冬天，当村庄象一个个地洞卷缩在黄褐色的山坡上时，你才能领略它的真面貌。
我们回到潼关附近的朱德司令部时，我已经完成了与八路军在一起的将近5个月的旅行。我感到我对八路军的动员与训练方法，对它隐蔽于农村、又能快速集中兵力打决定性战斗的独特本领有了一些真正的了解。这的确是一支新型的模范军队，从实践中摸索出正确的战术，以同装备优于自己的敌人打一场持久的保卫战。我对于能作为最早去观察和报道这支军队的三个外国人之一而感到自豪。
（附图片）
1937年8月在晋北八路军120师作战地采访的贝特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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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信鸽，你平安到家了吗？
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我人民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正劈波斩浪、穿越茫茫的太平洋西部海域。上午十一时三十分，突然一只疲惫不堪的信鸽落到正在航行的132舰上。
从它腿上的标号看，这可爱的小灰鸽来自日本。它左脚所带的标号是：“日本冲绳管井宪美女士（中生0988—54—8603）”；右脚所带的标号是：“日本86AA09000号”。132舰曾代表我人民海军出访过南亚三国，指战员们十分珍惜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如今，他们把这只信鸽当作增进同日本人民友谊的象征，精心喂养、保护。副政委尹吉强一日三次给信鸽喂水，喂食。看着信鸽逐渐恢复健康，指战员们都很高兴。经过五天的连续航行，五月十四日，军舰抛锚于某锚地时，水兵们依依不舍地将信鸽送上蓝天。这信鸽在舰首上空盘旋几圈，似乎表达对水兵的感激之情，然后振翅高飞而去。
信鸽啊，你平安到家了吗？
俞兴隆文 李建华插图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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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科技
话说“街道风”
李欣
“警惕街道风！”近年来，世界上许多科学家的这一呼声不绝于耳。
何谓“街道风”？为啥要警惕？
这还得从发生在美国的一起案件说起。
纽约市，正在开庭的一家市法院法庭，庄严肃穆，座无虚席。原告席上，一位风韵翩翩、衣着时髦的小姐慷慨陈词，向法庭控诉本市曼哈顿区一幢玻璃大厦的建筑设计师、房主和经理，以及纽约市政当局，在大厦设计、审查上的失误所造成的“街道风”加于她的飞来横祸。她还当场显示遭“街道风”袭击受伤致残的双臂……
事情发生于1982年1月的一天。热闹繁华的曼哈顿区，大厦林立，车水马龙。刚刚下班步出高层钢架玻璃大厦的罗丝·斯派尔乌吉尔小姐，突然被身后猛烈冲来的一股风暴卷进附近的水泥花坛中。顷刻间，这场飞来的灾难使她头破血流、双臂残废。
知识渊博的斯派尔乌吉尔小姐并没有将此“不测风云”看作是天命而自认倒霉。她敏锐地判定，这是不讲科学的人造成的“街道风”给自己带来的不幸。于是，她很快就向市法院投书上诉。
消息传出，在当地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一些“科盲”们竟将此事作为“笑柄”相传，并嘲讽斯派尔乌吉尔小姐是“疯子”……
然而，斯派尔乌吉尔小姐无所畏惧，对打赢这场官司充满信心。她的斗争武器是新兴学科——风工程学理论。许多科学家也支持她。
法庭终于开庭审理。口若悬河的斯派尔乌吉尔小姐，用无可辩驳的风工程学的科学数据和事实终获胜诉。那幢玻璃大厦的建筑设计师、房主、经理和市政当局，以及为他们辩护的律师们，在这位“单枪匹马”的小姐面前一败涂地，不得不承担责任。法庭判决责任者给斯派尔乌吉尔小姐赔偿损失费650万美元。
其实，在摩天大厦鳞次栉比、拥挤不堪的西方世界城市中，“街道风”祸时有发生，深受其害的并非斯派尔乌吉尔小姐一人。
那么，“街道风”是怎样发生的呢？它与城市建筑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
人们知道，风源产生于大气的运动。酷热的阳光，是透过地球外面裹着的厚厚的大气层照射到地球表面来的。这种“热透”，造成空气升温膨胀，引起大气层内部气温、气压变化，从而形成气流，使大气处于永不休止的运动中。这种气流运动便是风。气流运动愈烈，风力则愈大。随着大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口的激增，高层建筑愈来愈多。建筑物等地面障碍可使风速减弱、风向改变，且往往在近地面处产生紊乱交错的“湍流”。在楼房高密林立的大都市，这种湍流又会“扶摇直上”到五六百米之高，尔后又会运动向下。当进入狭窄的空域，就会降至建筑物基础部，沿着建筑物的“空隙”——马路或巷道冲袭；一经拐弯处，会迅速旋转、强劲起来，宛若小龙卷风肆虐横行；在凹角处，则会变成压力极大的地面风暴。这就是“街道风”，行人遇上，难免其害；风力过烈，甚至还会使建筑物受损。
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与邻近建筑物相距不远但直接分离的单幢高楼区域，或与周围建筑物高差极为悬殊的高层建筑区域内，最易产生“街道风”。如今，这一问题正在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
“街道风”并非“不治之症”，是可以防治的。举例来说，流水在倾斜度大的山坡，往往分解为缓缓而淌的若干细流；而在陡峭悬崖，则会一泻而下为冲击力极大的瀑布。防治“街道风”的科学途径是：城市建筑合理布局，使建筑群体形成高差较小的“梯形”样式。对于实在需要连片的高层建筑，必须避免紧紧相邻，错开相互间的位置。这样，就能大大缓冲空中湍流向街道运动的冲力，即使形成“街道风”，也是微弱的而成不了“气候”。
总之，科学地规划、设计和建造城市高层建筑，避免“街道风”灾，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事。否则，不合理的高层建筑一旦盲目建造起来，就会“养奸遗患”，成为“街道风”的“孽生地”；再进行改造，势必劳民伤财，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