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土地公有 家庭经营 联合服务
——重访滁县地区的思考之二
吴象
滁县地区在接连8年粮食持续大幅度增产之后，今年夏粮又可增产一成左右。这个事实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显示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它给人的启示是：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家庭经营，加上多种形式并不断加强的社会化服务，农业就有可能持续稳定发展。
不能光算减收账
1985年农村改革迈出了第二步，粮食统购派购改为合同定购。这项改革的目的，在于彻底打破农村长期存在的封闭状态，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实践的进程未能尽如人意。由于价格体系没有理顺，粮食与经济作物比价不合理，生产资料大幅度涨价，种粮食收益明显降低。滁县地区是商品粮基地，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当时算账，粮食由统购改为定购，价格由原来的统购、超购分开计算改为“三七开”（即30％统购价、70％超购价），全区农民总共要减少收入2000万元左右，人均6元多。一些商品粮集中产地要减10元，户均30至50元。加之农村各种负担，习惯按田亩或包产基数分摊，务工或经商的收入增加，负担却留下了，种田的就更吃亏，积极性不能不受到影响。
从滁县地区看，党和政府把粮食生产放在什么位置，能否保护农民从大包干焕发出来的积极性，是粮食能否增产的关键。
1984年秋后，一方面“卖粮难”的呼声很高，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出现了压缩粮食生产的苗头。地区领导对此十分重视，派出大批干部下去调查，经过研究分析明确了三点：一，过去6年每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粮食一项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以上；二，全区70％以上农民主要靠增产粮食来增加收入；三，全区还有279个队人均收入在200元以下，如果不增产粮食，温饱问题还不能完全解决。于是地委提出，粮食是本地区调整产业结构的基础和前提，在农村各业蓬勃发展中要继续抓紧，做到稳中有增，并据此采取了若干有力的措施。效果最明显的是派干部下基层帮助算“减、加、乘、除”账，引导只知按常规“土中求财”的农民，开始用商品经济的观点理解党的政策。
什么叫“减、加、乘、除”？实行“倒三七”价，卖粮的收入要减少，这是肯定的。但不能只算减法不算加法，中央决定改革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定购的粮价低了一些，但猪、禽、蛋等其他农副产品价格都放开了，农民从中可以增加不少收入。进一步还要算“乘除”法。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是要通过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农业生产单一化的现状。粮食多了，可以通过转化发展畜牧业；猪禽多了，又可以发展畜禽产品加工；粮食多次增值，可比原来价格提高几倍。比如5公斤粮食价值只有1.6元左右，用它喂成鸭子，价值可达6至7元；再将鸭子分项加工，价值可达10元；如把鸭毛加工成羽绒，再加工成服装，则增值更多。全椒县陈浅乡、天长县秦栏镇等处已在转化、加工，农、工、商一条龙生产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子，按除法一算，人均收入增加几十元甚至上百元。这样一算，农民开阔了眼界，全区上下出现了谈改革、议调整、算细账、订措施的热潮，种粮的积极性也高涨起来了。
社会服务要加强
联产承包制使农民获得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大大提高了精耕细作的积极性和经济效益。但是，一些地方在土地使用上过于平均化、分散化，缺乏规模效益，不利于土地集约经营和农业的现代化。有些地方把联产承包理解为单纯的“分”，忽视对土地的管理和建设，只种地不养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影响到粮食增产。其实，家庭经营是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联产承包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只有加强对公有土地的管理和建设，努力做好服务工作，才能长期保持和进一步发挥家庭经营的活力。滁县地区自大包干以来，通过建立、健全合同制和干部岗位责任制，不断完善双层经营。并采用统一规划、分户包干的办法，坚持每年冬春搞农田水利建设。不仅进度快，而且质量好。有些地方集体经济基础薄弱甚至是“光屁股”，无力“以工补农”，主要靠劳动积累。由于因地制宜，工程切合需要，每个劳力投工一般不超过10个，农户虽不一定当年受益，但也不影响当年生产，所以普遍乐于参加，逐渐养成了习惯。这样，土地公有的观念，并不因家庭分散经营而日趋淡薄，反而随着土地的建设、投入的增加和效益的发挥而不断增强，形成了良性循环，工程规模逐渐有所扩大。1985年全区农田水利建设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新增灌溉面积20.3万亩，改善灌溉面积40.9万亩；1986年又新增灌溉面积10.1万亩，改善灌溉面积27.2万亩。全区有效灌溉面积已达总耕地面积70％以上。
老天并不特别偏爱滁县地区，尽管这几年没有遇到无法抵御的毁灭性灾害，各种自然灾害仍然不少，有时还很严重。问题是他们靠社会主义联产承包制统分结合的优越性，持续地进行对土地的建设，增强了抗灾的能力。谁说家庭经营就不能搞农田水利建设？请到这里来实地看一看。
调整产业结构，经济作物要适当增加，发展乡镇企业也要占用一些土地。这就决定了不能靠扩大粮田面积来增产粮食，只能靠改善物质、技术条件，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下功夫。一是改旱作为水稻；二是选用良种；三是保证灌溉；四是施足肥料；五是加强植保。农民说这是“过五关”，哪一关过不去也不能增产。要过五关，让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民靠自己的力量单独去闯是不行的，当然也不一定都靠地区性合作组织去办，可以依据不同情况，组织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社会化服务。早在1981年冬，我就在来安县看过几个植保专业户。他们掌握一定的植保防治技术，热心为农户服务，又购置了性能较好的机动喷雾器，比农民自己搞省工、省药、成本低、效果好，很受欢迎。后来发展为多种形式的联合：户与户联办、村办、乡办、乡或村与户联办，逐渐组成一个全县性的植保体系。这次到来安了解到，全县93.3％的村都有了植保专业队或户，承包全村的防治任务，乡办的植保公司（或农业公司）主要开展技术辅导、提供病虫情报以及后勤服务，作他们的后盾。别的县也推广这一经验，较好地解决了农民治虫难的问题。滁县地区农业方面的双层经营，作为基础的家庭经营是稳定的，上一个层次不仅有地区性乡或村组织的统一经营，而且有多种形式的专业联合和社会化服务。令人欣慰的是，根据客观需要、按自愿互利原则建立起来的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专业联合组织正在兴起，社会化服务不断得到加强，给家庭经营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乐观派也有忧虑
我问地委书记，粮食增产还有没有潜力？他的回答很肯定：“当然有！”长期农业生产发展不平衡，南4县粮食平均亩产已达674公斤，增产余地已不大。北3县平均亩产只有465公斤，低209公斤。这是差距，也是潜力所在。全区625万亩耕地，尚有354万亩低肥瘠薄地；水利工程配套不够，旱涝保收面积只占40％多。生产条件如能改善，单位面积产量显然还能提高。
“向科学技术要粮食”，在农民中已成为响亮的行动口号。近几年全区各地陆续推广杂交稻、两段育秧、地膜覆盖、棉花营养钵、化学除草、配比施肥等6项实用技术，增产效果明显。广大农民从实践中体会到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努力学习文化，刻苦钻研科学技术的人越来越多。这方面的潜力还是个估不透的未知数。
地区的发展战略规划提出，农业发展要上三个台阶，先是大包干，解决温饱问题。接着要搞商品化，在稳步发展粮食的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以积累资金，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然后才能上第三个台阶，搞现代化农业，也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去改造传统农业，逐步形成一个集约经营、综合发展、生态平衡和区域专业化的农业经济体系。对这个战略规划我没有再问下去。因为我发现，当前一些亟待处理的紧迫问题使几位领导人焦躁不安，已经没有心思谈论未来了。滁县地区1985年提供的商品粮占全省51％，1986年占60％以上，但是仓储、运输、运费、补差等一直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库存积压严重，仅天长县就达2.5亿公斤，占用银行贷款8000多万元，每月得付利息28万多元。今年夏收已到，购粮的款项尚无着落。
谁种粮多谁多吃亏，谁调粮多谁多赔钱，越是商品粮基地困难越不好解决。这就难怪连对粮食生产一向持乐观态度的人不免忧心忡忡了。
走到凤阳县城南街尽头，古老、高大的城门楼上“万世根本”四个大字赫然在目。不知这是否同朱元璋有什么瓜葛？我想，中华古来以农立国，素称务农为本。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梦想子子孙孙万世相传，莫不强调这个“根本”。但是在封建时代，小农经济是如此脆弱，剥削压迫又是如此残酷，所以农民总是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根本”怎么能够稳固？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问题本来是应该彻底解决的，但事实上并没有。这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我们一度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因为在“左”的思想盛行时期，党的政策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因为统得过死的僵化体制，长期打击和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滁县地区的经验最可贵之处是，一个近350万人口、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农业地区连续8年的实践，证明了改革已经使社会主义对农民有了新的强大的吸引力；证明改革已使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走上了一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证明了只有坚持改革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也证明了只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万世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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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梧州市日用化工厂工程师兼厂长傅国贤，带领科研人员利用广西中草药资源，经过提炼制成的田七药物牙膏，1985年获轻工部优秀产品奖。图为傅国贤（左二）和科技人员一起研究开发田七日用化工系列产品。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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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指导 提供便利
石门县商业局积极帮扶企业租赁者
本报讯 “租赁企业是嫁出去的女，不是泼出门的水。”湖南省石门县商业局对租赁企业不甩包袱，积极扶持，加强指导，促进了租赁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健康发展。今年1至5月，11家租赁企业按照合同如数交纳各项租赁费后，与租前的去年同期相比，上交税利增长30％，企业留利增长25％，职工收入增长21％。
石门县商业系统出租的企业，租赁前除小部分有微利外，大部分是长期亏损单位。县商业局及作为出租方的所属各公司认为，把经营不景气的企业租出去不是为了卸包袱，不能一租百了，而是要在给予充分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进一步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使租赁企业尽快提高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为此，他们一是帮助提高承租人的经营管理素质。县商业局采取集中培训等形式，帮助承租人吃透关于租赁经营的政策精神，掌握财务、统计、物价等方面的知识，熟悉购销调存等经营环节的情况，提高经营管理能力。秀峰商店承租人郭淑英原是营业员，出租方五交化公司的经理经常给她传授经营管理知识，使她的管理水平迅速提高。在她带领下，这个多年亏本的商店较快摘掉了亏损帽子。二是提供经营便利。县商业局和公司注意处理放与管的关系，一方面给租营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一方面也积极帮助经营方解决流动资金不足、商品积压等困难，提供业务信息。阳泉乡食品站租赁经营后，由于信息不灵，5月份运90担鸡蛋到广州销售，因售价低造成亏损，出租方肉食公司主动让出一笔生意，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三是帮助搞好会计核算。各公司帮助租赁企业建立了各项帐目和财务制度，加强考核。针对有的租赁企业有不留积累的倾向，县商业局反复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端正了认识。现在，全系统各租赁企业都留了一定的积累。四是关心租赁职工的政治和福利待遇。商业局党组规定，租赁企业职工在入党入团、晋升职称、住房安排等方面享有未租赁企业职工的同等待遇。
（周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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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发展我发展 我与农民共兴衰
诸城组织商品生产“大合唱”
山东省推广诸城经验深化农村改革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刘光辉、本报记者贾建舟报道：山东省正在全省推广诸城县组织商品生产“大合唱”，为农民提供良好的服务的经验，以深化农村改革。
诸城县各部门树立“农业发展我发展，我与农民共兴衰”的观念，把为农民服务、为农村商品生产服务作为自己的职责，参加发展全县商品经济的“大合唱”。几年间这个县发展成为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2亿元、粮食总产量超过6.5亿公斤、出口产品收购额超过1亿元的经济大县。
诸城县组织发展商品生产“大合唱”主要经验是：
一、把组织全县商品经济“大合唱”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这个县第一步把对全县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外贸、商业、供销、烟草、粮食、物资等6个部门组织起来，为农民发展商品经济提供各种服务。第二步，又把农业、科技、交通、金融、政法、工商等各部门组织起来，逐步形成了全县商品经济“大合唱”的局面。
二、强化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组织各部门从纵、横两个方面为农村提供综合配套服务。横向服务体系主要是几个部门共同为某一生产环节提供服务。全县目前已建立起良种、防疫、饲料、储运、农机、水利、信息、科技等十几个横向服务体系。
三、由县里统一规划，各部门配合提供服务，根据当地资源和市场需要，全县各乡镇建起了粮食、棉花、烤烟、家兔、水貂、大椒、苎麻等386个商品生产、加工基地。
四、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县里组织各部门参加商品经济“大合唱”，以经济手段为主，较好地处理了条块之间、部门与农民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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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切实办好现有外商投资企业
谷牧在外资企业经营管理研讨会上说，目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些企业还不能充分行使人、财、物的自主权
本报讯 记者石德连、魏亚南报道：国务委员谷牧于7月2日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研讨会上讲话指出，当前，要切实办好现有的外商投资企业，进一步增强外商来华投资的信心。
到今年5月，全国已批准举办外商投资企业8000多家，其中3000多家投产营业，大多数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果；投资结构也有所改善，国家鼓励发展的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明显增多。
谷牧说，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22条规定公布后，各地做了大量工作，我国投资环境已有较大改善，受到了外国投资者的欢迎。
谷牧说，利用外资是个新事物，经验还不多，目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外商投资企业在人、财、物方面的自主权还不能充分行使。国务院已责成国家经委，对已办起的30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一家一家地进行检查，逐项解决他们的问题，切实办好这些企业。
谷牧认为，外商投资企业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于企业本身。他希望外商投资企业做好工作，争取有更多的产品出口。
由国家经委主办的这次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研讨会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召开。与会的外商投资企业的中外双方代表有15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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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随笔
“善小而为”赞
石国境
友人从上海给我带来一件KK牌羊毛衫，试穿时发现衣襟里多缀了两颗扣子，还缠着二尺来长的与毛衣颜色相同的毛线。原来，这扣子和毛线是厂家特意为用户准备的。
毛衣失落一颗扣子或破了个洞，人们要想在“扣海”、“线海”中寻觅一个同型、同色的扣子、毛线，实在不容易。愿更多的厂家能“善小而为之”，在生产产品时为顾客想得周到点，想得细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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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理赔求质量讲信誉
为大兴安岭灾区重建家园出力
本报讯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处理大兴安岭森林火灾赔案中，抢时间、求质量、讲信誉，仅用28天就完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保险赔款的理赔工作，共支付保险赔款1.18亿元，占整个灾区1987年重建家园投资的51％。
5月6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林区发生了持续25天的特大火灾，使国家、企业、个人的财产都遭到严重损失，其中一部分是向当地保险公司投了保的财产。黑龙江省保险公司接到出险报告后，立即派出抗灾核赔小组，赶到火灾现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当即预付5000万元支援灾区。在整个理赔期间，核赔小组的人员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终于提前两个月完成了理赔工作。 （果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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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自治区保险公司成立
本报拉萨7月2日电 记者李和信报道：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藏分公司今天在拉萨成立。这也是全国29个省自治区市最后成立的一个保险事业机构。西藏分公司自3月1日试营业以来，开办了企业财产险、运输工具及家庭财产险等8个险种。目前已承保了包括30多家企业、1600多部机动车辆和200多户家庭在内的4.5亿元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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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要放权 也要帮扶
部分中小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实现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对此，代表所有权一方的出租者或主管部门抱什么样的态度，直接影响着租赁企业的发展。
有一种态度是，把经营不景气的门店租出去，当作包袱甩掉，皮球踢出去就不管不问。还有一种态度是，看到承租者把企业经营活了，盈利多了，便生着法儿想把放给企业的权重新抓在手里。更有甚者，认为把门店租给集体、个人，是“出卖国家利益”。这显然都是不对的。正确的态度应是，把企业的经营权完完全全交给承租者，让其充分行使自主权，但又不放手不管，而是给承租者切实的指导、帮助。
充分放权并非撒手不管，热情扶持并非过多干预。要搞好租赁经营，不仅取决于承租者和企业职工的自身努力，同时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当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遇到困难和阻力，靠承租者个人能力又难以解决时，上级部门就应当积极为企业创造条件，提供服务。目前，许多租赁企业在资金信贷、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尚有许多难处，急需帮助解决。在这方面，上级部门不是无事可做，而是大有作为。越是帮助热情，指导仔细，企业越是求之不得。这与不正当的行政干预是两码事。总之，推行企业租赁经营后，承租者和职工承担的风险大大增加，十分需要上级的扶持。石门县商业局向租赁企业伸出扶助之手，值得广为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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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邮局开办火车到发时刻报时业务
江苏省徐州市居民和过往旅客，现在只要拿起电话拨“一三五”，便能知道当日各次客车抵、离徐州火车站的时间。这是徐州邮电局从六月十一日起为社会新增加的一个服务项目。据悉，开办火车到发时刻报时业务，在我国邮电部门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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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开展基建项目设计复查见成效
福建省对重点建设项目和大中型建设项目的设计进行复查，尽量杜绝浪费现象。到五月底，全省已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约一千九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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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创造公路运输超限物资运距纪录
六月二十三日，一支大件物资运输车队，缓缓驶入新疆南部石油基地泽普。车队装运的是从英国引进的一套燃气轮发电机设备。由新疆基建运输公司的两辆四十吨大型平板车及十一辆载重货车组成的车队，五月二十九日从上海港启运，历经二十六个昼夜，安全行驶五千八百多公里，创造了我国公路运输大件超限物资运距最长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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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投放大型人造鱼礁培殖水产资源
广东省南澳县最近在粤东海面的官屿海域投放了一百座大型人造鱼礁。这批人造鱼礁，是国家水产部门为保护和增殖南海水产资源，拨出二十五万元专款，由南海水产研究所和南澳县水产局联合设计监造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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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全行业力量开拓国内外市场
中国核仪器行业协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秦京午报道：中国核仪器行业协会6月30日在北京成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到会祝贺并讲了话。7月1日，选举产生由著名核科学家王淦昌负责的理事会，通过了协会章程。已有76个单位成为该会会员。
协会章程规定，核仪器行业协会是由本行业的企业、教学科研单位自愿参加的社会经济团体。核仪器是核科学、核工业的耳目，是保证核安全、探索核奥秘的工具。核仪器协会成立后，将组织全国力量联合攻关，开拓国内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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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道上
本报记者 李德民
从新乡市到原阳县，从原阳县到韦城村，100多里原阳道，传说中椎击秦始皇的博浪沙就在道边。前些年，在这条道上乘汽车很不方便，有时为等车得在旅社住一两天。
现在变了。麦收时节，记者到新乡，只见汽车站前停着几十辆“小面包”和“大轿车”，一片吆喝：“到原阳的快开车啦！”“到封丘的快开车啦！”当地人说，这都是个体客运户的车，票价和公家的一样，态度好，也安全，可以坐。我上了一辆可坐十几人的“小面包”，一支香烟没抽完，车开了。到原阳，一下车，又听见拉客的吆喝声，又上一辆，到韦城。在新乡吃了早饭上车，到韦城下车吃午饭。
有的车只有一名司机，有的另配一名售票员，他们对乘客十分亲热，一路说说笑笑，有位售票员说：“真没钱，也让坐，下次补上就是了。”乘客叫停在什么地方，车就停在什么地方，不分有站没站，只要别叫车专门拐弯。路上的行人一招手，车就缓缓停在他身边，售票员利索地打开车门。车上差不多都是本地走亲戚的、赶集的，也有山西来贩大米的、江苏来做木匠活的。有位妇女扛了个兔笼子，公家的车不叫她上，她就上了我坐的那辆“小面包”，兔笼子占两个座位，售票员请她多买两张票，她有点不愿意，但下车时还是掏了腰包。
从韦城经原阳回新乡，同样方便，一天有十几趟车，而前些年只有一趟。汽车一进村就鸣喇叭，打发个小孩在路边招招手，车也照停。有位白胡子老头开玩笑说：“过去司机是‘爷’，现在是‘孙’。”话虽然难听，但一上车他对司机很客气，递上一支香烟，还招呼一声“大兄弟”。
个体户之间有竞争，更有合作。从韦城回去时我坐的“小面包”中途抛锚，司机钻到车下20分钟还没修好，有的乘客发了脾气：“干啥吃的！”司机满头大汗还赔笑脸说好话。这时，从后面开来一辆“大轿车”，司机招呼说：“上我的车吧！让他慢慢修。”在“小面包”上买过车票的乘客，上“大轿车”不用再买票。“大轿车”的司机说：“谁的车都会抛锚，出了事，大家都要拉一把。”
说了原阳道上汽车的许多好处，但他们也不是没有毛病。比如，从新乡到原阳票价是8角，可是我坐的那辆车的售票员撕给乘客的报销单据都是1元，这就留下了一个漏洞，使一些出公差的回去可以多报销两角钱。
竞争只能靠优质服务。如果个体户的车靠这种小便宜同公家的车竞争，靠这种小便宜招徕乘客，那就是美中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