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怀念时逸之同志
赵守一 毛铎
时逸之同志与世长辞已经五年了。这是我们党的损失。今年4月30日又是时逸之同志诞辰80周年。他那高尚的品德，无私的精神，兢兢业业的作风，无时不引起我们对他深切的怀念。
时逸之（又名赓昌）1907年生于山西晋城。他在学生时代，就积极追求进步，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1926年上半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时逸之同志这时在晋城濩泽中学读书，经在太原第一中学读书的陈立志、成迺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8月，山西省学生联合会在太原开会，时逸之同志和常琨玉（非党员）代表晋城濩泽中学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他们每天晚上在太原一中附小参加党的训练班，学习共产主义A、B、C等基础课，这使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更加提高。会议经过选举，时逸之同志当选为山西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省学联执委会上又决定时逸之同志为晋东南特派员。在从太原返回晋城的路上，途经长治时，他向各中学女师和农校学生传达了省学生联合会精神，号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6年寒假，晋城濩泽中学成立了第一个党小组。这是晋城县有史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晋城诞生的第一个基层组织，初由陈立志任小组长（兼晋东南特派员），后由时逸之同志接任。1927年，省委批准建立晋东南特委，陈立志任书记，时逸之、孙思孝、陈荣先（即学文）、王福裕为委员。时逸之同志在特委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在地区分工负责晋城南半县。在特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县工会，积极开展反对厂主剥削，要求增加工人工资的罢工斗争；成立学生联合会，贴标语，办墙报，和商务会开展斗争；常文郁、常行先、常子善、赵树理等人创办“晋山研究社”，后改名学社，时逸之同志常常到学社大讲北伐战争形势和南方工农革命运动的情况，大大提高了当地农民和青年学生的觉悟。
正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7、8月间，山西亦开始“清共”，全省通缉的共产党人共72人，晋城被通缉的有陈立志、时逸之、孙思孝等。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党的工作转入地下，一些共产党人出走，时逸之同志披荆斩棘地坚持到晋东南的陵川、高平、长治、屯留、阳城等地，了解党组织被破坏情况，设法进行恢复。同时，在知识分子、工人中又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员。经过一段工作和准备，成立了新的晋东南特委，时逸之同志任特委书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初，中共山西省委在霍州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机关，研究部署今后工作。时逸之和常文郁同志前往参加，到了霍州，会议已经结束，会议精神由省委宣传部长王洪钧在洪洞县作了传达。时逸之同志回到晋城，传达了会议精神，安排了下一步工作，以省委的代号“唐僧伟”向中共山西省委写了报告。由于省委通讯机关遭到破坏，报告落于敌手，国民党省党部通知晋城县党部加紧侦查，迅速逮捕。于是在1928年4月间，时逸之等4人先后被捕。在国民党晋城县党部和太原特种刑事临时法庭上，时逸之同志立场坚定，大义凛然，以国民党左派（跨党）身份，怒斥敌人背叛国民革命，背叛国民党政纲，背叛总理遗教。后来他被反动派判处有期徒刑6年半，送山西省第一监狱执行。
时逸之同志在狱中，抓紧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条件进行学习和斗争。他先后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李大钊、蔡和森、彭湃、肖楚女的著作，还有《响导》、《中国青年》等。为了改善犯人生活，他进行过绝食斗争。根据伪国民政府法令，监狱政治犯刑期过半，可以转到自新院。时逸之同志于1932年由监狱转往反省院，反省院规定：每人每月或两个月要写一篇文章，表明对三民主义，对国民党，对国家政治的态度。时逸之同志和敌人进行着曲折的斗争，先后写了《谈谈青年读书问题》，《太平洋问题与中国》，《对国联调查报告的检讨》等文章。1933年6月他出反省院，1935年秋到了天津。后经世界日报常驻天津记者殷之平（河北博野人）介绍，接上了党的关系，参与经办良友书店，从事党的活动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36年，山西政局开始有所转变。为了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党组织决定，时逸之同志由天津回到太原，经中共山西省工委指示，1936年10月任山西训导院教务主任。训导院的由来，是1936年2月红军东征，阎锡山集结大军堵截，把在作战中俘虏的一部分小红军先集中在感化院，后来将感化院改为训导院。“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开始合作，阎锡山趋于抗日，政治犯开始释放，训导院又成为所谓政治犯出狱释放的过渡地方。这个过渡办法是在山西面临抗战前线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下，经中共山西省工委研究同意的，由时逸之同志具体负责进行的，这就使一部分同志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走上抗日前线。为了加强党对抗日部队的领导，在训导院结束之后，根据山西省工委指示，通过阎锡山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关系，于1937年秋，时逸之同志又被派到新编二师任政治部主任。新编二师原为军阀孙殿英的部队，先投降日寇，1936年反正，蒋介石收编为新二师。新编二师后来一直活动在定襄和五台等地，曾配合晋察冀军民抗击日寇。1939年山西“12月政变”（即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新二师脱离晋察冀边区，开往河北找孙殿英，又走向反动。时逸之同志就离开新二师，先到了辽县铜峪镇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向邓小平政委汇报了在新二师两年多的工作情况和新二师脱离边区经过。时逸之同志后又到了武乡县王家峪的八路军总部，总部介绍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局组织部于1940年春分配他到太岳区工作。
1941年5月间，日军调集6万重兵发动了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队大部西渡黄河。太岳区党委派史健，行署派时逸之率领两个工作团随太岳南进支队赴岳南开辟工作。在二地委原来工作的基础上，从二地委辖区划出浮山等数县作基地，建立了以焦善民为书记的岳南地委，以时逸之为专员的岳南专署。1942年春，一二九师邓小平政委抵岳南，指挥了浮（山）翼（城）战役。二地委对浮翼战役进行了有力的配合，时逸之同志在动员支前民工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5年秋，时逸之同志调到太岳行署，先任民政处长，后任行署秘书长。1948年春，洛阳二次解放时，时逸之同志随陈（赓）、谢（富治）大军渡过黄河在豫西做支前工作。当年秋季，时逸之同志任陕南行署主任，驻湖北郧阳，为支援人民解放军继续挺进做了大量工作。
1950年1月1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成立，时逸之同志任秘书长，参加陕西省人民政府的筹建工作。在一切初创、百事待兴的情况下，时逸之同志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对党外民主人士一一进行家访，了解情况，交换意见。他认为，省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来自陕西各阶层，各党派和各方面，并且是这些阶层，党派和各方面负有声望的代表人物，这就是人民民主政权所独有和最优良的政治特征。而这个特征是我们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医好战争创伤，整理财政金融，恢复发展生产的主要基础。作为省人民政府的秘书长，就是要在政权建设中把它发扬光大，把党外民主人士团结好。这一时期，他以很大精力研究总结了统一战线、民主建政、政权建设工作。由于时逸之同志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克己奉公，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马明方同志称时逸之同志的工作精神为“黄牛”精神，大家应该学习。1954年7月，时逸之同志被选为省委常委，12月，被选为陕西省副省长。1956年9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此后，时逸之同志利用学习机会，业余时间先后编著出版了《为什么要加强人民民主法制》、《怎样分析问题》、《怎样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等书。
1960年12月，时逸之同志兼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市长。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暂时的困难。时逸之同志为安排好职工生活，着重抓了三件事：一是机关农副业生产，召开了西安市级机关农副业生产会议，总结工作，交流经验，表彰先进，安排任务。二是职工食堂，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听取汇报，检查访问，和炊管人员亲切交谈，鼓励他们办好食堂。后来还召开了西安市“红食堂、好管家、巧厨师”表彰会议。三是整顿市容卫生，他认为在生活困难时期，人的体质下降，必须大抓卫生工作。他曾组织万人检查团，深入西安市各个角落，检查督促，使全市的市容卫生和各单位的卫生工作有了很大改观。这三件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1963年，时逸之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党委书记、院长。他深入到研究所，参加劳动，打扫卫生，美化环境，还多次访问老科学家，召开科学工作者座谈会，对他们的研究条件、生活困难积极给予照顾。他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造就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他在科学院工作几年，对科技人员真正做到了政治上信任，使用上放手，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至今许多同志提起这些往事，仍激动不已。
在“文化革命”中，时逸之同志深受迫害，身心都遭到严重摧残。但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说违心的话，并保护其他受迫害的同志。对从中央“流放”到陕西的杨献珍、牛佩琮、张文昂等同志，尽自己的力量，给予物质、精神、医疗上的关怀。1978年12月，他被任命为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主管政法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精神，废寝忘食，力求精进，以极大的热情为拨乱反正、安定团结奋不顾身地工作着。1979年12月，被选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又任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的建设和机关组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1980年他被补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后患癌症，在动了两次手术之后，于1982年7月29日与世长辞。遵照时逸之同志遗愿，尸体解剖，骨灰撒在韩城禹门口的黄河激流中。
时逸之同志几十年来，对共产主义充满坚定信念，以共产主义精神从事工作和斗争，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衡量和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调配，百折不挠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不待价而沽，拈轻怕重，计较个人得失。他工作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为了不断充实自己，勤学好读，孜孜不倦，钻研问题，力求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他表里如一，言行不二，对党的决议、决定和指示，总是忠心耿耿，百折不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贯彻执行，发现问题如实反映，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能讲真话。在同志间，时逸之同志平易近人，肝胆相照，有话讲在当面，不结个人恩怨，不使什么“小心眼”。他公私分明，严于律己，志洁行廉，高风亮节。他在生活上十分刻苦，对待家庭和子女，要求十分严谨，对待疾病坚强达观，精神感人。
时逸之同志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附图片）
一座身高2.96米的周恩来全身铜像于今年5月4日在天津南开中学落成并揭幕。
新华社记者 宋佑民摄
图为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纪念碑采用铁索连环抽象造型，雄伟壮观。
新华社记者 钟金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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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安县革命史》序言
郭述申
《红安县革命史》编成后，编者请我写篇序言。我从大革命起到抗战初期，曾在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工作过，对红安的革命斗争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但不及李先念同志。先念同志是红安人，又在那里参加和领导革命斗争多年，情况比我更熟悉。这篇序言由先念同志来作更为合适，但他一再谦让，并一定要我写，我就不好再推辞了。
红安原名黄安。1931年底，红四方面军解放了黄安县城后，为纪念这一胜利，将黄安改为红安。红安县是我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同志的故乡。20世纪初，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辛亥革命，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件大事董必武同志都亲历其间。他早年曾投身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毫不灰心，继续寻求新的革命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五四”运动后，董必武同志立即投身到新的革命运动中去。1920年，他在武昌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以此为基地传播马列主义，并与陈谭秋等同志一起创建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该小组最初七人，其中黄安籍的就有董必武、张国恩、赵子健等三人。以董必武同志为代表的黄安革命知识分子，在我党初创时期在湖北是起了重要带头作用的。
在董必武和陈谭秋同志的培养教育下，黄安旅汉读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了共产党，并于1923年冬在武汉中学成立了党的工作组，1924年初回到黄安县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秋成立了党团特别支部，1927年夏成立了县委，在湖北地区，黄安党组织的建立是比较早的。
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革命运动很快发展起来了。北伐军尚未到达武汉前，黄安的国共合作就已形成，秘密农民运动已经开展；北伐军攻下武汉以后，黄安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农民武装普遍建立，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县。1927年5月，我受董必武同志的委派，参加了“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亲身感受到黄安、麻城的农民运动规模很大，两县的农民自卫军在同反动地主武装进行的战斗中，互相支援，使鄂东北地区形成了大好的革命局面，这就为黄麻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党为了挽救革命，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武装起义。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黄安、麻城两县的农民武装和数万群众，在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等同志的指挥下，于11月13日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一举攻克了黄安城，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尔后在黄（安）、麻（城）、光（山）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走上了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在黄麻起义胜利的影响和推动下，1929年又有了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为了加强对这个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党中央于1929年5月决定派徐向前同志来工作。1930年2月，我作为中央巡视员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鄂豫皖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情况。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将鄂东北、豫东南和皖西三块根据地和三支红军统一起来，成立鄂豫皖边区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派我任特委书记，许继慎同志任红一军军长，曹大骏同志任军政治委员。1930年3月我从上海回来后，在黄安箭厂河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的决定，正式成立了鄂豫皖边特委。从此，地处中原、横跨三省的大别山苏区连成一片。这块苏区的主要发祥地是黄安。由此可见，黄麻起义在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黄麻起义以后，鄂豫皖苏区许多重大历史性事件都是与黄安联系在一起的。如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1932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黄安檀树岗重建，1937年12月湖北省委为培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干部在七里坪举办训练班，1938年3月红二十八军在七里坪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同年12月以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为基础组建起来的抗日游击第五、六大队是新四军第五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突围后罗礼经光中心县委在黄安天台山坚持斗争为迎接刘邓大军南下起了重要作用，等等。这些重大事情与全国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连。黄安这个地方的确是一个革命的摇篮。
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在1926和1927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黄安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革命斗争，并始终成为可靠的革命根据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黄安人民不仅有较高的革命积极性，还有顽强的斗争精神。当革命处于高潮时，全县人民拥军参战，热情洋溢，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兄送弟、姐携妹去参加红军的动人情景。1931年，我在陂安南县任县委书记时，就亲见过这种场面。正如民谣所唱：“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据统计，当时全县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以及地方工作的有3万多人，至于不脱产参加革命的那就更多了。当革命处于低潮时，黄安人民的革命信念毫不动摇。他们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国民党反动派一直视黄安为“赤祸之源”。敌人对鄂豫皖地区每次“围剿”，都把黄安作为重点地区，实行惨无人道的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敌人洗劫以后，全县城乡，一片废墟。当年发动黄麻起义的七里区成了“无人区”，紫云区成了“死人区”，真是惨不堪言。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时期，全县遇难群众有10万多人，已查清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000多人。一个县有这么多人为革命献身，实在可歌可泣。当年参加革命武装和做地方工作的达3万多人，可建国后还健在的仅有600多人。这些幸存者中大多数人都成为党和国家以及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红安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红安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丰富，很有特色。第一，他们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坚信马列主义，坚信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自1923年建党以来到全国胜利，党的组织始终没有间断过。第二，他们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自1927年黄麻起义到全国胜利，武装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第三，他们有百折不挠的革命毅力。因此，自1928年建立根据地以来到全国胜利，革命根据地始终保存着，20多年红旗始终飘扬在红安的大地上。总而言之，红安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象红安这样同中国革命有密切关系的地方，应该有一本记叙其革命斗争经过的史书。这种地方革命史，对中国革命史将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它可以帮助读者从一个地方的革命斗争历史中去认识中国革命艰苦曲折的斗争历程，学习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吸取革命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革命史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红安编写革命史早在60年代就已着手进行。1980年后，红安县委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专门抽调郭家齐、彭希林、肖仁等同志从事这项工作。他们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征集资料，深入调查研究，占有了大量的史料，进行了分析归纳工作，用7年多时间才编写成书。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是值得称赞的。近几年我曾多次接受了他们的访问，听取过他们的汇报，觉得这本地方史写得不错。它的内容比较丰富，有许多新鲜材料，史论结合，条理分明，文字简练流畅，有一定的可读性。作为一个县的革命斗争史写到这种程度很不容易。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我觉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内容似乎单薄了一点；有些章节还可以更精炼些。其他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总之，红安革命史是一本好书，公开出版，可以告慰先烈，激励后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它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都会发挥很好的教育作用。
1986年3月于北京
《红安县革命史》一书，是红安县党史办公室编写的，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为该书题词：“缅怀先烈 激励后人”。这里刊登的是郭述申为该书写的序言。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