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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治一治官僚主义
  官伟勋
谁都知道官僚主义是应该反的,也不知反过多少回了,但它依然健在,有滋有味儿大模大样地活着,繁衍着……
官僚主义为害之大,拿它所造成的损失来说,就不知要比贪污盗窃造成的损失大多少倍。然而,贪污盗窃的罪恶性质是确定无疑的。官僚主义的性质却有着巨大的弹性:可以称之为四化建设的大敌,也可以化为一般思想作风问题。我们从来没见过任何人笑嘻嘻地承认自己贪污过几十元钱,却经常看到一些同志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愧色甚至美滋滋地承认:“我也有官僚主义嘛!”
官与官僚主义并没有必然联系。做官的未必都是官僚主义者。但官僚主义者却必须首先是个“官儿”。“官儿”这东西,在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成了一些人终生追求的最大出路,它的魅力可以说是无限的。封建社会早已灭亡了,它所形成的这种心理积淀却不是几年几十年可以消亡的。“官儿”成了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权力,甚至价值最鲜明的标志这一陈腐观念,至今还深深植根于许多人的心灵深处。因此,即使在“官”字的后面加上个什么“僚”什么“主义”之类的小尾巴,只要还是个“官儿”,对于那些“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深通“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的“达者”来说,也就乐在其中,在所不辞了。
恩格斯说过,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的身旁,就必然会有一些专门从事政务、司法等管理工作的人。恩格斯说这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马恩选集》三卷487页)。“官儿”的“神圣”程度,总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成反比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越低,“官儿”的“神圣”地位就越高(没有官的原始社会自然除外)。只有当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行政官员才会成为各行各业各种人才中的真正平等的一员,其优越感将会大大削减。当产品除维持起码需要以外还只有“少量剩余”的时候,官就是管:管人管物管事者也。人们对管水管电管煤气以至管几辆汽车的人尚且不敢得罪,何况对于管人者呢?
官僚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但它却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偶然现象。
根治的办法在于改革,包括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包括民主和法制。民主是官僚主义的克星,法制是治官僚主义的药石。遗憾的是,在官僚主义面前,我们的这一手段一直还没有成为无可非议的真正有效的武器。大约这与“官官相护”有关。这也正是我们应该痛下决心打破干部干好干坏都一样的旧制度,确立一套干部录用、奖惩、提拔、淘汰、退休、退职的新章法的原因。


第8版(副刊)
专栏:

  可悲的也是可笑的
  ——人艺重演《北京人》观后
  田本相
在曹禺的剧作中,《北京人》是他写得最成功但也是最难演的一出戏。建国后,敢于问津的剧团屈指可数。如今,观众的欣赏趣味更多样化了,剧院也更重视票房价值,决心把它再次搬上舞台,真是谈何容易?但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建院35周年时,却迎难而上,并敢于让年轻演员来挑大梁,这是独具胆识的。自然旁观者未免捏上一把汗,而演出效果却出人意料,他们基本成功了!
说《北京人》难演,是因为它不象《雷雨》,没有什么逗人兴味的情节;它也不象《日出》,没有那么热闹的穿插和火爆的场面。它的戏是比较内在的,就象生活那样自然地行进。评论家都认为此剧颇有契诃夫戏剧的味道,诗意隽永,弄不好,就会演得十分沉闷板滞,观众看不下去。
《北京人》把生活呈现在你的面前,却是足够令人追索回味的了。一切都好象是平常的,而一切又都是那么深刻的。曾家的生活是够令人窒息的,就象那棺材发出一种腐朽的气息。一群废物,一群活死人、死活人在那里叹息、烦懊、争吵,就象我们在以往的生活中看到的那样,一切都是可悲的可叹的,而一切又都是可笑的。可悲的也是可笑的,可笑的也是可悲的,好象悲剧和喜剧在这里划不出一个界限。而生活的复杂性却异常惊人地被刻画出来。于是学术界关于此剧是悲剧、是喜剧还是悲喜剧有着至今仍未休止的争论,这恐怕也在给导演给演员出着难题。
我以为夏淳同志在导演此剧中,对剧本的理解和处理上是有独到之处的,他把戏的重音放在“新生力量的成长是历史的必然”上,放在年轻人的痛苦和觉醒上。这既尊重原作,又努力同今天的观众靠拢。一切剧作都是写给特定时代的并具有这一时代道德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观众看的,把写于抗日战争时代的《北京人》给今天的观众看,就要贴近今天观众的心理。在演出进行中,不时传来观众的笑声。这笑声不是故意制造的,而是在强烈的生活对比中发生的。一是剧中生活所展示的新生一代和腐朽一代的对比,一是剧中生活同今天生活的对比,就让观众感到它的可笑了。正如马克思说的:“现代的ancien riglmé(旧制度)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的进程已经把那些废物变成令人可笑的丑角,使他们只能扮演丑角的角色。导演对这种喜剧性的把握和强调,就使观众笑着同过去诀别。当然,不仅止于笑,而在笑声中产生种种思索,对现实对历史对自我的思索。谁也不愿意扮演历史的丑角,但这却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悲的却是可笑的,就包括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的哲学的命题在里边。
扮演曾皓的张瞳同志,是唯一的一位老演员,他的演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越是严肃地表演出曾皓的悲怆可怜相便越是突现了曾皓的丑角心象。一台青年演员的表演也是基本成功的,尽管他们的表演尚须锤炼,但能支撑起这样一台难演的戏,也足以使人感到欣慰。她(他)们将由此走向更成熟的艺术境界。
顺便谈到,我以为让一些连四合院都没见过没住过的年轻演员来演《北京人》,其意义和影响,还不在于今天赢得了多少观众。当人艺建院40周年、50周年时再排演这出戏,那深远影响就会更明显表现出来。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小瓜摊
  常富春
夏天吃西瓜,最盼碰个“沙甜”。每去选瓜,先背报纸上的几条经验,再“望闻听打”一番,抱回来洗净操刀之前,常看到天真的孩子们顽皮地“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就是这样,一刀下去,还经常“凶多吉少”。
今年,我家门前有一双小夫妻支起个瓜摊,摊前牌上写着“负责挑选,生了管换”。我高兴,省了远携之苦;爱人说:“这小夫妻,面带和善,和有些拧眉瞪眼攥着刀的不一样。”
前月,有朋友要来,我去买今夏第一瓜,价钱稍贵,只好请为“三角探”。摊主忙说:“这瓜早,塑料棚盖的时间长,皮厚些,但保熟保甜,朋友没到,先别开,吃时生了,您在阳台招下手,我让爱人给您送一个,不能坑客人啊!”这话比瓜甜,我抱回两个,果然不错。
我和这里的一片邻居一样,成了这一瓜摊的固定主顾。摊主不仅负责挑选熟瓜,还为预测每个瓜的甜度,皮的薄厚,供顾客比较、选择,遇有多买的,还为区分出哪些瓜适合存放一两天。一次,由城开会回来,照例去买瓜,就见摊主笑着迎上来说:“您爱人已买了一个,七斤多重呢!还买吗?”摊前的人们,接着称赞:“这小两口不简单,把我们的户口、门牌都背熟了。”这时,我在感谢他们想得周到之余,不禁对他们轻利取义的精神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但另方面,我又生狐疑:于今住于楼群中,各有所忙,往往同一门洞,都互相认不准。而他们怎能认出我这早出晚归,又多独出独入的家庭成员呢?待入门之后,冰镇“沙甜”落肚,疑问全消。前几天,黄昏后,我蹓弯回来去买瓜,摊主挑来挑去,托出一个说:“灯不亮,又卖一天了,这瓜把握不大,生了让孩子再来拿。”我走出几步,又听他说:“不甜也来换吧。”切开之后,果然被他不幸言中,是个淡抹微红的“白脸儿”。我说:“换去吧。”爱人说:“这不有点红色吗?”接着率先尝一口,忙说:“有甜味。”又换个题目说:“前夜那场大雨,不知把她们浇成什么样了。”第二天我从瓜摊旁匆匆走过,他们赶忙盯问昨晚那瓜的情况,我告以实情后,言明无意退换。他们忙说:“别客气,晚上再来拿一个。”没到晚上,孩子前脚放学到家,后脚就来了那摊主年轻的妻子,双手托着一个明亮如珠的大西瓜。“生了管换”,已成为他们不可动摇的信条。


第8版(副刊)
专栏:

  虎丘塔
陈万鹏
不知什么原因
你倾斜了
许是经历了一场劫难
或被误会放在这个位置
一开始就埋下危机
虽然没有找到答案
但我确信
你与一种势力进行过较量
许多塔都倒了
留下一片纷乱的传说和神话
你没有倒
虽然倾斜了
你欲倒未倒——就这样一个
姿势
为顽强和韧性造型
构成世间奇妙的风景
生命的抗争
即使被一点点逼向绝境
也得殊死一拚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折扇历史的启示
  朱培初
折扇,古称折叠扇、聚头扇,盛夏来临,谁都愿意手持一柄,以借凉风,而知道它的历史竟也是中西文化交融之见证的恐怕不多。
宋代,日本和朝鲜的折扇是我国进口的贵重手工艺品,有的作为该国使节或僧侣觐见我国帝王的礼物。《宋史》记载,端拱元年(988年)二月八日,日本僧侣嘉因觐见宋太宗时献上桧扇20把、蝙蝠扇2把。桧扇是以丝线将16至40根薄如片纸的桃红色桧木扇骨依次缀连成折扇;而蝙蝠扇是由于两旁扇柄长于扇面,展开后如同蝙蝠的手翼而得名。当时,从日本流传来的折扇,在青黑色的纸扇面上以五彩、金银色描绘寒芦衰蓼、鸥鹭伫立、渔翁垂钓及临水沙滩、荷花、明月等景色,充分发挥了日本在深黑底色上施以金银彩绘的传统莳绘技法,博得了文人学士们的赞赏。至于朝鲜的折扇,扇骨以白松木制成,就是苏东坡所说的“展之广尺余,合之仅两指许”的高丽白松扇。宣和六年(1124年)九月,高丽国使节李资德等觐见宋徽宗时曾献上白松扇。又据我国徐竞在宣和四年(1122年)出使高丽考察,他认为高丽折扇也是仿制日本的,当地称为倭扇。
日本的桧扇又是从何而来呢?日本制扇名匠中村清兄认为,它起源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笏。原来,公元7世纪日本宫廷模仿中国宫廷的礼仪,百官在朝会时手执以桧木制成的笏,上下叠成几片,以五彩丝线贯组,笏上贴纸,书写上奏天皇之事,就如同当代的记事本或备忘录。笏发展到后来,就成为桧扇,到宋代列为日本宫廷礼仪的规范服饰品。
如果宋时的中国人也认为折扇是舶来品而不取其长,或照搬过来一味模仿,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国折扇之繁荣了。所幸,我国宋代的匠师在学习日本、朝鲜折扇长处的同时,又结合我国盛产竹子、宣纸的特点以及雕刻、书画等传统艺术特色加以发展。在扇骨上,以名贵的湘妃竹、棕竹取代桧木、白松木;两旁的扇柄雕刻诗词字画,扇头下垂饰玉器扇坠或五彩丝线编结的流苏。同时,在洁白的宣纸扇面上题词作画,提高了折扇的艺术水平。到明清两代,折扇更成为书画、雕刻、刺绣、髹漆、装裱、剪纸等艺术融于一体的手工艺品,充分发扬了我国民族传统艺术的特长。扇面以上矾的宣纸制成,装裱讲究。董其昌、文征明等书画家在扇面上有不少佳作,使画坛上一时有“小品胜于大品”之说。清代杭州王星记扇庄的黑纸扇面上贴以金箔剪镂的图案。扇柄和扇骨更以象牙、檀香木等制成,雕镂也更加精巧;有的扇骨饰以髹漆,或镶嵌螺甸,五彩斑斓。扇头的式样有竹节、如意等近百种之多。固定扇头的钉铰,虽然小如豆粒,但以牛角、铜、金、银烫印或铸造而成,式样也各不相同。橄榄核和桃核雕刻的扇坠更令人惊叹不已。刺绣扇袋,既美观,又起到保护折扇的作用。这样,明代以后,我国的折扇反而大量出口到日本,以至于到康熙八年(1669年),日本朝廷为了节约外汇,不得不诏令禁止中国折扇进口。
明代正德年间后,中国折扇远涉重洋,流传到欧洲,很快成为欧洲宫廷贵妇们最时髦的服饰品。如同宣德年间我国官吏们在朝会时互相鉴赏袖中所怀的折扇一样,在17和18世纪的法国巴黎凡尔赛宫殿舞会上,盛装的贵妇们也纷纷欣赏各自手执的折扇,而引以为荣。
西洋人欣赏东方文化的异彩,但决不会跪倒膜拜,对小小的折扇,也进行了他们的改造。当时欧洲国家的造纸手工业远远落后于中国,于是西班牙便以细嫩的牛犊皮和羊羔皮作为扇面,有的还喷洒香水,称为香皮扇。法国的折扇以雪松、椴木、珍珠贝、玳瑁等为扇骨,雕镂玲珑剔透的涡漩纹、玫瑰花、卷曲的簇叶等“洛可可”图案。扇面除了羊羔皮外,还以照映透明的雏鸡皮制成;宫廷画家们在扇面上以欧洲独特的树胶水彩画描绘宫廷生活的各种情景。意大利折扇的扇面以著名的威尼斯花边制成,薄如蝉翼。到18世纪,欧洲国家才有了坚韧而薄的手工纸,适宜于彩色印刷铜版画。于是,宫廷内流行彩色铜版画印刷纸折扇,无论是国王加冕、病愈、丧葬以及公主结婚、战争胜利、皇家歌剧院开幕等事件,都被描绘、印刷在扇面上,届时在典礼上赠送给宾客,以作纪念。拿破仑曾命令宫廷画家每年创作100多种彩色铜版画印刷纸折扇,以记载他的功绩。
艺术品往往不是孤立的,它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互相影响,对外来的东西持排斥的态度只能导致自己的落后。而在学习外来文化的同时,必然有变化、有创新,渗入本国的民族特点,诸如材料、制作、传统艺术、欣赏习惯、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等。一把折扇,也展示着这样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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