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1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杂文,到改革中去
张雨生
6月24日,石家庄市青年杂文作者集会,适逢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匆匆赶来。老马是个大忙人,却挤出时间赶来即席讲话。他表示,欢迎杂文作者到他们厂里去,搞“杂文沙龙”,工厂愿意提供办公室、会议室、交通等一切方便。马厂长的话,赢得了青年杂文作者们的热烈掌声。
坦率地说,杂文的社会功能,还没有被某些领导同志所认识。杂文长点刺,带点苦涩酸辣,常让人不舒服,不自在。杂文作者往往有点棱角,好挑毛病,有时还爱讽刺人。“好嘛,你不是匕首、投枪吗,欢迎你来干什么?刺我不成?”避之犹恐不及,怎会热情相迎呢?然而,马胜利却不这样看。他对我说,他很爱读报刊上新鲜的杂文,觉得杂文跟自己有共同语言。有时候,他想说的话,杂文说了,而且说得更深、更新、更好,觉得痛快;有时候,他想呼吁的事,真想找位杂文家,帮他说说。马胜利的话,有思想,有激情,有文采,敢说真话,记录下来,何尝不是很好的杂文。
为改革鼓与呼,是杂文义不容辞的责任。把握时代的脉搏,沉浮于社会的大潮,杂文才能传出生活的音响,奏出时代的强音。但是,有人认为,写杂文不必深入生活。找点资料,写点知识性短文;读读古书,写点札记之类;弄弄花草,写点随笔小品。当然,这也未尝不可。但就杂文主体而言,还是要反映亿万人们为之奋斗的大业。读鲁迅和周作人的杂文,反映出鲜明的不同视角:鲁迅是战斗的,他的杂文是时代的力作;周作人是闲适的(且不说他做了汉奸),他的杂文是客厅的小品,二者功能迥然不同,影响更是大相径庭。现在,有人提倡杂文要淡化政治,多写小品;有人不愿撷取生活浪花,靠搬典故写杂文。我认为,青年杂文作者不要迷恋那条路。解放后,有些杂文作家确实翻古书写了不少知识性的杂文,但那应看作是在极左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现象,如今直面现实,读者要求说真话,说心里话,不必藏在书斋做小品,躲进小楼谈风月。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杂文是文学的一支,理应投身于生活的大潮。当然,即令说的全部是真话,没有杂文味,与一封来信一条建议等同,那也算不得杂文。
近时,有些作者反映,杂文难写了,把握不准;还有些作者找到杂文编辑,问报刊需要什么,能不能出几个题目。想写,又颇为作难。我以为,到改革中去,是个好办法。改革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蕴藏着作杂文的丰富材料。看看创业者、开拓者、探索者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能从中挖掘许多好题目。比如马胜利管理的造纸厂,彻底改组机构,原有脱产人员一百三十多,一次砍去一百,留个零头。这之间,能那么风平浪静吗?有矛盾,起浪花,就能激发杂文家的灵感思维。到生活洪流中去,与改革家们共鸣,鼎新革故,激浊扬清,是当代杂文的一个重要使命。


第8版(副刊)
专栏:

南方的河流
潘能军
你就是这样穿过季节的风雨
穿过一个民族沉重的苦难
把长江一路搏击的传说
化为深深的低诉,朝向南方
的黎明层层蔓延的吗
你就是这样鼓动起力的韵律
托起帆船的使命
把我的南方兄弟无法表达的爱
带给大海日日夜夜的思念的吗
你就是这样永远袒露滋润的渴望
随同父亲喃喃的歌
缓缓沁入土地深褐色的痛苦和爱情之中的吗
南方的河流呵
因为你的来临
那些窒闷的胸廓才慢慢展开
才开始搏动着古老的热情
一颗颗干枯、骚动的心和渴望
才渐渐吸饱春天的深情
母亲走来了
夕阳从肩头疲倦地滑下
你悠悠的
溶解着汗水结晶出的艰辛
直到水罐里叮咚作响的歌
荡成星星般的色泽
直到暮色弥漫起野菜花的芬香
一串串紫色的桑椹
欲滴着无言的爱抚
而我再也记不清
我的血管是怎样象根系一样向着你延伸
我的血管是怎样抵抗着你最初的回击……
(是的,再也记不清了只有南方知道)
然而,我又怎能不象你一样伸出柔软的手臂
把南方紧紧地搂在怀中呢
——南方的河流啊
祖先倒下了
却留下了这蓝色的声带
诉说了民族曲折的记忆
留下了这液体的爱
汩汩地
注入南方的脉搏


第8版(副刊)
专栏:

“环境”“卫生”探源
杨如鹏
近读《人民日报·海外版》4月28日“报刊文摘”版摘发《“环境卫生”小考》一文,对这两个词的考证与解释,值得商榷。
《小考》作者认为,“‘环境’一词系外来语。首创此词的是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据我考证,“环境”一词并非外来语,我国早在斯宾塞(1820—1903)以前500多年就使用这个词了。比如《元史·余阙传》中有这样一段话:“乃集有司与诸将议屯田战守计,环境筑堡寨,选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在这里,环境指的是环绕全境、环绕所管辖的区域的意思。现在所使用的“环境”一词,用的是引申义,其内涵和外延都较本义宽泛得多。环境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又可以分为天然的和人工的两种。现代环境科学所研究的环境和我们在“五讲四美”活动中提倡的“环境美”,主要是指自然环境(当然,它不可能同社会环境相脱离)。它是环绕着人类的各种自然因素(比如阳光、大气、水、生物、土壤、建筑物、各种工具和用具等等)的总和,即相对于人这一主体而言的外部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关于“卫生”一词,《小考》认为其出处为《庄子·庚桑楚》。这里有两点应当指出来。一是引文不准确。“南荣曰:若闻之大道,譬犹饮药之加病也。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这段话中“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前面应有“趎”字。“趎”即南荣趎,人名。二是这段话只能说是目前见到的关于“卫生”一词出处的较早记载,不能说是最早记载。《小考》认为“‘卫生’一词源于我国春秋时期”,更是不对的。庄子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属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而不是春秋时期。《辞海》认为“卫生”一词的出处也是《庄子·庚桑楚》,细考起来,极有可能在此之前早已有了“卫生”一词的使用。医学史研究证明,“卫生”是个医学名词,义犹“养生”。《黄帝内经》这部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基础理论著作由《灵枢》、《素问》两书组成,《灵枢》中有一篇名为《营卫生会》,这里出现了“卫生”这个词。《黄帝内经》一书托名黄帝与岐伯讨论医学,而以问答形式写成。其成书年代目前医学界公认为约在战国时期,其流传则当在战国以前很多年。而庄子生活的年代已是战国中后期。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卫生”一词早在《庄子》成书以前若干年就已见诸文字,可藉查的最早的历史文献可以认为是《黄帝内经》。
“养生”一词在古代医籍中也不乏其例,如明代杨继洲编著的《针灸大成·足太阴脾经穴歌》(成书于1601年)曰:“善卫生者养内,不善卫生者养外。”在现代,“卫生”一词已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一般指为增进人体健康,预防疾病,改善和创造合乎生理要求的生产环境、生活条件所采取的个人和社会的卫生措施。


第8版(副刊)
专栏:

木牛流马亭记
刁永泉
亭小如一只蘑菇,从黄沙滩上长出来。
黄沙驿,是个古镇,属勉县,东去汉中60余里,在南北栈道之间的百里汉江之滨,和别的村镇一样平凡,田亩间生出灰蒙蒙的小街、屋舍、人群、马牛羊鸡犬豕……千百年来,日间一样的喧闹,夜里一样的平静。古今旅人出秦入蜀途经此地,也没留下什么题咏。
而这小亭忽地长出来,孤零零地站在旷地里,没有山水为邻,没有墙垣、没有树、没有小径曲池,甚至也没有一朵野花一丛小草作伴。四野,庄稼连着庄稼,菜畦连着菜畦……它是什么呢?是庙宇吗?太小!是古迹吗,太新!是别墅吗?太古!是园林吗,太简陋!我猜不出了,觉得它挺滑稽,心里酸酸的,直苦笑。
近日骑车过境,我顺便去看看它。
过公路桥,往西,斜坡下,向南一条小廊道,空悬在菜地上,窄窄的短短的。南端是小亭,没遮没掩,突兀地高出菜畦,也没台阶可下,不能从别的方位观赏它,只好在六角形的回廊上,遍视它的栏、柱、檐、顶……六七步就绕完一圈。
它是一座碑亭,遮护着一块古碑,四尺高,尺余阔,挤着一行碑文:“汉诸葛武侯制木牛流马处”。上下款所示,是清代同治时期本县一位知县重立的,檐柱间彩绘着几幅诸葛亮的故事,杂以各色图饰。
凭栏南望,定军山连绵的余脉,自西向东淡去;山下,汉江波声依然与往古同韵;东侧有一条清清浅浅的小河,从黄沙滩上往南流去,没入远处的丛林;而孔明当年屯田演武的黄沙屯,在市声中喧嚣着……历史远远地翻过那一页了!古战场上,一颗智慧的头脑早已静息。何年何月,那群获得生命并被赋予神力的木牛流马,也离开了故土,走失在某座山某条谷,没留下它们的蹄印和鸣声,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模样……千年之后,才多了一条石头注释。
谁来阅读呢?
小亭下,老人在躬身锄地;远处的菜畦上,蹲着一个拔草的农妇;牧童把他的牛赶入暮色……风吹过去、云飘过去、路绕过去、水流过去……千百年间,农工商旅、士女官绅、长袍短衫、行人车马以同样漠然的神情去找饭吃、找衣穿、找钱挣、找官做,有谁顾上对这块石头望一眼?谁曾留心忽然从泥土里长出一座小亭呢?人们呵,醒着梦着一样地忙!
望着满地狼藉的水果皮儿瓜子壳儿,我失神了……也许,曾有一对情侣来久坐过,他们找到这雅境来寄存爱情。他们感受到什么呢,来看奇观吗,来读碑文吗,来寻觅史迹吗?这石碑可能为年轻的爱心填补些沉甸甸的内容,或者他和她是来看山,听水,静思大野,幻想星空?他们会领悟到宇宙间那永恒的爱与美的和谐,聆听到历史撞击心灵的深远回响和文化流注血液的优美旋律?
唉!小小亭阁,能容纳几多恋人来亲热呢?周遭几十里人境,烟尘茫茫,也只有这方丈小亭涂上一笔文采。当人们从汗污油腥市声尘氛中走出来,看看画儿,认认字儿,迎迎晚风,听听天籁,与历史交谈、与自然对坐时,每人能享用几许天地呢?
这碑亭实在太小了!
或许,历史还该感谢那位授意修建碑亭的达人呢!当这矮小的石碑在风霜雨雪中寂寞地站立了百余年后,又来遮护它,为这条残缺的古史注脚加上一圈暗然的花边。
而史迹是活的,人也许会在某个深夜,看它醒来,搬演古昔的一幕!这小亭里,就会站着一位古人,摇动羽扇,指挥万千士卒,在这山野间伐木、运料、操制、量、锯、刨、凿……而一群木牛流马会霍然跃起,撒欢奔逐,驮上粮食柴草、长嘶一声,奔向大道小径,沿着历史的长途,叭哒叭哒,留下悠远悠远的声韵……
这黄沙滩,能听见它的奇响吗?我不知道。又将过去多少年月,这里会长出一片浓荫,其间镶嵌一座碑林,历历刻写上那位文化巨人的伟绩;小径上,徐徐地走动着一群载重的木牛流马;而林间溪畔,那智者的塑像,迎着来自远方的游人,各各投送以深长的智慧的凝注……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史小品

“嫱”是王昭君之名吗?
王瑞来
王昭君名嫱,千百年来人们似无异议。具有权威性的新版《辞海》在“王昭君”条赫然写着:“名嫱,字昭君。”同样,新版《辞源》也在“王嫱”条明确记载:“汉元帝宫人王昭君名。”然而,昭君名嫱,实有问题。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宋代人吴曾。他在《能改斋漫录》卷五“嫱者禁中妇官”条指出:“应劭注元帝诏曰:‘王樯,王氏女,字昭君。’予以为非是。盖昭君不名樯,嫱乃禁中妇官耳。”
今考《汉书·外戚传》,在汉代,宫女是有着严格的等级的。如最高的叫昭仪,次之叫倢伃,再次一级的叫?娥。在昭君出塞的汉元帝时,汉宫内女官分为十四等,但其中并没有“嫱”这一名称。因此,“嫱”作为宫女的一种称谓,不一定如吴曾所说就是指女官,同“姬”一样,可能仅是一种泛称,而且地位较低。汉代习惯上称宫女入宫后的官名,不再称其本名。所以,一般嫔妃及宫女的本名多不可考。如汉高祖的宠妃戚夫人,汉文帝的母亲薄姬,汉武帝的宠妃赵倢伃,汉元帝的宠妃傅昭仪,汉平帝的母亲卫姬等,皆仅存其姓而不知其名。上述这些地位较高的女官尚且不知其名,何况一直待在后宫、未得天子宠幸的一般宫女王昭君呢?
对于“嫱”不是昭君之名,这里还可作些补充。经统计,《汉书》中提到昭君共九处。其中两处称“王嫱”,这同《汉书》中称薄姬、丁姬、卫姬一样,并不是名。值得注意的是,其余七处称王昭君,都是在昭君入匈奴之后。因为入匈奴后的昭君,已不是汉朝宫内的宫女了,再以汉宫中的称谓叫“嫱”,显然是不妥的。所以,班固皆改称“昭君”。这也反映了班固作为一个史学家的谨严。反过来,如果王嫱为昭君之名,即使入匈奴后,也同称昭君一样,何妨再称?从班固的笔法上,也可见“嫱”不一定是昭君之名。


第8版(副刊)
专栏:

晨光曲 〔中国画〕 李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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