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国经济振兴的出路在于改革
郑洪庆
改革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途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形态之所以必然诞生，并非由于它合乎永恒的正义和理性，而是因为它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狭窄的外壳再也容纳不了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但是，自从地球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七十年过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怎样认识这一历史现象呢？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将在当时生产力最发达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然而，由于多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制度却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生产社会化和商品化程度较低，甚至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占很大比重的国家率先建立起来。这里，我们当然不能陷入机械论，责备后进国家本来不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生产力的落后，势必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不成熟的、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由此决定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利用掌握了政权等有利条件，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尽快补上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这一课。这就需要有一个能够适应现有生产力状况并有力促进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经济体制。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早在三十年代就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它具有五个方面的主要特征：第一，经济管理权高度集中在党和国家手中，基层经济单位被管得很死；第二，各种经济活动都按照自上而下的、主要由实物指标构成的指令性计划进行，排斥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三，经济生活被相对封闭的部门、地区的纵向行政系统割裂，横向经济联系很不发达；第四，党和国家对经济活动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直接管理，不重视、也不善于运用经济手段或经济杠杆；第五，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这种体制模式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教条式地理解和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构想，并进而引申出“利益无差别论”、“社会大工厂论”、“计划万能论”，把本来不可逾越的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机制看成是社会主义异己的东西。除此以外，苏联建立高度集权的体制，和它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也有很大关系。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的敌视和包围之中，承受着日益迫近的战争威胁和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客观上要求集中使用社会资源，加速工业化进程，尽快增强经济和国防实力。俄国浓厚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小农经济传统也发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这表明，苏联的模式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每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应依据本国国情及所处的时代，自主地创立各具特色的经济体制。可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原因，二次大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接受了苏联的体制模式。
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国民经济发展以外延扩大、粗放经营为主要形式，同时各种经济关系尚不十分复杂。在这样的环境下，传统体制还能显示出一定的优越性。它便于动员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重点建设，实现国家确定的战略目标，获得较高的发展速度。但是，由于传统体制存在许多“先天性”缺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化，它的弊病就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首先是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严重压抑，缺少生机和活力；其次，单靠计划指挥生产，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消费需求，常常造成产需脱节、比例失调，难以忍受的匮乏和积压同时并存；再次，统一的国内市场被部门、地区行政系统割裂，生产要素流动受阻，经济结构调整困难；复次，经济管理权的过分集中，不仅导致党政机构膨胀、行政费用激增，而且不可避免地滋生官僚主义，发生重大的决策失误。实践越来越证明，这种僵化体制，既缺乏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也难以根据优化原则按比例配置社会资源，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战后世界上出现了两大趋势，对各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一是科学技术革命的加速发展及其对现代经济的关键性作用；二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联系日益紧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它在世界市场上的适应性和竞争力。这就更加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激发企业与劳动者的进取心，责任感和创造精神；能够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就和管理经验，推动科技进步，实现国民经济基础的根本改造；能够敏锐地感受和跟踪国际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竞争能力，并善于利用国外各种资源为国内建设服务。显而易见，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这种要求越来越不相适应。近二三十年的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没有显著缩小，在电子计算机等新兴科技领域和某些新兴产业方面，差距甚至扩大了。社会主义制度要在世界上大放异彩，必须坚决改革僵化的经济体制，使被束缚的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舍此绝无他途。
面临这样严峻的挑战，自六十年代以来，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掀起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尽管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前进的道路迂回曲折，预期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终于找到了克服停滞、焕发生机的根本途径，增强了人们对它的希望和信念。
改革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翻开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历史负担的沉重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曾经几次失去了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历史良机，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展现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光辉前景。但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国民经济遭到灾难性的破坏。这一时期，正是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的时期。一些原来和我国发展水平接近，甚至更为落后的国家，相继崛起，开始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开放政策，睁开眼睛看世界，我们才痛感丧失了二十年宝贵时光，在经济、科技等方面远远地落后了。对于我国，加快发展生产力，早日摆脱贫穷落后，进而赶上发达国家的任务，比其他国家更为迫切、更为艰巨。然而，我们的体制却是一个僵化的、带有较多封建和自然经济色彩的、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个尖锐的矛盾，只有通过彻底改革才能解决，否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均占有资源并不丰富，一些最基本的自然资源甚至相当匮乏。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它的1／3，人均可利用的草原只有它的30％，人均森林蓄积量只有它的13％。以这样的资源条件，长期支撑那种过分追求数量增长、投入多产出少的粗放发展战略，难以获得实惠，并将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另辟新路，及早转向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尽可能节约投入、增加产出的新的发展道路。实施这种新的战略，必然要求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使注重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成为每个企业、每个劳动者孜孜以求的自觉行为。而这只有依靠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合理调整各方面的责权利关系，让企业真正自负盈亏，展开市场竞争，形成新的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才有可能做到。
改革前我国经济体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一个“统”字：生产统一计划，物资统一调拨，资金统一分配，劳力统一安排，商业统购包销，财政统收统支，盈亏国家统负。这里排除了经济利益的差别，排除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排除了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从农村生产队到城市企业，一切都按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办事，不求进取、不负责任、怠惰涣散的风气蔓延滋长，整个经济失去了内在动力，象一台沉重的磨盘，只有在来自“上面的”力量的推动下才能转动。
这种僵化体制对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阻碍作用，人们已从多方面作了揭示，但最要紧的一点似乎强调得很不够，那就是旧的经济机制不能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在现代条件下，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主要牵引力。而在我们的僵化体制下，作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的企业，既无动力又无压力，不可能产生对科学技术的强烈需求；在吃“大锅饭”、没有竞争、条块分割的体制下，科研机构也同样丧失了活力。科学技术的停滞落后，不仅增加了资源耗费，直接导致效益低下，而且使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可能向高级化、现代化跃升，难以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外汇短缺难以缓解，发展国民经济的路子也会越走越窄。
从长远看，问题就更值得重视。非常明显，今后几十年，科学技术领域将会有更多的重大突破，眼下尚处于试验阶段的许多高技术将逐渐应用于生产，一系列新兴产业将发展起来，使国际社会的生产体系、经济面貌根本改观。这对我国既是难逢的机遇，又是严峻的挑战。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瞄准”科技进步提出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搞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一个有利于充分激发人们的进取精神和聪明才智的客观环境，形成一种对科技进步具有强大、持久的推动力的经济、社会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实现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腾飞，迈入世界先进行列。反之，如果僵化体制不作根本变革，我国将被科技进步的洪流越抛越远，摆脱不了相对落后的状态。这一切充分说明，改革的成败确实关系着我们国家、民族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 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是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
评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和作用，必须面对现实，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
首先，必须十分明确地把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改革成败的基本尺度。正是在这方面，改革取得了令人信服的巨大成就。对僵化体制的冲击，调动了人民群众压抑已久的积极性，使经济生活开始焕发勃勃生机。1978—1986年，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都提高了一倍左右，显著超过改革前二十多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这种增长不是象过去那样靠高积累、低消费来达到，而是在城乡人均实际收入显著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空前改善的情况下实现的。大量统计数字和多数人的亲身体验都证明，改革、开放将我国推入了经济活力最旺盛、国家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新时期。
如同历史上所有深刻的社会革命一样，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也必然伴随着一场新的思想大解放。这几年，在亿万群众改革实践的强大推动下，我们开始转变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态度，抛弃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许多陈旧观念，摆脱封建的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逐步树立起和现代商品经济、现代科学技术相适应的开创性的新理论、新观念以及新的思维方式。这一切似乎是无形的，但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却是具有根本意义的、长远起作用的东西。
这方面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突破。过去的长时期内，我们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封闭的、固定的模式，并且给它附加了许多所谓特征或判定标准。比如认为只有清一色的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允许其他经济成分存在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一切按指令性计划办事才是社会主义，利用市场机制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吃“大锅饭”才是社会主义，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就不是社会主义；农民只有种粮食才是社会主义，搞多种经营就不是社会主义，如此等等。这些附加的东西严重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堵塞了社会主义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道路。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使我们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就是公有制占优势、按劳分配为主体。在坚持这两条的前提下，凡是人类智慧所创造的，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发育起来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经济组织形式、调节方式、管理手段等，我们都要有选择地吸收，结合实际加以应用。这里，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主义必须承认生产力的权威，真正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变革体制、决定政策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最主要的检验标准。一切有利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应当积极采用；一切有碍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应当坚决革除。这才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在理论上取得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科学论断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是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它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狭隘观念的束缚，逐渐意识到，计划并非社会主义所独有，市场也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二者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统一起来，而且有条件做得更好。对计划和市场的含意，也有了新的、广义的理解。计划不仅是直接下达指令性生产、分配指标，它的实质是国家按照客观规律，运用各种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对经济进行自觉调控；市场也不简单地就是买卖场所，而是以等价交换的形式实现社会经济联系，并通过竞争调节供求的经济机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覆盖着全社会的经济生活，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对不同性质的经济活动，二者作用的强度及结合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并且指明了改革的基本路子。那就是，让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充满活力的“厂商”；建立和完善包括各种生产要素在内的市场体系；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的经济管理方式，逐步形成以“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为特征的新体制。这对于改革、乃至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已经进行的改革毕竟是初步的，许多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获得解决，建立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新体制作为一个体系远未形成。无论理论上还是体制上的创新，都还任重而道远。随着改革由展开阶段向深化阶段推进，阻力和困难也会有所增加。这就特别需要我们认清历史发展趋势和国家、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以强烈的使命感和奋力开拓精神，同心同德地去完成改革的宏图大业。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学习马寅初先生的治学精神
——《马寅初传》读后
左景元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朱正直等人所著《马寅初传》一书，以翔实的资料，全面介绍了马寅初曲折坎坷的一生。对马老在旧中国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为民主而勇敢战斗的精神，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品德和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都作了真实而生动的叙述。本文着重谈谈马老的治学精神给我的启迪和教育。
马老的治学精神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马老研究问题从不崇尚空谈，不搞本本主义，而是密切结合实际，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他早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讲中，常常用大量具体材料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以及军阀买办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分析不平等条约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危害。抗日战争时期，他深入观察和研究了由于国民党政府错误的货币政策而造成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情况，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货币制度的更替和货币学说的发展，参照外国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如何整顿中国通货的意见，并于1944年出版了《通货新论》一书。这是当时国内一部内容相当完备的比较货币学论著，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解放后，在私营工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马寅初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写了《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论述了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党的一贯政策，较早地提出了逐行逐业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观点。文中还对这一改造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作了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在旧中国，马寅初曾先后担任过国民党立法院的财政、经济两委员会的委员长，在国民党当局的经济立法和经济政策的制订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马寅初基本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希望中国通过发展实业达到民富国强，这自然和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相矛盾，因而经常在理论和政策方面和他们发生激烈冲突。马寅初和财政经济委员会中那些趋炎附势的官僚不同，他决不唯国民党统治者之命是从，对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不同意就公开反对，绝不含糊。如，每当财政部提出增税、发行公债等增加人民负担的法案及修订关税、有损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法案，马寅初都坚决反对，甚至常常和财政部长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当面辩论。
解放以后，马寅初非常关心我国的人口问题。他对我国人口发展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对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作了具体分析，率先提出我国应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著名的《新人口论》就是他在这方面的重要学术成果。可是在50年代末，马寅初和他的人口理论却遭到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康生1958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话中，当众诬蔑马寅初的理论是马尔萨斯理论。面对“理论权威”康生的高压，马老仍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即使在逆境中，他也不放弃自己的正确观点。
另一方面，马寅初虽然是一位在国内享有很高声誉的学者，却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决不坚持错误。例如，他早年留学国外，长期接受资产阶级教育和从事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回国后他以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为依据，认为“中国之患不在资本主义，而患在资本不足”，提出“资本神圣”的口号，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曾有过不少非议，对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表示过怀疑和否定。对此马老自己从不讳言。1939年在重庆，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会见了马寅初，他们以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向他畅谈了抗战的形势和中国人民应走的道路。这次会见对马寅初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促使他总结过去企图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教训，开始清算自己过去学术上的一些错误观点。他在《战时经济论文集》的自序中说：
“回忆二十年前鄙人所作的各篇论文与所讲的各项问题专注重于介绍西洋学说，以今日之眼光视之，可谓幼稚极矣。”他还说过：“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自那以后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事实正是如此，马老的思想和立场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转变，由批评马克思主义到接受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由对共产主义的怀疑、否定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正直的老知识分子的可贵品德。
三、知难而进，不走“捷径”。马寅初治学刻苦认真、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是很突出的。早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纽约市财政》。该文主要论述纽约财政的优劣利弊，纽约财政预算的编制方法和监督检查方法、征率范围、确定税率的原则等。据马老同时代人讲，当时在美国学习经济学的中国学生，获取学位有个比较容易的途径，就是选写有关中国问题的题目，因为当时美国导师一般对中国实际了解较少，论文比较容易通过。而论述纽约市财政，必须做实际调查，这对一个中国留学生来说，困难是相当大的。马寅初不走“捷径”，偏偏选择了一个难度较大的题目，踏踏实实地研究，终于取得成功，这篇论文后来被该校选为大学一年级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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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建筑业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理论座谈会简介
6月24日至26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劳动工资局与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联合举办了建筑业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理论座谈会。
建筑业实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这项改革，促进了施工任务的完成，提高了投资效益。从1984年至1986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系统国营建筑安装企业的施工产值、全员劳动生产率和竣工面积的年递增率分别为20.64％、14.28％和3.62％。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制度的推行，初步解决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使劳动生产率成为调节企业工资水平的杠杆，拉开了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加强了对工资基金的宏观控制，贯彻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生活的原则。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系统国营建筑安装企业1986年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分别为35亿元和1607元，较上年分别增长15.2％和10％（扣除工资套改翘尾因素，分别为11.8％和7.2％）。这个办法在实行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制约办法不完善，特别是同工程质量挂钩不紧，有的企业片面追求产值，忽视工程质量。其次是工资含量包干系数核定层次多、手续繁、下达时间晚。
与会同志就完善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主要是：（1）继续加强工资基金的控制和管理，坚决贯彻工资总额增长要低于产值增长、职工平均工资增长要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则，多发的工资要从工资基金中扣还。（2）积极编制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定额，使工资含量包干的管理由行政手段为主向经济手段为主过渡。（3）突出工程质量在分配上的决定作用，企业要预留15—20％的质量控制基金，不合格的工程要扣减一定数量的工资。（4）企业要把工资工作的重心转入内部分配，解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
与会代表强调，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已经试行八年了，应当有一个理论性的总结。改革要有理论作指导。这个问题不解决，下一步的改革就难以深入。他们希望，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进一步合作，共同为搞好建筑业的改革作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