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经济生活对话录②
经济学家刘国光同记者谈话
经济理论在八年改革中实现重要突破
继续推进改革要求理论界解决一系列新课题
本报讯 记者董焕亮报道：经济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理论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改革的实践给经济理论提出了哪些需要探索的新课题？
日前，记者拜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这位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50年代又在莫斯科经济学院攻读了4年马克思主义经济管理学的老教授同记者侃侃而谈。
刘国光：改革以来，我们在理论上的第一个重要发展，就是确认目前我国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记者：记得1958年“大跃进”时，不少人头脑发热，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已胜利在望，很快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有人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纠正过来了。
刘国光：三中全会前的一些提法不符合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性质，人为地降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标准。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长期困扰着人们的头脑，折磨着我国的经济。现在，我们象列宁曾经做过的那样，把理论重新从“天国”引向人间，根据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政治体制的发育程度和完善程度，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以及人民的消费水平等等，如实地承认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不切实际的提法对实践的束缚。
记者：现在的提法概括了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国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把理论钥匙。
刘国光：是的。再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把苏联从30年代起形成的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模式。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模式，为从实际出发改革我国经济体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前提。这是经济理论的又一重大突破。
记者：过去有哪些所谓“社会主义原则”，并非社会主义的固有属性，而是人们附加给社会主义的东西？
刘国光：例如，对经济过分集权的管理和平均主义的分配，重工抑商，排斥商品货币关系，都是这种附加的东西。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根据国情，逐步探求、建立包括多种类的所有制结构，多层次的经济决策结构，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调节体系，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相互促进的利益结构，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的经济组织管理结构等内容的目标模式。
记者：据了解，在八年改革期间，我们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调整。以1978年与1986年作比较，我国工业中全民、集体、个体经济成分从分别占80％、19.8％和0.2％，变成69％、29％和2％。这种调整与经济理论的突破有何联系？
刘国光：我们在认清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纠正了所谓越大越公越纯就越是社会主义的论点，这是理论上的第三个突破。过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生产关系的“穷过渡”，造成低效益、高浪费。群众中有句口头禅：“美洲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形象地说明了超前过渡的危害。改革中，经济理论界破除了经济形式单一化的旧观念，认识到在公有制为主体、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存在，允许和鼓励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外商独资企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记者：在经济理论上，除有硬性附加给社会主义的东西外，过去是否也曾把一些本来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品”？
刘国光：是的。比如过去认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只是私有制经济才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实行两权合一。理由是如果将经营权交由某集团或某人执掌，势必削弱和侵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正是以这种理论为依据，国有国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这种传统模式实行了30年之久，成了禁锢很多人头脑的“天经地义”的东西。农村改革首先冲破了“两权合一”的桎梏，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未变，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充分的经营权，结果很快就使农业生产成倍增长。同样，两权分离的原则也适用于城市改革。租赁、承包、企业之间互相参股等，都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形式，资本主义可以采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肯定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实行两权分离是理论上的第四个突破。
记者：据我所知，过去在理论上是排斥商品经济的，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经济是消极的、异己的力量，必须严格加以限制。
刘国光：商品经济是任何有社会分工，又有利益差别界限的社会所共有的经济现象，同样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专利”。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们冲破了过去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明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涉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可以说是八年来经济理论第五个突破，也是最重要的突破。
记者：传统理论认为，计划不是预测，不是建议，而是指令，主张“计划——市场排斥论”。我们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计划的理解与以往的观点有何不同？
刘国光：过去把指令性计划看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存在的标志，甚至把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看成水火不相容的关系。现在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不能单靠计划调节，而应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计划管理方面，应当逐渐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实行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紧密联系的指导性计划为主的管理体制。这是第六个突破。
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市场仅限于个人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资金、劳务、技术等生产要素更被绝对地排斥在市场之外。现在，从只承认单一的消费品市场发展到确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这是经济理论的第七个突破。
记者：匈牙利经济学家曾形象地比喻说，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价格改革好似轮船航行在“神秘的百慕大三角区。”
刘国光：是的，我们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在价格理论上，破了把价格仅看作计算工具和再分配工具的传统观念，立了价格作为经济调节重要杠杆的新观念；破了把稳定物价看成物价固定不变的传统观念，立了把物价基本稳定与灵活调整结合起来的新观念；破了单一国家定价、国家调价的旧观念，立了调放结合，并逐步扩大市场价格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新观念。这是第八个突破。
从时间上看，八年改革中，经济理论上最早突破的对象是收入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我们先是强调了按劳分配，继而强调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劳动者先富起来，以吸引并带动大多数人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为实现这一目标，逐渐确立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观点。
记者：这是第九个突破。
刘国光：第十个突破是在国家职能方面，破除了国家作为政权机构与作为全民所有制财产所有者两种职责不分的观点，确认国家这两种职能应当分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具有双重身份：一是作为政府，代表了国家行政权力；一是作为全民所有制财产的所有者，代表了一定的经济权利。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我们提出“国家职能分开，税利分渠分流”的宏观管理制度改革的构想。
记者：近八年，我国经济逐步实现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据统计，截至目前已引进280多亿元外资，引进14000多项技术和设备。这对于解决四化建设急需的资金、技术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请谈谈对外开放的实践与经济理论突破的关系。
刘国光：经济理论的第十一个突破，是破除了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导致闭关自守的观点，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有计划地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把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分工的体系，以加快国民经济建设的步伐。不这样做，就无法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就不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记者：上面您谈了经济理论的十一个方面的突破。但是，从目前情况看，仍存在理论落后于改革实践的问题，不少争论亟待澄清，不少难点亟待突破。
刘国光：我们需要继续探索和深入研究的问题很多，下面也举十一个主要课题：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于高级阶段的质的特征；
（二）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结合方式；
（三）实现国有经济两权分离的各种形式（利改税、租赁、承包、股份制等）的比较研究；
（四）对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研究；
（五）所有制关系改革与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关系，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的关系；
（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的研究；
（七）价格改革中的双轨制研究；
（八）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的环境问题；
（九）如何在改革中控制通货膨胀；
（十）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克服平均主义与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问题；
（十一）如何科学地界定各级政府管理经济的职权范围？
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改革开放要更勇敢一些”；同样，经济理论界也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勇敢地进行探索，才能做出无愧于当今改革时代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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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石门林场横遭哄抢盗伐
有关干部纵容事态愈演愈烈
本报讯 安徽省国营石门林场连续两年被哄抢盗伐，破坏成片山林24700多亩，损失木材37000多立方米。由于林场所在地的歙县人民政府少数领导干部纵容姑息，哄抢盗伐山林现象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国营石门林场位于安徽歙县，建于1956年。30年来，国家总投资296万元，已完成人工造林4.09万亩，成为安徽省重要的杉木用材林基地之一。全场现有森林蓄积量19.15万立方米，价值1900多万元。目前这个场每年木材产量占安徽省国营林场木材总产量的1／10。
自1985年6月，该县长陔乡部分干部群众制造种种借口，哄抢盗伐这个场的国有林木，大规模的哄抢事件竟延续至今。规模最大时，每天有500余人上山，149部板车（还有拖拉机）运输。11公里长的山林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地块被成片砍光。与此同时，30多名无证经营的树贩子也活跃起来，他们内外勾结，进山设点收购，转手倒卖。有的甚至在砍伐现场收购，进一步刺激了乱砍滥伐歪风。1986年、1987年又连续发生捣毁南源工区、哄抢堆木场现成木材等严重事件。
石门林场被哄抢的事件发生后，省、地领导多次派工作组进行调查处理。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并责成歙县政府采取断然措施予以制止。但是，县、区、乡的少数干部却采取阳奉阴违，明拖暗顶的态度。甚至对上隐瞒实际情况。副县长程富金竟对省地工作组谎称损失木材只有800到1000立方米，把损失数缩小了30倍。县木材公司于1986年春节期间一次就在该乡收购近千立方米哄抢盗伐来的木材。直到最近，该县还有人置中央指示于不顾，顶风作案。7月7日、8日两天狮石乡狮石村连续有200多人抢了林场713株树木，使林场生产无法进行。
（林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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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下大力进行综合治理
甘肃中部地区经受旱灾考验
本报兰州讯 记者张述圣报道：在“两西”建设中增强了抗灾能力的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经受住了一场严重自然灾害的考验。从去年9月至今年4月，这里连续8个月未下一场透雨，但是夏田没少种，秋粮长势好，植被没有破坏，人口基本没有外流，粮食产量可望达到丰收的1986年的水平。
以定西为代表的甘肃中部干旱地区，以“陇中苦甲天下”而全国知名。最近5年，国家累计投资4.37亿元，用于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综合治理。种草初步解决了自然植被的人为破坏。有水源可利用的地区，开工38项水利工程，已完成17项，新增有效灌溉面积29.8万亩，灌区人均占有水地2.1亩。无水山区新修梯田、坝地132万亩，累计达到696万亩，山区农业人口人均达到1.6亩。修建饮水工程1155项，解决了正常年景下76万人、36万头大牲畜、100万只猪羊的饮水问题。
经过综合治理，甘肃中部干旱地区20个县、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总体看，中部干旱地区已不再是甘肃最穷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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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市场报就制止假冒伪造商品发表社论
受害者要勇于保护自己
本报讯 7月20日出版的市场报就制止假冒伪造商品问题，发表了题为《受害者要勇于保护自己》的社论。社论指出：
假冒商品泛滥，消费者和被冒用商标的名牌厂家是直接的受害者。自己的权益被侵犯，怎么办？办法只有一条，根据国家的法律，同制造和销售假冒商品的劣行作坚决的斗争。
消费者的正当利益，厂家的注册商标，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消费者和名牌厂家完全应当运用法律武器，向有关部门以至法院控告假冒伪造者，揭露他们的恶劣行径，陈诉自己的受害事实，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办不法分子。只要自己的要求合法，官司一定会打赢。
妨碍受害人同假冒歪风作斗争，有有关部门的问题，比如执法不严，甚至徇私包庇，致使受害人的利益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假冒者没有受到应受的惩处。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群众中也有一种思想障碍，某些受害人怕麻烦，认为打官司不值得。岂不知，你容忍他，他就变本加厉地害你，正是这种对恶行的容忍，使假冒风愈演愈烈。假冒歪风，既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现时利益，又干扰了开放搞活这一长远国策的实行。这种祸国殃民的“过街老鼠”，实该人人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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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彩色高分辨率显示器投产
本报7月19日讯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试制的长城CTX—1型（三十七厘米）彩色高分辨率显示器昨日通过部级鉴定，从而打破了彩色显示器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北京东风电视机厂是国内彩色电视机生产的骨干企业之一，他们充分利用彩电国产化的技术成果，研制彩色高分辨率显示器，设计、生产一次定型。该显示器性能指标达到国外同类机型水平，可靠性指标超过电子工业部的标准要求。
（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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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郝建秀在山东考察时指出
只有改革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新华社济南7月19日电 （记者孙明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6月16日至7月18日率领调查组就双增双节、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出口创汇、扶贫工作等问题，到山东省临沂地区和淄博、潍坊、烟台、青岛四市进行了考察。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郝建秀一行先后考察了50多个企业和一些村庄，召开了20多次座谈会，同干部群众就改革、开放、搞活问题交换意见。她说，实践证明，只有改革，才能更好地调动群众献身四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理顺各种关系，使整个国民经济充满生机；才能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她希望党政机关进一步统一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工作效率，面向生产，服务于生产，为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郝建秀强调要把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她认为，搞技术改造，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凡国内能够生产的，性能比较好，技术也是先进的，就一定不要进口，一定要用自己的。对于引进的技术和设备，要抓紧组织力量，加快消化、吸收、创新，这是加快企业技术进步的好路子。
郝建秀一行在临沂地区调查研究时，深入到沂蒙山区的一些贫困山村，去看望革命老根据地的乡亲们，同他们商谈治穷致富的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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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对哄抢盗伐者绝不姑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林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林区经济开始活跃，林农生活有所改善。但是，近几年来，乱砍滥伐案件屡有发生，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对此，绝不能听之任之。
国家有政策，政府有法令，滥砍乱伐的危害性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一些人还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聚众哄抢、盗伐国有林木？从安徽歙县发生的这一案件看，一是有些地方党政领导严重失职，自己就没把哄抢盗伐国有林行为当回事，甚至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错误态度，支持、纵容哄抢盗伐；二是有关部门执法不严，以罚代刑，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三是当地一些国家公职人员直接插手木材经营，与社会上的非法经营木材者内外勾结，助长了哄抢、盗伐歪风。
国营林场是国家重要林业基地，担负着培育后备森林资源的重大任务。同国民经济其他企事业单位一样，国营林场管理的山场、林木，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侵占、破坏。哄抢、盗伐国有林木是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坚决依法处理，绝不能手软。对挑动群众哄抢破坏森林、伤害护林人员的犯罪分子，更应从速从重依法惩办。在那些领导确有失职行为的地方，还应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非此，不足以刹住乱砍滥伐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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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市综合改造旧城区成绩显著
近几年，沈阳市围绕道路改建、城市水系治理及大、中型重点项目的建设，综合改造旧城区成绩显著。八年来，沈阳市已先后改造二万平方米以上的旧区一百五十七片，拆除危破房一百七十多万平方米，近十四万旧区住户搬进了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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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粮食生产
湖南省在农村改革中，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粮食生产，全省粮食产量逐年提高。据统计，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六年，全省累计推广杂交水稻一点八亿多亩，平均每亩比常规稻增产七十二公斤，八年来总计增产粮食一百三十一点五亿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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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农机销售额创历史最好水平
今年山西省农机销量大增，上半年全省农机纯销售额达一点八三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一点七，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进一步加强了农业后劲。据了解，山西省在七大类农机中，有五类销量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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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畜禽消毒剂菌毒敌通过鉴定
本报讯 湖南省资江氮肥厂消毒剂分厂与有关科研单位共同研制成功“菌毒敌”（原名“农乐”）消毒剂，五月二十六日经中国兽药监察所和湖南省科委鉴定，认为“菌毒敌”是一种高效、低毒、无腐蚀性、使用简便的广谱型畜禽消毒剂，其性能和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部颁质量标准。有关专家认为，“菌毒敌”对各种畜禽病原微生物有显著的消毒效果，还适用于农业、林业、渔业以及环境消毒。 （廖赵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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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沧桑巨变
本报记者 赵相如
“在这个改革的年头，谁慢了一步就得落后。你隔半载一年到农村来，感觉会大不一样。”一个乡长对我说了这番话。农村巨变详情如何，记者最近到南昌市郊区作了一番调查。
“往下推”与“往上推”
出城过赣江，去十公里外的扬子洲乡，走的是平坦宽阔的水泥大路。记得前几年记者出城，那路坑坑洼洼，颠得人浑身骨头疼，还吃了一路灰尘！郊区区长熊九伶说：“农民有了钱，除了盖房就是修路。以前汽车运鸡蛋进城，一箱要震烂半箱，如今再不是那样了。”
“这样的水泥路修了多少？”记者问。
“连接4个乡，30多公里，花了350万元。城建部门拿了几十万，其余全是农民自己集资”。熊区长回答。南昌市郊区共有29万人，去年的财政收入比1980年翻了近三番。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98元，增长了两倍。
曾几何时，这儿的农民想买双胶靴都没钱。如今全区农民银行存款达到6700万元。农民盖的二层、三层的小楼就有5600多幢。不少农民家里，楼下放着黑白电视机，楼上摆着彩色电视机。
短短六年，郊区农村面貌变化这么大，令人吃惊。这归功于农村改革，改革的核心就在搞活还是堵塞上。湖坊乡党委书记陈文运说：“以前农民收了菜，装上小板车要推进城，咱们当党委书记的拦在桥头把板车往下推，不准菜农进城搞‘自发的资本主义’；农村经济一改革，农民装菜推车过桥，咱们当党委书记的上去帮着推。过去往下推，现在往上推。党中央的政策好，咱们的思想也大变了。”
搞了农村经济改革，一些束缚农民的条条框框破除了，农村生产力得到大解放。就连种花的农民，也用这门手艺创造着财富。蛟桥乡四个村有100多养花专业户，茉莉、月季、含笑、瑞香……样样有。城里哪个单位搞绿化，这里就有农民去承包。包种、包活、包绿、包美化。1980年顺外村办了个饭店，居然受到警告和市里某部门的通报批评。今年熊坊村投资450万元办了个花园宾馆，市委书记、市长都去祝贺，可见世风确实在“往上推”。
饱暖思愉悦
南昌郊区农民富裕起来了，但他们并不满足于这些享受，而有新的追求。
湖坊村六年前总收入才30万元，去年达到460万元。村党支部书记魏牛庚有远见，他一连派了10个人出去学企业管理、学财会，村里拿学费，以便管好村里十几家企业。为了让村里孩子都能上学，他们拆了旧祠堂，盖了幢三层教学大楼。去年教师节还花钱帮老师盖厨房、宿舍。一共7名民办教师，每人每年收入2000来元，比大学副教授的收入还多。
青云谱乡翻盖了所有学校的危房。每个小学教师都分到了住房，所有小学学生免费入学，费用由各村负担。乡长李培基说：“农民富了之后，对于办学花点钱，为教师住房花点钱，是花在了点子上。”顺外村去年总收入近5000万元，人均收入1734元。去年他们办成几件大事：一是所有幼儿免费入托；二是实行奖学金制度；三是农民退休，领取30—75元不等的退休金；四是农民看病、买药给予报销；五是投资40万元建起一座教学大楼，办村民业余夜校；六是建起娱乐室、阅览室；七是建了苏州园林式的农民乐园；八是全村建房统一规划，建起新村。村党总支书记、全国农业劳模曾荣苟对记者说：“我们正在摸索，怎么使全村在最近一两年里搞到一亿元总收入。把村里的事办得更好。”
富裕了的农民，在吃饱穿暖后，希望下一代有科技文化，他们要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色彩、更为丰富、更为愉悦健康。沧桑巨变，不止是在看得见的物质生活上，也在农民的精神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