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如何深入
戴逸
建国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旧中国，多数历史学家致力于秦汉以前的古史研究，成就卓著。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忽略或回避了对晚近历史的研究，致使近代史呈现一片荒芜，可读的著作、论文，寥寥可数。现在这种情况已完全改观，中国近现代史得到了普遍重视。经过三十八年的努力，特别是近八年来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园地中，百花争妍，成果丰硕，人才济济。国内以及海外，有很多专家对许多历史问题收集了资料，进行了分析，写出了有份量的文章和专著。无论宏观框架的构筑、微观情节的充填，都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呈现鼎足而峙之势。
任何一项工作，在经过迅速发展并取得显著成绩之后，人们总要回顾所得的成绩，总结过去的经验，展望今后的前途。建国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突飞猛进带来了一种错觉，仿佛研究工作快到尽头了。作为一门已有深厚基础的学科还会怎样发展呢？近几年来，同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常常议论起这个话题：我们的研究工作该怎样深入？该怎样突破？
当然，科学的本性就是不断地发展，它不会停留在某个地方。因此，人们的研究也必定会日益深化、前进。尽管客观历史早已形成，已是一个过去完成式，但人这一主体的条件、立足点和认识能力却在不断改变或提高；难以数计的历史资料也在不断地搜集、整理、披露、考订，因此，人类对过去历史的认识就不会穷尽、不会终结。随着研究者所处时代的差异，理论观点、认识方法、价值观念、研究手段的差异以及掌握资料多少、精粗、真伪的差异，他们对同一段历史会得出很不相同以至截然相反的结论。研究工作日新月异，不断提高，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人不断地加以丰富、完善，或者修正、推翻。人类的认识将从表层走向深层，从现象走向本质，从未知走向已知，从简单联系走向复杂的系统和结构。
尤其是近现代历史十分错综复杂，事态的矛盾、后果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暴露。因此，人们随着历史的前进需要经常回顾和反思刚刚走过的路程，每一次回顾和反思必能得到新的认识和教益。譬如一座高大的山峰，当你走出一定距离再回头看的时候，它象一幅高悬在天空中的巨大画幅，雄壮而巍峨的形象格外地清晰鲜明。
正因为如此，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不会到头。可以期望，在以下四个方面，近现代史的研究将会取得新进展。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是指导近现代史研究工作继续发展的指南针。马列主义不是狭隘的、封闭式的教条，它能够充分地吸收当代科学的新成果，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科学。当前，迅速发展中的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正在叩敲社会科学的大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试探着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数量分析法等等应用于历史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下，人们研究社会历史和人类自身的方法更加精密、更加多样化了，在科学发展综合化的趋势下，运用自然科学总结出的新方法，将有助于历史研究工作转向多层次、多角度的广阔轨道上去。当然，运用这些方法，应该经过抽象的概括和科学的验证，应该舍弃只适用于某些学科的具体形式，使方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而不是简单地、生硬地搬用。重要的是要引进、学习、探索、掌握各种新的研究方法，并且不要忘记：每一种新方法都有其合理地应用的界限，不可以任意夸大、滥用。
第二、近几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有较大幅度的拓展，逐渐突破了近代史上八件大事、现代史上路线斗争的单一格局。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宽广，高屋建瓴，目光四射，新的研究课题层出不穷。当前，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许多新兴学科蓬勃发展。历史学是传统的基础学科，和各门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而各新兴学科的进展也需要有新的探索。古老的历史学科应该去开辟那些过去少人问津，而现在又为四化建设需要的边缘空白地带，以焕发青春，服务于现实。如近现代城市史、区域经济史、边疆开发史，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人口史、宗教史、灾荒史、生态环境演变史，还有从前视为禁区的一些问题，统治阶级内部派系和斗争、反面人物的是非功过以及有关衣食住行、婚丧节庆等社会底层的风俗民情等，都可以提上研究的日程。这样，我们对近现代历史的认识将会更加全面、更加丰富、更加合乎实际。
第三、要把中国近现代史放在世界史的广阔背景内加以研究。全世界的近现代史是各国人民争取独立、民主、繁荣并走向社会主义的漫长过程。历史的发展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前进中经历了极不相同的路程。象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世界和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近现代历史是在这两次伟大革命的旗帜下走过来的。但是，基于国内外的不同条件，中国在民主革命中既没有、也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不能仿照苏联的模式。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本国的国情，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在实践中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从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法制、民族思想文化等多方面比较各国情况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考察世界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中国革命的具体经历，将能给人以启示和教益，将能帮助我们从宏观角度去观察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帮助我们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第四、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浩如烟海、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有档案、官书、文集、方志、笔记、日记、碑版、谱牒、信札、契据、报刊等等；有汉文的、少数民族文字的以及各种外国文字的；有公开刊印、广泛流传的文件书籍，也有许多尘封蠹蚀、罕为人知的稿本、抄本、公私档案。这些史料中有对各种历史事件详尽真实的记录，但也有种种歧异、舛误。进一步发掘史料的珍藏，对具体问题进行细致的考证、勘误、辨伪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用史料学去代替历史科学，但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的搜集、整理、排比、考证为基础。史料的突破常常会导致研究的突破，修正或改变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每个历史研究工作者必须勤奋、艰苦地做史料工作，在大量、丰富而准确、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有科学的历史研究。
我相信：近现代史的研究并无止境，不会停滞下来，今后，在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努力，都将取得成绩和进展。
孔祥吉同志对中国近代史上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就是从史料发掘、史籍辨伪、史实考证方面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现在写成了《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以康有为向清廷多次上书为主要线索，深入探讨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原委和进程，其中凝聚着作者辛勤研究所得的新见解。
孔祥吉同志从事史学研究的时间并不算长，已经发表了近百万字的文章。他利用北京拥有丰富史料这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多方寻觅珍本稿本，踏实钻研。有关晚清史和戊戌变法史的资料象磁铁一样紧紧地把他吸引住了。他尽情地吸吮着丰富的营养，铢积寸累，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掘、探求、思考。他不仅找到了大量珍贵资料，而且对戊戌运动和晚清政治融会贯串，触类旁通，想到和看到了一些前人所不知道的问题。孔祥吉同志的研究成果当然远非尽善尽美，但我相信，他叙述和考证的史实，比我过去所了解的，更加符合于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者在本书中，根据人所未知的新材料，阐明和重新评价了康有为和维新派的变法思想和活动，这些是近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他还能紧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从宽广的视角来考察戊戌运动的发生、发展和失败。戊戌维新就其实质来说是清朝统治阶级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维新之士的思想、行为、策略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的矛盾斗争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使晚清历史舞台上有声有色的政治运动、思想运动简单化、图式化。孔祥吉同志很注意当时的政治事件以及各个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在研究康有为于1888年第一次伏阙上书时，结合了甲申易枢后的朝局；在研究公车上书时，紧密联系了当时日趋激化的帝后两党的斗争；在研究百日维新时，将它与清廷内部的顽固派、改革派、动摇派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展示了一幅又一幅场景宽广而激动人心的政治画卷。
作者在本书中披露了许多人所未知的新材料，因此，他所阐明的康有为历次上书、代别人拟稿以及后来刊印戊戌奏稿时进行篡改的情况，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很有说服力。孔祥吉同志还根据自己的发现、考证与分析，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观点，如康有为早期的变法思想带有清流派的特色，袁世凯、徐世昌与戊戌政变的关系等等。自然，本书中的论据和观点还有可以推敲和进一步商榷之处，但作者那种勤奋钻研、不袭陈说、力求创新的精神应予肯定，而他提出的问题，研究的成果已经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对今后研究戊戌变法、近代政治思想和宪政运动等将有一定的影响。
近几年来，孔祥吉同志对原始资料切切实实下了一番苦功夫，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由此可见，尽管中国近代史方面已发表了很多论文、著作，同一个题目被不同的学者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过了。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几种途径，在近现代史研究方面开拓新局面。对史料的发掘、整理考证是途径之一。史料工作本来就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程，没有丰富而经过甄选的史料，就不可能建筑起宏伟的科学殿堂。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丰富浩瀚、真伪杂糅、种类繁多，史料的搜集、辑录、考证、翻译、刊布工作亟待进行，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我相信：史学工作者只要肯下功夫，努力耕耘，长期坚持，必定能有所收获，必定能把近现代史的研究推向前进。
（本文系作者为《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撰写的序言，本报有删改。该书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5版(理论)
专栏：
《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和《中国文化史新论》出版
何新的两部新著《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和《中国文化史新论》已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前一书中，作者尝试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运用艺术符号学与文化社会学方法，分析和阐述当代艺术美学和文艺学中的若干问题。后一本书是根据作者近年的学术讲演记录稿整理成文的，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在上篇中，作者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文化社会学和价值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在下篇中，作者结合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的目标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作了分析。（原）
第5版(理论)
专栏：
建设生态农业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向
郭书田
生态农业是根据生态学原理，用系统工程的方法，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按照各地的自然资源特点，建设高效益、高功能和形成良性循环的现代化农业。它在吸收一切有利于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新技术的同时，摒弃了有害于环境和导致农业生态恶化的东西。建设生态农业是使农业乃至整个农村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途径，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和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目前，全国已有200多处进行生态农业试验。从各地的试点情况看，我国的生态农业有以下一些特点：
其一，生态效益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统一。正确处理三个效益之间的关系，是建设现代化农业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单纯强调生态效益，忽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目前一些山区坡度超过25度的地方退耕退不下来，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妥善解决当地农民的口粮问题。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阜阳地区过去十分贫困，近些年来他们在上千万亩的土地上，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制定了发展生态农业的规划与具体实施方案，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种养加综合经营，采用新的农业技术，并大力发展沼气、节柴灶等，不仅使粮食生产稳步增长，而且林业、畜牧业以及其他经济作物都有了较大发展，初步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农业生产体系。土壤有机质由0.97％提高到1.2％，光能利用率由0.59％提高到0.672％。人均收入1986年已达466元，比1978年提高了5倍多。
其二，发展生态农业与农村环境保护、开辟农村新能源同步进行。随着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环境保护与能源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发展生态农业应当与环境保护、开辟新能源同步进行。浙江省德清县干山乡在浙江农业大学教师的指导下，开展了生态农业、环境保护与解决能源问题三位一体的模式试验。他们应用生态工程的原理，根据当地的资源条件，在坚持以水稻生产为主的前提下，发展桑、果、瓜等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并利用副产品发展畜牧、水产和食用菌。农作物秸秆一部分直接还田，一部分作为沼气原料，同时推广太阳能与节柴灶，解决能源问题。他们还对砖瓦窑排放的氟化物采取净化办法，保证了蚕桑的正常发展。他们对人、畜、农作物以及土壤中的化学残留物进行测定，均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他们正在研究农业生态系统与人的营养状况的关系，以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其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再生、永续利用兼顾。生态农业不是对自然资源的消极保护，而是根据人类的需要，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得到再生增殖，使之优化。重庆市大足县在西南农学院教师的帮助下建立了生态试验区，这里原来是个森林砍伐殆尽、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严重、生产水平低下的地方。从1984年起，他们从当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出发，制订了“改善环境功能、调整结构功能、提高运转功能”的目标和“山顶松柏戴帽、山间果树缠腰、稻田鱼桑站哨、农舍翠竹环抱”的立体开发方案。经过两年治理已初见成效，绿色植被增大，雀鸟还林，枯井见水，山泉复出，粮食、水果、肉、鱼类和蚕茧等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开始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
各地的实践经验证明，要建设和发展生态农业，首先各级领导要提高认识，把它当作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来抓。其次，以县为单位，请有关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培训干部和农民，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进行总体设计规划，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第三，生态农业工程是由多种学科组成的系统工程，要由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参加，共同研究，在点上取得经验，作出样子，然后加以推广。第四，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建设和发展不同类型的生态农业，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义，不要一哄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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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城市化道路问题的几种意见
今年4月到6月，《南方日报》理论版连续发表文章，讨论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问题。讨论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发展大城市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在农村就地消化，从而限制发展大城市甚至中等城市也限制发展，这种做法与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不适应。
从经济效益来看，城市是一个以获取聚集经济效益为目的、集约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学技术的空间地域系统，所以，一般来说，小城市经济效益不如大城市。工厂依城建，这是一般的常识。以小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使大量的小工厂散布在各个角落，每个厂都要发展，又没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以比较便宜的成本为其融通资金，供给人才，交流信息，提供配套，进行协作，只能在闭塞的角落求生存，可能还未进入现代工业行列就衰落了。更为严重的是，分散的乡镇企业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虽然国家再三强调要控制减少耕地的速度，仍然控制不住。如果发展大城市，一座50万人口的大城市，占地约4万亩，1979年以来离开土地的5500万农民加上家属，大约有200座这样的城市也就够了。在人口密集的国度里，有先例证明，城市化、工业化不一定要以牺牲大片耕地资源为代价。
发展小城镇 有的同志认为，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国力尚比较薄弱，固定资产原值只有1万亿元，人均产值不足400美元，国家每年能动用的基建投资额不够1000亿元。如果让2亿农民进城，要新建400个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或100个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占地6亿亩，投资1.2万亿元，这是既不可行也不可能做到的事。小城镇不仅面宽量大，容纳量大，而且劳动就业费用低（城市安排一个劳动力就业平均费用6000～8000元，小城镇则不足2000元）。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业人口转移，可以减少国家绝大部分投资。而且乡镇企业主要是以农产品加工为主，有利于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因此，我国的城市化道路，不能走农村人口大量直接拥入大城市的“一次性转移”的道路。中国的城市化决不是大城市化，更不是人口高度集中，而是控制大城市规模，适度发展中小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实行多层次、分段式的“城市化”。农村人口经过“乡村——小城镇——中小城市”这样一个“复式转移”，是中国乡村城市化所应经历的过程。
发展区域城镇体系 有的文章作者指出，我国城市化道路应该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小城市比例协调分布有序的城镇体系，也就是说，以区域为规划单位，全盘考虑，统筹安排，提高区域城市化水平。这就要求大中小城市的功能要明确，要按照劳动地域分工原则，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摒弃大而全、小而全的高耗低效的生产组织形式，工业生产专业化，相互协作配套，力求原料、产品流程的合理。凡是中心城市明确、商品经济发达、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的同一地貌区域，都可建立这样的城镇体系，即形成中心墟镇——乡镇——区镇——小城市——中等城市——特大城市为等级序列的宝塔形城镇体系。区域城镇体系是现代劳动地域分工的产物。因此，区域内各城市明确分工，各有侧重，同时又协作配套，加强横向经济联系，是建成区域城镇体系的关键。然而，行政区域的分割肢解了城镇体系的内在凝聚力，所以，选择区域城镇体系作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是以改革现行不合理的管理体制为前提的。
发展网络化城市 由农业化转向工业化、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农村多数人口逐步流向城市是必要的。要使城市化建设健康发展又避免城市病，就必须采取网络化的城市规划方法。网络化城市是由线形（或称带形）城市发展起来的。几年前，日本、美国的著名设计师首倡带形城市理论，就是利用高速交通线把两个以上城市串联，中间沿路发展中小城市，宛如一串糖葫芦。这种网络化城市的好处是：使沿线农民就近向中小城市集中，而避免大中城市盲目发展；城市基础设施比卫星城容易搞；城市串之间绿地多，可以避免污染。根据我国情况，下一世纪可以把许多带形城市连接起来，成为遍布全国的城市网络，这种网络化城市可能是下一世纪城市发展的理想模式。
（陈镇宏 刘玉梅）
第5版(理论)
专栏：
确立完整的“增产观”
宋力刚
过去，一提增产，不少人就认为，只要生产的产品数量比过去有所增加，就算增产；谁增加的数字大，谁就是好样的。不管增产的产品适用不适用，也不管它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现在，一提增产，人们就强调要增加适销对路的产品，增产短线产品；各企业也都懂得，如果增产的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占用大量流动资金，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十分不利。这在认识上和行动上，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然而，这种对增产的理解尚欠完整。
什么是完整的增产观呢？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我们所要增的是什么。明确我们国家和人民所要增的是真正的社会财富，是实际的使用价值。
第二，增加社会财富的途径之一，固然是增加适用的产品数量；但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使一定量产品的物质效益或精神效益提高几成、几倍，这也是增产，而且在许多场合下是最需要的最富有成效的增产。
第三，增产和节约，实际上是生产活动的两个方面。是不是增产和是不是节约，既不能只看产品数量的多少，也不能孤立地只看消耗的增减，而是要看总投入与总效益之比。如果消耗过多，得不偿失，那就不是增产，而是浪费；如果以降低质量的办法去减少支出，所失大于所得，那也就不是节约。
总之，增产是增加真正的社会财富，是以尽量少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创造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增产是增加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我们一定要从实际效益出发，对“增产”进行全面的观察和考核，更加珍视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包括品种发展）所能获取的最大的增产和最大的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