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1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与争鸣

关于我国对外贸易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姚曾荫
问: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根据,不符合我国对外开放、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对这个问题应当怎样看待?
答: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做出是与否的答案,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对国际贸易商品进行分类研究。
一般来说,世界市场上的商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竞争性商品,一种是非竞争性商品。竞争性商品是在一切国家都能生产的商品。非竞争性商品又可以分为三类:
A类:进口国不能生产的产品。如日本、瑞士、新加坡不能生产原油,不能生产许多矿产原料。美国和苏联不能生产天然橡胶、香蕉、咖啡、可可、椰子。因为要吃要用,就必需进口。这些都是属于互通有无的商品。
B类:进口国能生产但产量不能完全满足国内需要的商品。如近些年来苏联进口粮食,过去和现在我国进口粮食和钢材,美国进口原油、砂糖及许多战略原料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进口货都是调剂余缺的商品。
在工业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间、东方与西方间、东方与南方间以及苏联与东欧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中,互通有无的商品和调剂余缺的商品是大量存在的。这种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贸易是互补性的贸易。互补性的贸易格局,是各国间生产要素特别是自然资源秉赋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产生的。互补性贸易关系的背后,当然也是一种国际分工的关系。有些经济学者和主管业务工作的同志,把这种互补性贸易与国际分工对立起来,认为主张互通有无和调剂余缺,违反国际分工原则。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C类:许可证、技术和技术产品。进口国不具有生产有关产品的技术,短期内也没有掌握这种技术的能力,因此必须进口。战后技术贸易的发展十分迅速,已成为无形贸易的最重要项目之一。西欧和北欧国家、美国、日本、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都进口先进技术或适用技术。我国也进口这类技术。
A类和C类商品是属于互通有无的商品。旅游业及其他的无形贸易项目中也有一些是属于互通有无的商品。B类是属于调剂余缺的商品。A、B、C三类商品贸易的理论根据,就是互补性理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对外贸易中,都有大量调剂余缺和互通有无的商品。我国也不例外。
此外,还可以把国际贸易商品分做三大类。第一类是李嘉图货物(Ricardo goods)。这是由各国间劳动生产率差异而发生贸易关系的货物。第二类是赫克歇尔—俄林货物(H.O goods)。这是各国间因资源秉赋的相对差异或生产要素供求的相对差异而发生贸易关系的货物。第三类是产品周期货物(ProductCycle goods)。这是新技术的贸易货物。在国际贸易中,第一类货物和第三类货物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但第二类货物的贸易仍然大量存在,一百年以后也还会大量存在。这第二类货物的贸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调剂余缺或互通有无的贸易。在这种贸易关系的背后,当然也存在着国际分工的关系。
问:有的同志认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应该按照比较成本学说加以改革,你的看法如何?
答:按照比较成本学说进行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的确可以节约社会劳动,增加经济效益。这里所谓节约社会劳动,主要是在进口方面,进口越多,社会劳动的节约也越多。进出口贸易完全自由化,就可以达到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劳动的目的。但是,完全按比较成本学说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只存在于教科书中和某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思维中,在现实世界早已不存在了。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按照比较成本学说行事。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只有新加坡和香港,情况特殊,是两个例外。工业发达国家大都对本国农业进行保护,并对本国许多业已失去比较优势的工业部门(如纺织业、服装业、钢铁、造船、汽车、家用电器,等等)也进行贸易保护。它们都不愿意为了所谓节约社会劳动而放弃保护贸易措施。道理很简单,不这样做,就会造成更多工人失业、农业破产和企业倒闭。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更不能按照比较成本理论行事。道理也很简单,这个理论并不符合它们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这是因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任何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上,都不具有比较优势。
就我国的对外贸易来说,现在与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在劳动力资源与某些天然资源方面,因此在出口方面,在一个时期之内,只好着重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的出口。当然我们同时也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逐步改变出口产品结构,比如,当前我们就应该努力发展五金和机械设备的出口。在进口方面,我们更不能按照比较劣势的原理来考虑。不然的话,质高价廉的进口商品的洪流就会把我国的许多工业企业冲垮。
问: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究竟会起到什么作用?
答: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除了把本国多余的、不急需的产品和专门为世界市场设计和生产的产品输出去,以换取本国所急需的技术、生产设备和短缺材料以外,还可以起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作用,也就是通过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历史上,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最早的是英国。17世纪以后英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口贸易的发展。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芒图所说的,“尽管有人认为18世纪初期英国的对外贸易只占国内生产的1/15,但是,如果我们从自然科学中找来这样的类比,那么,只须很少数量的酶,就能在大量物质的内部结构实现根本性的变化。”同样,到了19世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经济增长,与它们对西欧国家、特别是对英国的初级产品出口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第二次大战后,在日本、联邦德国、香港、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出口的扩大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出口的增长,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已做出并且还将继续做出重要的贡献。继续努力增加出口,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中,必将继续起着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巨大作用。
问:有一种理论观点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就会减少。你对这个问题怎样看?
答:这种理论观点已存在几十年了。早在20世纪初期,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Sombart)就提出了“对外贸易重要性渐减规律”的学说。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和罗伯逊(Robertson)根据比较成本学说论证了对外贸易重要性渐减论。第二次大战以后,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思(Hicks)和刘易斯(Lewis)等十余人也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个理论。在苏联,斯大林和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学说。我国有些经济学家也有同样的见解。
这些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尽管说法不同,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认为国际分工只限于工业国与农(矿)业国之间的分工,国际贸易只是工业品与农(矿)产品的交换。随着农(矿)业国的工业化,进口工业品的需求减少了,初级产品的出口也减少了,因而对外贸易必然要缩减。他们没有估计到,在第二次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分工已成为主导形式的国际分工,工业品与工业品的交换已成为主导形式的国际贸易。工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贸易,已远远超过工业国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贸易而占到世界贸易的第一位。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是没有止境的。战后的统计数字证明,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不是缩小了,而是增加了。国际贸易重要性增长的重要标志就是世界贸易系数和世界出口系数的增长。1950年,世界贸易系数为16.4%,1970年增长到20.5%,1982年增长到33.5%。在世界贸易系数总的增长的情况下,不同类型国家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在1950年到1982年期间,西方国家的出口系数从7.7%增加到15.3%,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系数从15.5%增加到23.4%,苏联和东欧国家从3.4%增加到16.6%,我国从4.2%增加到1984年的8.9%。这就是说,在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总产值中,都有越来越多的一部分价值是通过对外贸易来实现的。这些数字表明了世界经济已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平: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已成为几乎一切国家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一个必需条件,对今天所有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总之,事实并不能证明有那么一个“对外贸易重要性渐减规律”的存在。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符合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规律的。
问: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开放度(Openness)已成为国内外经济学界十分重视的问题。中国的对外开放度以保持在什么水平上比较适当?
答:在经济学中,对外开放度是以对外贸易额在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来衡量的。在世界上,对外开放度最高的国家是存在大量转口贸易的新加坡。1982年,新加坡的对外开放度高达328%,日本为25.5%,美国为15.3%,印度为13.3%,中国为18.2%。同年苏联的对外贸易额在物质净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为22.8%。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超过美国和印度的水平。不仅如此,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度的增长是十分迅速的。1975年中国的对外开放度为5.4%,1980年增加到15.3%,1982年更达到18.2%,七年间增加了将近两倍半。
一般说来,国土面积较小、天然资源不富足的国家,对外开放度要大些;国土面积较大、天然资源比较充裕的国家,对外开放度就会较小,如美国、苏联、巴西、中国等都是这样。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天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对外开放度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下去。我估计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今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将会超过20%,但不会超过25%。
问: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对外贸易的利益和重要性究竟在哪里?
答: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进口取得使用价值。这在现阶段就是引进先进技术、关键设备,输入一些短缺的原材料和短缺的民用必需品。
第二,通过国际分工和国内专业化生产,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花费同量的劳动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或使用价值。
第三,通过出口可以带动出口企业的发展,而出口企业的发展的乘数效果又可以推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起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作用。
第四,通过对外经济贸易联系,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以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


第5版(理论)
专栏:

进一步搞活企业的几个问题
赵林如
一、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造与外部条件的变革问题。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围绕搞活企业采取了不少措施。分析走过的路,从中大体可以概括出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是从企业的外部条件入手,通过外部条件的改造来搞活企业。这包括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企业之间平等竞争条件的创造,如价格改革等。另一种思路意在通过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造或再造来使企业充满活力,使企业真正成其为企业。经过几年来的实践,可以看到,当企业外部条件的变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内部机制的改造必然突出起来,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但是,这一思路的转换决不意味着企业外部条件的改革已不再需要了。事实上,外部条件的变革,对于搞活企业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不仅内部机制比较健全的企业需要外部条件的进一步变革,而且众多的一般企业,在健全内部机制的同时,也需要逐步改变各种不合理的外部条件。从长远来看,国家和企业间的规范化关系,不同行业、企业间平等竞争条件的创立,对于所有企业的搞活都是十分重要的。应该看到,完全解决企业搞活问题,需要解决如下三个层次的问题而缺一不可:国家和企业的关系问题,市场条件问题和企业内部机制问题。这三个层次问题的解决,只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哪一层次的问题更应致力的问题,而不存在非此即彼或以一代三的问题。
二、企业经营方式改革与所有制改革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围绕搞活企业,还存在着如下两种思路:一是希望通过所有制的变革把企业搞活,另一是通过经营方式的变革来使企业活起来。
所有制变革的思路又基于两种不同的思想基础。一种是认为只有彻底变革公有制才能根除企业的短期行为,使企业活起来。显然,这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但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变单一的公有制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则是必要的。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上的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应区别这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变革的主张。前者应否定,后者必须坚持。
坚持两权分离的原则,通过经营方式的变革来搞活企业的主张,特别适用于大中型国营企业。这些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主体,搞活这类企业,必须从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这就需要我们积极探索这类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多种有效形式。
三、各种承包经营方式问题。
到目前为止,许多企业沿着两权分离、在经营方式上作文章的思路,已创造了许多好的经营形式。这些形式相对于国家对企业的规范性关系来说,都可以笼统地称为“承包经营责任制”。所有这些经营形式都不同程度地带来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和有待完善之处。
这些不同经营方式取得效益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概括起来有三点则是基本相同的。一是改善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企业较能摆脱种种行政条块的束缚,有了较多的经营自主权。二是保证了企业由有事业心的比较有才干的企业家来经营。同时经营者的利益也和企业经营状况比较紧密地联系起来,使他们能真正关心企业经营。三是这些企业一般都进行了内部管理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落实了层层责任制,较好地把职工的劳动贡献和他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较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从而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事实说明,只要做到这三点,不管企业采取什么经营方式,企业的经营一定会大为改观。
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经营方式的问题和局限性也有着共同的东西。这主要是:一,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不规范化。这样就难免苦乐不均,企业间竞相攀比,同国家讨价还价,同时也不利于为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二,无论是承包、租赁还是其他经营方式,都往往考虑企业潜力不够,难免使有些企业新增的留利和承包、租赁经营者的收入并不完全来自他们的劳动贡献,使国家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三,这些不同经营方式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短期行为问题。这表明我们目前的各种经营方式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目前,对于各种经营方式的探索和实践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在原有方式的基础上不断产生和派生出新的方式。如在厂长任期制的基础上产生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等等;另一种趋势是各种经营方式不断互相融合、渗透,互相取长补短,从而趋于完善。如许多经营方式的经营合同中大都明确规定了经营期间固定资产的增殖及技术改造的要求,这对克服企业短期行为有一定的好处。这两种趋势对于我们搞活企业的改革都是有意义的,既可以不断出现新的经营方式,又可以使那些原有的方式不断完善和发展。
相应于这两种趋势,企业经营方式的变革中也存在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容易刮风,搞清一色;再一种是不断花样翻新,同一个企业今天搞租赁,明天搞承包,后天又搞股份制,实际是从不断翻新花样中同国家讨价还价,得到一些好处。显然,这两种倾向都是很不利于改革的。
在企业经营方式的改革上,我们还要继续探索、创造新的形式。为此,要对各种经营方式的利弊进行比较研究,根据各类企业的特点,选择和创造合适的方式来搞活企业。
四、企业搞活和宏观控制、管理问题。
宏观控制和管理包括很多方面的问题,这里只从企业搞活后如何使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一致的角度,提出三个应当注意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第一,实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效益一般都有提高,但是,有些微观效益好的企业,宏观效益并不好。这些企业要么能耗较大,成本较高,和一些重点企业、必须发展的企业争原材料、能源;要么重复生产,造成生产力的浪费。在目前条件下,这种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不一致的矛盾单靠市场机制显然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同时采取宏观的计划调节手段,促使宏观效益并不好的企业转产或停产,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但是如何实现这一要求,还需要认真研究。
第二,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后,投资权下放给企业,将形成投资主体多元的格局,这对企业活起来无疑有许多好处,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投资的分散性问题、投资的宏观效益问题、如何保障大的重点项目投资问题、基建规模的控制问题等。与基建规模的宏观控制问题同时产生的还有消费基金的宏观控制问题。承包企业的职工收入和企业效益挂钩后,工资增长幅度一般都超过社会工资平均增长幅度,因此,如果普遍推开来搞,必然会出现消费基金膨胀问题。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进一步研究加强宏观控制的科学措施。
第三,由于目前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会产生上述微观效益和宏观控制、管理的一些矛盾,而在现有条件下,这些矛盾的解决往往要借用原有的计划体制来实现,搞不好,会走回头路。为此,我们应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考虑这一问题。从长远来讲,搞活企业的最好办法乃是把企业和国家的关系尽量规范化。这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微观搞活,也便于实现间接的宏观控制。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评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介绍
蔡济生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组织21位谙熟中日战史的专家,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战史丛书的压卷巨著《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编辑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全书共170余万字,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最近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本营陆军部》原文分十卷,共四百余万言,系统而详尽地记载了日本军国主义从1871年明治建军到1945年战败投降的兴亡历程。书中从不同角度叙述了日本军阀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等侵略扩张活动中的政治决策和军事行动,披露了配合军事行动所开展的外交及谋略工作。该书征引上自明治、大正、昭和历代天皇的主要敕谕、御前会议记录和陆海军机密档案;下至各级军政部门发布的命令,直接策划者和执行者的笔记、日记、备忘录等,内容十分广泛,其中许多资料属于第一次公诸于世的官方绝密文书,揭开了多起当年讳莫如深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研究价值。此书一经问世,就受到日本以及许多国家的政界、军界和史学界的重视。
本书中译者着重选译了《大本营陆军部》中侵略中国,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的有关章节,对其他章节则作了摘要编译,并从数百万字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等九部战史中,选译出本书未能详述的重要资料作为参考。本书还把冈村宁次于日本投降后在中国的日记和回忆录作为附录,并作了五百余条注释。这样,《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虽然篇幅较原书为少,但内容更加紧凑,结构更为合理,可以说是逐事逐日逐时地记载了日本军国主义从军事、政治等方面准备和侵略中国的全部过程及其背景。
《长编》上卷起自明治初年建军,止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着重叙述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活动,特别详细地记载了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过程,也客观地反映出中国全面抗战,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敌业绩。中卷起自珍珠港偷袭成功而导致的太平洋战争,止于日军在阿图岛的失利,侧重展示了中国战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互关系,当时在中国战场上打击和牵制着大量日本正规军,减轻了日本对美苏的压力,影响到其战略计划的实施,而盟军及东南亚国家的对日作战,苏联的潜在压力,也影响和制约着日军在华的战略目标。下卷起自盟军在伦多瓦、纳骚湾登陆,止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记载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局节节受挫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侵华谋略,较为详细地说明了日本接受投降时内部的尖锐冲突。


第5版(理论)
专栏:

书讯
△肖灼基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论著概论》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林庆元著《福建船政局史稿》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较系统地论述了该局从创办到解放前夕的历史变化。(今文)
△苏双碧著《石达开评传》最近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世琦)
△苏联科学院哲学教研室著《历史唯物主义概论》(易杰雄、康天意译),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反映了苏联八十年代前半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水平。(京)
△江苏省委党校部分教师编写的《改革与进步的八年》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艾力农主编的《现代实用百科知识》一书,已由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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