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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我的日本战友们
八年抗战中,有日本俘虏等人员组成的“反战同盟”,给中国人民抗战以很大帮助。
1944年3月,日人反战同盟的松野宽恳求我说:“首长,我要拯救我的同胞,我不忍看着他们不明不白地死去。无论如何也要让我上前线,我要向同胞们喊话!”
松野宽有喊话的经验。在泾口战斗中,他埋伏在敌人据点不远处进行战场瓦解敌军的喊话:“你们要考虑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不要替天皇和军阀卖命。”他义正词严地说:“……你们屠杀中国人民,并不能给日本人民带来真正的和平、幸福,而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松野宽趁机唱了一首歌“战争是痛苦的!”唱完两段,敌人据点里传出了掌声。
松野希望直接参加战斗的要求终于得到同意。在车桥战斗的第四天,他已疲惫不堪,领导劝他休息。他大声说:“不,我不是客人而是战士,我的岗位就是战场,我的职责就是战斗!”他照样向敌人喊话。战斗中,松野中弹身亡。我方指战员无比愤怒,赢得车桥战役大胜,日军和增援的部队800人全部被歼灭,生俘日军48人。
另一名日本战友坂本贤阶,少年时代随其父来过中国,并在上海读书。为反对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他毅然参加了日本地下反法西斯同盟——日本人反战同盟。不久,他被迫强召入伍,随侵略军踏上中国领土,在炮兵部队服役。他目睹侵略者铁蹄蹂躏曾经哺育过他的中国领土,心中万分痛苦。他被怀疑和监视,为此被调到一个伐木场任采伐队长。他在日本官兵和中国汉奸面前,装出对中国人民极为凶残的样子,以取得信任,便于隐藏在敌人内部,给敌人更深重的打击。他通过一个为我军控制的伪维持会长向抗日游击队坚勇大队表示,愿意建立联系并为游击队服务。
坂本参加坚勇大队之后,曾巧妙地装成日军带领队伍拔除了一个伪军据点;而当两名被俘的日军士兵执意以一死顽抗时,坂本以情真意切的态度,说服他们认罪投降。
(摘自《中华英烈》第四期 刘贯一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城市机构改革核心是转变职能
紧紧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中心,按深化企业改革的要求,精简专业行政管理部门,压缩中间管理层次,为企业变成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割掉“中梗阻”,加强经济综合、监督、调节部门,是城市机构改革的方向。
一,把转变观念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要从产品经济观念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转变;从政府对经济的直接管理为主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从把企业作为政府附属物向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转变。
二,主要精力放在转变职能上。各试点城市认真分解专业主管部门的职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职能转变:企业经营职能,彻底下放给企业和有关经营公司;综合经济管理职能,转移到各综合管理部门;社会工作职能,下放到城区;党群工作领导职能,实行属地原则管理;行业管理职能,由政府有关部门本着管行业不管企业的原则进行安排,并建立由企业自愿参加的跨部门、跨地区的行业协会。
三,注意配套改革。
四,妥善安置编余干部。
五,上级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城市机构改革。
总之,城市机构改革是一个整体,要把体制、职能、机构和人员通盘考虑。要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搞好配套改革。这样就可以逐步实现以点带面、“下动促上动”,为机构改革的全面展开,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摘自《瞭望》第二十五期 董瑞生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清明上河图》的命名问题
宋人张择端的艺术杰作《清明上河图》,是画北宋首都清明时节风物的。这应当说是一个解决了的问题。
近年以来,孔宪易先生发表了《“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认为“清明”二字是指东京新城外东南部的“清明坊”;邹身城先生也连续发表了《北望家国——故宫长卷名画“清明上河图”考释》、《“清明上河图”为什么不绘春色绘秋景?》、《“清明上河图”的命名》等三篇文章,认为清明二字是“太平盛世”、“政治清明”之颂辞。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对该图绘的究竟是春色还是秋景谈起。
孔、邹二位先生对《清明上河图》所绘的景色方面,提出了秋景的诸种理由,细看来都难以成立。《清明上河图》中所绘的春色极为明显,展图即见,最能反映春色的就是图中所绘的一百多棵树木,柳树刚吐嫩丝,其他树木则未发芽或萌发待出,正是东京开封的清明时节。秋景论者,对这一特色避而不谈,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应当说,长期生活在开封的人们,只要稍稍注意一下,中秋之时,这里的树木还不到落叶季节,各种树木的树叶都还保持着繁茂的景象。秋景论者对《清明上河图》要作出肯定秋景,否定春色的论断,应当对此作出明确的解释,此其一。
关于“清明”二字是否作清明坊解释,邹先生在反驳孔文时说:“按清明坊不过是一个小地名,画家本不必要选此题材作为呈献给皇帝的重要礼品。现存这幅画起点是郊外小道,绝不是什么街坊”。我想再补充一点,清明坊所处的京东第一厢,是在东水门外,这里是汴河城外的仓区,并不是一个繁盛的商业区,何况一个坊也决不会有图中所绘的那么大的位置。
那末,“清明”二字是否为作者取意于“政治上的治平”和“政治清明”呢?我认为这样解释是不妥当的。宋徽宗统治时期,尤其是后期,是否是政治上的清明时代?这一基本历史事实是应当清楚的。邹先生曾说:“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当时社会虽危机四伏,处于动乱前夕,而表面上依然歌舞升平……”宣和年间岂止“危机四伏”?又怎是“动乱前夕”?方腊、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不是已起么?而对辽战争又打得一败涂地,花石纲、免夫钱、括田所等,搞得民不聊生,全国鼎沸,更不用说稍后的宋金战争了。就东京而言,封建统治集团虽粉饰太平,但其黑暗统治是有目共睹的。
在邹先生的文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把“承平”与“政治清明”混在一起的说法,这也是不妥的。“承平”是对乱世而言,把它解释为“太平盛世”已不很确切,也不符同北宋末年的历史事实,进而与政治清明混同起来,离题就更远了。
(摘自《河南大学学报》第一期 予嵩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中小学教师严重短缺
我国现有中小学教师约800万,其中中学教师250多万,小学教师500多万。由于中小学生逐年递增,预计到1990年,还需补充中学教师90万,小学教师100万。但是师范院校每年只有7万毕业生,扩大招生,也只能每年输送10万教师,缺额很大。
师资不足,导致不少地区的教学水平不能达到国家标准。按教育部门要求,高中教师应具备大学本科水平,初中教师应达到大专水平,小学教师至少是中师或高中毕业。然而,中小学教师符合这一要求的,高中仅39.3%,初中低至27%,小学教师也只达到62.8%。
尤其是外语、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很多学校因没有教师,多年不能开设。北京市朝阳区97中位处市郊,今年该校初一年级四个班,就因为缺教师,只能开设语文和数学课。外语课在一些学校,则只好为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开“小灶”。据教育部门有关人员说,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因师资匮乏而严重影响正常教学的现象,更为严重。
北京市教育局曾尝试从社会上招收一批人,来补充中学教师队伍,也有不少热爱教育事业、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前来报名,但是,被录用者寥寥。其原因,据说是由于有规定,被录用者固然要有大专以上学历,而且还必须户口等关系在北京,并要是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干部。这样一来,绝大多数有真才实学的报名者,就被拦在门外了。
(摘自7月1日《中国人才报》 马雁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抗日战争中的《每日译报》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公共租界、法租界成为“孤岛”。中共江苏省委为继续宣传抗战,遂利用外国报刊在租界的合法地位,于同年12月6日创办纯翻译性的《译报》。但出版12期后,因日伪势力的破坏被迫停刊。党组织经研究后,决定借洋商名义办报,将《译报》改名为《每日译报》出版。1938年1月21日《每日译报》正式出刊,由英商大学图书公司孙特司·裴士和拿门·鲍纳担任发行人。日伪无法对之“新闻检查”,故该报得以顺利出版。
《每日译报》选译的都是外文报刊上有利于抗战的消息。如1938年6月译载斯诺文章《在日军后方的八路军》,叙述八路军同日本侵略军交战数月,已成为中国最强的一支军队;同年8月23日译载斯诺夫人的文章《东战场上的新四军》,报道新四军英勇善战,在敌后沉重打击敌人。该报还及时将党的方针政策向人民群众传达。如1938年8月23日起连续译载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全文;同年11月27日译载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
《每日译报》出版后,影响与日俱增。为此,日伪不断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1939年5月18日,租界当局强令《每日译报》暂时停刊。此后复刊无期,终被扼杀。
(摘自7月2日《社会科学报》 朱少伟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灾害经济学的特点
灾害经济学是正在创建中的一门经济学新学科。它是介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国土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之间的一门边缘经济学。
灾害经济学具有三个特点:一、它是一门守业经济学。所谓守业,是指保护已有的自然资源和物化劳动免遭损失。它不研究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而研究已有资源和已创造价值的保护。二、它注重研究如何减缓环境、生态逆向演替进程中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灾害经济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分支,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的研究不同;它注重研究如何减缓环境、生态逆向演替进程中的一系列经济关系,以及如何制止国土资源恶化的一系列经济问题。三、它研究的任务是灾害预测、灾害控制和灾害善后的经济问题。
(摘自《经济学周报》第十六期 杜一、李周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打破“三八线”
——谈教育、科研与生产的联合
在1956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开会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怀仁堂同部分代表见面,高教部长杨秀峰同志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为人才问题争论起来。两位老同志耳朵都不好,讲话的声音很大。杨老说:“现在要发展教育,但许多好的科学家都从高等学校弄到科学院去了。”郭老说:“发展科学事业不聚集一大批人才怎么行?不然,把科学院归你高教部领导好了。”毛主席笑着过来劝解。
毛主席多次讲过教育、科研、生产要联合的问题,可是在事实上,我们的教育、科研与生产之间,长期以来确有一条无形的“三八线”相隔,不能联合起来。虽然我们近年倡导体制改革,倡导科研、教学与生产的联合,但问题至今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我们面对的依然是脱离、纷争、扯皮等令人忧虑的现象。
放眼世界,已进入了新技术革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竞争,又使得科研、教育、生产几个环节联合起来,以形成优势。这种联合本身即意味着改革。我们这几年联合的结果究竟如何呢?很不理想!为什么?我觉得要从中国封建制的遗迹,即从小生产的本位主义来看这个问题。有些单位是一个个小堡垒,不肯打破自己的“一统天下”。即使讲联合,也是急功近利,不立刻见到好处的事不肯干。有的甚至互相封锁,互相争夺,互相排斥。有的科研成果宁肯转让给国外而不愿给国内生产。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转变思想。我们不要忽视封建的小农思想对改革、开放的阻扰。我们讲开放,不仅是对外开放,而且应包括国外科研、教育、生产各环节之间都要开放,以形成有机的联合。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说应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度的联合,倘若能实现这样的联合,我们的生产实力就会有很大发展,我们竞争的力量也会大大加强。
(摘自《群言》第七期 谈家桢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生活也是实践的重要形式
广义的生活是指人的一切活动,其中当然包括实践活动,但狭义的生活即消费活动,是不是一种实践活动呢?姜正冬在今年第二期《山东师大学报》撰文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所谓实践,指的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客观世界的活动。首先,生活也能“改造世界”。任何生活形式无疑都能改变外界客体的原有状态,即使最简单的吃、穿也是如此。同时生活的广度、深度及其过程的变化,还会引起原有社会关系及社会秩序的变化。其次,生活也能“探索世界”。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生活长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尝试动作,这就是所谓的探索动作,从而导致我们今天生活的丰富多采。
生活也具有实践那种客观性、能动性、历史性等基本特征。首先,生活是客观的。生活的主体作为现实的人是客观的;生活的对象都是由一定的物质载体所承担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生活中所用的工具、手段及生活过程本身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的结果也是现实的、客观的。其次,生活也是能动的。任何生活都是以人为主体进行的,人有精神、有意识、有目的,所以任何生活形式及其过程,总要受到人们一定思想、观点、兴趣、爱好、计划的指导和影响。再次,生活也具有社会历史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内容是不同的。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可怕的隐患——拥挤
近年来,我国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人口密度增大,加上人们活动频繁,外出增多,从而给城市居民生活带来了一个可怕的隐患——拥挤。
当代医学研究表明,拥挤环境下的生活,会给身体健康带来一定的危害。由于街道马路拥挤,人们互相干扰、接触、碰撞,加上来往车辆的频繁,会使人产生心理上的极度紧张。这种紧张的状态时间长了,会使人感到烦躁,头痛、头晕、血压增高、胃肠功能紊乱,有的出现全身微细血管收缩,供血减少而乏困。孕妇、年老体弱者,以及某些疾病患者,在拥挤时往往因碰撞、挤压造成精神上的紧张而发生意外。由于住房拥挤,人们在劳累了一天后不能得到良好的休息,引起精神疲劳,会影响植物神经和内分泌系统,造成躯体、内脏功能失调,成为心身疾病的诱发因素。
拥挤会加重环境污染。在拥挤状态中,空气中氧气含量降低而废气增加。加上人们说话、吐痰、咳嗽、吸烟以及身体汗液的蒸发,会使空气变得混浊,使疾病传播。另一方面,拥挤又增加噪声,使人处于嘈杂声中。据研究,这种噪声可以使人体内耳螺旋器发生不良影响,从而使听力衰退。再次,拥挤还可使交通事故增多。要重视拥挤对人们健康的危害。在城市建设中,做到合理规划,防止拥挤。
(摘自6月25日《中国环境报》 顾维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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