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书简
胡风致友人
致田间
1945年1月2日田间兄：
半年前听说你回延安了，但没有消息，我在生活泥塘里懒着，也没有写信。将近四年没有通消息了，很惦念你的情形，不知道你在创作上有些怎样的发展。
《给战斗者》印出来了，回延安后当已见到了罢。不知道你自己感想怎样。本想把《她也要杀人》和《亲爱的土地》合印一本，但后者，我觉得失去了你特有的东西。想整理一下，但几次想动手都无从下手，无论内容怎样好，但形式的要素是残废了的……
有可能，望把近年来的作品都带来一份。
附上几件关于你的批评。这些也不过（是）参考材料，只有一点可以说是胜利：战斗的无产者底美学的欲求，居然也有些人在赞美了，虽然他们自己还不过是莫名其妙地在赞美。
然而，路总是发展的，特别是在战斗特别发展的社会里面。我已不知道你在创作上经过了一些什么经历。
带上1170元。这是《给战斗者》的版税。照总数，还有16000，但出版社付不出，只好算作股本了。《给战斗者》底作者变成了资本家，这是非常特别的。
创一刊名《希望》，已出版。直寄文协转你一份，看到了望给我意见。我几乎在和这里“诗坛”上的诗人为敌，但我想，即使是为了一首战斗的作品，也是值得和他们为敌的。
本想写一详信，现在不能了。握手！
胡风 顿首 元月2日
致 路 翎
1983年11月28日路兄：
信收到。正要回信，但刚才晓风说梅志已经回了。她总是这样，告都不告诉我一声。晓风说，梅志把失掉了的几章的纲要寄给你了。也不知道她哪来的纲要〔注〕。那长篇，我读过原稿还留有印象。特别是那个战斗英雄回乡的情况，再上前线时在路上的情况，和朝鲜阿妈妮的情况，还栩栩如在眼前。失去了的要补当然很难，但只好不作恢复原状之想，尽可能把情节联系起来，如果有“纲要”，当然更好办些。情节联系不起来，就是作者并没有写它，交待几句，跳过去算了。至于头两章，那是非要不可的，但也可以用叙述的办法，尽可能较详地交待过去，目的是救出尚在的全篇。这情况，也可以先不告诉出版社，以免他们发生顾虑。没有写完，或者写完了但中间失去了一部分但还是印出留下来的例子，不但有过，而且还传为佳话。
我还是那样。在室内走动都非拄着棍子，而且还要扶着不可。那次过你住处没有敢上去，上去如有斜坡，十之八九要跌交，那就不堪设想。
我生平（包括少年在家时）没有过过生日。去年是第一次。今年梅志忘了，我感到很幸运。
经常惦记着你。几次想写信约你，但不知道你的情况，怕增加你的负担……你来走走好了。下午来，吃点晚饭回去，或上午来吃点午饭回去，都可以。我总是在家的，但如有电话，就打个电话，以防万一被叫去开什么会。
我只是没有更坏。每时每刻都在幻听幻视中。自有记忆到现在，横的遍全世界，都在脑子里出现形象。而且都是颠倒错乱的情节。你小说剧本中的人物和情节，也经常在脑子里活动、表演。
只要绍羽有时间，随时都可来坐坐，也不必等到新年。节日之类，早已对我失去意义了。
祝好，全家好。
风 11月28日
注 长篇小说《战争，为了和平》原稿散失。经多方找寻，仍缺前两章。胡风夫人梅志在看原稿时曾写有“摘要”。后作者写成“引子”，以代替前两章。此书已由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晓风，乃胡风之女。
第8版(副刊)
专栏：山川风物
安溪清水岩
白育琛
安溪是名茶“铁观音”的故乡，清水岩就在福建省安溪县城西北15余公里的蓬莱乡蓬山北麓。它以天然奇景磁石般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被誉为：“泉石无双地，蓬莱第一峰”。
清水岩庙宇，据史载始建于北宋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后遭火焚，元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重建，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又一次进行了修建。现有殿、阁、宫、亭99间，均为元、明、清代建筑。庙宇依山而建，远远望去呈“帝”字形，十分雄伟壮观。
清水岩风景区的古迹胜景星罗棋布，如袈裟石、丹臼、石船、清珠帘、方鉴塘、出水石、真空塔、千年罗汉松等奇景，以及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摩崖石刻。
风景区中的“枝枝朝北树”，乃一大奇观。这是一棵巨大的古樟树，位于清水岩庙宇对面的山坡一侧，与庙宇隔涧相望，为宋代所植，树围7人不能合抱。树冠不论老枝还是新芽，枝枝杈杈都朝北伸长。传说因树的北侧有座祭祀民族英雄岳飞的“三忠庙”，英雄的辉煌业绩深深感动了这棵历尽沧桑的古树，因而它枝枝朝北伸出，以示向英雄致敬。古代有诗人曾留诗赞道：“岩外古樟占一隅，枝枝向北与他殊，无知草木犹如此，寄语人间士大夫。”
安溪清水岩不仅闻名闽南，而且传衍到台湾。台北、基隆、澎湖等地，共有仿建的“清水祖师”庙宇63座。近些年，清水岩由当地政府筹款修葺一新，金漆彩画，富丽堂皇，还新兴建了避暑山庄，方便了前来游览的国内游客、港澳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附图片）
清水岩庙宇 白育琛 摄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中外文化交融的“断”与“续”
——访施蛰存
钱宁 文 苗地 插图
施蛰存，现代作家，30年代曾以创作心理小说和主编文学期刊《现代》而知名，后转向古典文学研究，现为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
记者：文学创作，对您来说，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有意思的是，一些研究者现在开始将您视为中国文坛上第一批“现代派”作家，而不少崇尚“现代派”文学的青年在读了您30年代创作的那些充满“现代意味”的心理分析小说后也感到相当惊奇。
施：我那些东西只能算是“出土文物”了。有人说很“新”，我说，“新”在哪里？那不过是30年代的东西呀！无论是从新文学运动的角度还是从当时世界文学发展的状况来看，都是如此。要说今天还能使人感觉“新”，那实在因为我们关门关得太长久了！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这种“新奇感”只不过是长期自我封闭的结果？
施：门关久了，再打开时，外面的一切都会觉得“新”，现在的东西是“新”的，五六十年代的东西是“新”的，甚至三四十年代的东西也会感觉新鲜。我觉得，现在乱也乱在这里。外国文学的介绍有一种“赶时髦”和追求“票房价值”的倾向，大家争着译荒诞小说，惊险小说，庸俗的爱情小说，介绍进来的多是些二三流的东西，真正一流的作品反倒不多。一般搞文学的青年又多不懂外文，文学史的基础知识也很缺乏，他们接受外国文学多少有点象到时装店去挑衣裳，这件摸摸，那种瞧瞧，自己并不知道哪种好。有的人已跳过了“荒诞派”，有的人还在补“心理分析”、“意识流”，这中间实际上要差上三四十年呢！
记者：青年一代对现代西方文化的认识的确缺少一种纵深的历史感，对他们来说，这个派，那个派，好象都是这几年的事情，不过，若为此而一味责怪他们浅薄，我觉得也不够公平。
施：这不能怪青年。怪来怪去，应当怪我们关门关久了！30年代的文艺界，无论是所谓“京派”、“海派”，还是早期的左翼作家，他们对外国文学都相当熟悉。那时候，外面有了什么新书都能进来。苏联的进步文艺杂志在秘密书店里也可以买到。我们对国外文学的了解和吸收基本上是和他们文学发展保持同步的。
记者：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传统吧？古老的中国文化正是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不断得到更新。
施：是啊。可后来这个传统断掉了，关门意识慢慢来了，文学的视野越来越窄，欧美的东西，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拒不接受——这是我们文化发展的致命伤。现在西风又吹进来了，我们的文化当然要受到冲击。有些人已经看不惯了，但应当认真想想的是，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是因为当年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中断了，没有经历人家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那些阶段。他们的文化也是一个传统下来的，即使你不准备接受，也应该顺着其发展脉络去了解，这是无法省略或跨越的。
记者：历史的因果链条真是环环相扣！那么，现在应当做些什么呢？重新把大门一关了事总不算是好办法吧？
施：当然，这扇门不能再关了。“中国本位”，不能排除吸收外来文化；而吸收外来文化，也不会使中国文化变成全盘的外国文化。所以，我现在主张两个字：“续断”——继续“五·四”以来那个断掉了的传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补课，要象鲁迅先生编《译文》那样，有一点计划和选择，将近几十年来欧美文学（包括苏联文学）的发展，系统地介绍进来，使青年们减少一些不正常的“新奇感”。关门关了那么多年，这中间已经有了一条很深的鸿沟。这条沟不填满，我们是无法继续向前走的。（附图片）
八十有二，却不觉老之将至。乐观、放达，一如当年文字激扬之时……
第8版(副刊)
专栏：
她要为孩子们募捐？
房延军
上海电影译制厂新译制了一部英国立体声影片《圣诞老人》。这部故事片是为十岁以下的儿童摄制的，影片拍得很美，构思、表演、画面、音乐和音响都不错，可见摄制者不仅是很精心，而且是怀着童心的。此片译制之前，先将原版片招待放映了一场，观者无不欣然解颐；有的老太太快乐地说：“好象我也变成孩子了！”
配音导演和译制人员当然不敢懈怠，他们要求自己也要怀着一颗童心，来译制好这部影片。为了保持原片立体声效果，他们不嫌麻烦，作了精心的准备。可是，待到后期混录（将对白、音乐、音响等多条声带混成一条）时，却出问题了。译制厂没有立体声混录设备，还得拿到有这种设备的某电影制片厂去混录；这家电影厂要价一万五千元以上，而译制厂译配这影片总共收入才只有二万元，如果付去混录费，就得倒赔钱；影片公司呢，也不肯为此多付费用。“公事公办”的结果是：只好将多条声带混录在单声声带上。这样一来，原片那种生动、逼真、奇妙而又如临其境的音响效果就被破坏了；而且由于挤在单声带上，有些地方音响盖过了对白，使人难于听清片中人物在说些什么。前功半弃，配音导演和译制人员都为此而沮丧；大家对导演开玩笑说：“你挂上个牌子，站到大街广场上，去为孩子们募捐吧。”
导演跟我谈起这事时说，我们本来想在“六·一”节给孩子们献上这份礼物的，可是这礼物现在却被损伤了，成了“次品”；就好象送给孩子美丽的新衣服，而这衣服却扯了几个洞，多让人难受！当然，这事儿闷着不说，大家也不知道，但我们总感到对不起孩子，不该糊弄孩子。
我也为这件事遗憾、感慨，当然不仅是因为我也有一个十岁的儿子；而是因为这件本可以为孩子们办好的事，结果还是留下了缺憾。我还联想到，近日走访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知悉该院正准备建造一座残疾儿童康复大楼，原计划建七层，因为“压缩基本建设”的理由，一刀切下来，切掉了一个层面。我疑惑：对这座为残疾儿童造福的建筑，为什么不能另眼相看、刀下留情呢？联想到有些地方和单位不惜耗用巨资，从国外购置机器、设备，购来后却用不上，只好束之高阁；甚至在港口、机场无主认领，我就不禁要喟然感叹：不该花钱的地方，那么轻而易举地“慷慨”花钱；而应该花钱的事情，却又那么困难，有时简直是“难于上青天”！比如，上海电影译制厂要进口一台立体声混录设备，可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译制人员并不甘心就此罢了，他们将《圣诞老人》原来的音响素材妥为保存着，希望哪一天有足够的钱，搞一个“正品”——立体声的版本，再奉献给孩子们。然而，究竟是哪一天，仍然还很渺茫。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也说珍惜观众的时间
左琬
人民日报五月十五日第八版刊登的《珍惜观众的时间》一文，对有些电视片片头过于繁琐提出意见，的确是反映了广大电视观众的呼声。文章认为，电视片片名之后名单太长，剧终又推出一大串赞助或应予鸣谢单位的名字，“使人看得心烦”。这都说得很对；但文章作者对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片头也搞得很繁琐却不置一词。那一长串名单：原著、监制、改编、导演、副导演、美工、灯光、服装、作曲、总剪辑、制片主任，还有顾问、习俗指导、表演老师、演员、配音……等等。剧前剧后又有一大串赞助单位、鸣谢单位。揆诸情理，文章作者应当是看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而在执笔为文批评电视片片头过于繁琐这一现象时，却偏偏回避了《红楼梦》也有这一缺点，反而举出艺术手法简洁来赞扬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并且以黛玉进荣国府为例说明“导演倒是不想拖拉”。这就未免牵强！因为片头片尾名单冗长是属于艺术行政方面臃肿的技术性问题，怎么可以拿它与片子内容、艺术手法上的精炼当成一回事而相提并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