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近代留学生对祖国的贡献
李喜所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后，我国青年负笈海外留学的约4万多人。按时间先后和不同特点又可分为4个时期：即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欧美；二十世纪初年的留日热；清末民初的留美高潮；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无论哪个时期，绝大多数留学生都刻苦求学，追求光明，为祖国的独立、民主、富强作出了贡献。
1872到1875年，清政府曾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由于顽固派的反对，没有完成原定15年的留学计划，中途撤回，并受到了清廷的歧视。但凭着他们火热的爱国热情和多年的努力奋斗，大多成长为政界、军界、商业界的知名之士，或工厂、企业、铁路、矿山的技术骨干。例如邝炳光在直隶、山东、湖北从事各种工程建设，并将研究的成果写成《金银冶金学》一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邝荣光是开平煤矿的著名工程师，曾绘制了《直隶省地质图》和《直隶省矿产图》，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式的地质图。中国的电报、电话事业也多由这批留美生开创。他们在上海、天津、湖北、福州等地建电报局，装电话线，还在电报学堂培养技术人员。梁金荣是江西电报局的创办人；程大业是黑龙江满洲里电报局的筹建者，在那里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特别在近代中国铁路的建筑中，这批留美生贡献尤多。他们活跃在沪宁、津浦、粤汉、京沈、京张等线路的建设上，多为经理、总办、工程师或董事。至于詹天佑为中国铁路所作的贡献，更为人称道。从1888年之后，詹天佑的全部心血用在铁路建设上。他不顾英国、日本、德国等外国工程师的多次失败，经过艰苦努力，设计和建成了滦河大桥，成为由中国工程师指挥建筑的第一座近代化桥梁。1894年，英国工程师学会因此选他为会员。从1904年开始，他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突破了一道道难关，终于1909年建成。这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还节约经费28万两白银，真正实现了詹天佑提出的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奋斗目标。他所著的《京张铁路工程纪略》，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工作的留美生还参加了1884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他们技术熟练，作战勇敢，一些人以身殉国。在中法战争七星塔战役中，留美生打得很顽强，其中杨兆楠、黄季良、薛有福、邝咏钟壮烈牺牲。在甲午黄海大战中，陈金揆任致远舰大副，他和邓世昌紧密配合，冲锋陷阵，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沈寿昌、黄祖莲两位留美生也在战斗中牺牲。此外，活跃于外交、教育、文化界的留美生也有独特的贡献，有的人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成绩。留美生蔡廷干用英文著有《唐诗英韵》，1930年在美国出版，促进了美国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了解。他晚年还写了《老解老》（研究老子的著作），在美国也有一定影响。邝其照编的《英文成语词典》，1881年在纽约出版后，至今仍为美国学者所参考。
1877年清政府陆续派80多名青年往英国、法国等地学习军事技术。这批青年学习极为刻苦，归国后，直接为中国近代的国防建设作出了贡献。刘步蟾在欧洲留学时就成绩优异，归国后任北洋海军的右翼总兵，海军的编制、章程和主要技术指导大多由他负责。左翼总兵林泰曾也是留欧生，对北洋海军的建设出力也很多。北洋海军的12艘主要船舰的管带（舰长），有7艘由留欧生担任。他们训练有素，作战勇敢，在甲午黄海大战中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靖远管带叶祖珪沉着坚定，机动灵活，战斗到最后一刻；超勇管带黄建勋与船舰同归于尽；来远管带邱宝仁在船上起火后还坚持发完最后一颗炮弹；经远管带林永升冲锋在前，壮烈牺牲；林泰曾、刘步蟾表现更为坚定，最后在敌舰围困下服毒自杀，“船亡与亡，志节凛然”。另有一些留欧生归国后到福州船政局工作，他们成立了一个工程处，负责全厂的技术指导，并逐步辞退了外国技术顾问。经过刻苦努力，他们造出了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当时最大的一艘巡洋舰——开济号。后来的主要船舰制造皆由工程处设计，逐步涌现了一批造船专家，其中以在留学时就成绩优秀的魏瀚最著名。留欧生还组建了鱼雷车间，在制造火药、炮弹、水雷、炼钢等方面，也有突出进展。他们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批先驱者。留欧生中还涌现了严复这样的翻译家和思想家，马建忠这样的外交家和语言学家。
如果说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的贡献主要在科学技术方面，那么，二十世纪初年的留日学生运动则侧重于政治斗争。面对清廷的腐败和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澜，留日学生急于寻求的是救国良方。李大钊1913年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5年初参加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鲁迅1902年赴日留学，就是在“灵台无计”情况下的一种选择；秋瑾泛舟东渡，也是为了“求良策”；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无不是从政治斗争出发往日本留学的。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是新知识，他们跑书店，参加集会，听演讲，探讨中国如何才能振兴起来。他们办了许多报刊杂志，介绍和宣传欧美及日本的新理论；同时还组织了好几个翻译团体，翻译种类繁多的各种图书。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及“社会主义”等许许多多新理论，通过留日学生之手，介绍到了中国。他们创办刊物之多，译书之广，在世界留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中国的话剧也是由留日学生介绍过来的。在对新知识和新理论的追求中，留日学生的思想空前解放。他们运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严厉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揭露清廷的腐败无能，抨击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而且努力探讨反清革命的理论、方针和道路。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占主流的情况下，留日学生中出现了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流派，并由上海向国内广泛传播。二十世纪初年中国人思想的解放，主要是留学生推动的。这就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这次革命准备了领导骨干。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就是以留日学生为基本队伍。1905至1907年，有数可考的同盟会员379人，其中留学生354人，90％是留日生。各地的反清武装起义，留日学生也是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中有不少人慷慨捐躯。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武装起义，留日生是主要发动者。林觉民在起义前写的那封充满爱国激情的《与妻书》，一直鼓舞着热血青年为祖国献身。黄花岗72烈士中，有8名是留日生。武昌起义后，各省的反清义举，也大多由留日学生发动。因此，留日学生运动直接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坚实的基础。孙中山这样评论说：“本党从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所得的会员，不过一万多学生，他们回国之后，到各省去宣传，所以辛亥年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不到半年，就收全国就统一的大效果。”
和留日学生不同，清末民初的留美青年主要从事“科学救国”。他们到美国后，刻苦钻研各种新型科学，努力撰写学术论文，还办有《留美学生年报》、《留美学生季报》，成立了几十个学生团体。留美学生那种艰苦求学的毅力和可贵的团结精神，常受美国友人的赞誉。从1917和1918年所汇编的《游美同学录》看，这批留美生中90％以上的人获学士学位，一批人获硕士和工程师学位，有35人获博士学位。硕士周厚坤曾获美国航空学会奖，写出了很有水平的学术论文《航空机振动促进法》；硕士吴祖耀曾得化学奖学金，发明“测定炭质之新法”；朱文鑫在数学上造诣颇深，著有《积分方程式》和《代数图解》二书；王宠佑对采矿很有研究，撰著了《锑矿》和《中国地质矿产全书》，后成为近代名声卓著的矿学家；杨光弼的学术论文《新发明之重量的分析铝与锌锰铁钴镍等新法》，在美国化学界颇有影响。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留美学生在1914年组织了“中国科学社”，创办了《科学》月刊。这个杂志坚持了三四十年之久，共发表了三千多篇学术论文，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一个自然科学刊物，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科学知识的提高，有难以估量的贡献。中国科学社的各种活动生动有趣而收效显著。他们译书、举行学术演讲、进行技术咨询、搞科学成果评奖、办研究所、建实验室、组织科学旅行团、主持中外科学文化交流，还建有博物馆和图书馆等。他们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杭州、苏州、重庆、沈阳、青岛等地都设有社友会，几乎影响了全国。这个学术团体，不仅造就了一批科技专家，而且推进了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社翻译的《人类生物学》、《水利工程学》、《最近百年化学的进展》、《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等，开拓了许多科学工作者的思路；他们出版的科学丛书，如赵元任的《中西星名考》、吴伟士的《显微镜理论》、李俨的《中国古代数学史料》等，都有较大的影响。中国科学社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清末民初的留美生中也因之涌现了一批科学家。中国近代许多新学科的创建，十之七八来自这批留美生，侯德榜、竺可桢、茅以升等则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
1919年前后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时期，留法勤工俭学生自然以追求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目标。这批青年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追求新知的迫切性是惊人的。他们白天劳动十几个小时，晚上还坚持学习到深夜。他们既要过沉重而艰苦的劳动关，又要过外语关和学习关。但他们劳动不忘考察社会和研究世界风云变幻，把读书和探索中国彻底解放的道路紧密结合起来。蔡和森到法国留学后，几个月内就“猛看猛译”了100多种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还组织大家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讨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步骤。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中确立的。周恩来和赵世炎等人也是在留法期间广泛研究各种思想流派，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而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周恩来还特别注重实地考察和研究世界局势，并撰写旅欧通信，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当时他已认定实现社会主义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留法勤工俭学生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组织各种革命团体，锻炼了他们的政治才干和组织能力。他们在1921年组织发动的“二八运动”、反对中法秘密大借款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中，表现了勇敢的斗争精神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不仅涌现了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而且成长起了不少革命的政治活动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直接的贡献是两点：一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二是涌现了革命英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不少来自留法勤工俭学生。所以，留法勤工俭学透露了中国革命的新曙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打下了基础，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光辉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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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史人物
中国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缪伯英
曾长秋 周建纯
在中华女英烈的行列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这就是我国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缪伯英。她是湖南长沙人，1899年出生。20岁时，她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开始走上新的历程。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为各种新思潮所激荡，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争鸣”的新气象。那时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到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其中不少人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曲折过程，缪伯英也是这样。她到北京不久，认识了湖南籍的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广泛流传，各种社团纷纷涌现。在何孟雄的介绍和启发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去那里看书读报听演讲。不久，她中断了在女高师的学习，参加了工读互助活动。
北京工读互助团于1919年12月4日成立，是王光祈等人发起的，这是一个自愿结合起来、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实行半工半读和集体生活的团体。它有四个组，缪伯英在第三组。这个组都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缪伯英与同组的十几名女生，出于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思想的追求，脱离学校和家庭，自食其力，租赁了北京东安门北河沿十七号的一间房子，开起洗衣店来。但是，工读主义在实践中很快遭到了失败。
俄国十月革命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东方古国。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缪伯英每期必读，并在北大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很受启发，逐渐摈弃了对工读互助主义的幻想。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李骏等1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常聚在“亢慕书斋”图书室潜心研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还自己动手，由德文翻译油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一些章节，大家就读书所得，各抒己见，讨论很是热烈。有时，缪伯英还把进步书刊秘密送到女高师同学的手中。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1920年9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随后，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她参加了十月间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11月间，诞生不久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内部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为了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五人入党。当时，缪伯英是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第一个女党员。
1921年，就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何孟雄和缪伯英这对志同道合的战友，组成了自己的家庭。婚后，他们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五号。这个新家庭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他们家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罢工运动相继兴起。缪伯英与战友们深入工人中办夜校、办俱乐部。1922年2月间，还组织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兄弟的罢工斗争，并且在自己任编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
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工作。她根据党的指示，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
同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不久，她又南下，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
1923年2月，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全力以赴地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这次罢工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她与几个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他们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缪伯英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她的工作很满意，曾赞誉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6月，由于北洋军阀京师警察总监的追捕，缪伯英走避南方，在幼时读书的长沙一女师附小教书，并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第一任妇委书记。后来，党调何孟雄、缪伯英到武汉和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缪伯英由于斗争环境险恶，食无定时，居无定所，长期过着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把身体拖垮了。1929年10月，在上海猝然病逝，时年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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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
许征帆
最近，王东等三位中青年哲学工作者献出了新作《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这本书的副题为《改革之路的哲学沉思》，点出了作者创作过程中的着眼点与着力点。
本书作者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不断深化的结合中，考察社会主义中国的体制改革的历史渊源与思想渊源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生长点和衔接点。
从这本书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剖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开放在马克思主义这株参天大树的主干上的绚丽花朵，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晶。作者强调指出：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那几篇被公认为是理论“遗嘱”的论著中，关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构想，开辟了一条通过发展商品生产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列宁的构想，正是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之路的最主要的思想源头。我国的经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同样从这个思想源头中获得启迪并摄取营养。
本书还从哲学高度探讨了改革所开辟的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特殊规律。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经济上追求脱离实际的“高速度”、“大跃进”，在管理上形成高度集中的僵化的经济体制等倾向的共同理论根源之一，就是不理解社会主义矛盾的特殊性，不理解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本质特征。正如书中指出的，我们今天通过改革所寻求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也就是寻求一条更符合社会主义辩证法本质特征的道路；寻找一条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矛盾，以达到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新道路。
该书还探讨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发展战略。作者环绕着“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个重心，阐明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条线讲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条线讲人的主体生产力的发展；强调应当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自觉地把“社会变革——人的发展”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使改革取得双重的成效——不仅恢复社会主义经济机体的生机活力，发展生产力；而且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和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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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几个认识问题
张文周
重庆市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进行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现在已有几百个企业实行了厂长负责制，有一批大中型企业推行了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实践证明，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有利于改变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慢、效率低、无人负责的状况；有利于实现党政分开，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工会工作，有利于企业的民主管理，效果是好的。
当前阻碍厂长负责制贯彻落实的一个思想障碍，是认为实行厂长负责制取消了党的领导。这种思想的产生源于“企业党委领导一切”的观念。我国企业中较长时间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党委实际上包揽一切，大事小事都要由党委最后拍板定案。这种旧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整套领导方法、工作程序，弊病甚多。集中起来就是邓小平同志1980年指出的“三个不利于”：不利于工厂管理的现代化，不利于工业管理体制的现代化，也不利于工厂里党的工作的加强。认为实行厂长负责制是取消“党委领导”、不要党的领导，实际是一种错觉。党的领导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企业党委通过自己的工作保证监督党的方针政策的更好实现，这正是从根本上改善和加强了党的领导。
“厂长任免干部违背党管干部的根本原则”。这种看法应当改变。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有任免企业干部的权力。没有这种权力，厂长就不能担负起企业生产经营的责任。企业是经济组织，在企业中党企必须分开，不能笼统地讲党管干部的原则。如果要说党管干部，它的实质是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按党的干部政策选拔、任免、使用干部。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严格按党的干部政策办，无论是党员厂长还是非党员厂长任免干部，都不违背党管干部的原则。
“企业中党政工三方面只能同时并列加强，不应只突出厂长作用”。这种观点在某些单位尚较流行。作为企业中行政、党委、工会三方面的工作，在企业体制改革中都要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进行改革使之加强，这是无疑的。即使是三方面都要加强，也绝不等于孤立的三条线各自加强，而必须是同向的，紧紧围绕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个中心来加强。无论是企业的党委还是工会，都应当协助和保证厂长搞好决策和指挥，搞好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这是办好企业的根本目的。“三加强”应当是按照厂长决策指挥、党委保证监督、职代会民主管理的原则，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得到加强，这是由厂长的地位、作用决定的。厂长是一厂之长，是企业法人代表，他受国家委托对企业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负有全面责任，所以必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这一点必须明确。
正确认识厂长负责制，从根本上说要树立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观念。以前，企业在产品经济思想指导下，物资靠供应，资金靠供给，产品靠包销，价值观念淡薄，也不需要竞争。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企业正在从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开拓型，正在逐步成为相对独立、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和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企业的兴衰靠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产品、市场的开发，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信息灵、决策快、效率高。实行厂长负责制，赋予厂长生产指挥、经营决策、人事任免等权力，这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社会化大生产分工严细、联系紧密的特点，也越来越需要在劳动者的联合劳动中由厂长统一指挥。这是现代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