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论主
冯英子
据上海一家报纸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上海港东昌、高阳、新华、复兴、张华浜、军工路等装卸公司，在仓库中清理出外国进口的无主货物2330件，重达331吨。如果用5吨卡车装，需要160多车才能拉完。在外国商品非常吃香的当口，这么多进口货竟然无主认领，岂不奇哉怪也！
其实，说这些东西是无主货物也并不确实，因为它们明明是有主的：一是中央有关部委；二是本市某单位；三是南通市一家工厂。问题倒是这些主人实在不象个主人，据新闻说，中央有关部委进口的东西，“调拨给内地收货单位不详，找不到货主。”货物由“中央有关部委”进口，想必非常重要，但是进口了交给谁也弄不清楚，岂不是个笑话！我们一直在批评有些单位官僚主义，而有些单位也一直在立志，要改掉官僚主义，可是象这样的“有关部委”，又算什么主义呢？新闻说：“本市某单位进口了一批化工物品，只提走了一部分，还有价值一万多元的货物未提走，港区多次通知他们，他们竟说：我们不要了。”一万多元进口货物，这么轻描淡写地“不要了”，气派之大，使人吃惊。进口货物，第一是因为需要，第二是要用外汇，这恐怕不管如何低能的官员，也懂得这个道理。而外汇这个东西，一分一厘，全靠国人的血汗，得来不易，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丢一万多元比丢一分钱还容易。我想，那位喊“我们不要了”的同志，如果要他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一元钱来，决不会如此轻松慷慨。
南通那家工厂，进口了四箱机器配件，一年半之后才去提货，而且硬是只要三箱，直到装配之时，才发现丢的一箱还是关键设备，幸亏赶快去找，才算弄了回来，因为港区已把它当作“无主货物”处理出去了，起死回生，不幸中之大幸。
无主货物的“无”字是不确实的，问题是这些主儿身上，找不到一点主儿的气息，说起来都是在那儿手握权柄当家作主，而实际上呢，这些无家可归的“弃儿”为他们作了很好的回答。
社会主义国家机关或国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当然属于主人之列；然而由于责、权、利不明，奖惩不严，体制弊端未能改革，因此所谓“人人负责”，实际上是人人可以不负责。有货无主，有主无负责人的事件，还会发生。
作文至此，我的邻居参加了一个会议回来，他告诉我说，今天去参加的是一个传达双增双节会议，开这个会，会场租费4000元，一万听众出席，出动的小汽车有1000辆。车水马龙，盛况如画，双增双节，成绩斐然。我忽然想到这篇文章的题目可以叫作《论主》。
主啊，您何日何时才真正象个当家作主的主儿呢？（附图片）
货有主 主无头 江 帆
第8版(副刊)
专栏：影视窗
天真烂漫的童心世界
——谈影片《小铃铛》（续集）
曾凡
儿童片没有儿童味已是个老大难问题。每当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幼儿园的孩子拿腔捏调，故作老成地唱着所谓“儿童歌曲”、跳着所谓“儿童舞蹈”时，真为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感到不平，也为那些家长、老师、幼儿园阿姨们感到脸红。我不明白，把孩子们从小就培养成小哲学家、小圣人、小老头，究竟是社会的进步呢，还是别的什么？就在看过《小铃铛》（续集）之后，一位搞文学评论的朋友立刻表示，这部片子不好，理由是“太浅”！于是我明白了，不是我们的艺术家没有才华，不是写不出儿童味的儿童作品，而是不愿写，不屑写。文艺作品当然是要教育人，要培养孩子们成才的。活泼生动天真有趣的儿童特点，把儿童作品变成了充斥着“思想”、“道理”的哲学教科书，作品的“深度”是有了，但观众也被吓跑了。南辕北辙，拔苗助长，怎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呢？
同某些作品相比，《小铃铛》（续集）的确显得不那么深刻，甚至不那么严肃，因为全部影片的主要情节只是小胖这个孩子的梦境。但我认为，它的好处就是不做作，不故作高深，一切从儿童的特点出发。这里既有丰富的知识性，又有贯穿始终的趣味性，既是纯粹的娱乐片，又能使孩子们在开怀大笑之余悟出许多生活的道理，做人的道理。影片中的“思想”、“道理”都不是编导者强加给小观众的，而是在充分尊重儿童的心理特点、欣赏习惯和接受能力的前提下，由角色的行动自然地传递给孩子们的。比如影片设计的“新龟兔赛跑”、“知识竞赛”等节目，既给小观众传播了科学知识，又让他们通过小铃铛的表现意识到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坏处，从而在对小铃铛的善意嘲讽中自然地接受了编导者的观点。又比如影片最后，小铃铛骑小木马逃跑，被小机器人用遥控机追回，又用飞碟式飞机救回的情节，也使小观众很容易地理解一定要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的道理。即便对于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小铃铛》（续集）也是一部难得的有趣又有益的儿童教育指南。它将告诉父母们，孩子们如何思考，孩子们需要怎样的教育方法。
正当“六一”儿童节之际，感谢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感谢童心未泯的谢添导演，他们在节日里为孩子们献上了一件美好的礼物。这是一部真正给儿童看的儿童片，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也应对热爱儿童的文艺工作者有所启迪。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读《叶圣陶年谱》
姜德明
商金林编撰的《叶圣陶年谱》，已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翻阅着这本厚达三十七万多字的书，不禁喜从中来。先是为当今文坛的寿星叶老有了一部翔实的年谱而贺，接着也为商君的努力一贺。他草创此谱还在十年以前，悠悠岁月，不知耗去了他几许光阴。
我以为给叶老编年谱有方便处，因为谱主多年有写日记的习惯，可以利用。但也有极不利的条件，主要是谱主一向豁达人生，不怎么看重个人的文墨，零散剪报几无所存，甚或连写过的文章也忘了。包括一些笔名，还是商君根据旧时报刊的线索，细加梳理而有所发掘。他每有所得便欣然雀跃，遂即赶赴叶府，当面核正，往往由此又能勾起谱主的某些记忆，终于使这部年谱步步丰实，趋近深入。
世人熟知谱主为文学前辈，教育大家，商君自不能稍有疏忽，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忽略谱主在大局面前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活动，于全面了解叶翁与时代的联系及作人的大节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年谱中常常引用一般人不易见到的史料，有的出自抗战后方的报刊或内部刊物，有的是有关作家的稿本、书信，这些都不是举手可得的。再加上如今查借资料日难，开支亦大，人们当可理解编撰者何以要用去近十年的时间方始告成。以商君的能力，本来亦可去执笔发汪洋之宏论，或寻找其他成名之途，然而他还是扎扎实实地先从治资料入手，走了治学的正道。可惜治资料者不为学界所重的偏见至今未能完全打破，因此他走的实在也是一条艰辛的学者之路。
幸好商君自甘苦中求乐，这不仅需要态度严肃，也还得要有一种服务的精神。我相信他终于会从繁琐的劳动中得益，因为谁都明白，凡是付出过辛劳的耕耘者，总会迎来收获的季节。（附图片）
叶圣陶〔木刻〕 姜 旗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文化产品“优质优价”小议
李军
平素喜爱逛书店，由于工资收入微薄，拿到书时不免要对书价掂量一番。掂量得多了，一是感叹整个书价上涨厉害，令我们这些穷书生生畏；二是对有些书刊的定价不理解。“感叹”只是一阵而已，没有深思过，我相信出版部门关于书价上涨原因的解释。对于“不理解”，我倒想弄个明白。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似乎还较少人提出为什么象钱钟书那样的大学者写的著作和一些粗鄙的通俗作品同样论价，有时甚至后者“贵重”于前者？不仅出版界如此，其它文化领域如舞台演出、电影放映也存在同类现象。北京人艺的艺术创作和演出水平在国内堪称第一流，可是戏票价格还比不上一个二三流的轻歌舞剧团。电影也不论上乘之作还是平庸之作也都一样的票价……
毫无疑问，虽然同属精神生产劳动，但无论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是劳动成果都存在很大差异。比如有的著作需要长年积累，不知耗损多少神思，有的东抄西挪数日可成，并不费太多功夫。摆在读者面前时，也如培根所说：“书有供人尝食者，有供人吞食者，亦有不多之书为供人嚼食与消化者；易言之，书有仅须部分食之者，有须涉猎然无须细玩之者，亦有少数书须全读者，而其读必勤必细，全神贯注。”就以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为例，其博洽多闻、体大精深，为学界崇尚景仰，凝结在书中的新见卓识有如耀眼珍珠，俯拾皆是，非一般的学术著作可比，这样的辉煌巨著，正系培根所言“不多之书”。对这些“不多之书”我们可不可以在价格上、在计酬上适当放开，以显示其珍贵的价值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在物质生产部门尚可实行优质优价、按质论价的原则，如名牌产品和普通产品的价格就很不一样。作为最缜密、最精细的精神生产领域，反而无视劳动过程和成果的差异而在价格上一律拉平，实在使人不好理解。
文化产品不分好坏优劣一样论价计酬，是否违背了社会主义准则和文化经济规律呢？那些蕴含了丰富的人类智慧，对社会文明进步、对人们的情操和素质起良好作用的优质文化产品如果在价格上得不到优利，有关部门如出版社、剧院（团）、电影厂生产这些产品的积极性得不到刺激和提高，相反那些质量较次的书刊重复出版，大量积压，格调不高的节目冲击文化市场，造成了读者呼吁“好书买不着”，观众抱怨“好戏看不到”的状况。
优质优价、按质论价也应成为文化产品的定价准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承认精神生产劳动在质量和数量上存在的差别，才能真正保护和鼓励人们从事高精尖文化产品的生产。比如对名作家的书稿，名艺术家的演出，我们可以按照文化市场上需求状况定价，不必限制过死，只要有人“买帐”就行。有人可能忧虑这样做会出现“漫天要价”、“一切向钱看”的现象。我认为对文化产品实行优质优价、按质论价与这类现象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来文化市场同样受价值规律制约，不可能“漫天”；二来物价和文化行政部门可以制订和完善文化产品价格管理制度，施行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预；最后，还可以对文化产品生产者进行职业道德与理想教育。只要措施得力，是可以避免那些可能出现的偏向的。
实际上已有部分文化产品是实行了优质优价、按质论价的准则的。比如绘画大师齐白石、徐悲鸿的真迹每幅定价数千，以至上万，非普通画家的作品能比，这就是在价格上承认名家之“名”。电影放映也正朝着这个方向改进。当然精神生产领域有其特殊性，既不好计算劳动时间，也无法用一把绝对准确的公平秤来检验质量，不能简单照搬物质生产部门优质优价、按质论价的办法。还要考虑我国读者观众对精神产品的物质承受能力。这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文化价格规律，制订出切合实际的、科学的文化产品价格政策，以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
第8版(副刊)
专栏：
故乡
梁谢成在广袤的松辽平原有一座小小的城池象一部袖珍版本的诗集我在街上徜徉不必特意去寻觅触目皆是精炼的小诗——柔婉的垂柳枝正在对着春风抒情豪放的打桩机正在对着地基言志穿梭的摩托炫耀着现代派的手法高耸的楼群矗立着新生活的哲理还有黄昏隐在云层里的月牙儿象朦胧诗一样美丽还有夜晚挂在电视塔顶的红灯揭示出明朗的主题……哦，故乡过去，我一直不曾忘记你抚育我成长而今，你的每一个构思将镌刻在我的心壁奔流在我的血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