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花架子与真功夫
张大农
在当今这个鼓励创新探索和倡导文学艺术风格多样化的时代，文坛上的景象可以说既琳琅满目又让人眼花缭乱。作为观赏者应当留神的是，夺人耳目乃至吓人一跳的新奇文学景观未必是真品。譬如有些文章内容粗陋庸俗，却竭力装得高雅脱俗；禀性偏执呆板，却要强作幽默状；把握不住事物的抽象本质，却偏要运用荒诞、变形手法；对社会、人生的观察理解止于表层，却一味地营造某种“超越具象描写的形而上意味”；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夫尚未到家，却要“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实验”某种新奇异怪的“文体”……凡此种种，非但形不成风格，反倒流于矫饰、滑稽乃至虚伪。
布封的名言“风格即人”，这看似极简单的一句话，却蕴含了做人、做文的大道理。它意味着只有当一个作家的气质、才力以一种极其自然的方式在文章里表现出来的时候，人们才肯嘉许他“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风格的形成不仅在于新奇、独特，或许更取决于和谐、自然，取决于作家能够恰当地选择和完善用以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感情的文体。任何一种独树一帜的文风，应当是发自作家内心的生命感受，用一种诚实而准确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里容不得掺假、掺水，容不得“花架子”。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人、做文章（这并不排除脚踏实地地探索、创新），是形成良好文风的唯一门径。“标新立异”当然也可以是作家树立个人风格的正当途径，但决不能只是抱着“抄近道儿”的动机去走，而应当是出自对自己个性的真诚而严肃的发扬，出自实实在在的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与发现。
大凡不良文风，都以“不实”为通病。底气不足，功夫不到家，只好耍花架子。“党八股”的实质是借“官样”的气势掩盖内容的空虚；“洋八股”的要害是利用人们对“洋玩意儿”的神秘感来掩饰自己的浅陋……扯出的大旗可以五花八门，包着自己去求得廉价喝彩的动机却是如出一辙。
新时期文学的和声，是以大胆创新、多方探索为主调的。如果我们把主要的着眼点放在时代的变革催发了人们的精神活力这一事实上，我们也就应该承认，不少作家在形式上的创新是有其内在的坚实依据的。但是，当这种“形式的创新”成为一代文风的时候，当任何一种新奇玩意都可能博取一顶“创新”、“风格独特”之类的桂冠的时候，一味的趋时标新也就有可能失于流弊，平庸之作也可能打着“创新”的幌子招摇过市。
“深化语言功能”、“开拓语言表达的可能性”、“文体实验”……这一系列创新提法确实美妙诱人。如果人们对世界有一种新奇的感受不足以在现有的文体规范内表达出来，如果一种奇特的文体做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确实具有自身的审美价值，那么在文体上的自觉努力也许值得赞赏。可惜并非所有的和尚都念真经。有些人想在文体上“别具一格”的努力，其动机往往仅在于以奇特炫目，以向前冲掩饰脚下的不稳当。有的作品整段无标点，黑压压一片，据称是为了造成“一种不间断的阅读效果”，来传达某种“心理情绪的张力”，其实往往不过是让人象读古文那样自己断句。据称乔伊斯等“意识流”大师运用过这种方法，然而我怀疑效法者们是否真的从原著中体验过这种阅读效果；有些作品中故意加杂大量不规范的语句、俚俗方言乃至“国骂”，据称是为“保持语言的原生态”、“强化语体的自足性”。须知，现代汉语书面化的历史并不长，够得上经典意义上的现代语言作品远不是汗牛充栋，用纯净的现代汉语写出精致、凝练的作品，对许多当代作者来说并非轻而易举，这表明我们手中的语言工具尚未运用得游刃有余。在这种情况下，急于打破尚未纯熟的语言文体格局，竞相“突破”、“创新”，就有可能是一种理由和动机并不充分的“超前性”冲动。如果文学界的语言文体实践也兼有发展、净化我们民族语言的责任，那么这种创新、突破就尤应慎重、严肃。
在文艺理论界，也有一种“深刻”得几乎让人受不了的文风，文句生僻晦涩、佶屈聱牙，如同生硬的石榴，费力啃一口，却没法咀嚼，十有八九的成份只是硌牙，并无多少内容。对此，郭常信同志曾编有一则讽刺小品，兹抄录如下：
“近来读了一些文风颇‘新颖’的美术理论文章，读得多了，自己竟也会了。不信，请看我的处女作中的一段：
绘画作品从自我出发的形式观念，造成了一种共时性变化的形式类聚与生成性的增强，对自我意识的逆反心理，以及人类自卑感的反向心理，产生了共时性的变化，达到自我精神的升华，并及内心视象。对形象价值的尊重，诸如佛罗伦萨的灵感的癌变，视觉旋律的归位，取得可变心意的律动。三维思考的朦胧反馈，实体动态的进取，必将留下意念的阶越，表达一个多元的、自主的、信息的反差的世界。”
（原载《讽刺与幽默》1987年第5期）
“玩笑”似乎开得辛辣了些，但也不是无的放矢。
深刻独到、能给人以启悟的见解，最好用生动、平实的语言讲出来，有道是“真僧只说家常话”。如果自己对审美对象的把握似是而非，朦朦胧胧，无法用恰当、明朗的方式从容不迫 地表达出来，就别用这种扑朔迷离的“鬼画符”唬人。昨天还在抱怨理论的平庸、观念的贫乏，今天一夜之间就冒出许多“黑格尔”来，这终究让人觉得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当然，当思维方式正处在一种嬗变、飞跃的历史时期，表达方式也需要一个逐步选择完善的过程，但毕竟需要实践者们具有诚实的态度。
常常听到评论界这样一种呼声，要求“承认文艺评论自身的美学主体地位”，“评论不是创作的附庸”，“艺术评论文章有自身的阅读价值”。如果这种呼声确实发自评论家们内心的话，那么人们就要求评论文章应具有起码的可读性。如果评论家们只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竞相以这种“深刻”的文风自我欣赏、自我陶醉，那么上述愿望就会显得虚妄。
良好的文风是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警惕、防范“四人帮”式的打棍子、扣帽子文风的同时，种种虚浮、空泛的文风也应从文坛上尽力廓清。能推动文艺事业前进的毕竟是真功夫，而不是花架子。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电视剧画面语言的探索
朱羽君
近年来，电视剧创作从总的趋势来说，无论在题材内容的开拓、艺术手法的创新和品种样式的多样化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在电视剧画面表现力方面也作了有益的探索。
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在画面形象组合上，艺术家们在追求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信息量。电视剧画面的质量，首先表现在画面上的形象组合是否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能否负载更多思想感情的信息。现在，电视剧的创作者不再满足于用画面来交待故事情节，而力求将精心选择的形象有机地安排组合在同一画面之中，使观众从形象与形象的关联中激发更多的联想，加强画面的表现力与概括力。如最近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画面气势雄浑，简洁而富有概括力。有些大场面，精心地选取了一些富有特征的景物作为画面的支点，或作为画面的前景，在辽阔草原的背景上构成一幅幅四百多年前努尔哈赤及其将士们骠骑驰骋的历史画卷，富有视觉冲击力。一些内景画面也结构得简洁而有层次，无论是后金的军营、殿堂，还是明朝的宫廷、官府，选取的形象具有点睛的功力，其空间造型既有历史感，又有独特的情绪氛围。有些场景，角度和光线的运用感染力强，象努尔哈赤不得以下嫁爱女穆库什的一场戏，在草原上，只有天、地、人三个层次的形象元素，而以角度的俯仰变化，景致的远近调度，以及天空中愁云流动的光色效果，使画面拍得凝重洗练，富有悲剧气氛。还有电视剧《太阳从这里升起》、《雪野》、《凯旋在子夜》等，其环境造型十分准确，人与景的结合能产生深远的意境，在一些看似平常的场景中，人与物的组合能巧妙地传达出人物的心境和情绪。《太阳从这里升起》，全剧在简洁的黄土高原的背景上，毛驴和巨大推土机的对比，考古学家的古董与现代化的煤矿工地进程的对比，工人先进的生活方式与老军营古老落后的生活方式的对比，无不以生动的画面，留给观众深刻的印象。六一前后播出的幼儿电视连续剧《跑跑的天地》其画面造型则是另一种风格，清新自然，为了尽可能减少导演的痕迹，用了许多长镜头，让小演员尽兴地表演，从而流露出纯真的童趣，这在拍摄儿童电视剧中是难能可贵的。
同时，创作者们重视强化画面的表现功能，近年来，尤其是1986年以来，一改以往的电视剧画面重在再现的常规，更注意画面的表现性能。他们尽力把自己对人物的感情和主观评价，体现于画面的造型之中，而且，为了强化这种感情色彩和主观评价，创作者甚至利用变形、夸张等手段，创造画面的特殊的视觉效果，来激起观众心灵的震动。如电视剧《丹姨》，选择了小岛、大海、教堂等大环境，拍摄出许多富有象征性和诗意化的画面。一个50年代的医务工作者丹姨，在偏僻的小岛上，无声无息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许多画面利用教堂的门窗和特殊的光线效果，将她塑造得有如披着光环的圣母。在她与巫婆作斗争时，利用教堂的高地形，从下向上仰拍，以蓝天、对称的教堂建筑和富有图案美的门窗作背景来拍丹姨，象征正义和智慧的力量。又利用海滩的低地势，向下俯拍巫婆，有如地狱中钻出来的妖魔，是邪恶势力的化身。画面组接，充满了大起大落的俯仰变化，将正义与邪恶，庄严与卑俗给予了形象化的表现。电视剧《希波克拉底誓言》强调造型的直觉感染力，许多画面用不寻常的角度，用现实生活中抽取出的单纯的线条、形状、色调，构成形式感强烈的画面来表达某种意念，在画面中尽量精简表演元素而加强造型元素。尽管有人对此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创作者力图突破电视剧画面构图的单一模式，而将其引向多样化方面作出了努力。其他如电视剧《青春无悔》、《我的太阳》、《遗落在湖畔》等，都在表现作者主观的情绪和意象上具有特色，后者突破了过去电视剧画面一切都鲜艳艳亮堂堂的再现，而着重情绪的视觉化、物态化，全剧几乎全是雨中所摄，每幅画面都带着雨痕，萦绕着淡淡的愁思。
创作者们十分重视画面的开放性与流动感。开放式构图的特点是重视画内景物与画外的联系，以画面内形象的视线、动作向画外冲击，让观众想象到画外还有广阔的空间，好象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观众，我们看到的屏幕只不过是一扇窗户，窗外的世界是一个整体，一切都在流动。在追求纪实效果的电视剧中，开放式的构图受到充分的重视，如《女记者的画外音》、《新闻启示录》、《今夜有暴风雪》、《巴桑和她的弟妹们》等，都注意了这种构图方式和场面调度。较之电影来说，电视屏幕采用开放式构图还有另一层意义，由于电视屏幕小，观众离屏幕近，屏幕周围的生活又实实在在的在流动着，开放式的构图加强了电视画面景物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联系，将小屏幕与周围活跃的生活联系起来。
电视画面与电影画面在直观上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从物质及技术手段上，它们有很大区别，电视的先进的电子技术，给画面造型提供了巨大潜力，许多特技，较之以机械和胶片手段的电影要简便得多，而且更加出神入化。近年来，电视剧及其他的电视节目，充分发挥电子技术的造型优势，在加强面画的表现力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电视剧《西游记》得力于电子技术，使画面更富有奇幻变化的神话色彩。现在，先进的电子编辑机上特技多达几十种，它们在艺术上的表现潜力，正有待于电视剧的创作者们用自己的想象去驾驭和运用，使电视剧在表现人的内心意象和心态方面独具特色，给人们的视觉创造一个崭新的电子图象的领域。
电视剧画面质量的提高是电视剧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希望电视剧创作者们重视各方面的艺术质量，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电视剧的期望。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法制文学漫议
陈仰民
法制文学是个热门，也是块“是非之地”。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法制建设，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法制建设，在开展法制教育、普及法律知识的热潮中，一批法制宣传报刊应运而生。以法制题材为主的法制文学作品几乎散见于各种报刊中，有些专门刊登法制文学作品的刊物发行量高达数十万以至百万份。以法制文学作品为基础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新时期法制文学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人民群众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发展的产物。它不仅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的喜爱，而且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作家、理论家的关注。不少作家、理论家，特别是一批中青年作者，主动热情地深入生活，从事法制文学创作，探索法制文学理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作品以“法制文学”为名，既无法制可言，又无文学意味，影响了它的名声。把这种东西的出现也归罪于法制文学，显然是不符合事实，也是不公平的。因而，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评价法制文学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制文学？新时期的法制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应注重社会效果。通过艺术形象，着重反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图景，以及它的发展趋势；努力描绘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婚姻家庭、伦理道德、青少年教育等各方面的新问题，充分展现法制文学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中的作用。
然而，法制文学毕竟是文学，并非一般的法制宣传。它可以而且应该按照艺术的规律，挖掘和表现人物的革命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自觉的法制观念，以及求实的精神和作风。
再说，法制文学除了遵循文学创作一般规律外，还必须在创作实践中有新的突破，以显示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是强烈的批判性。从广义来说，文学都有一定的批判功能，但法制文学往往具有更强烈的批判力。原因是法制文学中所表现的法制，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向违法犯罪分子及其言行作斗争的武器，它必然要揭露犯罪分子的犯罪根源，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阴暗面，并在揭露阴暗面的斗争中，显示出光明战胜阴暗、正义战胜邪恶的批判力量。
二是事件的真实性。以案件为素材的报告文学和纪实小说，大都是选自生活中已结案的事件，因而，它具有比一般文学作品更严格意义上的真实性，既要符合事件的现象真实，又要表现事件本质的真实，并且要把现象的真实与本质的真实统一在艺术形象之中，这样，才能生动、准确地反映事件的本来面貌和揭示出它的典型意义。
三是矛盾冲突的尖锐性。法制文学所描写的生活大多是与法律有关的问题，法制生活是社会生活矛盾高度集中的领域，它充满着权与法、情与法的斗争，充满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较量，而这些矛盾冲突往往不可调和，最终总要转化为罪与罚的搏斗，以致必须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才能得以解决。由于矛盾的尖锐性，决定了情节更为复杂和曲折，甚至带有某种惊险性和某些神秘的色彩。
当前法制文学中确有一些社会效果不好的作品。作者意图也许是宣传法制的，而它的效果却是不利于法制建设的。除了有些社会效果不好的作品外，还有一些创作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值得研究。例如；题材比较狭窄，人们说起法制文学，往往只提那些反映公安侦破、打击犯罪活动以及劳改劳教之类的作品。其实，对付社会犯罪，只是法制的一个小部分，我们的法制，包括用法律来调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社会关系，以至依法治国，管理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法制题材是非常广阔的。我们应该广义地来解释法制文学，提倡写重大的法制题材，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时代风貌，推动整个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陆续出版
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浙江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等七家出版单位联合出版的《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已经于最近开始陆续面世。这套丛书从日本明治维新后迄今一个多世纪来众多的文学流派中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分别按照各个不同的流派分类编纂，其中既有反映日本近代实行开放政策后，在传统文学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学而产生的早期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白桦派和日本第一代现代主义文学新感觉派等，也有两次大战后交错复杂地出现的各种文学派别，诸如战后派、无赖派、第三批新人、内向的一代以及社会派推理小说和大众文学……
《丛书》由李芒、李德纯、高慧勤担任正、副主编，每一流派的译本附有有关的评介性序文。 （文）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出版枝叶
发挥综合优势
——记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豫生
上海文艺出版社是一家集文学、艺术、文化三位于一体的综合性出版社。创社35年来，它致力于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开拓，选题涉及新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实现3日出一书，5日一期刊的愿望。
上海文艺社门类齐全，分工细致，设有一些独家编辑室，因此，它既可分——编辑具有相当专业水平的专门专籍；又可合——担负起大型、综合性书系的出版任务。前者如《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通过文艺社民间读物编辑室联系的各民族文化工作者的巨大网络，第一次对我国民族文化作了系统整理。后者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是继良友社出版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后又一项积累新文化工程。它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原则：入选作品必须是初版本；遴选入册的内容，不仅要反映那个时期新文化的主体，而且包容它的分支，以呈示波澜壮阔的整体气势；不因历史原因而废文废言。这些原则，增加了大系的历史凝重感。
传记、纪实文学在我国文坛起步较晚，在这块植株远非茂盛的园地上，文艺社的编辑们却培育出一枝独荣的秀木——革命人物传记。这个室编辑的《刘伯承回忆录》、《往事沧桑——伍修权自传》、《徐海东将军传》等多次被列入畅销书和推荐书的行列。这些书的作者，不是专门指定的班子。由他们提出并备受编者推崇的写作原则是：要写人物，不搞历史的空舞台。因此，他们记述的人物不是走马灯中的纸扎泥捏，而是中国革命历史活剧中的血肉之躯。
1985年，文艺社响亮地提出了“贴近当代”的口号。这个口号的重要体现就是《探索书系》的推出，它反映文艺社的编者意欲站在新文学探索的前锋，捕捉它急进的势头。1985年至今，书系第一辑8种已出版5种，每一种上柜都立告售罄，再三重印。编者们说：过去若干年后，再看这套书，也许只是歪歪扭扭的几行足印，但我们坚信，在前进的道路上没有勇敢者的跋涉，是到达不了理想的彼岸的。
遵循“多层次、高质量”的编辑方针，上海文艺社编有一本拥有众多读者的期刊——《故事会》。《故事会》的编者是在故事这种最通俗的文学形式遭到贬谪的激励下，取得成功的。他们重视故事所具有的喻理醒世、移风易俗的积极作用，并总结出故事必需具有易讲、易诵、易传、易记等特点。他们逐年努力，培养了自己的一支新故事家队伍；不断摸索，开辟了“故事沙龙”这块集体创作园地。这一切也就是《故事会》立于不败之地的“秘诀”。
和《故事会》同样有影响的是这个社新近出版的《五角丛书》。已经出版了3辑共30种，总印数半年已突破500万册。每一辑从发稿到出版不超过三个月。这个速度和数量，在当前图书出版不景气的状况下，是令人瞩目的。现代生活的高节奏和知识爆炸给人们读书带来一些困难，《五角丛书》给人们对付这个难题提供了一把钥匙。丛书并没有设立固定的编辑组室。它的主角只有一个，就是主编本人，不同类的书稿分派到不同的组室，凡适合于《五角丛书》的都集中于推荐给这位主编，经过他选择认可，就可以拍板定稿、签字付印。《五角丛书》显示了一种选择、一种方式、一种效率，这也许是出版界的同行可资借鉴的。
伴随着文化发展综合交叉趋势的出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综合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发挥。今年他们将建立一个“文化发展部”，对内主持《文艺新观念新学科新方法手册》、《文艺鉴赏大成》等书目的编辑；对外则注意更多地引进、介绍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艺术，促进中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