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就技术合同法的有关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答记者问
本报讯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这个法有关问题回答了本报记者的提问。
问：技术合同法为什么不适用于涉外的技术合同？
答：本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技术合同法不适用于涉外的技术合同。
这个法是根据开放国内技术市场的需要和实际情况制定的，它的一些规定，例如，关于划分技术合同和经济合同的规定，关于合同争议的仲裁和诉讼程序的规定，都是针对国内的实际情况而规定的。涉外的技术合同（即当事人一方是外国的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合同）在许多方面同国内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技术合同不一样。因此，涉外的技术合同仍然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
在中国境内开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同中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公民订立的技术合同，不属于涉外的技术合同，适用技术合同法。
问：这个法对职务技术成果和非职务技术成果是怎样规定的？
答：开放技术市场以来，由于对职务技术成果和非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实际生活中曾发生过一些问题。有的单位的职工擅自把属于单位的职务技术成果拿出去订合同，取得收益，侵犯了国家和单位的合法权益。有的单位对属于科技人员个人的非职务技术成果不予承认，对科技人员转让自己的非职务技术成果作了不正确的处理，侵犯了个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保护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本法对职务技术成果和非职务技术成果作了明确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技术成果，是职务技术成果。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单位，不属于完成职务技术成果的个人。完成职务技术成果有个人，应当根据使用、转让该项职务技术成果的收益得到相应的奖励，但不得就职务技术成果订立技术合同，转让职务技术成果。同时，非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完成这项技术成果的个人，完成这项技术成果的个人有权就该项非职务技术成果订立技术合同，转让自己的非职务技术成果，取得收益，单位应当尊重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得侵犯。
问：关于国家有权决定推广使用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大意义的技术成果，这个法是怎样规定的？
答：技术作为商品进入技术市场，通过技术合同实行有偿转让，促进了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本法为保证技术合同当事人在自愿平等、互利有偿的基础上订立技术合同，对技术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了规定。毫无疑问，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的技术成果对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确实需要推广，如果国家无权决定在指定的单位中推广使用，对防止技术垄断显然是不利的。因此，本法明确规定，对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需要推广的技术成果，国家有权决定在指定的单位中推广使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国家有权决定推广使用的技术成果，不是指一般的技术成果，而是指对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而又确实需要推广的技术成果。第二，不是任何国家机关都可以行使这种权力，只有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才有权作出推广使用的决定，对集体所有制单位或者个人的技术成果作出推广使用的决定，更需要采取慎重态度，必须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批准。
还要说明，国家决定在指定的单位中推广使用的技术成果，使用单位同样需要支付使用费，同样需要对该项技术成果负责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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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钩沉觅宝 党史资料广征集
一批珍贵历史文献近年来被发掘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记者邹爱国）“组织农工商兵一切被压迫的人”，“消灭军阀”，“打倒外国资本势力”——60多年前，著名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萧楚女写给友人的一张明信片，日前在江苏省常熟市发现。
这张写满蝇头小字的明信片，是萧楚女1924年末在重庆任《新蜀报》主笔时写给镇江第六中学教员陈景福的。萧楚女在信中鼓励陈景福“看破几十块钱臭东西”，“打破不平”，“寻一较有益于社会的事做”。他还鲜明地提出，要组织民众参加推翻军阀和外国资本的斗争。在萧楚女的引导下，陈景福毅然投身革命，后来英勇牺牲，这张明信片是陈景福烈士之子陈大平在旧书中找到的。它的发现对研究萧楚女的思想和革命活动有重要价值。
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介绍，近两年来，在中央和各地党史资料征集部门征集到的一批历史文献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讲话、手稿、书信、日记等。煤炭部离休干部廉祥云献出了珍藏40多年的毛泽东同志为“抗大”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个用毛笔书写在32开宣纸上的题词，虽说纸色已经变黄，但字迹刚劲潇洒，是党史部门寻觅多年的真迹。
毛泽东1926年2月28日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开学典礼上的演说、1926年3月18日在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集会上的讲演；周恩来1939年4月在浙西一中的演说；邓子恢1946年关于土改政策问题的信等，都是第一次发现。
四川省阆中县政协副主席李文密先生献出的珍藏多年的叶剑英、刘伯承、张冲三人的12封亲笔信，被党史工作者称为“研究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珍贵历史资料”。李文密先生抗战时期在重庆、武汉、西安等地国民党军事机关任职，曾与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有联系，对中国共产党有赞助活动。李文密先生献出的信中，有叶剑英的八封、刘伯承的一封、张冲的三封，主要内容是通过李文密先生请国民党有关将领协助购买和运送军事物资。
中央和山西省党史资料征集部门今年2月在山西省左权县发掘到的1000多件革命历史资料，是在左权中学一座即将拆除的危楼里发现的。这批埋在尘土和旧书报堆里的资料，经过数十年风吹、日晒、雨淋，一些已经霉烂、损坏，幸亏一名老干部来这里调查，发现了这里的“秘密”。经有关单位清理，这批资料中的“边区政府报”、“边区通讯”、“毛泽东言论集”、毛泽东“论查田运动”以及刘少奇、叶剑英、彭德怀等的文章100多件，已转送中央档案馆保存。据查，左权中学原来是太行革命根据地的一所干部学校，建国初期学校转移，资料被搁置在楼上。党史界人士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及时抢救，这批珍贵资料就可能被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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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
张启龙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王震主持追悼会 余秋里致悼词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首都500多人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张启龙同志。
张启龙同志是今年6月3日在上海病逝的，终年88岁。他生前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今天，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内庄严肃穆。正前方安放着张启龙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送花圈的同志有：赵紫阳、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彭真、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杨尚昆、杨得志、胡乔木、宋任穷、李一氓、陆定一、姬鹏飞、黄火青、李井泉、肖劲光、何长工、傅钟、王鹤寿、彭冲、张爱萍、吕正操、王恩茂、李达、李志民。
参加追悼会并送花圈的同志有：万里、习仲勋、乔石、余秋里、胡启立、姚依林、邓力群、王兆国、王震、薄一波、王平、王首道、伍修权、刘澜涛、江华、李德生、肖克、宋时轮、陈锡联、段君毅、耿飚、黄镇、程子华、韩光、王任重、廖汉生、宋平、洪学智、郑天翔、陈再道、汪锋、李聚奎。
追悼会由王震同志主持，余秋里同志致悼词。
张启龙同志病重期间，余秋里、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曾派专人或打电话对张启龙同志表示慰问。张启龙同志逝世后，徐向前同志和中顾委、中纪委、中组部分别发唁函和唁电，对张启龙的逝世表示哀悼，对他的家属表示慰问。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市委、湖南省委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及张启龙同志的生前友好。
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部，中央军委办公厅，江苏省、湖南省、上海市、南京市、浏阳县领导机关和南京军区党委送了花圈。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余秋里同志在张启龙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张启龙同志。张启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7年6月3日在上海逝世。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的一大损失。
张启龙同志1900年4月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接受进步思想，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他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与领导了当地的学生运动和农民协会的斗争，1926年3月转党，曾任中共浏阳县永和区委书记，浏阳县委工运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三团党支部组织委员。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他因身患重病返回浏阳，不久即担任县游击队党代表兼浏阳县委书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了顽强的战斗。1928年冬起，启龙同志先后担任红五军二纵队党代表，中共湘鄂赣特委委员，湘东特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席，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委办事处组织部长，湘赣省委常委，湘赣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湘赣边军区总指挥。在开辟湘赣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坚决贯彻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4月，由于他反对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处分。在蒙受不白之冤和严重打击的情况下，他怀着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1934年秋在任弼时同志领导下，他随红六军团突围，与贺龙同志汇合后任红六军团供给部长。长征中，他任劳任怨地做物资筹集和供应工作。1936年秋，红六军团党委恢复了他的党籍，任红六军团统战部长、军团党委常委。
1937年末，启龙同志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任总支书记，校管理委员会委员，1938年调马列学院继续学习，并任党总支书记，1941年，任中央管理局局长。他1944年6月任中央党校第四部主任，1945年3月任抗大七分校政委、党委书记，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即南下，任支队政委、党委书记兼359旅政委。
解放战争期间，启龙同志历任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合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黑龙江省委书记、省财委主任等职。他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团结同志，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东北全境的解放，做出了显著成绩。
建国后，启龙同志任辽东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委员，省财经委员会主任。1952年8月，他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这一时期，启龙同志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为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整党整风运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8年9月，启龙同志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届人大常委。他在组织部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1962年，他根据中央指示到山东、安徽等地搞甄别工作，对反右派和反右倾造成的一些错案进行了纠正。1965年，启龙同志因支持中共浏阳县委编写《浏阳县革命史》、提供史料一事，受到错误的批判，下放到南京市任副市长。他虽然受到很大委屈，但却能顾全大局，积极为党工作。
十年浩劫中，启龙同志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在长期被关押批斗的情况下，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揭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中，又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启龙同志重新恢复工作，曾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五届人大常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他竭诚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严肃批判极左路线和“两个凡是”的观点。他虽年逾古稀，仍然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参与了党的纪检部门的恢复重建，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新时期的党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热忱拥护中央关于干部制度改革的正确方针，在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主动退居二线，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又主动要求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启龙同志退居二线、三线后，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为党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直至病重之际，他仍然关心改革和四化建设，关心党风党纪建设，拥护中央长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方针，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张启龙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3个春秋。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几十年如一日，对党忠心耿耿，为革命艰苦奋斗。在战争年代，他立场坚定，不避艰险，在革命紧急关头，临危不惧，挺身而出，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他一向作风正派，光明磊落，敢于坚持原则，抵制错误，虽几经挫折，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严峻考验。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认真钻研党的方针政策，注意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他对工作一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重调查研究，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不贪功诿过或随波逐流。他对同志襟胸坦白，真诚相处，关心爱护干部，知人善任，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听取群众呼声。他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
张启龙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宝贵贡献的一生，是坎坷曲折而又奋斗不息的一生，是闪耀着共产主义理想光辉的一生。他真正身体力行了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我们悼念张启龙同志，要学习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化悲痛为力量，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心同德，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附图片）
张启龙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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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军民之间征文
韩副县长的“心事”
“副县长，下雨路滑，吉普车上不去啊。”“那就用我们的‘11号’吧！”说完，两个人扛起两袋沉甸甸的尿素，朝紫云山寨的一户军属——秦遵炎家走去。20多分钟后，满头是汗的副县长，松快地掏出一个烟盒大小的软皮笔记本，在一个红色标记后面，满意地写下了：已办，4月28日。
3月中旬，刚上任一个多月的湖北省红安县韩副县长，出差来到北京，办完公事，他来不及观赏首都的名胜古迹，就来到驻京某部看望红安籍的干部战士。见到家乡的“父母官”，就象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干部战士们甭提有多高兴啦，拉家常，问乡情，叙别感，越谈话越多，越谈情越深。
欢乐的气氛中，却有一位战士满脸愁容，一言未发。韩副县长心想：“莫不是这位战士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他搬起椅子坐在这位战士身边：“小老乡，是不是有什么为难之事？”“我家……”战士欲言又止，心想“当着县长的面，怎么好提自家那些细小琐事呢！”在县长的再三催问下，这位战士才拿出了一封皱巴巴的信。……韩副县长一连走访了3个部队，他把50多名红安籍的干部战士谁家缺少劳动力，谁家急需生产资金，谁家农药化肥不够用，等等，一五一十地记在笔记本上。回家的第二天，他就召集有关部门商量，一件件抓落实：
——请县人武部发动民兵开展“帮军属排忧，让战友放心”活动，对生活、生产困难的军属家庭实行定人包干，综合服务。
——协同县民政局挤出5万元资金，县供销部门调剂出10吨化肥，以救军属春耕生产的燃眉之急。
4月27日，处理完一天事务，韩副县长又掏出那个烟盒大小的软皮笔记本，21道红线已勾掉整整20条。“明天不是到七里区检查早稻抢插情况吗！正好可以把战士家里所需的尿素捎去。”
至此，韩副县长在北京答应战士们的21件事，已全部办完。
湖北省军区政治部 朱大成 赵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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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方政协工作组（委）会议结束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为期7天的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组（委）工作会议今天在京结束。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人民政协就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深化改革当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活动，一定要充分发挥工作组（委）的作用，广泛听取和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开展调查研究，提出积极建议，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
刘澜涛指出，做好政协工作组（委）的工作，必须坚持统一战线观点。政协工作组（委）的特点一是经常，二是分类，三是广泛。各级政协及其工作组（委）只要把政协委员以及有关人士尽可能地团结、联系、组织起来，按照政协章程的要求，致力于宣传和贯彻执行国家的宪法、法律和各项方针、政策，同时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这就是真正办了实事、好事，无愧于党和人民赋予我们人民政协的职责。
今天的会议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副主席程子华、康克清、胡子昂、钱昌照、杨成武、陈再道、包尔汉、缪云台、赵朴初、屈武、马文瑞、茅以升、刘靖基、雷洁琼，秘书长周绍铮，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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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工民主党举行九届五中全会
决定明年下半年召开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记者胡清海）中国农工民主党昨天上午在北京举行了九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在1988年下半年适当时候召开农工民主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补选王传琛、邓京育、韦思琪、郑文徽、唐念慈、阎洪臣、翦天聪、谭盈科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会议由农工民主党副主席方荣欣主持。副主席沈其震、姚峻、张师明、田光涛、杨烈宇和102名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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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顶山“四有”教育见成效
本报讯 1986年以来，河南省平顶山市各级团组织把对青少年的“四有”教育同全市两个文明的建设紧密结合，在改革和四化建设实践中培养一代新人。
他们在发现和宣传青年先进人物的同时，注意对后进、失足青少年的教育挽救。一年来有23000多名青年入团，1430名优秀青年加入党组织，500多名青少年被团市委授予“四有青少年”荣誉称号。对失足青少年的包教率达到了100％，其中83％的失足者已改好或停止了违法犯罪活动。
围绕经济建设和改革，全市团组织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开展多种内容的新长征突击手活动。参加“为重点建设献青春”活动的23支青年突击队完成的48项工程，节约投资额145.9万元，“五小”和“献计献策”活动创造价值350多万元。从1986年10月到1987年1月的100天中，全市青工通过义务劳动，共创造价值924万多元。 （岳希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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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田纪云会见泰国副总理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田纪云副总理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泰国副总理蓬·沙拉信一行。
在历时一个半小时的会见中，田纪云对中泰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表示满意。他说，中泰两国在国际问题上有着一致或相似的看法。两国都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国对泰国和其他东盟国家在柬埔寨问题上主持正义的立场表示赞赏。
两位副总理着重就中泰两国贸易往来、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双方都表示两国在发展政治关系方面没有障碍，并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
泰国副总理表示泰国将鼓励它的企业家来华投资。田纪云则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欢迎泰国企业家来华兴办合资企业。
双方认为，在贸易方面两国互有需要，也有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的可能性，双方要进一步扩大贸易额。1986年中泰贸易总额为4.45亿美元，比1985年增长17％。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今天中午在和平门烤鸭店会见并宴请蓬·沙拉信副总理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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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空军表彰一批带头端正党风单位个人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蔡善武）空军表彰66个带头端正党风的单位和领导干部。
受到表彰的30个师、旅单位中，有驻内地城市的部队，有驻边远艰苦环境的新建部队，还有保持和发扬光荣传统比较好的老典型。受到表彰的36名师以上干部中，有永葆艰苦奋斗本色的老干部，有新提到领导工作岗位的中青年干部，有不计名利退居二线的老同志，还有长期从事财务供应工作、廉洁奉公的“老后勤”。
空军有关部门的同志告诉记者，这些单位和个人有以下三个明显特点，第一，以事业为重，工作拚命干，精神状态好；第二，端正党风从自身做起，模范作用好；第三，有坚强的党性原则，不徇私情，执法严明。
连续5年被空军评为先进单位的某研究所党委“一班人”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生活上不搞特殊，处处给群众做表率。带领全所科研人员一门心思搞科研，仅1986年就有5项成果获军队科技成果奖，有3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航空兵某师党委“一班人”，去年以来先后带领近100个工作组下基层，做政治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全师出色完成上级交给的作战训练任务，部队现代化建设步伐快，受到空军有关部门的表扬。
从事财会工作近40年的空军指挥学院财务处处长杨清溪，带领全处同志积极工作，不断改革，财会工作越做越好，他所在的财务处连续5年被评为空军先进财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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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前总统卡特到达拉萨访问
据新华社拉萨6月26日电 （记者窦广生、虞家复）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今天晚上在拉萨会见西藏自治区主席多吉才让时说，他对宗教自由在西藏得到保证感到很高兴。
卡特说，西藏人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将保留自己的文化遗产。西藏的发展是很有前途的。
多吉才让说，我们的中央政府特别关心西藏的两件事，一是宗教问题，二是民族问题。1980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花了2000多万元人民币，修复了200多座寺庙。卡特说，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会见后，多吉才让设宴招待卡特一行。卡特和夫人一行是今天上午乘飞机从成都到达拉萨参观访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