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记忆与启迪
——《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读后
萧乾
古代圣贤一向讲求人兽之别。分水岭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去划，记忆想必是其中之一。有些动物（例如猎犬）记性也颇好，然而只有人这个高级动物，对经历过的重大事件，每遇周年整日子才会纪念一番。这种纪念是有益无害的，可以从对过去的回顾中，更好地认清前边的路。
近年来接二连三地逢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整日子，有40年前的，也有50年前的。凡届不惑之年的国人，即使不提笔为文纪念，那一幅幅图景也难免会象拉西洋片似地在脑海里晃个没完。感谢东方出版社印出这本近600页的大书，让经历过那段浩劫的，重温一下历史；也为出生晚些没赶上的，提供一系列真切背景，从而对30年代初期至40年代中期，由东半球烧到西半球的那场大火——那场葬送3000万生灵的大火，有个印象。
历史学家最忌眼光短浅狭隘。西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著作，往往以纳粹轰炸华沙开始，以盟军受降告终。本书则以卢沟桥的炮声开始，以“密苏里”号战舰上的签降仪式结束，表现出对那段历史在认识上的全面性。试想，倘若1931年“九·一八”关东军悍然炮轰沈阳北大营之后，世界和平力量立即群力断然把侵略者们“星星之火”扑灭，慕尼黑那位留小胡子的家伙还敢那么嚣张猖狂吗？
当记者的不仅要能记录现实，还应善于洞察事物的本质，已故老记者范长江在《卢沟桥畔》一开头就指出：
中国对外一次一次的小冲突，逐渐证明了中国一天一天地抬头。人家一贯的方针是要打击破坏中国统一和强壮的趋向。他们这种希望，和我们生存的本质根本相反。这一个根本的不相容，说明了中国之必然会和他们不断的冲突。
美国记者斯诺在本书《苏联为什么打得这样好？》一文中，也指出：
什么东西使苏联士兵那样地战斗？有人说那是爱国主义，他对祖国神圣的义务。有人说那是共产主义，他对于国际社会主义的献身……苏联人打得这样漂亮，是因为他们保卫家乡，反对一个背信弃义的侵略〔者〕。
两个不同国籍的记者在各自评论两个不同的战场时，却不谋而合地得出同一结论，生动地表明了当时在地球两端打的那场战争的同一性：反侵略。
正因为当时战火烧遍整个地球，没有人，不管是麦克阿瑟还是艾森豪威尔，对此能有全面的了解。因此，这本选自中、苏、美、英、日记者近90篇现场报道的集子，对谁都可以起“补课”作用。这里有陆地、海上和空中战斗的描述，有写大后方的，也有写敌后的，“间谍充斥的葡萄牙”是写邻近战区的中立国的。这里有鸟瞰整个战场的，也有集中描述一个战役的。全书分上下编，大致是按照事件先后排列的。上编从卢沟桥到日本侵略者签降，作者主要是中国记者。那真是全民抗战啊，连林语堂也去访问了日本战俘。下编始自纳粹进攻挪威，打破了西线的沉寂；有意思的是，那场大火始自东方，也是在东方的太平洋上结束的。可贵的是，这八九十篇报道，大都是第一手的“目击记”。不管是血战居庸关还是密芝那的攻克，不管是“格拉斯比”号的沉没，还是柏林上空的鏖战，篇篇都是战火中的产物。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三篇以“各位听众”开头的广播记者从军舰甲板上的现场直播，描述诺曼地登陆和“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被日军击沉，今天读来，依然逼真、紧张，扣人心弦。当然，更过瘾的是写侵略者下场的几篇，象《纳粹战犯伏法记》和《东京死寂之夜》。闹市变成废墟，车站只剩了骨架。在人物特写方面，既有胜利者（如邱吉尔和美海军统帅金），也有败将伦德斯特。
此书只能在三中全会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抬了头之后，才编得出来。上编写抗日战争的文章中，有些是记录正面战场上中国军民协力作战的。可以说，在这方面，本书恢复了一部分历史的真正面貌。读“百团大战”使人缅怀当年国共合作、军民并肩御外侮的盛况，读印缅前线的文章能唤起中美抗日时期合作的回忆。
此书还给人以自豪感。当年，在蛮横的侵略者面前，我们不曾低头，不曾退却。是我们首先抵抗的，战火最终也是在我们这边扑灭的。
第8版(副刊)
专栏：
培养曲艺新苗
——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印象记
张世英
在天津市闻名的水上公园附近，矗立着一座崭新、漂亮的五层楼房，院门口悬挂的陈云同志题写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的校牌，特别引人注目。
一进入校内，说唱声、琴弦声就传入我耳中。在宽敞明亮、有着现代化设备的课堂、练功房和排练厅里，我分别看到一群男学生正在津津有味地听老师说相声；三五成群的女学生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老师演唱西河大鼓、单弦；还有的则在老师指导下，手拿着简板学唱河南坠子……这就是我国第一所曲艺学校。
这所学校是文化部直属的中等艺术学校，经过两年的筹建于去年9月12日开学。学校设有曲艺文学、鼓曲演唱、诵说（包括快板、快书、相声）、长篇书、音乐伴奏5个专业。其中政治、理论、文化课程亦占相当比重。学校采取定向招生，主要是为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及山东、河南等北方曲种流行的地方培养曲艺表演、创作等方面的人才。老师由有多年实践经验的曲艺演员担任，并经常请全国的著名曲艺演员来校讲课。
学校首届录取的学员有88名，男女各半，来自北京、天津和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吉林、黑龙江、青海9个省市。他们最大的20岁，最小的16岁，除曲艺文学专业学员是高中毕业生，其他都是初中毕业生。
这些年轻人虽然是第一次接触曲艺艺术，通过学习，对我国的说唱艺术逐渐发生了兴趣。现在虽然学习还不到一年，基本上都能掌握自己所学的曲种的一、两个段子，并初步掌握了鼓板、简板、鼓键子等道具的技巧。
百闻不如一见，恰好我赶上了鼓曲专业的会课。只见一个个从未演唱过曲艺的年轻人，从从容容地走到课堂的前面，打着鼓点唱起梅花大鼓，拿着八角鼓唱起单弦。他们还演唱了天津时调、京韵大鼓、河南坠子、山东琴书。他们边唱边表演，虽说不上准确、精采，也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一些老艺术家看后，露出喜悦的笑容，不断点头称赞曲艺又有新人。
“小荷刚露尖尖角”。相信这些新苗在园丁辛勤的栽培下，定会茁壮成长。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忆万春老师二三事
章宗义（六龄童）
人称我和李万春先生是南、北猴王，其实，无论在艺术上还是艺德上，李先生都是我的老师。
今年春天我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又引起了对作古的李先生的怀念。
记得1985年我们政协文艺组住在香山饭店，会议后期，和饭店职工举行了一次联欢会。有一个节目是南、北猴王表演孙悟空。我没有带服装来，便向李先生借。恰逢头一天晚上李先生去外地演《闹天宫》，我很着急，怕他赶不回来。结果他连夜赶回，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替我带来彩裤和金箍棒。联欢会上，他不演孙悟空，让给我演，他只清唱了一段《落马湖》，使我深受感动。后来他又请我和其他委员到他家吃饭，看他演的《投军别窑》和《狮子楼》录相。
同年6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全国剧协代表会议期间，李先生买了两瓶金奖白兰地，把我和周信芳的子女邀到同一饭桌上欢聚。那天喝了一瓶白兰地，剩下一瓶，李先生要我带着留待来年喝。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欢聚竟成永别。我至今珍藏着这瓶剩下的金奖白兰地，作为永久的纪念。
李先生比我大13岁。我从小就知道他是北方演猴子的代表人物。解放前我看过很多猴戏，不论什么剧种、什么人演的猴戏我都看。我最崇拜的两位前辈是盖叫天和李万春。那时到上海演戏，不是好角卖不了座。李先生在上海演出时，剧场天天客满。他不但武功扎实，嗓子好，还特别注意改革创新。他演的孙悟空很有特色，能从人物出发，把齐天大圣的气派演出来，同时又保持猴子的性格。他演《闹天宫》与别人不一样，一般演《闹天宫》以武打为主，他的表演却很细腻，有层次。别人演孙悟空“瑶池吃桃”，桃子是假的，他吃真桃，嚼碎了，喷出来，象雾一样，十分好看，每次都博得满堂彩。他把孙悟空的性格演出来了：你们不让我吃桃，我有气，要把桃子吃光，连吃带喷。别人演孙悟空上天，不带小猴，他带小猴，气派大，画面好看。一般演员唱“前呼后拥威风好”时，观众没有鼓掌的；而李先生由于嗓子好，唱这一句时，大家热烈鼓掌。一般演黄天霸都穿白衣，而李先生却穿黄衣，他认为白色飘，黄是大色，凝重。李先生演的关公也气质好，不同一般。这些都说明他不墨守成规。
李先生心胸开阔，关心地方剧种，热忱培养、提携中青年演员。绍剧解放前叫“绍兴大班”，主要在农村演出“草台戏”，不能登大雅之堂。我又是晚辈。我主演的绍剧《三打白骨精》拍成电影后，李先生才知道六龄童章宗义。1979年我带浙江绍剧团来北京参加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时，李先生亲自到招待所看我，并鼓励我，说我的表演入木三分。
1980年我带团到上海演出《火焰山》，当时上海演出四台猴戏，很轰动。上海戏剧家协会主席俞振飞先生发起并主持在文艺会堂召开了南北猴戏交流会。有30多个剧团参加，演猴戏的都来了，济济一堂，互相观摩、交流、学习。李先生在会上说，粉碎“四人帮”后，章宗义主演的《三打白骨精》是搬上银幕的第一部戏曲，剧本、演员都很好，把猴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六龄童的徒弟也很好，后继有人。他代表北京戏曲界表示感谢。李先生还在会上介绍了他演孙悟空吃桃子的绝技，使大家受到很大启发。
后来李先生每次演出都请我去看。1984年政协会议期间，李先生请我看他徒弟主演的《五百年后孙悟空》。他边看边给我解释。最后还上台把我介绍给观众，说我是“猴王”。我忙说：“我是六耳猕猴。李先生才是猴王。”历来同行相忌，现在有些演员也彼此妒嫉。过去绍兴有句俗话：“留三分酒碗”。意思是，艺术上得留一手，不能全部教给别人。而李先生却无私地把自己的艺术介绍、传授给我们，并把我作为“猴王”推出来，他的胸襟是何等的开阔！
北方演猴讲究气派，以武生为主，露点猴相。南方演猴则强调生活，讲究美，象猴又不完全象猴。我吸收南北所长，为绍剧所用。我学李先生的气派大、动作幅度大，受益匪浅！
（林竹君整理）（附图片）
南北猴王图（左北右南） 苗 地插图
第8版(副刊)
专栏：展览掇英
可贵的历程
——涂克回顾画展观后
张崇文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在中国美术馆欣赏了
“涂克回顾画展”，它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把我又带回到那些既欢乐又艰苦的岁月……
涂克同志早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西湖艺术专科学校，一九三八年在激昂的抗战高潮影响下参加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他到皖南山乡驻地便马上脱下西装皮鞋，换上布军衣草鞋。他高兴地说，“我成为光荣的新四军战士了”。一九四○年他从新四军军部调到陈毅、粟裕领导的江西指挥部，从那时开始我们便在一起工作。他因承担部队的文艺工作，不能专门从事绘画，他就见缝插针，不间断地练习。他参加过著名的“黄桥决战”，他画的漫画、宣传品和黄桥烧饼一起送到激战的前沿工事内。他参加过新四军大量歼灭日寇的车桥之战，解放战争时期还参加过歼灭国民党七十四师的孟良崮战役，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当时由于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没有油画颜色，因此他画的多是炭精画、竹笔画、铅笔画和蜡笔画等，同时也创作了一些版画和油墨画。从他的这次回顾画展，可以看出他是怎样由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经过艰苦的历程而成长起来的。他亲身经历过战争的环境，和战士生活在一起，与群众打成一片，所以，他的画作往往富有真实感人的力量。
全国解放后，涂克同志才能有条件真正成为一个油画家。他仍然坚持用画笔来描绘人民的生活与祖国自然景色的美。除画画之外，他还创作歌曲。当年他参加新四军时，谭震林同志接见他时曾说：“听说我们部队来了一个画画的大知识分子。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搞画。战士们最爱唱歌，你能不能教唱歌啊？”就这样涂克同志创作了《胜利而归》和著名的《吃菜要吃白菜心》等歌曲。一九八○年广西电台又播放他的新歌《共同奋斗到明天》，受到了听众的欢迎。有个记者问起：涂老，真有趣！这歌的作者和你同名同姓。涂老笑道，这歌曲就是我作的啊！
涂克同志今年七十一岁，我已八十一岁了，我们已有几十年的深厚友情。这次在北京看到他的画展，真是格外高兴。谈了以上这些感想以示祝贺。
第8版(副刊)
专栏：
临泰山簋（书法）
康殷
——选自《五康书画篆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