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1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雅”不可耐
夏长安
俗不可耐,不好,“雅”不可耐就好么?
俗并不是贬词;通俗风行,俗不伤雅,属于人数众多的文化层次,从中不是不可以产生刚健清新之作。只有恶俗不堪、无聊下流,才是所谓“不可耐”的。如大写“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之类的薛蟠,即使侧身俗文学之林,也不能代表全般,而只是其中那部分糟粕的制造者。
雅,在中国,无论是狭义文化或广义文化中,都标志着一种高层次,不是人人想达到就能达到的。薛蟠自然永远达不到,贾雨村虽会舞文弄墨,诌两首赋得中秋对月的顺口溜儿,附庸风雅,但也跟风雅绝不沾边,因为他骨子里只是个如贾宝玉所说的国贼禄蠹的料,根本是俗不可耐的。不过贾雨村也自有他的可取之处,他把“待时而飞”的野心和要教“人间万姓仰头看”的狂兴,一股脑儿没遮拦地倾泄出来,俗倒还俗得本色。电视剧《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集,过简了,看看原书,那帮跟着贾政一路凑趣的众清客,左一个“好花,好花!”右一个“好景,好景!”张口“醉翁亭”,闭口“武陵源”,又是范石湖《田家》之咏什么的,但都难掩酸腐虚假之气,大约可以算是比较典型的“雅”不可耐。
那批清客们无名,不知道名叫詹光、卜世仁的(谐音沾光、不是人)可也在场?而贾政者,论者说是“假正经”也。一语破的:假正经、假斯文,乃是“雅”不可耐的核心。
生吞活剥,东施效颦,矫揉造作,言不由衷,涂抹些似通非通、故作深奥的调情诗,重复些陈陈相因、食而不化的套话软语,标榜些自己达不到也并不想达到的高格,终于还是流于滥俗。人们常说雅俗可以共赏,殊不知“雅”不可耐与俗不可耐也是相通的。
从文品到人格,雅俗之辨,不是几句话讲得清楚。尤其因为,随着时代的播迁和风习的嬗变,人们生活情趣和艺术情趣中包含的雅俗观念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扪虱夜话”,在古名士,也许不失为雅人深致,不怕写入诗文,在今人看来就实在该归入阿Q小D那个档次了。但在当代有没有沾沾自喜于变相的精神上的“扪虱夜话”者,必得等到若干年后才脸红呢?
记得看话剧《家》时,一个年轻朋友压根儿听不懂老色鬼冯乐山跟高老太爷之间的一番对话,他完全不能理解那一片貌似文雅的吐属中,曲曲传出的竟是禽兽不如的淫心。那岂仅是“雅”不可耐,简直“雅”得可恶了。
所以说,“雅”不可耐也有不同的档次:从一般的附庸风雅以文其浅陋粗俗,到极端的则是利用职权、名位而搬弄“高雅”,卖弄风流,以遮盖其丑恶、卑劣、虚伪,前者于别人无害,后者却难说没有害人之心,这是应该区别看待的。
李白诗:“《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注解者说,雅者,正也,此处《大雅》即指“正声何微茫”的“正声”,是“王政之所由废兴”,可见关系重大,十分要紧了。然则正声之兴,是既不能寄希望于俗不可耐之流,也不能指望着“雅”不可耐的假正经、假斯文的。
“后之视今”,真的“亦犹今之视昔”吗?


第8版(副刊)
专栏:

春风小店〔外一章〕
巫猛
它的名字,就是这季节的名字。
当太阳的钟摆不再摇动,小店,哗笑着迸发生机。
灯光摇曳着影子:长长的人的影子,长长地搅结在一起;
于是,小店就有了长长的故事。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客人,每晚都是新的;
故事,每个都是新的……
小店,青葱的愿望也总是新的。 奉献一颗绿太阳
春天和我,一同写诗。
我写红色的云,她便匆匆用花朵铺向天边;
我写流荡的风,她便一路摇响银铃,播种百鸟的欢鸣;
我写清澈的水,她便放牧起群群游鱼……
春天和我一同写诗,向世界奉献一颗绿色的太阳。


第8版(副刊)
专栏:

我想
周晓萍我的那棵思维之树结满许多奇异的幻想我想在早晨推醒大山请它和我一道迎接尊贵的太阳我想在静夜端来明月那一盘清辉里有我的诗句叮当作响我想成为梧桐用温柔的手掌抚摩天空我想成为山风在高高的枝头弹奏绿叶我想,只要自己每天有一行细柔的歌声做一只小小的蚂蚁却又何妨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沙漠宝窟四十年
  ——访段文杰
张世英 文 苗地 插图
段文杰,研究员。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名誉教授。他在敦煌宝窟中度过了青春年华和不惑之年,而今已跨入了年近古稀的行列。他不仅在壁画临摹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近年又在敦煌艺术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
记者:听说40年前您是自愿到敦煌的。是什么促使您在旧社会毅然离开自己的家乡山城,只身一人,几经辗转到达荒凉的沙漠之地的?
段:(笑)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呆这么多年,成了“敦煌人”了。
起初,我并没有长期呆下去的想法。1944年我在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美术,对学校只教画山水不满意。恰好这时,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到敦煌几年后,在重庆举办了敦煌人物画展,很为轰动。我看了以后被它吸引住了。觉得学画,特别是人物画,敦煌是最好的老师。我到敦煌主要是想学好古典绘画技巧,将来当个有名的画家。
记者:既然这样,为什么又没有离开呢?
段:精神的寄托。我费尽千辛万苦,辗转了一年多的时间,1946年才到了向往的敦煌。这里虽然一片黄沙,条件艰苦,我这南方人生活上有许多的不习惯,然而敦煌的绘画艺术吸引了我。它的艺术造诣极高,人物造型有特殊的创造方法。虽然有很多是吸收、借鉴了外国的手法,如中国的古典绘画不讲解剖学,敦煌的壁画则吸收了印度的画法,讲究线条,使绘画艺术推进了一步。但是它万变不离其宗——中国民族艺术传统。它以形写神,含蓄、百看不厌,越琢磨越有味道,所以一进洞,把什么困难全忘了。不过,我真正安下心来,那还是新中国诞生后,服从党的工作需要才留在敦煌的。
记者:敦煌艺术对您有这样大的吸引力,您一定创作了不少幅画?
段:很少,主要是壁画的临摹。敦煌壁画是固定的,能亲自看到它的人不多。尽管近几年国内外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但毕竟是有限的。临摹是宣传民族艺术遗产的一种好手段。通过临摹,艺术地再现敦煌壁画。我们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和印度、缅甸、捷克、波兰、日本、法国等国家举行了20多次展览,向国内的人民宣传爱国主义,向国外的朋友介绍中国的艺术瑰宝。
记者: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临摹不如自己的创作,又是无名的工作,您能够默默无闻地从事这一工作达40年之久,这要有点牺牲精神。
段:搞临摹在敦煌不只我一人,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我从多年临摹工作中体会到,没有与壁画相适应的绘画水平是难以表达出来原有的绘画水平的。每要临摹一幅壁画,都免不了反复揣摩,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了解它的时代背景,所表现的内容,人物画法、制作过程、线条描法,以至彩色是如何上的,具体到人物面部表情、眼神,只有比较深刻地理解后,才能比较忠实地描摹下来,并不是简单地“照葫芦画瓢”!不埋头苦干,不花上几年的功夫,真不行啊!所以我不认为临摹是没有出息的。用自己的画笔介绍中国民族文化遗产,难道没有价值吗!
记者:在报刊上还看到过您关于敦煌研究文章的摘要,听说您写了20多篇,30多万字。
段:10年前,由于眼睛患了老年性白内障,我被迫放下了心爱的画笔。同时现实也需要我们尽快把研究工作搞上去。我虽然通过多年的临摹有一些体会和感性知识,但是要把它们变成理性的认识,困难也不少,敦煌学不是单一的,是复杂的、综合的,不仅要了解美术史的演变,还需要了解宗教、历史和美学等方面的问题。
记者: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莫高窟的前景。
段:主要任务是保护。研究如何防止和治理壁画的各种病害,研究环境、气象和大气中对文物不利的物质等,采取科学的保护方法。
在研究方面,我们虽然出版了《敦煌彩塑》、《敦煌壁画》,日文版的《中国石窟·莫高窟》,以及正在编纂的《中国美术分类大全》的《中国壁画大全》等共十种敦煌画册,但这还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我们将按石窟内容,如音乐、舞蹈、衣冠服饰等分类专题,全面地介绍敦煌石窟的艺术。大量出版介绍敦煌文物困难很多,人力不足,资金缺乏,要在敦煌集中很多研究力量又不可能。希望有更多的人关心敦煌艺术的出版问题,同时更欢迎有更多的人研究敦煌学。
敦煌学的研究应该在中国。


第8版(副刊)
专栏:美学杂俎

环境意识与审美观念
郑凯歌
人们的环境意识、审美观念随社会的发展不断提高和发生变化,这要求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中得到相应的表现。
可惜,一些作品往往一描写工业建设的发展就是“烟囱林立”、“马达欢唱”、“机器轰鸣”;一描写城市街道的繁华就是“喇叭声声”;一描写喜庆欢乐的场面就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过去人们作这样的形容,主要是受社会的科学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科学知识限制,往往在大工业生产给人类带来的丰富产品面前陶醉,却忽视了它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还没有认识到所描写的事物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一面。所以,审美观念在其时也自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人们觉得高耸的烟囱很有气势、很壮观,甚至把它作为工业建设蓬勃发展的标志,引为自豪;人们认为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取代了落后的小手工业,增强了工作效率,虽然机械噪音大一些,也犹如听一首“奏鸣曲”;汽车作为公路交通中的“娇子”,它的形体、色彩、速度和载重力,足可使牛车、马车、人力车等交通工具望尘莫及、自惭形秽,人们对汽车的喇叭声自然感到分外悦耳动听了。当人们把这种感受诉诸于笔端,便连同整部作品作为人的一种美的创造,发生着特殊的社会效用。
随着科学的发展,当人们认识到“烟囱林立”、“马达欢唱”、“鞭炮齐鸣”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三废”和噪声污染,危害人们身体健康,而积极进行治理和限制时,环境意识便得到了提高,审美观念也发生了某些新的变化和升华。可以说,环境意识的提高促进了审美观念的变化,反过来,审美观念的变化又将推动环境工作的开展。
愿更多的作者提高环境意识,把环境科学引入文学领域,使作品具有崭新的审美观念。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泛说与品评
李克因
一件作品问世,免不了要经受社会检验,出现口头或文字的评论。这是正常现象。有截然相反的论调,也不奇怪。百人百口味,难求一律。
闲聊归闲聊。若是郑重其事发言或撰文,求其中肯允当,立论谨严深刻,具有指导性,却非易事。要讲科学态度,不好“即兴”,更不能“感情”用事,需要全面深入审视作品,从美学、社会效果进行剖析,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用严肃治学具体分析的精神,说出令人信服的意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尽管有时可能与众议相左,终可算得一“家”之言。
浮泛的议论却是很容易的。并不进行全面的具体研究,仅有一粗略的印象,若要说好,便举出几处精采笔墨,据以论证,称为“很大的成就”、“崭新的形象”、“史诗般的力作”;若需说糟,也尽可举出若干不足之处,从而得出“平庸”、“浅薄”之类的评价。偌大一件作品,要摘出一些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其实唾手可得;形容词也是不难翻新的。
这种“怎么说都行”,怕难形成一“家”之言。若要争鸣,由于此“家”与彼“家”不“对等”,也就争不起来。即便争也没什么意思。


第8版(副刊)
专栏:

春光〔中国画〕 卢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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