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对448名女干部的调查
4月17日《中国妇女报》报道:最近,全国妇联对448名担任县(处)、地(厅)、省(部)级党政领导职务的女干部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女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和年龄结构都比较好,大多符合干部“四化”的要求。
被调查的女干部中,县(处)级的178人,地(厅)级的255人,省(部)级的15人。她们有4个特点:
一是年龄结构合理。县(处)级干部45岁及45岁以下的占58%,46岁至55岁的占42%;地(厅)级干部45岁及45岁以下的占27.8%,46岁至55岁的占54.5%;省(部)级干部50岁以下的占26.7%,50岁至60岁的占60%。
二是文化水平高。文化水平在大专以上的达81.6%。其中县(处)级女干部有大专以上文化的占72.3%,中专和高中文化的分别占10%和4.5%;地(厅)级女干部有大专以上文化的占79.3%,中专和高中文化的分别占2.5%和7.7%;省(部)级大专以上文化的占93.3%,中专以上文化的占6.7%。
三是工作自信心较强。在回答“你认为自己对工作胜任的程度如何”时,73.4%的人回答“能胜任”,有5.1%的人回答“有潜力”,7.8%的人回答“困难大”。
四是家庭关系融洽。她们中有421名已婚,她们的家庭大多数是美满的。多数女干部表示既要事业,也要家庭。
在调查中还发现,在培养、选拔女领导干部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各级领导班子女性所占的比例小,在科、教、文、卫等女同志居多的部门,女干部也少,层次越高,比例越低;二是女干部中正职少,副职多,被调查者中有80%任副职;三是一些地方在考学、分配等方面不录用或少录用女同志的做法堵塞了妇女干部的来源。
(林其成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成仿吾搞过飞机设计
王树荣撰文说,提起成仿吾,人们都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
其实,成仿吾不是文科出身,而是学工的。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学的是兵器工程专业,是和飞机大炮打交道的。当年学兵器工程,是出于富国强兵的愿望。临毕业时,他准备的毕业论文是《飞机与风力》,他还进行了飞机的设计。在他的实验室里,他集中了大大小小三四架电风扇,为他的设计进行实验。这时,国内传来消息:泰东图书局拟聘他为文学主任。于是他中断了论文和设计,放弃了即将获得学士学位的机会,回到上海。谁知这个消息并不真实。他只好回到故乡长沙,到兵工厂工作。
在兵工厂工作了一年多,他又回到上海,参加创造社的活动。当时创造社主要是文学活动,但也有自然科学活动。1923年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科学丛书》,共十种,其中《漩转汽机》和《工业数学》两种是成仿吾著译的。可见他在工科方面有深厚的基础。
1924年6月,成仿吾来到大革命的根据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理科教授,讲授物理和德语等课程,并兼任黄埔军官学校兵器处技正,直到1927年。
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迫出国,1928年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就负责编辑中共柏林—巴黎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1931年末根据党的命令,他回国进入鄂豫皖苏区,任宣传部长等领导职务,以后就很少再有机会和兵器工程接触,更不大有人知道他年轻时竟设计过飞机。
(摘自4月29日《科技日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爱因斯坦给五千年后子孙的信
邵纯撰文说,1938年底,美国人筹备世界展览会。有人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花样:把一些文件装入一个坚固的金属容器之中,深埋到展览会工地的下面,地面上立块碑石,上面写着要5000年之后,即公元6939年把这个容器取出来。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打电话给爱因斯坦,要他把“我们时代的思想和感情,告诉5000年后的人”。爱因斯坦给5000年后子孙们的信,全文如下:
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用电磁波从地球的一个角落方便地同另一个角落互通信息。
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遭受悲惨的贫困。而且,生活在不同国家里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将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智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的低下。
我相信后代会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和正当的优越感来读这封信。
爱因斯坦对群众的评价显然是不对的,但他所见到的美国,却是一个科学发达,然而人人生活在恐惧之中的社会。
同年5月,有人写信给爱因斯坦,要求为他侄子在美国找工作。8月8日爱因斯坦回信说:“风度才华在这里很少有人欣赏。尤其是商人成了国家的圣人。我的意思是说,一种新式的袜带比一种新颖的哲学理论更吃香”。关于替对方侄子找工作的问题,爱因斯坦认为自己虽然大名鼎鼎,但没有什么人事关系,靠名气帮人寻找工作,只不过是增加一点信任的气氛而已。
这就是爱因斯坦感受到的美国社会的世态人情。 (摘自《新疆社会科学》第2期)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自行车史话
自行车,又称单车。1642年,意大利一位橱窗设计师在其设计的罗马教堂的彩色玻璃上,绘制了自行车的雏形图案。
1790年,法国西夫拉克伯爵制成了第一辆由两个木轮纵向直线排列的自行车。它没有链条,人可以跨骑在上面,两脚来回蹬地使车向前行走。虽然这车不灵巧,实用价值也不大,但被称为近代自行车鼻祖,揭开了自行车时代的序幕。
1871年,德国的索梅阿夫男爵设计了一种两轮“行走机”,增加了能够操纵前轮活动的把手,以便于掌握方向和平衡。它可以拐弯,并且在两轮之间设置了鞍座。这年7月的一天,他骑着自制的“行走机”,两脚象滑冰一样交替蹬踏地面,行驶的速度相当于奔跑的马车。这种“行走机”,被世界公认为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自行车,奠定了现代自行车的基本轮廓。
英国人麦克米伦和德国人费歇,分别于1839年和1853年试制成前轮装有踏脚蹬子的木质自行车,骑车人的两脚不需要再蹬踏地面。1861年,法国人米逊在“行走机”上增加了曲柄,直接踏动前轮,带动车子前进。当时自行车都是前轮大,后轮小。1869年,自行车轮由木制改为铁制,并且轮圈用橡皮带,车轮上装有滚珠轴承和飞轮。1885年,英国人斯塔利发明了今天人们熟知的自行车链条和车架的菱形结构,两个车轮也改成一样大小。1889年,英国人康乐普又发明了充气轮胎,到本世纪初,已制造出今天自行车的弯形前叉、链盒等。从此以后,自行车的制造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质量日益精美。
(摘自《历史学习》第1期 李复基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异军突起的物理肥料
音乐肥料:科研人员用给植物听音乐的方法,培育出了30公斤重的卷心菜、小伞那么大的蘑菇、足球一样大的红薯、25公斤重的萝卜。音乐是一种能量,可以被植物吸收,并刺激作物细胞的生长。
色彩肥料:特殊波段的光对植物有特定的刺激作用。用红色光线照射处在生长期的黄瓜和西红柿,可以使其果实成熟期提早一到一个半月;用黄色薄膜罩在芹菜上则叶大茎粗;用红光培育甜瓜,甜瓜可提早20天上市;用蓝色光培育秧苗比一般薄膜育秧苗高4.2%。
电肥:给菊科植物通以180伏电压,其光合作用的速度会增大一倍;用220伏电压处理西红柿种子,西红柿果实中的维生素C的含量增加7%,糖分增加1.2%,产量增加17%。
磁性肥料:目前国内外滋化水肥和磁化灰肥已投入使用。用磁化水灌田,大豆、玉米等作物和萝卜、黄瓜等蔬菜,产量提高10—45%,水稻、小麦、油菜等作物增产11—18%。
气肥:据科技人员试验,在作物生长发育的旺盛和结实期,每隔4—7天用喷雾器在田间喷一次二氧化碳,每亩用二氧化碳固体5公斤,结果大豆增产57%、高梁增产200%。
对农作物施用物理肥料,其作用机理是相当繁杂的,还需继续深入研究。  (3月28日《中国环境报》 鸣今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宋庆龄的一幅珍贵照片
张昳丽在5月5日本报海外版撰文说,最近偶见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英文对照《宋庆龄》摄影集,使我想起了家父张赓伯曾为宋庆龄拍过照片的往事。
当时身为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宋庆龄,为完成孙中山先生访问苏联的遗愿,于1928年9月6日抵莫斯科,受到苏联政府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宋庆龄在访苏期间还去西欧活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国际反帝大同盟大会,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谋求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援助。
1929年5月5日,宋庆龄离开莫斯科回国,16日抵达哈尔滨,下榻于中央大街马蒂尔旅社。当时家父正服务于中国交通银行哈尔滨分行,业余爱好摄影,作品多次获奖。宋庆龄途经哈尔滨仅一天,当时驻哈中外记者都竞相争取获准拍摄宋庆龄丰采,家父也拍摄了一些珍贵的历史镜头。
在将近50年的风风雨雨中,家父为宋庆龄所拍的照片,仅剩下这一张,而这正是这本收集颇为齐全的影集中所缺,也未见于别的相关影集中的一帧新发现的照片。宋庆龄时年36岁。(附图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否有其事
金封撰文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对军队的控制,采纳了赵普的建议,在欢宴功臣大将之后,顺利地削去了他们的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但近年来有的史学工作者著文提出了新见解,认为此事疑点甚多,实属子虚乌有。
为何史籍记载矛盾很多 持不同意见的论者认为,记载“杯酒释兵权”的史料虽然很多,但矛盾百出,并不可信。例如:北宋丁谓的《丁晋公谈录》中说,罢石守信和王审琦两人的兵权,是赵匡胤听了赵普的一次谈话后就作出的决策,并无设宴招待这些情节。而王曾《王文正公笔录》说,赵匡胤是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才“不得已”而为之,在酒宴后同时罢去兵权的还有其他几位将领。司马光则说,此事是经赵匡胤与赵普两人合谋的结果。此外,上述三种史料对石、王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有的则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关于“释兵权”的内容也说法不一。
建隆二年不可能大摆宴席 认为“杯酒释兵权”实有其事的论者,确认此事发生在北宋建隆二年七月初(公元961年)。根据是,南宋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选择太祖建隆二年7月这一条,详细追书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
持有新见解的论者认为,建隆二年六月,正逢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病逝,按照当时的惯例,六七月这段时间,应是国丧时期,朝廷上下都不能作乐宴饮,赵不可能不顾礼仪,在那时设宴请客。况且,有的史籍都说此事发生在赵普担任宰相期间,而建隆二年时,赵普不过是赵匡胤的一名幕僚。他第一次拜相,是三年之后的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另据《宋史·石守信传》记载,直到建隆三年九月,石才被解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军职。足见建隆二年并未发生过“杯酒释兵权”。
《太祖实录》等为何不作记载 一种意见认为,对于这样一件大事,北宋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都只字不提,以后编成的《宋史·太祖纪》也不作记载,只能说明此事并不可信。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对此事不作记载,可能是一种疏忽或另有原因,并不能说明历史上没有发生这件事。
(摘自4月29日《解放日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每周文摘

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简化
李光烨撰文说,首先,从文字本身的功能考虑。文字是记录语言、传递信息的书写工具,其职责规定它应具备简易、精要的特点。
其次,从汉字发展变化的历史看。汉字的字形及笔画数,在汉字的发展中都表现了简化趋势。
汉字的字形,其笔画态势,从图画趋于线条,从“肥笔”趋于“瘦笔”,其轮廓、部件从象形趋于符号。从甲骨文、籀文到小篆,小篆到隶书,隶书到楷书、行书,字形的发展无不显示出从繁复到简要的趋势。如:魚、鳥、馬、煎,由篆体到方整的汉隶后,原象形的鱼尾、鸟尾鸟脚、马腿及火焰等,都成了符号“灬”。现今,印刷、打字及检索等要求字形不但简易,而且精要,以“争、羽、吴”等新字形替代“爭、?、吳”等旧字形,即是一种体现。
汉字的笔画数,也是从多到少趋于简化。笔画数多,不易写不易记。鸞、寶,在方格内写得不紧凑,“鳳凰”会往外飞,“寶貝”要藏不住。又如:鬱是个多部件的字,写作“郁”后不仅笔画数少了,而且只有两个部件构成,便于输入计算机。
再次,从文字的特征变化来分析。汉字的本质特征是表意的,但随着汉字的发展,它的表音特征日益增加。从表意发展到有表音成分、从较无规律趋于较有规律,这也是一种由繁趋简的变化。当然,汉字的这种变化,并未根本改变其表意的体系特征。
形声字的发展中,存在着汉字繁化与简化的相对变化。如“叚”字由于语言变化而增加了表示新音的声符“古”而成为“嘏”字;“莫”、“?”增加了意符“日”而成为“暮”、“?(晴)”。但是,简化仍是这一变化的主要趋势。形声字的整体简化,如“畢、華、籲、衝”简为“毕、华、吁、冲”等形声字的局部变化,“齒、響、鍍”简为“齿、响、镀”等,“懸、鏢、邁、澱、猶、態、幣”简为“悬、标、迈、淀、犹、态、币”等。还有其他一些方式的简化,都大量存在。
总之,汉字的趋简,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趋势。
(摘自《中文自修》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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