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楷模
——纪念李大钊同志就义六十周年
王光远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英勇就义，至今已60年了。李大钊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他第一个吹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进军的号角，并为此奋斗终生。李大钊同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事业的缔造者和维护者，他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推动了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堪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楷模。
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酝酿合作的过程中，李大钊同志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提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共产党应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策略，为此，共产国际多次派人到中国来。在1920年维金斯基来中国与孙中山见面之后，1921年，马林又来中国，经李大钊介绍，由张太雷陪同去桂林会见孙中山。1922年8月，在专门讨论国共合作的西湖特别会议上，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的李大钊，积极赞同与国民党结成革命的联合战线，8月20日，李大钊在林伯渠陪同下，专程去上海会晤孙中山，进行了多次“极为融洽”的交谈。大钊同志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久，苏联代表越飞来华，又由李大钊陪同去上海，举行了有名的孙越会谈。
1923年4月，李大钊在《向导》上发表了《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提出为建立“一个同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6月，李大钊同志去广州参加中共“三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会议期间，孙中山特邀李大钊会见，进一步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迅速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特任命李大钊、廖仲恺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2月，李大钊应邀去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一大”。孙中山亲自主持会议，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出席了大会。李大钊任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党团书记，又被中山先生指定为五个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28日的会议上，趁孙中山没有出席大会之机，一些右派公然提出，在党章上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李大钊同志当即发表了《意见书》，义正辞严地指出：“我们之加入本党，是为了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固有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
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同志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二
“一大”后，李大钊同志回到北京，根据国民党第一次执委、监委会议决定，与中央执行委员王法勤、丁惟汾、于树德、石瑛等人一起，于4月20日在北京成立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负责领导直隶、山东、河南、热河、察哈尔、奉天、吉林、黑龙江、绥远、内蒙古、山西、甘肃、新疆及北京、哈尔滨15个省市的党务，并在北京染织局二十九号设立了办事处。李大钊担任组织部部长。于树德、蔡和森、王尽美、张昆弟、褚雪松、缪伯英、陈毅等同志都先后参加了执行部的工作。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在北方很快建立了一批国民党省市党部，国民党员迅速发展到14000多人，仅北京一地就有2600人。由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加入，国民党内呈现出一片新气象。
当时的北京是北洋政府直接控制的首都，充满了白色恐怖。5月21日，张国焘被捕，供出李大钊等同志，反动政府立即下令搜捕，李大钊被迫剃掉胡子，扮成生意人模样，偕子李葆华去昌黎五峰山避难。这时，中共中央决定，任李大钊为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6月，共产国际“五大”召开。在第22次会议上，李大钊报告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着重介绍了帮助国民党改组及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经过。他指出：“我们在国民党中间的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并把它引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我们在国民党中间把‘左’派拉到我们这一边，从而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会后，李大钊留在莫斯科，任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三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他一面请段祺瑞组织临时执政府，一面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使北方政局发生了复杂的重大变化。这时，李大钊奉命由莫斯科回国。
李大钊回到北京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他一身二任，担任国共两党北方地区的领导工作。他充分运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团结最大多数群众，扩大革命势力，促进了北方革命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为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而斗争。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发出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主张立即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成立临时国民政府。年底，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空前的盛大欢迎。1925年1月4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联合各进步团体，成立了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李大钊作了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的讲演。2月1日，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召开了善后会议。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大钊为会议领导人之一，在会上多次讲演。这次会议历时一月有余，它教育了群众，揭露了敌人，宣传了革命主张，对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积极作用。
孙中山病重期间，指派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组成中央政治会议，代他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实为最高决策机构，李大钊是委员之一。
第二，声援五卅运动，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群众运动。
上海五卅运动发生后，引起北京各阶层群众的极大愤慨，李大钊通过北京执行部，联合各进步团体，迅速组织群众，学生组织了“沪案雪耻会”，工人组织了“工人雪耻会”。6月5日，又成立了有480多团体参加的“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
6月3日，北京有5万人示威游行。10日，有20万人在天安门召开“北京国民大会”，会后冒雨游行20里。25日为全国总示威日，北京有30万人冒暑游行6小时，奔走数十里，声威势壮，震动全国。30日，又有500多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邀请国际友人参加。同时，北京学生罢课达三月之久，这些斗争给了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第三，领导反关税会议的斗争，发动推翻段祺瑞政府的首都革命。
1925年10月，段祺瑞政府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相勾结，召开了所谓“特别关税会议”，妄图借此捞取更多的利益。为了反对关税会议，北京执行部联合200多团体，连日在天安门召开大会，散发宣传品，11日，又连续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有两次曾同警察发生冲突，于树德同志受重伤。
在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中共北方区委鉴于段祺瑞政府摇摇欲坠，奉系军阀忙于应付郭松龄倒戈事件，国民军同情革命，决定发动一场驱逐段祺瑞的首都革命，并取得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支持。11月28日，数万群众集合在神武门，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整齐雄壮，李大钊亲自领队包围了执政府，后又包围了段祺瑞住宅。第二天，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只是由于国民党右派的阴谋破坏，国民军转变了态度，使这次革命未能成功，但它教育和锻炼了广大群众。
第四，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
孙中山病重时，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于3月8日，在北京组织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总章中规定“跨党者不准入会”，妄图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排挤出去。在3月1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李大钊严肃地指出，对同志俱乐部的活动，非设法抵制不可。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的活动更加猖獗。8月20日，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暗杀后，国民党右派便纷纷北上。10月14日，林森、邹鲁率外交代表团到京，公然指责广州国民政府，于10月25日，趁北京执行部的人员去天安门开会之机，查抄了执行部。11月23日，他们在西山碧云寺中山先生灵前召开了西山会议，公开反对三大革命政策，宣布开除李大钊等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会后，在北京南苑园一号另立伪执行部，并要党员到他们那里重新登记。每次群众运动，他们都另搞一套，与北京执行部对立。
李大钊同志团结国民党左派，对右派给予了坚决的回击。1926年1月1日，专门在北京执行部举行了升旗典礼，李大钊做了题为《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演讲。经过艰苦的斗争，使国民党右派完全陷于孤立。一次他们组织游行，只有七杆小旗八个人参加，最后只好把伪执行部自行关闭了事。当时，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国民党内出现了两个中央（一个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在上海），许多基层组织也都发生了激烈分化。唯有北京执行部取得了反击右派的胜利。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取消各地执行部的决议中，对北京执行部的工作给予了表扬和肯定。
第五，领导“三一八”反帝运动。
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群众革命运动，赶走京津地区的国民军，段祺瑞勾结张作霖，请奉军再次入关，从北面进攻国民军，由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吴佩孚从南面进攻国民军。全国人民甚为愤怒，立即掀起了一个反日英、反张吴的运动。北京各界群众数万人连续在天安门召开反日讨张国民示威大会，2月27日，又召开反英讨吴国民大会。
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公然开进大沽口，与国民军发生炮战。16日，日本纠集英、美、法等八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防，限48小时答复。当晚，北京执行部开会决定，督促段政府严重驳回无理通牒。17日，又召开150多个团体开会，决定18日在天安门召开群众大会，李大钊、徐谦等人任主席团。第二天，数万群众集会于天安门，会后组织示威游行，李大钊亲持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在执政府门前，遭到卫队的血腥镇压，当场打死47人，重伤2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同志头部和双手负伤，曾一度被捕，因回答机警才得以脱险。
惨案发生当天，段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发出了通缉李大钊等人的命令。两三天后，李大钊不得不率领国共两党人员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继续进行地下斗争。
四
随同李大钊同志迁入旧兵营的共产党人有于树德、陈延年、陈乔年、范鸿勃、刘清扬、杨景山、陶永立等人，国民党人有丁惟汾、路友于、邓文辉、谭祖尧、张挹兰等人。
4月9日，国民军赶走了段祺瑞，但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国民军又退出北京。16日，张作霖进占北京。24日，即下令封闭了《京报》馆，枪杀了主编邵飘萍，5月，又枪杀了《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了京师。在此情势下，国民党领导人徐谦、顾孟余、陈友仁、丁惟汾等相继离开了北京。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党也将陈延年、陈乔年、陈毅等许多同志调离。从此，国共两党领导责任的担子，都落在了李大钊一人肩上。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革命统一战线不断扩大。1926年冬，北京各进步团体组织了“左派联席会议”，更有力地推动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这时，国共两党在组织上进一步发展，到1927年2月，仅北京一地，共产党员由300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员由20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
这一时期，李大钊还派许多同志深入广大农村开展斗争，又派不少干部去国民军，作冯玉祥的工作。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有力地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1927年1月25日，成立了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李大钊同志担任领导工作。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和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奉系军阀更加惊恐，疯狂地逮捕革命进步人士。在险恶的环境下，不少人劝李大钊暂离北京，中共中央也考虑将他调离，但他表示：“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
1927年4月6日，穷凶极恶的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的默许下，派军警、特务袭击了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同志。在狱中，李大钊遭到各种严刑拷打，但他毫不动摇，表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气节。他写了一篇《自述》，讲了参加国民党后的情况，绝口未谈我党之事。4月28日，奉系军阀悍然不顾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对李大钊同志秘密处以绞刑。大钊同志大义凛然，从容就义。与李大钊同时牺牲的还有共产党员范鸿勃、谭祖尧等及国民党员路友于、张挹兰等，共20人。
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60年了。60年来，我们继承李大钊同志的遗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为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但是，台湾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出了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号召，作出了“一国两制”的英明决策。我们一定要以李大钊同志为榜样，争取早日实现新的国共合作，使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得以团聚，完成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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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张闻天同志在桦川县土改时
陆斐文 艾绍扬
40年前，我们都是原合江省桦川县的干部。那时，张闻天同志经常到桦川来，他深入区乡，在群众中流传着不少他的事迹。我们都是在区里工作的干部，和他接触不多，但在短暂的接触中，闻天同志给人留下的印象良深。这些，虽已事隔多年，现在回忆起来，犹历历在目。
鼓励干部深入实际
闻天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1946年5月，他担任合江省委书记。
正值此时，我们这一批在延安从事文教工作的干部，由张如心同志带队，从关内来到佳木斯，准备分配到东北大学工作。闻天同志闻悉后，他就亲自向张如心提出，希望这批同志中，能抽些人参加合江土改工作。如心同志同意。这样，就把我们几个人借调到合江省参加土改，集体分配到佳木斯市附近的桦川县，使我们有幸参加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
我们兴高彩烈地去省委报到。省委的一位领导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逐一地询问了情况。当他知道一位女同志身边还有一个一周岁的小孩后说：“他们都下去，你留在省委机关吧，下去交通不便，小孩病了怎么办？”这位女同志表示不同意。正在争论时，恰好闻天同志走了进来。他听后，笑眯眯地说：“让她下去吧，要提高妇女地位！小孩有办法解决。”随即对这位女同志说：“如果你爱人在东北大学找不到保姆，省委负责给你找。”闻天同志的话象一股暖流通过这位女同志的心，她当时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握着闻天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小孩我爱人会照顾，不麻烦省委了。”
有一次，闻天同志在桦川县委会听取各区干部汇报煮“夹生饭”的情况，会上反映了不少问题。闻天同志听得十分仔细，还插话询问一些细节。最后，他作了一个相当长的讲话，要大家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弄清楚“夹生饭”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发动群众，把“夹生饭”煮熟。
轻骑简装 深入基层
闻天同志经常深入基层，有时到桦川县委机关参加各种会议，听取县、区同志的汇报；有时到区、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做调查研究。桦川县委离省委机关不很远，都在佳木斯市内。他有时不给县委打招呼，也不乘汽车，带一个警卫员，就步行而来。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
闻天同志亲自在桦川县会龙山屯蹲点，搞阶级情况调查，挨门逐户了解情况，写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他到这个区了解情况，是经常的，遇到重大政策问题，他就首先去这个区取得第一手材料，并进行试点，然后加以推广。
有一次，闻天同志突然来到桦川县第六区悦来镇，只带一两个随员。他要参加六区姜鹏年屯（后改新发屯）召开的斗争地主大会。他去后，悄悄地站在台下群众的后边，谁也不知道是来了一位省委书记。会场布置得很简单，没有挂条幅和贴许多大标语。会上有十几个人发言，有老有少，都是讲道理，向地主算剥削帐，没有哄、打等气氛。会议只用了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
从姜鹏年屯回到区委会机关时，已近中午，区委的同志张罗给开饭。闻天同志的警卫员却告诉陪去的同志说：“首长说了，怕你们麻烦，不叫给做饭，我们自己带来了馒头和菜。”当时桦川县同其他东北农村一样，都是以高粱米和苞米为主食，很少有细粮。闻天同志深体下情，估计留他吃饭，必做细粮，为了不给下边干部添麻烦，所以自带干粮。
桦川县虽然在省会所在地佳木斯市的附近，但当时的交通不方便，县、区之间只有砂石土路，加上还有土匪骚扰，下乡蹲点既艰苦又不安全，区、村干部当时每人都带着枪。闻天同志到桦川县的区、村调查，又常常轻骑简装，不带多少警卫战士，有时还住在乡下，县、区的干部对他的安全都很担心。我们提出希望他以后下乡，早给我们打招呼，县里可以派县大队、区中队的战士，把警卫工作做得更安全一些。闻天同志笑着说：“你们不是经常下乡，住在区里、村里也不怕，我怕什么！现在群众发动起来了，有群众保卫我们，什么也用不着怕。土匪来了，群众会给我们报信的。”
大胆使用 精心培育
合江省的土地改革运动顺利完成，同闻天同志爱护干部、大胆使用、精心培养是分不开的。经过抗日战争的艰苦生活，少数老干部到东北的大中城市后，产生了和平享乐的思想，闻天同志对这些人进行耐心教育，对个别犯严重错误的同志，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1947年冬进行“三查”整党（查思想、查立场、查作风，整顿党的纪律及生活制度）。闻天同志亲自找犯严重错误的干部谈话，耐心讲道理，促使其猛醒。这些干部认识错误以后，他仍让他们到基层参加土改工作（不担任主要职务），通过土改的群众运动来改正其错误。
全国土地会议以后，有的同志片面理解土地会议的精神，搞“左”的一套，侵犯中农利益，扩大打击面，还提出“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企图召开贫雇农代表会议，选举贫雇农积极分子当区长、县长，排挤关内来的干部，说他们的出身成份不好。闻天同志对这股“左”的歪风，坚决进行了抵制。
为了建立巩固的合江根据地，必须培养大批新干部。闻天同志对东北本地新干部的成长特别关心，他经常对我们说：“你们老干部，除了领导土改、生产、支前外，还要培养大批新干部，最后要把印把子交给他们，没有大量新干部成长，根据地是不可能巩固的，你们老干部的任务也不算完成。”闻天同志下乡调查时，经常找新干部了解情况，并耐心教育，精心培养他们。在闻天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桦川县的新干部成长是比较快的。
1947年冬，有的地方出现了左倾错误思想，对新干部中的知识分子不敢使用，甚至要他们退职回家。当时在桦川县参加土改工作的还有一批东北大学的学生，这些人的家庭出身多是剥削阶级。对于让不让他们继续参加平分土地的运动，发生了不同的意见。有左倾思想的人，说这些学生是地、富出身，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一定会同情地主、富农，所以不能用。闻天同志坚决反对这种思想。他说：“只要他们不在本村本县，参加土改是可以的。如果是本县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的，可以调到别的县去，回避一下有好处。我们不能完全看出身，一个人的表现是最重要的。这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对他们是一场考验，看看他们能不能站到贫雇农的立场上来同他们的剥削阶级家庭决裂。能决裂的，就要相信他们，使用他们。我们相信他们大多数会改造过来的”。实践证明，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表现大都是好的，对合江省的根据地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在土改中成长起来的大批农村新干部，缺乏文化知识和马列主义理论，闻天同志在土改结束不久，就倡议兴办合江省委党校，培训新干部。党校进行短期培训，每期三个月左右，学习中国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党的基本知识、各项方针政策以及文化知识。从1948年4月开办到1949年夏，共办了四期，培训了1000多名新干部。
闻天同志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善于做理论联系实际的报告，教育干部提高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他经常召集省直机关、佳木斯市和桦川县的干部开大会，亲自做报告，教育大家认清形势，提高信心，做好工作；正确地掌握政策，避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他的报告，亲切感人，慢条斯理，逻辑性强，以理服人，生动幽默，从来不念讲稿，从来没有教训人的口气，讲到幽默处，常引起全场哄堂大笑。
闻天同志对下面干部写的工作报告和一些地主发家史，经常仔细阅读，亲自修改，并多次表扬一些生动的简明扼要的报告，有的还送给合江日报发表，他有一次看到会龙山屯贫雇中农在土改胜利后，给省委写的一封感谢信，十分高兴。这封信很短，是由几位翻身农民口述，干部代笔起草的，基本上按他们的语气，整理而成的。在桦川县委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念了这封信的全文，闻天同志说：“我们需要的是反映农民的心里话，不需要空洞的大文章。”
闻天同志身体力行，身教言教，使我们得益不浅，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