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30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首次发现毛泽东给抗大题词
去年4月19日,北京煤炭部管理干部学院原副院长廉祥云同志首次把自己珍藏了48年的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1938年毛泽东同志给抗大的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见图),献给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并详细介绍了题词的经过。
廉祥云同志1938年4月在抗大校务部队列科工作,负责保管和发放抗大毕业证书。当时,抗大毕业证书是白色道林纸制成,长4寸半,宽5寸8分,中间有一条折叠线,左面是毛泽东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右面是毕业证书的正文。廉祥云同志想把毕业证书重新设计一下,面积稍大些,制造精制些,再请毛泽东同志重新题词。抗大校务部副部长许世友、副校长罗瑞卿赞同和批准了这个想法,并责成他给毛泽东同志写报告,1938年6月的一天,他们收到毛泽东同志给抗大的题词。于是,重新印制了新的抗大毕业证书。这幅题词就一直由廉祥云珍藏着。 (摘自5月3日《解放军报》 冯守文文)(附图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林业科学家呼吁保护森林
《科技日报》5月21日报道:大兴安岭林区发生的森林火灾,是建国以来我国最大森林火灾,引起国内外人士的极大关注。近日,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召开座谈会,中科院学部委员吴中伦研究员,代表与会林学家呼吁:全社会积极动员起来保护森林。
我国林业资源本来就很贫乏,近年来天灾人祸造成的损失更加令人痛惜。高级工程师黄鹤羽说,从1950年到1984年,我国共发生森林火灾55万多次,烧毁山林约5亿亩,其中成灾面积约1.8亿亩,相当于解放后我国人工造林保存面积的43%。加上其它原因,我国森林植被覆盖率已呈下降趋势。副研究员何乃蕙说,“四五”期间,我国森林植被覆盖率是12.7%;“五五”期间减少到12%;“六五”期间已经不到12%了。动员全体人民起来保护森林资源,已刻不容缓。
吴中伦研究员和陈统爱、缪荣兴、侯治溥副院长都谈到,我国至今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森林防火、灭火研究机构。林科院原来有一个森林防火研究室,十年前被砍掉了。我国仅有的黑龙江省林科院森林保护研究所,从事防火科研的人员也很少。为了实现全社会爱林护林的设想,尽快改变我国护林防火方面的落后局面,专家们呼吁:
一、开展“爱林教育周”活动,在全国人民中加强护林知识的教育,使大家都了解保护森林的重要意义。
二、健全有关法规,实行以法防火、以法治林。
三、加强气象部门和林业部门合作,尽快建立全国性的防火灭火研究机构、预报和监测系统,包括航空和航天护林系统。
四、增加森林防火灭火设备和重点林区防火灭火设施。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冯铿《红的日记》的最初发表
《红的日记》是冯铿在1930年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后创作的一篇反映革命根据地的作品,当时参加会议的柔石、胡也频等左翼青年作家也有类似作品,如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胡也频的《同居》等。1931年4月25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前哨》刊出“纪念战死者专号”,冯铿的《红的日记》和胡也频的《同居》等,作为遇难作家的遗作发表在“专号”上。这以后的有关研究文章和专著,都作为是这篇作品的首次发表。
这一不确的看法,整整沿续了55年。而在事实上,冯铿的《红的日记》,因为一位著名作家的慧眼赏识,在其生前曾公开发表。1930年10月16日,北新书局出版的《现代文学》第1卷第4期,就发表了冯铿的日记体小说《女同志马英的日记》(即《红的日记》)。编者赵景深在“编辑后记”中写道:“冯铿女士的创作在《拓荒者》上发表很多,她这一篇《女同志马英的日记》是属于‘从军日记’之类的,撇开思想方面不说,在艺术方面似乎是极其锤炼的。其中写月夜泅河夺城,能使我们深深的印入脑际。这篇实在值得我们特别介绍。”
冯铿《红的日记》最初发表刊物和时间的发现,起码在下述两个方面值得重视:其一,《女同志马英的日记》这一篇名,并非是日译者的改题,这很可能是原名,或者是原稿上的两个篇名。其二,由于当时环境的险恶,《前哨》上的文字错漏极多,仅以《红的日记》一文为例,难懂或读不通的地方比比皆是,笔者作了互校,发现文字有异的地方达60处以上。笔者认为,《现代文学》上的文字要更忠实于冯铿的原稿,这就为以后重版冯铿烈士的这篇作品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底本。(摘自5月7日《解放日报》 张伟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围棋的故乡
中国是围棋的故乡,这已为世人公认,可是围棋到底是何时发明,何人创造,尚未能得到确切的考证。一些历史记载中传说“尧造围棋、教子丹朱”,说的是尧看自己的儿子丹朱不够聪明,于是发明了围棋,启迪丹朱的智慧。这自然难以立据。迄今发现有关围棋的最早的文字是《左传》中以围棋来比喻卫国国政的记载,说的是公元前559年的事情,距今有2500多年了。春秋时,孔子及孟子都论及围棋,孟子还写到一位举国闻名的棋手弈秋。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围棋已有相当程度的普及,否则也就产生不出“通国之善弈者”。看来,围棋在中国至少已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
从古至今,人们越研究越觉得围棋奥妙无穷,所以唐代著名诗人皮日休才会认为围棋是神仙发明的。元代大儒虞集曾这样论述围棋:“有天地方圆之象,有阴阳动静之理,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风雷变化之机,有春秋生杀之权,有山河表里之势,世道之升降,人事之盛衰,莫不寓是。惟达者能守之以仁,行之以义,施之以礼,明之以智……。”文人学士、封建帝王、战将谋士,以至才人淑女、僧尼黄冠都常以弈为尚。中国向有琴棋书画并称之说,可见围棋已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环。汉朝班固写下“弈旨”,流传至今,杜甫、杜牧、苏东坡都有咏围棋的诗句。
清王朝的前期,曾是中国围棋高手倍出的时期。黄龙士、徐星友、施襄夏、范西屏的棋艺至今仍为中外人士称道。但由于种种原因,从清朝以后,民国以至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棋手的水平与日本棋手有很大差距。
60年代初,当时任副总理的陈毅号召围棋界10年赶上日本,并于1962年亲自担任新成立的中国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从此,中国围棋开始取得长足的进步。
(摘自《瞭望》第20期 王汝南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对青年婚恋的调查
择偶标准的变化。70年代末,一部分青年从注重择偶的政治条件,转向较多地从财物、金钱等经济条件出发选择爱侣。最近几年,有的青年择偶则把对象的人品、素质条件放在首位。前年北京对五种行业的525名青年,就19个择偶因素进行调查,排在前三位的择偶因素和所占的比例分别为:人品好,占31%;文化水平高,占12%;相貌风度好,占8%。排在最后三位的择偶因素是:1、本人政治条件好;2、家庭政治地位高;3、家庭人口简单。
恋爱方式多样化。据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五城市的调查,如今靠“父母之命”结成的婚姻,只占新婚夫妻的0.94%,而年轻人自己结交、自己确定恋爱关系占新婚夫妻37.98%。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介绍婚姻约占70%,而“红娘”却发生了显著变化:由长辈、亲戚的“家庭介绍”转向由朋友、同事、同学的“社会介绍”。
结婚费用日益高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轻人结婚费用呈明显的高涨趋势。据对北京、广州、西安等20个城市1470名青年结婚费用的调查表明:一是结婚费用偏高,多数人依赖父母。被调查的青年中,1981年—1982年平均每户结婚费用为3619元,1985年—1986年猛增到5069元。费用的50%由双方父母资助,10%由亲朋馈赠,其余由青年人自己负担。二是结婚购物趋向高档化。三是一些地方婚礼大操大办,讲排场,搞攀比。
离婚问题突出。1980年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只有21万件,1981年1月1日新婚姻法生效后,这一年离婚案件上升到43万件。1985年降至40万件。总的来说,这几年离婚问题突出了。从离婚的原因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草率结婚、草率离婚,约占30%;二是第三者插足造成离婚,约占25%—30%,此外,这几年出国留学、进修,男女青年追求精神生活,要求的层次也高了,也造成一些夫妻离异。从离婚当事人来看,有四多:一是35岁以下的离婚多;二是结婚时间短的多;三是女方提出离婚的多;四是没有孩子或孩子少的离婚多。
(摘自5月15日《社会保障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当前出版界存在的一些问题
缺少一个长期稳定的明确政策。出版工作长期以来似乎缺乏一种“主心骨”,不得不随着具体任务的变化而波动起伏。
缺乏当代意识,出书存在陈旧感。出版工作基本上奉行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老一套:陈旧的管理体制、工作方法、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以及由此而来的陈旧的选题结构、出书角度和出书方式。
与读者的距离在加大。为什么读者的购书欲望空前强烈而图书的积压和订数的萎缩也达到惊人的程度?很重要的一条是有的图书脱离群众。现在有些地方出书,办刊物,不是为满足读者的需要,而似乎是为了满足某些作者出书的要求,或为了实现某些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不少的出版者对自己的出版对象不甚了了。
缺乏走向世界的魄力和纪念碑式的出版物。几十年来,我们出了许许多多的书,但是,进入世界市场并产生世界影响的巨著以及获得国际级奖的图书却不多。
编、印、发三环节的矛盾削弱了出版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由于三环节分家,互不通气,也没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各人多从自家的利益着想,而很少有出版的整体观念。出书难,卖书难的叫声未绝,近来又有印刷厂“无书可印”的困难了。
出版社的设置脱离实际,缺乏科学依据。这几年,出版社大都采取孙行者的办法,摇身一变,一个社就变成了几个社。大家又没有分工,也没有“势力范围”,都是“面向全国”,都是“全面开花”,于是抢稿子,抢名家,哄抬稿费标准等现象也出现了。
缺乏新技术武装。同国外相比,我们的出版工作还停留在“秦砖汉瓦”的时代。国外已经普遍使用电脑,在几天内出版一本书为常事,因此,重版率高,出版周期短,而我们的出版周期却很长。
(摘自《杂家》第1期 严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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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许姬传对《红楼梦》的看法
许姬传撰文说:我从9岁起看《石头记》,是先母嫁妆里带来的。白纸16册,带图,有大某山民、护花主人(有人说大某山民是姚梅伯)的眉批、夹批、总批。在回末总批里,对薛姨妈、薛宝钗作了深刻的揭批,他说:“尤奸处在住进黛玉的潇湘馆(原文是否如此,手边无原著,已记不清)。”当时的思想,对薛氏母女最有反感,自从她们进入大观园后,凭藉薛姨妈与王夫人的姊妹关系,展开大规模的活动,上自贾母,下到丫环,都博得好评。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虽与贾宝玉恋爱早已成熟,但势孤力弱,无人主持婚姻,她内心的炽热是贾宝玉送她一方旧手帕而达到沸点。
焚稿断痴情首先把题过诗的手帕焚毁,表示愤慨。林黛玉的多愁善病,都说明了她由于不能嫁贾宝玉而受尽内心煎熬气死的。
70多年来,我看了将近20遍《红楼梦》,还看了戏曲、电影……最近我发现,表演林黛玉的都着重一个“冷”字。其实林黛玉是个外冷内热的人,第19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一回中,林黛玉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她是封建社会里被环境折磨死去的有古典文学修养的女诗人。
(摘自5月14日本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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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早年的《杭州白话报》
在众多的近代白话文报刊中,杭州出版的《杭州白话报》可算得上是早期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著名报刊之一。
《杭州白话报》出版于1901年6月,由杭州白话报馆编辑及发行,木刻石印本。
它的发刊宗旨:“开民智和作民气两事并重”和“因为是旧学问不好,想要造成那一种新中国”,向读者宣传社会科学的启蒙知识,提出改造社会的主张。主要文章有:宣樊子的《论看报的好处》、突飞子的《论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公理》、医俗道人的《论中国社会之腐败》等。具有新颖、精确的风格,简明扼要,文字通俗。
《杭州白话报》出版距今已达80多年,所以流传不多,较为罕见,笔者只见到一部分。据有关资料记载,该刊至1904年4月1日,出版了最后一期,因编撰人员各奔前程而告终,共出版了82期。
(摘自5月21日《社会科学报》 许志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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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造性思维的八大障碍
你不是爱迪生,也不是爱因斯坦,但你同样也能在生活和工作中获得解决问题的灵感。不过在进行创造性思维时,你往往会遇到下述八种错误观点:
一、“找出正确答案”几乎从启蒙的那天开始,我们就受到教诲:每个问题有一个正确答案。但许多重要问题的答案是无穷无尽的。只有努力寻求多种答案的行动才产生你所需要的新主意。诚如法国哲学家埃米尔·查蒂尔所说:“如果我们只有一个主意,那么没有比这个主意更危险的东西了。”二、“那不合逻辑”僵硬的合乎逻辑的思想会扼杀新的主意,因为它排除似乎矛盾的可供选择的对象。新主意在疏松的思想中能较快地萌芽。三、“循规蹈矩”要想得到一个主意,往往必须打破那些再也没有什么意义的清规戒律。四、“要切实可行”思想要发展,需要一个广阔的可行范围,而不是一个狭窄的可行范围。你可以用提出问题的办法“倘若……将会怎样?”进入这一领域。五、“表演是创造之父”如果说需要是创造之母的话,那么表演是创造之父。遇到问题时,就让你自己冒当傻瓜的危险去表演吧!并把你随之所得到的主意记下来。六、“别犯错误”成功与失败是同一过程的组成部分。错误简直就是创造过程中的阶石。正如有人所说:“成功之路就是使你的失败加倍。”七、“那不是我的领域”新主意几乎总是出于人们专门化领域之外。我告诉人们要当猎人,成功的猎人视野开阔,总是保持着敏锐的目光,一眼就能分辨出捕猎对象。有创造性的人们必须是多面手,对任何东西都感兴趣,并意识到他们在一个领域学到的东西可能在另一个领域里是很有用的。八、“创造性跟我无缘”也许有人想:创造性只属于艺术家和发明家。当我们把自己贬低到没有创造性时,我们已开始了自我实现预言的行动。一个认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创造性的人是不会创造性地解决重大问题的。
(摘自5月8日《青年参考》 基石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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