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讲话》对音乐工作的启示
李焕之
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自然使我想起了在延安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七个春秋。那火热的岁月，不仅记忆犹新，而且是我从事音乐工作的50年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最难忘的是我有幸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讲话》，使我懂得了革命文艺工作中的许多大道理，并且投入到当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变革、大发展的运动中，深切体会到《讲话》的理论光辉及其对文艺的巨大指导作用。
这也使我想起当年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兴起。我以为，新秧歌运动并不简单是扭秧歌、打腰鼓、闹社火，而是标志着在新文艺活动的各个领域，已经蓬勃掀起了一个为人民大众服务，走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对民族传统艺术进行创新、发展的伟大运动，开拓了革命文艺工作的新时期。
当时，我们音乐工作者遵循着《讲话》的精神，在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展开了学习民间音乐的热潮，培养起热爱民间音乐的深厚感情，并学会了广泛多样、生动活泼地运用民间音乐语汇，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歌曲，既是大众的、民族的，又具有较好的艺术水平。
《讲话》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同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文献。它不仅对我国从“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予以总结，并且阐明了新文艺的发展规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正确方针、路线和政策。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讲话》的精神仍然是分析、研究音乐工作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指针。
毋庸讳言，几十年来，我们曾经在艺术与政治、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上，有过一些肤浅的、简单化的观念，因而写了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但是，从三十年代以来我国音乐创作的主流来观察，一大批优秀的、高水平的音乐作品的产生，无论是群众歌曲、抒情歌曲、大合唱、交响音乐、民族器乐曲，还是歌剧、舞剧、电影音乐、新戏曲音乐和新说唱音乐等等，不正是作曲家、词作家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深入革命生活实践，发挥作者的才智与独创性所创作出来的吗？
现在我们经常谈论着两个“冲击波”，一个是流行歌曲的“泛滥”；另一个是新潮乐派的“崛起”。这是新的情况，是四十五年前所没有出现的新问题。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毛泽东同志的意思就是说要实事求是。如果从定义出发，流行歌曲这个概念在三十年代意味着靡靡之音，是颓废、没落的亡国之音；可是到了八十年代，流行歌曲这个概念在社会音乐生活中起了很大变化，已经成为音乐艺术的一个大品种，而且受到群众的喜爱。因此，我们就不能再用旧眼光鄙视流行歌曲和流行音乐了，而要积极扶植、引导，让流行音乐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当然，它们之中确有一些低级、庸俗、萎靡不振的劣品，也有一些不伦不类的舞台表演，甚至还出现带有性刺激的恶劣台风，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乐风绝不能反映我们现代的音乐面貌。
另外，我们有一批为数不少的作曲家，为了更能表现我们民族音乐的神韵，更有新意地显示音乐的内涵，力图超越西欧古典乐派、浪漫乐派的音乐语汇，打破西方传统音乐的稳定的调性体系与和声体系，从二十世纪以来的各种音乐流派中去寻找新的技法，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形成了所谓“新潮乐派”。这种探索与创新如果不是盲目模仿、抄袭，一味追求怪诞、杂乱无章的话，那也应该得到允许，得到支持。但这方面必须时刻注意探索地健康发展，不要误入歧途。虽说这是一个艺术形式和风格问题，可也必须遵循《讲话》告诫我们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对于当前一大批老、中、青作曲家们在创作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我们应该采用交谈、对话的方式，相互启迪，相互帮助，而不是“深恶痛绝”，视为异端。
愿我们的音乐家们都能团结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目标下，沿着《讲话》所阐明和指引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共同奋力创造，迎来音乐艺术的更大繁荣。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理念化与历史感
——关于当前文学创作的一点思考
陈晋
文艺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作家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表现和评价，渗透着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表达作家对生活的审美的和哲理的认识。
新时期以来，随着创作主体意识的日益自觉，加上一些青年作者曾经和正在生活于学院式的思辨气氛中，追求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哲理化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一种创作趋势。这类在观念的撞击中演化出来的作品，一方面加深了作品主题的多义性、深刻性；另一方面，伴随着理念、哲理的追求又带来了空泛、玄虚和芜杂。一些作品只注重所谓形而上的揭示和抽象的命题剖析而有意回避情感，淡化形象，呈给读者的往往不是可感性和真实性，而是理念的阐释、智性的满足和不得终解的思考。
我国新时期文艺的理念化倾向是同文学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手法同步的。西方某些现代主义作品割断了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联系，仅是强调情感的排泄和自我表现，因此，现代西方文学的主题理念，是某种非实践意义的生成物。但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很难成为社会的局外人，更多地是以主体为中心审视现实、设计未来。理念构造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传达着对现实的评价。由于一些理念的形成往往是通过书本横向移植过来的，于是一些在西方基于逻辑框架的理念在某些作品中转换为骚动的意识情绪，一种缺少沉实力量的漂浮感觉。从接受效果来看，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这些与现实的普遍心态联系不甚紧密的理念似乎总有某种冲击力和掀起舆论骚动的可能，因此既可能受到非议、批评，又往往在部分敏感的人中找到相应的共鸣。
历史和文学的发展都说明，作家和读者有正当的理由摆脱“文革”时期那种图解具体政策的创作路子，也有正当的理由通过文艺作品更深刻更哲理化地揭示历史发展的深层规律，还有理由从过去与未来的角度思考一些现实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创作都准确地把握了理念的历史与非历史之间的临界度，把握好历史的因果联系，或者从非现实的审美思考角度推导出充满当代精神的历史主题。如果说新时期文艺主要是从历史——文化——个体以及个体的骚动这样几个互相联系而逐步延伸的环节上与我们社会同步发展的话，那么，几乎是每一个环节都容易形成这种主题理念在历史把握上失度的情况。
从历史到人本伦理。或许是对十年内乱中那些泯灭人性的灾难，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艺主题的反思，一些作品试图在道德完善和伦理泛爱的人本思想的追求中，揭示历史进步的坐标。这种对人的尊严、自由、价值及相互和谐体谅的美好关系的不乏理想色彩的描绘，作为痛定思痛的回顾和批判，作为社会进步在某一方面的合理要求，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内容，应该说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充满历史主义精神的反映，洋溢着升华人生境界的光彩。问题在于这种对历史的反映和评价多少有些手段和目的的错位，致使有些作品以善替真，使本来充满历史主义精神的人本伦理观念陷入把历史道德化的境地。
从文化到历史的永恒。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文化观念理所当然地成为创作和评论的极有现实意义的热门主题。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考察新时期社会变革的阻力和动力，揭示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心态的价值及其变化，无疑是深化了文艺创作的历史感、使命感。在我国新时期文学中，有的作品在今天的生活变化中揭示传统价值观念的不适应，或者着意剖析反映在商品经济关系上的中西方文化心态的深刻差异，较好地把文艺的文化主题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给我们不少认识历史的启迪。但是，如果进一步认为，人类的历史进程只是某种被称为文化的东西的投影和延伸，文化中深藏着人生和历史的永恒之谜，在传统面前每个人的努力都无济于事，人的本质、情感和生活方式只是文化的被动反映，这是对文化的非历史主义理解。如果把文化主题同社会学主题无端地割裂开来，并认为只有表现了前者才算得上是精深长久的艺术，则是对文艺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
从人的个性到自然本能。如果说新时期初期的一些文艺作品表现个性主要是针对“文革”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话，那么，近年来一些作者和评论者对个性意志的强调则大大延伸了这一主题理念的内涵。从批判角度讲，矛头直指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它一直是以理性束缚感性生命，以群体道德匡束个性自由，最终导致理性化教条化和枯萎的国民性格。从建设角度讲，西方哲学的借鉴，成为重要工具，于是要拒弃理性崇尚感性，追求自然本能的直观外化。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体意志的充分实现是否要以摒弃理性为前提，自然本能的外化是否就是个体实现的根本内容和主要标志，生命活力的体现是否就只在感性冲动一面，离开人的社会属性来张扬人的自然属性，就象一些为写性而写性的作品那样，文艺究竟有多大价值？我认为，片面强调，势必使个性解放演变为本能释放，使历史的人堕降到自然的人，生命力将成为动物性的别名。
从心灵骚动到孤独无归情绪。近年来不少作品中，骚动不安、冷嘲热讽以至想不出办法打发日子的空虚无聊等等，以很可观的阵势组成了当代青年不安宁而又不乏追求的心理情绪系列。因此，我不怀疑上述心态是当代部分青年基于某种生活环境的某种程度的真实体验和历史情绪，尽管是不无匆忙、不无浮躁、不无过分的流露。对现状的不满足和在难以遏止的骚动中做出一些非常的事来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和完全能够禁止的。但是，从一些作品的实际描写来看，这类情绪体验显然还缺乏沉实的生活基础和充足的历史理由。看书得来的理念成了高度的催化剂，使一种朦胧的骚动得以轻松浮躁的膨胀，似乎这就是当代社会最迫切、最普遍的“现代意识”了，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骚动上升到人类生存的本体论意义上来强调，作品多少有些“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结果是导致两方面的非历史化转换：把哲学理论的骚动当作实践课题；把超现代意识当作现代意识。于是，一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在某种与生俱来的骚动心态驱使下，往往采取冷嘲式的和缺乏建设热情的远离社会的态度来看待内心和外界的冲突，不愿意或不能够介入激荡的历史进程。
增进作品思想深度和创造具有永恒意义的艺术精品，不是超越或漠视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而强调文艺主题与历史进程的关联，也不是要庸俗地图解政策概念。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历史”，那么超越时空的主题理念只有在现实的天平上才有价值。如果文艺作品离开生活规定来揭示这些理念，无疑会干瘪得不是艺术。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生活的馈赠 人民的哺育
冯德英
在纪念《讲话》的时候，忆起了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趔趔趄趄走过的30个年头。在其间，我拥抱过荣誉和鲜花，遭受过辱骂和诽谤；有过激情澎湃的创作鼎盛时期，也有过不堪回首的灰心丧气之时。这些往事，甜密的也罢，痛苦的也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变迁，总要在记忆中淘汰一些，淡漠一些。然而，在这淡漠和淘汰的同时，另一部分，那些最珍贵的东西，却在脑海中变得清晰夺目起来。创作的道路和人生的道路一样，总有些东西让我们不能也不敢忘却，那是因为我们将此视为生命的一翼，视为创作的源泉和动力。
这些神圣的记忆，来自我的童年，来自燃烧着熊熊抗日之火的胶东半岛，来自胶东半岛那些跟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的善良而又勇敢的人民，来自他们的斗争生活；这些神圣的记忆中，也珍藏着故乡的人们对一个作家、儿子的亲情，珍藏着母亲对受了侮辱的孩子的抚慰和爱，……那战争岁月，那战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至于那十年浩劫，在胶东的大地上，有过多少动人的故事？留下过多少难以磨灭的记忆？我说不清，说不清……
古往今来，作家的成长来自勤奋，来自生活的启迪。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只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一真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得很清楚。而无数作家创作的实践，又对这一论断进行了充分的验证。我之所以能从一个普普通通的解放军战士成长为一名作家，正是胶东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和他们创造出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点燃了我创作的激情。
我出生在30年代初期便开始有共产党人活动的胶东大地，当我刚刚懂事时，就生活在这种革命环境之中了。我多次目睹父亲手拿战亡通知书在院子里徘徊；我偎在母亲的腿旁，看着她在小油灯下，一面流泪一面给伤员补缀带血的军装；我看见乡邻们将自己的丈夫、儿女一批又一批地送上战场；我还看见为了省出粒粒口粮给前方战士的老人儿童饿昏在公粮袋子上……多少次，在故乡的村头，我揩着眼泪，送走到前线参战的八路军大哥哥大姐姐们，又有多少次，我偷偷躲在村口，为那一去不复返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哭泣。战争就是这么残酷！这么无情！而正是在这火与血的年代里，人情与人性，人的高尚美德和伟大操守，闪射出了永久璀璨的火花。它象一座座丰碑，竖立在一个小小的心灵里，又象光茫四射的灯塔，给我留下了一页童年的闪光的记忆。我不能不拿起笔，讴歌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志士们；我不能不放声为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献出了丈夫和儿女的母亲歌唱；我不能不为那些永远失去了今天美好生活的无名的人们建立一座纪念碑。我就是在这样的感情冲动下，迈开了文学创作的第一步的。
回顾我的创作道路，我深刻地感受到，是故乡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促使我走上了创作道路，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的。由于我描写了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歌颂了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美好的心灵、感情，因此，胶东人民以十倍的热情回报了我一片赤子之情。无论是在我载荣载誉的时刻还是运交华盖的危难关头，他们总是那么真诚、坦然地把我看成是他们的作家，他们的儿子，关心我，爱护我，保护我。这一切，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时时地撞击着我的心灵。有一件事，已过去13个年头了，可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恍如昨天。
那是1974年的冬天，在“文革”风暴中屡遭挫袭的我，有了去旅行的自由，于是，我便回到阔别八、九年的日夜想念的故乡。当时的心情真可以用“见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来形容了。我想念故乡，想念故乡的亲人们，恨不能一头扑向故乡的怀里，向亲人们诉说这些年自己的遭际和不幸。然而，一个让我顾虑重重的念头却在折磨着我：我的小说《苦菜花》、《迎春花》、尚未出版的《山菊花》已被判为大毒草，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以家乡亲人们的英雄事迹为素材塑造的人物，也为江青所“不齿”，受尽凌辱和批判。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故乡的父老乡亲啊！我对不起他们！我不该写他们！我害了他们……我心灰意冷，我为自己走上创作这条路后悔，我甚至下决心再也不写作了。但是，我回到故乡之后，那忐忑的心，那颓丧的情绪，那个人的屈辱，竟在久别重逢的炽烈情感中，云消雾散了。我从一个县驱车到另一个县，从一个熟悉的村庄走进另一个并不陌生的小镇，所遇到的都是一张张亲切的面孔，一双双热乎乎的大手。他们几乎都说着同一样的话：你到底回来了！这几年你受苦了，到家就好啦……我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不是毒草的炮制者，我仍是他们的代言人，仍是他们中的一员啊！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深深体会到，任何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其创作源泉只能来自于人民的生活，其思想感情只能与人民息息相关。否则，无论你的艺术多么高超，无论你被某些评论家吹捧得多么神乎其神，只要你脱离了人民，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就不会被人民接受，就不能得到人民的承认和赞誉。而失去这一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又是多么可悲的呀！
我珍藏着许多神圣而又美好的记忆——那就是胶东人民所给予我的一切。今天，在四个现代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我的故乡胶东，在这片土地上乘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辛勤耕耘的人民，又创造出了多少令人惊叹的奇迹啊！农民企业家、改革家、带领大家致富的干部党员们……这一切的一切，已开始走进我崭新的记忆之中。我将永远珍藏这些记忆，化在作品中。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鲁迅研究中的科学考证
——读《鲁迅回忆录正误》
舒芜
由许广平来回忆鲁迅，可信不可信呢？这得分两面说。总的来说，她的回忆当然是珍贵的史料，有很大的权威性。但要说是每一件事都可信，却未必然。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23篇之中，18篇都是纠正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欣慰的纪念》以及其他有关回忆鲁迅的文章中的错误，占四分之三强。所纠正的往往还不是无关重要的细节，大抵都是同中国革命史、中国文化史关系很大的事情，例如李立三约见鲁迅究竟谈什么，鲁迅1932年返北平期间国民党当局是否有下令逮捕他之事，鲁迅为什么没有编印瞿秋白的创作，等等。由于许广平的身份，她在这些重大事件上回忆的错误，自然就有很大影响。被朱正纠正的别的几位回忆录作者，如陈梦韶、陆万美、陈沂，或由于他们同鲁迅的关系，或由于他们同所回忆的事件的关系，也各有不同程度的权威性，其回忆的错误也都有很大影响。冯雪峰给朱正的信中说：“……你‘正’的是对的，你确实化〔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大精力，做了对于研究鲁迅十分有用的工作。不这样细心和认真加以核正，会很容易这么模模糊糊地‘错误’下去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卷首《冯雪峰致朱正的信》）完全说得对。
回忆录是重要的史料，但正如任何史料一样，都必须经过严格地科学地检验核正，方可使用。不管是关于自己的还是关于别人的，写回忆录的时候，距离事件发生的时候，都有很长时间了。这样，就难免有各种记忆的差误。而且，写回忆录时候的环境，不同于所回忆的事情当时的环境，这又往往影响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他对回忆中的事情，难免不自觉地作了某些“加工”，赋予某些“意义”。大概说来，回忆录中的错误，不外这两个原因。许广平关于鲁迅的回忆也不例外。
为了纠正回忆录中的错误，朱正所根据的，大部分是《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中的材料。他说：“日记是每天记下当天的活动，书信通常也是报道前不久发生的事情，比起事隔多年之后单凭记忆写下的东西总要可信一些。”幸好这方面的材料，经过几十年来大家辛勤搜集整理，现在是相当丰富了。朱正运用这些材料，参与其他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加以绵密的方法，纵横参伍，推求检核，较其异同，穷其原委。每立一说，有主证，有旁证，有反证；每破一说，既指其误，要求其所以致误之原由曲折，结果正如冯雪峰的评价：“你确凿地指出了许先生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指正本身已很有说服力”。举一个较简单的例子：章太炎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曾经绝食抗议。许广平说：“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还是推先生（引者按：指鲁迅）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食的。”朱正据《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和太炎家书，考出太炎这次绝食的时间、地点。再查鲁迅日记中关于太炎被囚期间前往探问的记载，从而得出结论说：“总而言之，地点、时间，无一相合，可知章太炎6月间这一次绝食的中止，完全与鲁迅无关。”接着还据其他材料考证太炎被囚时，并非“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事实上是有人前往劝慰，等等。此外，陆万美的回忆文章曾说鲁迅1932年11月由上海回北平之行，表面上说是因母病，实际上则是准备应高尔基之邀去苏联，未能实现而止，许广平也赞同此说。朱正也是主要根据鲁迅自己的日记，论证了那次鲁迅只是得到“母病速归”的电报，匆匆赶回北京，母病愈后即回上海，别无隐微曲折之处。
凡此，均可见日记、书信这类材料，在鲁迅研究（当然，以及其他任何研究）上的重要。朱正只有在这类材料的基础上，方有进行科学的研究的可能。现在也不能说关于鲁迅的这类材料已经足够。即如上述鲁迅的母亲生病，已经到了发电急召长子来省的程度，何以鲁迅回北平后的日记书信中又未见母病已如何严重呢？朱正没有解释，读者难免怀疑。这就要对照周作人当时的日记，联系周作人与鲁迅的矛盾，方能说得清楚。朱正显然未见周作人日记，才留下这个缺憾。
当然，日记书信之类也需要检核，朱正书中也注意到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德国剧作家毕希纳学术讨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于5月20日至22日，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纪念德国民主主义剧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逝世150周年。毕希纳生活在德国民主革命高涨的19世纪初，他在戏剧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对传统手法的挑战，20世纪以来日益受到德意志民族广大读者的推重。他的作品被视作德国戏剧文学发展史的新标志，对德国当代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来自联邦德国的4位文学戏剧专家和中国德语文学学者一起，就毕希纳的革命活动、创作实践、他对现当代文学和戏剧的影响等问题交流了看法。与会者还观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联邦德国著名导演弗利姆指导下排练的毕希纳的名剧《沃伊采克》片断。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