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面对火海
陈广斌 诗 陈玉先 画
一幽远宁静的丛林深处风与火结成野蛮的联盟象一条饥饿的赤练蛇张开焦渴的巨口吞噬着嫩绿的大兴安岭野鹿惊逃，黄羊狂奔，紫貂哀叫榛鸡呼号，百灵折翅，山雀悲鸣蒙克山的越桔花在烟雾里呻吟盘古河的游鱼在热浪中颤动疯狂的火蛇在密林的谷地中流窜企图毁灭这片绿色的生灵
二大火的毒舌舐舔着亿万颗心高耸的华表急切地关注北方火情焦灼的目光凝视远方燃烧的血液似江河奔腾恨不得将洞庭湖化作手中巨盆牵来九曲黄河注入灭火的水龙用生命捍卫嫩绿香馨的春色决不让魔火在林海中横行铁轮飞旋，战车急驰，警笛长啸银翅奋飞，金鹰穿云，伞花凌空莽莽林海在浓烟中怒吼一夜间降落十万雄兵向森林进军，向火海冲锋英雄健儿向烈火发起猛烈反攻捍卫芬芳，捍卫绿茵军民共筑坚固的万里长城
三树叶染成的戎装——国防绿青春的色彩书写壮美的诗章红豆结出的爱之果——红五星在烈焰中迸发出熠熠光芒把爱的喷泉注入风力灭火机把恨的激流压进鼓胀的胸腔连同奔放的血液一起喷发喷发出滔滔不息的翻天巨浪四也许，火的洗劫会使村庄化成焦土也许，风的魔爪会使山村变得枯黄但是，嫩绿的季节决不会从此消失生命的原野决不会没有鸟儿鸣唱从“火生”落地的第一声啼哭生命的凯歌在浓荫里振响“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军民的战歌在山岗上飞扬燃烧的杜鹃花会在烧焦的土地上盎然开放亿万条血管汇成长江浩浩荡荡大兴安岭将作证：中国怎样谱写命运交响曲的乐章
（附图片）
第8版(副刊)
专栏：
诗的“难懂”与“不懂”
王玉树
就诗的格调而言，大体有二：一是崇尚自然朴素的真实美，如很多古今民歌“歌成于信口”，出自作者的肺腑；二是提倡剖露心思的朦胧美，着力于词章的组合，抒写诗的理想世界。席勒讲这是诗歌史上的两大流派：“一称其德，一称其巧。”因此，论诗绝不能仅以好懂与否定是非，追求“巧”无可非议，诗贵蕴藉乃是大道妙理。试看古今许多名篇佳句，常有“难懂”的殊致：李商隐的《锦瑟》，历来对它的含义竟有近10种的解说。现代诗人中卞之琳的作品曾以“难懂”著称，连朱自清也说《距离的组织》这首诗不好懂，但是再三吟读后仍可以解会。卞之琳自称系采用“戏拟”手法，为了表现一种传统的意境以及玄秘思想，可见他的诗与当年西方流行的“纯诗”完全不同。
然而，“难懂”与“不懂”却是相悖而非相邻的两种审美意识。那种醉心“不懂”的写作即使算作诗，却难以成为真诗好诗，因为诗是供人欣赏的，倘若“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李东阳语），就不必为诗了。其次，“不懂”与朦胧美不相干，后者创造了一种富于情趣的隐约美的艺术境界，读者可以透过朦胧美的诗形领悟到诗的内涵。比如庐山胜景离不开云雾，“乱云飞渡”就是一种诗美，如果缺乏山峦瀑布、亭台幽径的实在物，云雾美便失去依托了。有位诗人说：“叫人看得懂难，叫人朦胧并不难；叫人动心难，叫人看不懂更不难。”何者？既朦胧又有诗意是上乘之作，光是“叫人看不懂”只需要作诗的技巧便可。有一种诗专注直觉印象的拼凑，或者将诗还原为蛮性的原始符号，人称为唯美主义至上和隐秘的象征主义，在西方也仅仅是一种特殊的诗路。
实际上过份热衷于“看不懂”的诗，很容易落入艺术的魔道。这种诗歌可能类同道家的符箓咒语，佛门的世尊拈花，都用“不说”来暗指人世万物；恰似东方神秘的哲学：无之有，有之无，白之黑，黑之白……（借用某诗人的诗句）象征派的诗就是主张猜谜，强调“无言无字的诗”（马拉美语）。当今诗坛上有些新诗比这种暗谜诗更难懂，以为写得越晦涩深奥越高妙，越有艺术性，全然不顾读者的欣赏习惯与需要。
文学创作是自由的，但正如闻一多所指出，“纯诗”在将来只能“为极少数人存在着”。从接受美学看，艺术一旦丧失作为交流心灵信息的媒介意义，便不会产生美感效应，且不说诗教的作用。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否定了艺术本身。问题的症结是，不该把写诗本身的行为价值看得高于一切。英国19世纪大诗人济慈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以为诗应该以丰富优美使人感觉惊讶，不应该以离奇古怪使人感觉目眩。”又说：“诗应该是最高思想的文辞而感动读者，并且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不朽的纪念。”这些说诗的话，在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思想光芒！
第8版(副刊)
专栏：
徜徉在独特的文化氛围里
——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见闻之一
缪俊杰
我从前没有到过贵州，说不出对它有什么印象。脑子里倒常浮现出关于“夜郎国”的传说、“江南瘴疠地”的诗句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谚语，……这次参加首都新闻文艺界赴黔文化考察团，得一良机，“到此一游”，却是大开了眼界。那奇伟壮观的瀑布群，那妙趣天成的自然溶洞，那鬼斧神工的石林，那巍峨秀丽的群山，那婀娜多姿的溪水和仙境般的百里杜鹃，……把贵州的河山装点得如此秀美。还有那令人仰慕的丰富的革命文物、多民族的古老的文化传统和深藏在大山皱褶里的最尖端的科技工程，仿佛使我徜徉在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里。
按照原定的日程，我们到黔后的第一项活动是在贵阳参加苗族、布依族的传统节日——“四月八”。相传古时候一个叫格波绿的苗族老人，勤劳勇敢、力气过人，住在这里生生息息。他曾带领子孙们在嘉坝西（今贵阳市喷水池大街）开了一个跳花场，让后生和姑娘们在这里唱歌，跳舞，找情侣或庆丰收。这位老人和另一位苗族英雄祖龙德因反抗头人的掠夺，于农历四月初八战死在这里。后人为纪念这两位英雄，每逢四月八，苗族、布依族的青年男女就在这里跳花场。我们到贵阳的第二天，正是“四月八”。为领略这古老的传统节日的风采，我们来到贵阳市喷水池十字街口，只见人山人海，都来观看“四月八”。据当地人说，今年因为抗旱，政府没有专门组织“四月八”活动，穿着盛装前来跳花场的苗族、布依族青年男女，比往年要少多了。我们没有能够一睹往昔的盛况，着实有一些遗憾。
没有想到，就在当天，我的这种遗憾在另一场合得到了补偿。在贵阳市民族文化宫里，正在举行贵州省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展览。我们来到展览馆，一群穿着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彝族色彩艳丽的民族服装的讲解员列队在门口迎候。一位苗族姑娘，用苗语唱着
“迎宾曲”，双手捧着“牛角酒”
（用牛角做的酒樽盛酒），要我们每个人进门先喝一口醇香的美酒，表达他们好客的盛情。当我来到展览厅，犹如进入了一个瑰丽多姿、洋溢着浓郁民族气息的艺术殿堂。
贵州的民间剪纸艺术吸引了我的视线。这里展出了汉、苗、侗、布依、水、彝、回、壮、仡佬等民族的作品。既有著名剪纸艺术家的珍品和民间艺人祖辈相传的杰作；也有近年来出现的青年剪纸新秀的佳作。在展厅的一个角落里，黔东南从江县壮族女剪纸艺人李翠兰正在进行现场表演。这是一位30多岁的中年妇女，黝黑的脸膛上透出智慧的目光。她不用图纸，不用笔画，用剪子直接剪蜡光纸，咔嚓咔嚓几下子，一幅多姿多彩、生气盎然的剪纸艺术品就出来了，给我们每人送了一份。在展品中我们看到，由于各民族生活环境、民族习俗、性格爱好各不相同，他们的剪纸艺术也风格各异。例如，侗族、布依族色彩秀丽，苗族、彝族风格粗犷。但大都构思新颖，图像严谨饱满，充满着浓厚的乡土气息。
我特别感到兴趣的是他们的剪纸艺术的实用性。北方的民间剪纸多用来作窗花等。而贵州少数民族的民间剪纸却有更大的实用性，大多与群众生活紧密结合。它借以表现的都是生活中常见的花鸟鱼虫、牛马鸡兔等，剪出的花样装饰着日常生活用品，如背掮花、帽花、胸饰、飘带等等。当我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一条十分精致华美的“盘绣背带”这件展品时，一位头戴“银头花”、身着侗族春装衣裙的中年妇女走上前来介绍说：“这件展品是侗族姑娘吴庆芳从13岁到23岁用了10年功夫绣成的。这也是最珍贵的陪嫁品。”这位充当讲解员的侗族妇女是黔东南从江县的文化局长，叫包忠玉。原来是歌舞团演员，后搞音乐创作，现在当了文化局长。她如数家珍一般地讲述着每一件工艺品的特色和实用价值，如“望子成龙”的背带由龙组成的花纹，是每家必备的
“吉祥之物”；“盛带”是女青年送男朋友的“信物”……等等。这些民族民间艺术珍品，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体现了劳动人民对美的追求和艺术的创造才能。我想，它在祖国，甚至在世界的艺术宝库中，也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贵州，被许多人误认为贫瘠的土地上，原来蕴藏着如此丰盈的精神财富，多么需要我们的艺术家们去开掘啊！
第8版(副刊)
专栏：
与群众的心声应和
——访影片《老乡》编导王晓棠
王钟人
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片《老乡》即将同观众见面。影片上映前夕，我走访了它的编导王晓棠。
随着门铃声落，身穿咖啡色运动服的王晓棠，潇洒大方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广大观众熟悉她，那是在银幕上。可是，生活中的王晓棠，人们并不了解她。她出身艺术世家，父亲先培养她演京剧，后又发现她适合演话剧，再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走上了新中国的影坛。“文革”中，她备受磨难。然而此刻，她言谈不拘，朴实无华，情真意切，说：“一个人如果自己不亏，是老不了的。”
话题回到现实中来。我问：“你是怎样想起编导《老乡》的呢？”她将身子挪近些，侃侃地叙说：1982年拍摄的《翔》，是她在艺术上的一次尝试。此后去苏北老区，想写一部战争片，带武打的。可是，和老百姓共同生活了一段之后，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触动了她：战争年代的军烈属还在，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支持了革命；党的干部们和老百姓结下了比山高、比海深的鱼水情。现在，他们地位变了，可老区人民的生活还是很苦。滴水之恩必报，一饭之酬必谢，这是中国人民善良的美德。共产党人执了政，地位再高，权力再大，只能是人民的公仆，应该是人民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乡”。“少小离家老大回”，回到人民之中去！这样，她就决定不写战争片了，写一个真诚的故事：一个微服回到故乡的老首长，帮助老根据地人民摆脱贫困生活，竭尽全力，为老乡们做了一点切切实实的致富工作，带着“人，只要进取，足矣！何必求全”的感慨，离乡而去……。王晓棠说：“我心想，假如写不出，就对不起老区的人民。”她是对的，现在看来，不，任何时候看来，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传统怎能丢，老根据地人民的恩情怎能忘？
肺腑之言，拳拳之心。唤起了我们的共鸣。她的心将和群众声声呼唤的“老乡”相应和、共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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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九病”
马辂
外国有研究社会痼疾的专著出版，名为《官场病》。其实我国古代也给这些病开过不少的诊断书。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就转引过“泾野先生”一段切中要害的话：“居要有九病：见善忘举者妒，知恶不劾者比，依违是非者谲，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觊觎者狡，惧祸结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己盖其所长而论者忿，喜人奔竞护其所短而荐者贪。九者有一于此，终亦必亡而已矣。开诚布公，九病可以勿药而愈矣。”
按说这“九病”都植根于封建社会的土壤，至今本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也非常希望那位“泾野先生”的话在今天变得毫无意义。然而我们在现实面前只要不闭上眼睛，就不能不清醒地看到，“九病”并未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而消灭，“体”虽不存，“病”却传染给了某些号称“公仆”的人。那九条症状，对他们来说条条都未失去针对性，有的甚至仍是常见病、多发病。所不同者，只是这些社会痼疾在封建社会是不治之症，在今天则是可以治愈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其中包括干部制度的自我完善，切除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