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60年纪念
徐恒 王忱
从19世纪末期至本世纪初，中国大批珍贵文物被外国人囊载以去，“敦煌学不在中国”，这段尽人皆知的屈辱历史是如何结束的？恐怕很多人都不清楚。它不是靠政府的力量，而是靠人民的觉醒，靠老一代知识分子团结奋斗而取得，其开端便是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立。
1926年末，瑞典著名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海定（SvenHedin）博士率一个包括8名德国航空人员在内的大型远征队第四次来华，准备去我国西北部进行科学考察并开辟航线。当北洋军阀政府与海定的不平等协议——不准中国科学家参加、采集品全部运到国外——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正处在北伐高潮中的中国人再不能忍受了，北京十几个学术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发表宣言表示抗议，派出代表刘半农等与海定反复磋商，终于达成新的协议：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领导下成立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设中国及外国团长，中外科学家各占一半，采集品留在中国。这个协议的签订使中国学术界振奋异常，奔走相告，刘半农戏称之为：“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各报刊纷纷报道评论。事后《大公报》曾这样写道：“尤有一精采之处，即该协定之解释，须依中文为准，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当此高唱取消不平等条约之秋，望我外交当局一仿行之。”
“考察团注定是短命的”，“中国人哪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们将来走出包头不远即将全体转回北京。”这代表了不少欧洲人的看法。条件确实艰苦：火车只通到包头，再往西只能靠骆驼与双脚；大部分考察地区没有道路、没有人烟，不是飞沙走石的戈壁沙漠，就是高耸云天的崇山峻岭；温度由冬季的零下40多度到炎夏的零上40多度；队员们长年住帐篷、睡地铺，有时断粮缺水；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竟走了10个月之久，艰苦情况可想而知。但出乎人们的预料：中外团员合作得越来越好，考察期限由两年延至6年（1927、5—1933、5）。我国团员憋足了一股劲：“一定要为中国人争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考察成果，使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科学家刮目相待。我国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以其在古生物方面的卓越贡献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中国团长徐炳昶教授因出色的组织领导工作获得以瑞典国王名义颁发的勋章。中国政府为该团发行纪念邮票一套（这是我国为学术界发行的第一套纪念邮票）。斯文海定博士这样写道：“中欧间的这种善意的友谊合作，在我看来是一种真实快愉的源泉；我把同地球上最伟大的、在许多观点上最饶兴趣的民族这样密切地接触过这件事当作一种最大的获得。”
1980年，袁复礼教授收到瑞典同行那林（Novin）博士寄来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集》（《Reports of Sino-Swe-dish Expedition》）第50卷；也是这一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根据该团考古发现编成的《居延汉简甲乙编》。中瑞双方有关这个团的研究报告的发行工作都从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1986年1月，《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转载的《抢救“居延汉简”历险记》叙述了抗日战争初期抢救这批国宝的经过。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成果始终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爱国心。
1927年5月9日，考察团从北京出发。一个多月后捷报首次传来：我国年青的地质学者丁道衡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
“成分必在八九十分以上”，“尤适于近代矿业之发展”；中国团员兴奋了：“这里或将成为北方的汉冶萍吧！”对矿石的化验结果证实，她是世界上最大的含铌稀土的铁矿床之一，现已发现有71种元素和114种矿物，我们的大型钢铁企业、稀土生产科研基地——“包钢”就是在她的基础上建立的。1928年10月，考察团的又一条消息轰动了全世界：袁复礼教授在新疆挖到七具完整的三迭纪爬行动物化石。法国一家报纸甚至渲染说：“七个活恐龙在新疆发现”。四年中，袁教授在乌鲁木齐以东博格达山至天山北孚远一带挖出大量爬行动物化石，较完整的有72具，其中有七个新种，另外还发掘到一具宁夏结节绘龙。联系到在这之前只有外国人在中国零星发现过几块白垩纪的恐龙化石，大批的爬行动物化石只在南非的卡鲁地区发现过，这次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短时间内竟发现如此多的二、三迭纪古爬行动物化石，比过去的发现提前了一亿多年，这怎么能不使全世界的学术界为之震惊呢。这些发现使中国的古脊椎动物研究跃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国猿人之发现以下。”另一项震动中外的考察成果是一万多枚居延汉简的发现，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19世纪以来的发现合计不过数百枚，全部被带到国外）。这是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满（Bergman）率我国采集员靳士贵1929—1930年在额济纳河流域——古居延的考古成就。汉简按协议运回北京，由北京大学教授兼故宫博物院文物馆副馆长马衡及贺昌群、余逊、劳干等分别作了部分考释；贝格满博士也因研究这批汉简携眷在北京住了两年多。1937年北京的沦陷使这批国宝面临被毁劫的恶运，沈仲章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把它们辗转运往香港以后又被运到美国，现存台湾。劳干先生因研究这批汉简的成就而在1958年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同时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2—1974年间，甘肃省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又在原简发现处破城子一带出土了汉简两万多枚。到目前为止，居延汉简的出土总数已是3万多枚了！黄文弼先生是我国第一个进入新疆的考古学者，他在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河流域考察了高昌等诸古代遗址，在雅尔湖附近发现古墓葬群，得墓表130多方，陶器800多件，是考察古高昌历史的重要发现。这次考察使他与新疆结下不解之缘，1933年、1943年、1957年多次入疆，根据罗布泊沿岸的考古发现，论证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对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罗布淖尔水道变迁等，对该地区诸古国的兴衰和“丝绸之路”等重大课题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在德国专家郝德（Haude）博士领导下的气象观测是这次考察的重点项目，成就显著。全部观测纪录汇集为地面观测及高空探测资料两大本（德文），成为此后20余年间中亚气象的权威性资料。这项工作前后有我国6名年青学者参加：李宪之、刘衍淮、马叶谦（中途故去）、崔鹤峰、胡振铎、徐近之。其中李宪之、刘衍淮二人以显著的工作成绩被海定博士推荐到柏林大学学习，双双获得博士学位。李宪之运用自己在新疆的观测资料，在对东亚寒潮途径的研究中，提出南北两半球气象相互影响的突破性见解，当时虽不为大多数气象权威所接受，却被20多年后的卫星云图所证实，这是多么可贵的科学预见性！刘衍淮抗日期间服务于空军，后去台湾从事教育工作，被誉为台湾气象界泰斗。胡振铎在1932年考察结束后应国际极年纪念，去四川峨眉山筹建高山测候所，任该所主任。徐近之此后多次去西北边疆，建立了青藏高原第一个气象站，是我国深入西藏工作的第一位科学家，也是历史气候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这些当时的年青人为我国气象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无怪李宪之说：“考察团真是座大学校”了。植物学家刘慎谔博士在新疆及西藏北境采集植物标本4000余号，年青学者郝景盛在青海阿尼玛卿山一带考察，为研究我国西北地区的植物区系、植被类型和区划取得第一手资料。地质方面专家多，成绩突出：绘制了详密的地质图，发现不少古生物化石及有经济价值的矿层。考察团对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北境约400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的高山、盆地、沙漠、戈壁、丘陵、草原、河道、湖泊等自然地理状况都进行了考察，绘制了地图，天文测定经纬度的工作是由陈宗器与安博特（Ambolt）博士进行的。1933年考察团结束后陈宗器再次随海定博士去罗布泊地区，在罗布荒原上他们竟两个月没见人踪；他主动测量水文，绘制地图，受到海定的高度评价：“我从来没有要求他这样做。让任何人在最热的两个月里（41℃），在这牛虻与蚊虫密集的地方，冒着得日晒病的危险，去做那些即或在较凉快的季节也是相当费劲的工作，那真是太残酷了。”陈宗器后来去德国学习得博士学位，成为我国有名的地磁学家。
总之，考察团的中国科学家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受世界学术界高度评价的成果。如果对中国团员普遍具备的那种不畏艰苦、为祖国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有所了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团员比外国团员取得更突出的成就，以至使外国人伸出大拇指称赞：“中国人是好样的”；也就不难理解他们的第二代中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第一个女子登山队长和第一个去南极的女画家了。
60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时的考察团员绝大多数已经作古，但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今天，当我们举国为开发大西北作种种探索努力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对这些在西北荒原上洒下辛勤汗水的科学上的拓荒者们致以深深的敬意么！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卓越的军事家 我党的好战士
——忆韩先楚同志
程子华 郭述申 刘震 刘华清 陈先瑞
韩先楚同志逝世几个月了，我们的心情一直很沉痛。先楚同志一生戎马倥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身经百战，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战功卓著，为国家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精力。在革命的征途中，我们和先楚同志相识都有半个世纪多了，曾与他一起度过难忘的战斗岁月。他的逝世，使我军失去了一位优秀领导人和卓越军事指挥员，我党失去了一位好战士，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痛定思痛，往事历历，浮现脑海，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英勇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先楚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顽强拚搏的一生。
先楚同志出身于湖北省红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参加革命前当过放牛娃，学过篾匠，在武汉做过短工。1927年黄麻起义时，他加入了家乡的农民协会，当过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他以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青年人的满腔热血，投入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斗争，不久，加入了本地的游击队。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一心一意跟党走，不怕受挫折，不顾受委屈，表现了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那时左倾思潮在党内盛行，先楚同志曾因抵制“过左”的行为而遭到错误的处理。一次部队抓住几个打探红军消息的人，领导上认为这是敌人派来的侦探，决定把他们处决，派先楚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先楚同志觉得，打听红军消息的不一定都是侦探，也可能是红军的家属寻找亲人，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因而被说成“革命不坚决”、“手软”，由干部被撤职去当伙伕、抬担架。先楚同志不抱怨，不动摇，仍然是工作积极，埋头苦干，在战斗中奋勇当先，用扁担缴了敌人的枪，又被提起来当了班长、排、连干部。这之后有一次，他带领几个战士外出执行任务，所在部队转移途中遭敌袭击，部队被打散，先楚同志和两个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在敌人包围和严密搜剿之下，他们钻山林，藏石缝，忍饥挨饿，寻找部队。经过半个多月昼伏夜行、风餐露宿，终于找到了我鄂豫皖省委的四大队。虽然四大队收容了他，但是，由于没有熟识的人证明他是党员、干部，他又从战士当起。刘震、陈先瑞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他的，并同在一个分队，朝夕相处，并肩战斗。在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中，曾经和他一起披星戴月，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连夜急行军120余里，护送当时的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同志离苏区去党中央汇报；还曾经和他一起在一次执行打土豪的任务时，遭敌人突然包围而一起拚命冲杀出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亲眼看到他由一个普通青年战士成长为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和优秀的领导人，威震大洋彼岸的名将。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美援朝，先楚同志总是不畏强敌，不畏艰险，英勇奋战，锻炼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立下了累累战功。在红二十五军长征路上，他率领本连、本营，多次担负冲锋突击、破阵歼敌、夺关开路、堵截追兵的战斗任务，几次在危急情况下，掩护军主力和军领导脱离险境。1934年冬，当红二十五军长征到伏牛山东麓河南方城县境时，气候严寒、北风刺骨、风雪交加。我军衣着单薄，很多人被冻得一时拉不开枪栓。敌人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前堵后追，猛烈冲击，我军被逼在独树镇打了一场恶仗。此战先楚同志带领本队打得非常勇敢，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守住了一个重要阵地。接着，又在拐河镇遭到上万敌军的追击和夹击。当时，我军不仅兵力绝对劣势，而且所处地形十分不利。先楚同志在军政委吴焕先的直接指挥下，果敢迅猛，率领本队奋勇冲击，打退了与他同时抢占一个高地围寨的敌军，控制了这个至关紧要的制高点，以猛烈的火力压住了敌人，掩护了军直属队和后续部队渡过了澧河，摆脱了追击的敌军。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后，在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第一次反围剿，文公岭重创敌一二六旅，华阳镇打垮敌警备二旅，葛牌镇击溃敌警备三旅；第二次反围剿，奇袭荆紫关之后又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一旅，先楚同志都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葛牌镇战斗他负了重伤，仍坚持作战，伤未治好就归了队，左肩左臂成了残废。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离开新建立的鄂豫陕苏区继续长征。越过甘肃泾河，经由镇原、庆阳县境，翻沟跨塬，兼程西进，以牵制敌人的兵力和破坏敌人的大西北后方。在抢渡了马莲河，到合水县板桥镇时，担任后卫团的一个营遭到敌骑兵部队突然袭击。副军长徐海东同志从前卫赶到后卫，指挥该团二营投入战斗，抗击敌人，但因敌众我寡，也陷入了敌人包围之中。在这紧急时刻，在该团任一营营长的先楚同志和营政委刘震带领部队迅速抢占了阵地，以猛烈的火力击退了敌人的骑兵冲击，打开了一条出路，掩护徐海东同志冲出重围。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和陕甘红军编成红十五军团之后，先楚同志参加了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役，劳山、榆林桥战斗，他率队担任主要突击。中央红军到达时，他受命指挥部队连续打下了东村、张村驿、套通等地主武装长期固守的围寨碉堡据点，缴获了大批我军急需的粮食物资，并为直罗镇战役扫除了战场障碍。直罗镇战役，他率部首先堵住了敌人的去路，协同兄弟部队歼灭了据守南山的敌人后，突入镇内。1936年东征，先楚同志率部随中路军作战，他以两个营配合山西游击队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以一个营牵制了敌五个团的兵力，并掩护了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部，被任命为中路军副司令。之后，他又率部在双池镇附近打了一个没有上级命令的胜仗，歼敌一个营和民团百余人。西征中，先楚同志担任红七十八师师长，他在单独行动中，主动请战，连克定边、盐池两县城。共歼西北马鸿逵部两个骑兵营一个保安团，缴获战马700余匹，受到红军总部的表扬。此战缴来的战马装备了红十五军团的骑兵团。
抗日战争开始，他编在115师344旅当副团长、团长。1938年日伪军纠集九路兵力向我晋东南地区进行扫荡。在武乡县长乐村反九路围攻的激烈战斗中，当兄弟部队两个团在不利地形上遭敌火力压制，处境十分险恶时，他率部与敌军进行几次白刃战，将敌人打了下去。使兄弟部队转危为安。刘帅在观察所看到这场情景，拍手叫好并表扬了他。之后，他又率一个团进军冀南，攻克威县，歼灭伪军一个军部又一个师。在威县、广宗、平乡、巨鹿、南宫、临清地区打开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前不久，武乡县在长乐村建立革命烈士纪念牌，还来请先楚同志题词。
先楚同志这种奋力拚搏，不怕艰苦、不怕险恶、不怕牺牲的精神和杰出的军事才能，随着他职务的提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更多更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结束后，先楚同志奉命转入东北战场，先到四纵队当副司令。1946年5月，沙岭子围攻战我军失利之后，东北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向北满发起猖狂进攻，直接威胁到东北我军后方的安全。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我辽东部队在中长路上选几个城市打一打，以牵制向北满进攻之敌。当时有人说，沙岭子小小窝棚都没能打下，还能打大城市吗？又有的同志说，派个把师到沈阳附近放几枪就回来。先楚同志领会了中央电令精神，主动请战，指挥三个师发起了鞍海战役，连克鞍山、海城、大石桥迫使敌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部起义，通电全国，首开东北国民党军战场起义的先例。同年10月，先楚同志又指挥了新开岭战役。在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有的同志信心不足时，他说：
“现在我们艰苦，敌人比我们还要艰苦”，他看准了敌人的弱点，坚决主张打下去，全歼国民党号称“千里驹”的二十五师，首创在东北战场上全歼敌军一个师的战绩。
当东北之敌实行“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集中兵力向我辽东进攻、形势十分险恶之时，在陈云同志领导之下，先楚同志坚决贯彻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第一次保卫临江战役，时值隆冬，他率部挺进敌后，冒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转战月余，拔除了敌人的二十几个据点，有力地配合正面作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在第四次保卫临江的战役中，他仍是四纵队副司令，上级指定他统一指挥所属一个师及第三纵队，于辽宁红石镇歼灭敌八十九师和一六二团，并击退敌军五个团的增援，最后结束了敌人对我南满的进攻。东北三纵和四纵干部、战士听说他指挥打仗，就浑身来劲、信心倍增！在1947年东北战场夏季、秋季、冬季攻势和辽沈战役中，他指挥部队勇猛迅速，攻无不克，所向无敌，被称为“旋风部队”。
1949年，先楚同志任兵团副司令，他带领的部队协同兄弟兵团南下追击一直打到雷州半岛。至此华南地区的大片土地已回到人民的手中。面对着敌人重兵盘踞的海南岛，当时部队个别人滋长了“革命到头”的思想，还有部分同志对渡海作战，解放海南有畏难情绪，依赖等靠购买登陆艇。先楚同志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对海南作战的意图，不过元旦、春节，不等上级解决困难，亲自走访船工，实地调查，掌握了解地形、海情、敌情；亲自组织部队，以帆船为主训练渡海作战本领，力主抓住渡海作战的战机，于1950年4月亲自率领部队，在兄弟部队协同和琼崖纵队的接应下，突破国民党以陆、海、空军以及地方武装组成的海南立体防御体系，创造了帆船渡海作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壮举，及时解放了海南岛。
先楚同志是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奋发向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解放后，他没有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愿过艰苦生活，而是一往直前，永不却步。海南岛战役结束之后不久，上级提出了中南军区空军司令等三个职务，向他征求调动工作的意见，他说：我是打仗的人，还是到有仗打的地方去锻炼吧。毅然选择了到准备入朝的兵团当副司令员。抗美援朝，他在彭德怀同志领导下，深入前线指挥作战。第一次战役，他指挥部队连续突击，为我军争取了先机展开之利。第二次战役，他坐镇指挥的军被彭德怀同志誉为“万岁军”。尤其是在第三次战役中，他指挥了三个军的兵力，突破“三八”线，直捣汉城，对战局起了重大作用。先楚同志为祖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他拖着伤残萎缩的左胳臂，仍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日夜操劳，在他担任福州、兰州部队司令员期间，为制定作战预案和战场建设，他走遍了东南沿海大小岛屿的前沿阵地和西北高原、山川的兵站、哨卡。
先楚同志不仅是我军之骁将，而且是一个党性强，品德高，骨头硬，公道正派的优秀共产党员。他襟怀坦白，敢于直言，为人坦率。他正气凛然，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建国以来，他一贯反对极左思潮。大跃进时，他和一些同志议论过错误的做法。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同志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先楚同志在这次会议以及后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都采取了比较公正的态度。黄克诚同志出来工作后，多次提到此事，称赞他不说过头话，一直和他保持着深厚的情谊。“文革”期间，他公开批评在各种文件头上都冠以毛泽东同志语录的做法，说这是“穿靴戴帽”。他坚决反对林彪及“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1967年1、2月间，正是全国刮起夺权恶风之时，他主持发布了《福州部队公告》，在福建、江西进行了狠狠的回击。林彪和“四人帮”为此派人去江西接管支左，在实际上夺了他对江西驻军的领导权。先楚同志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是对“四人帮”一伙排斥迫害总理和老帅的罪恶行径极为痛恨，一说起这些，他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还保护了一些老干部，都是在下放劳动或靠边之时，他设法接到福州帮助安排生活和工作的。“四人帮”把持上海时，他和许世友、杨得志同志一道，坚决抵制“四人帮”插手江苏、山东、福建的阴谋，许世友同志称赞他是“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硬骨头。“四人帮”一伙则把他们视为眼中钉，一再对他们打击迫害。在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时，他在兰州军区，因为他不同意把邓小平同志作为敌我矛盾批，不同意向军队印发清华、北大的批判文章，他在会议上受到一些人的围攻和批判，说他是邓小平在大西北的代理人，责问他有什么上方宝剑。
先楚同志反对借政治运动整人，“文革”中期，他主政福建，一些曾经喊过打倒韩先楚口号的群众，清队中在下面受到审查。有位群众将此情况写信给先楚同志。他在信上批示：喊打倒韩先楚的不能算错误。并印发了这封信和他的批示，他还在省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就这件事再三强调：凡喊打倒我的不算错误，更不能装档案。他一再说，“我们党内不能一个搞初一，一个搞十五，昨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先楚同志关心同志，主持公道，粉碎“四人帮”后，一批老干部陆续被分配了工作，但还有一些因政策不落实，或留有尾巴，先楚同志总是为他们说话。有的同志和他素无来往，他也多次向上级反映，最后得到妥善的安置。先楚同志工作一贯认真负责，1980年他不再担任大军区司令职务了。但他仍然关心着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向中央军委提出过比较系统的建军的建议，提出过军队建设指导方针要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意见。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远见卓识。
先楚同志的优秀品质永远留在人民心中，他的功绩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光辉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