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与争鸣
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思考
陶力
关于控制货币发行量增长速度问题
在商品经济中，代表各种商品价值的特殊商品是货币。货币发行量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大体相一致，也就基本上做到了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把这一环节看做是掌握经济全局的总开关，是有道理的。只要货币发行量得到适度控制，其他方面放活一些，也不会出大的问题。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发生的问题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缓慢，必然使产品销售量增长缓慢，限制了市场扩大，从而造成经济停滞不前、生产萎缩、失业增加、资本家投资扩大再生产的兴趣减弱。经济危机就是这种恶性循环发展的结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采取的对策是，或者任其滞胀，或者靠增加内债、外债的办法来增加政府投资以刺激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一般不是靠增发货币、向银行透支，而是由政府发行债券，用回笼的货币来弥补。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其具体作法有参考价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资金不足的困难，不能靠多发票子解决，在适当限度内，由政府负担一定的内债和外债，只要经济效益好，也是解决上述矛盾的一项可行办法。当然，不论外债、内债，都应有数量上的限制，外债过多的教训，现在已成为一些国家的严重问题。严格掌握外债的数量，严格进行国际收支平衡，是平衡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重要内容。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总需求不足而产生的一些弊端，我们基本上不存在。我们经常发生的问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人们对改善生活要求过高，这些不切实际、急于求成的思想远未解决，还会长期存在。加上企业目前并不能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因此，几年来经常发生的问题是投资饥饿症，是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稍有不慎，就会发生需求失控、通货膨胀，造成很多难以解决的后遗症。在这种情况下，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增长速度，使之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大体适应，从而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显得更为重要。
关于控制投资膨胀和消费基金膨胀的问题
为了控制投资膨胀，需要改革投资体制。我认为，目前投资体制的改革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应逐步转上以企业投资为主体、政府只负责最必要的建设项目这个轨道上来。以企业自筹为主，使企业具有自我发展、自我改造能力，是投资体制改革的方向。国家用财政拨款搞的基建项目，应当限于最必要的重点项目，限于微利的公共设施。使用优惠利率的拨改贷资金，采取税前还贷的优惠办法，也应择优扶植，而不宜普遍采取。国家可在企业、地方自筹资金进行建设的基础上参股，但不应由国家包揽全部投资。
第二，虽然投资应逐步实现以企业自筹为主，但政府不仅要管预算内投资，管国家计划内投资，而且要管全社会的投资。在控制投资规模，制定行业、地区规划，引导资金投向，确定合理的经济规模，以及确定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等方面，仍应有统一的政策，并按规定权限集中审批。至于施工设计等具体工作，则应放权由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去办理。这样既可以保证基本建设“三保三压”方针的贯彻，使投资结构合理，又可以减少官僚主义，使下边能够按照具体情况办事。为了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不仅国内有联合办公、现场审批、限期审批的经验，国外有些作法也可以借鉴，如日本由各行各业民间代表、专家组成的审议会，作为政府的咨询机构与政府直接对话的做法，就是可借鉴的经验。在具体建设项目的审批问题上，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都要事前进行周密的可行性研究，有严格的评估程序，基本上是成功的经验。总之，对于基本建设投资，只有事前进行严格的审查，才能减少事后的失误和浪费，这是世界各国和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所多次证实了的真理。
关于防止消费基金膨胀，我觉得关键是要使工资奖金的增长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挂钩。这方面我们已经创造了多种形式的比较成功的经验。例如，实行吨煤工资含量；建筑行业按不变价格计算，实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商业上实行按销售额计算工资含量（联销计酬）；实行单位产品成本的工资含量；实行计件工资；试行除本分成法等等，这些都是使消费基金增长不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有效措施。制止消费基金膨胀，主要应当在这个方面多下功夫，不应是单纯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既挖掘企业潜力，使职工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收入，又使消费基金得到切实有效的控制。
关于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问题
搞活大中型企业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目前大中型企业缺乏活力的原因何在？哪几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把企业内部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我认为，至少有四个问题需要研究。
第一，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要和改善企业的内部机制配套进行。
现在，一方面大中型企业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并未根本改变，企业经营者基本上还处于无权无责的状态；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制度也没有根本打破，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还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企业内部的潜力还很大。因此，改善企业内部机制与改善宏观管理、发展商品市场，三者要配套进行，逐步相互推进，才能使企业真正有责、有权、有利。只强调一面，很难收到预期效果。
第二，要及时总结各地区和各部门的试点经验。
要使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必然涉及到要突破国家的某些规定。对待这个问题，有的地方政府在分析了企业的情况后，在保证国家、企业、职工收入都有适当的增加、保证成本和单位产品工资含量降低、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做了一些向企业适当放权的规定，为企业创造了一个“小气候”，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有的地方政府不这样做，结果把国营企业搞得愈来愈死。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不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地做出一些有利于搞活企业的变通规定，坐等全国宏观改革（而不少宏观改革又一时很难出台），就既不能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也不利于逐步积累经验。当然，各地在试验中往往会各自做出互不相同的规定，这又会使宏观管理很不规范。因此，及时总结各地区各部门的试点经验，用以促进全国宏观管理的改革，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三，正确解决经营者个人收入问题。
目前许多企业对经营方式的改革都在试验，如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租赁制，等等。这些经营形式的共同特点是，在承担一定经济责任或风险的前提下（包括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同时按照经营的好坏给以相应的报酬。所以它们也可以都算做向国家承包。
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各地对承包、租赁者的个人收入，规定很不一致。有的是交够承包或租赁费用、支付国家税收和职工工资之后，所剩利润全归个人所得；有的规定承包、租赁者个人收入不得高于职工平均收入的若干倍。我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应当有个大体一致的规定。
应当看到，个人承包企业与农村包产到户有所不同。按户承包所得收入是家庭内部分配的问题。承包后的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益，既要靠经营者管理有方，更要靠发挥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因此，企业的利润扣除上交税利、提取积累和集体福利等基金后，对承包、租赁者的个人收入，还是规定一定的数量限制为好。由于经营有方，经营者个人收入高于职工几倍、十几倍都是可以的，但应有个限度。在这个问题上，只讲所有权不变还不够，还应看到个人承包、租赁后在生产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如果处理不当，会增多矛盾，承包、租赁者也会遇到许多新的困难。
另外，究竟以个人承包、租赁为好，还是企业职工集体承包、租赁为好？也是应当研究的问题。
第四，实行厂长负责制后，厂长主要是对资产所有者（股东、董事会）负责，还是向职工负责？还是既要向资产所有者负责，又要向职工负责，两者兼顾？这也是需要探讨的。
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改革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几次指出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基本上不涉及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改革；另一类是涉及到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一些局部变革。
不涉及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改革，并不在少数。例如，国营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之间发展横向联合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涉及到根本制度的局部变革，例如，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等等。这两类问题都要深入探讨，特别是对后一类改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又要鼓励个体、私人、中外合资企业适当发展。与此相适应，既坚持按劳分配，又存在一定程度的按资分配；既要看到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现阶段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其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既要有发挥其积极性的政策，又要有限制其消极因素的措施；既要从理论上阐明其性质、现阶段的作用、比较长期存在的理由和发展前景、过渡步骤，又要规定具体的政策界限。总之，对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都必须在理论上阐述清楚，并在具体执行中规定恰当的政策界限。具体的政策规定，既要定性，又要定量。这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又要谨慎从事，慎重对待。
第5版(理论)
专栏：
也要注意智力节约
任全良
自从开展“双增双节”活动以来，对于物质财富的节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是很可喜的。
由此我联想到另外一种节约，即人的智力的节约。这个问题过去不大有人提及，以致实际生活中忽视智力节约、造成智力浪费的现象大量存在。这种浪费主要表现在：一是文牍主义严重，召开各种长而空的会议，发表洋洋洒洒、数以万言的讲话，编印各种价值不大、无人问津的简报、材料，使许多优秀人才的聪明才智耗费在文山会海之中。二是考核成风，各种不切实际的考试、检查、抽测和指令性的知识竞赛十分频繁，要求人们死记硬背与工作关系不大或根本不需要记忆的东西。三是低层次的、内容简单的重复学习，使许多本应向高层次进取的同志，仍在作低水平的原地踏步，不能迅速提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形式的浪费虽然是无形的、非物质的，但它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并不亚于物质上的浪费。
人的智力是一种特殊的宝贵资源。智力浪费是一种多重浪费。首先，人的智力的维持和提高，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财富。没有物质资料的转化，就不能维持和发展人们的智力。智力的无效耗费，也就是物质财富的无效耗费。其次，人的智力既可以创造精神财富，也可以创造物质财富。智力浪费，既包含着形成智力的物质消耗，更包含着对智力应该和能够创造的精神、物质财富的浪费。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力浪费是对特殊的“高级能源”的浪费。第三，无论是人的智力形成和消耗，都离不开时间。马克思指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劳动时间的节约”。智力浪费的实质，就在于浪费了人们宝贵的时间，使人们失去和减少了为社会作出更多贡献的机会。第四，这种浪费容易导致人们心理上的不平衡，使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挫伤，对做好工作缺乏主动精神和应有的信心。
造成智力浪费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智力的特殊价值缺乏深刻的认识。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对这个问题往往缺乏辩证的观点，只看到有形的东西，看不到无形的东西；只有物质财富的观念，没有智力财富的观念，因而对智力财富的浪费无动于衷，不以为意。要改变和克服智力浪费的现象，就必须充分认识智力的特殊作用和价值，明确智力的特殊价值就在于创造，在于它可以转化为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在于它能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树立节约智力就是节约财富的观念，象抓物质财富的节约那样，抓好智力的开发和节约，把宝贵的智力资源用到该用之处，充分发挥人的智力在四化建设中应起的作用。
克服智力浪费，必须掌握智力发展和智力运用的规律。智力不仅有其特殊的价值，而且有着特殊的规律。比如，智力发展需要长期的过程，有其渐进性；智力转化为精神的、物质的财富，不象物质资料的投入生产那样明显，有其间接性；智力的充分发挥，需要适当的环境、条件，有其限制性，等等。我们一些同志不注意研究和发现这些规律，更不注意尊重和运用这些规律，在智力的使用上，往往犯“瞎指挥”的错误，让人们去做一些不需要做、对社会无益的事情。因此，要克服智力浪费现象，就必须正确认识智力发展和运用的客观规律，寻求智力发挥的最佳途径，为大多数人充分发挥大脑的思维能力创造良好的条件，争取整个社会智力运用的最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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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沿海地带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探讨
高伟梧
我国沿海的城市和地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战略目标，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但对此问题，还应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
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向外发展经济的条件有很大差别，必须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决策。外向型经济是出口主导、出口带动的经济。既要带动，第一，要有强大的出口创汇能力。有的同志提出以外销产品达到工农业总产值或净增值的一半以上，但考察了许多公认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与地区，情况并不如此，外贸总值并未达到生产总值的50％。其实，各自的经济水平与经济结构很不一样，有的是个很大的国家，有的是个小经济区，只用一个很具体的量来作为判断标准是不科学的。当然出口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太低、绝对额较小，也是难以起到带动作用的。第二，整个经济要有适合出口贸易发展的经济结构与经济体制。外向型经济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发达的交通信息网以及相适应的人才和体制等等，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对于长期封闭、刚刚开放的地区来说，不只要建设出口生产体系，调整经济结构，而且要进行体制改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一般都要经历一个进口替代阶段。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过了二三十年，还未能完成向外向型经济转变的过程。我国沿海地区情况不同，有地理和政策上的优势，更有全国的支援，经济特区与一些开发城市能够迅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向，就不一定要有一个较长的进口替代阶段，即以内向型经济为主的阶段，可以经过一段艰苦的“爬坡”，在本世纪末建成或初步建成外向型经济。但是整个沿海的辽阔地带，不少城市改造旧企业的任务繁重，而且内向的经济拉力很大，许多以农业为基础的地区生产水平还低。基于这种情况，我认为能够在本世纪内实现外向型经济的也只有部分开放城市和地区，其余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只能是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有的只能是发展内外兼顾的双向型经济，有的只能是以内向型经济为主。对这些地区来说，当前是部分或小部分的向外发展经济，还不可能把主要力量放在出口外贸方面，围绕出口贸易来发展经济。如果不顾客观条件，以实现外向型经济为战略目标，必然在出口贸易上甚至在整个经济发展上定出过高的指标，提出不适当的要求。当然，有一定条件的，也可以采取外向型经济战略，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
还应当看到，我们现在要发展的主要还不是香港那种在我们海关之外的、自身就是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而是在海关之内的、更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尽管这样，它的生产和流通仍然主要的是取决于国际市场，这在经济上必然有很大的依赖性，会经受更多的外部冲击，产生更大的波动性。外向型经济与西方经济关系更为密切，也会更多地受资本主义思想与作风的影响。在参与国际市场的剧烈竞争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这也是个复杂的问题。内向、双向和外向，市场目标与经济运行导向的转变，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不只取决于物质生产的发展、体制改革的进程，同样要与干部职工的素质与水平相适应，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要有一个过程，采取什么战略也必须与这个过程的阶段性相适应。
如何发展外向型经济呢？根据特区的经验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我认为以下的几个问题是应当注意的。
（1）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制宜。
外向型经济主要的是多出口创汇，而这只是共性，各个地区在实施中，又必须充分根据自己的实际，寻找自己的途径，不能照搬别人的做法。就是特区、开发区和三角洲地区，也不能只是一个模式和方式。深圳以工为主、工贸结合，效益很好，而珠海在发展工业和旅游业的同时，最近加快现代农业的建设，效果也不错。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关键的更是农业的发展。有的同志以为“贸工农”以贸为龙头，虽可以起带头作用，然而到底是生产决定流通。这几年的事实是，农业产品数量不多尤其是质量不高限制着加工和外贸。以农业为基本的地区，现在必须首先抓好农业的技术改造，尽快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充分发展加工工业，我们的特区、开放城市和地区都已十分注意，但是发展什么加工业，却不能只讲高技术、高增值。汕头特区、广州、湛江开发区结合对本地及内地的资源利用，因地因时制宜，采取适应自己条件的技术起步，很有成效。这个经验值得各地借鉴。
（2）掌握国际市场行情，加强计划指导。
从深圳等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来看，如何解决国际市场复杂多变与我国经济计划管理之间的矛盾，始终是个关键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要适应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剧烈竞争，唯有实行完全的市场调节，即取消任何计划。这种观点是值得研究的。我国现在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地区，不但背靠内地的计划市场，而且自身也是在国家计划管理范围之内，不与国家的与内地地区的计划相衔接，是无法搞好经济建设的。国际市场全凭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变化无常，要有很大的灵活性。为此，我们要放宽国家直接的指令性的计划控制，但不能以自发对自发，陷入盲目性。增强适应性和主动性，不能没有预见性和计划性。我们可以学习香港根据定单生产，更须加强对国际市场调查研究，进行科学预测，掌握需求变化的趋势，制定科学的指导性计划，加强对外向经济的发展的指导。有的同志认为外商不喜欢我们的计划指导，其实不然。他们既害怕统得过死，也害怕变化无常。而要克服这些偏差就要有科学的计划指导，有较具体的投资指南。这样做，外商实际上是欢迎的。
（3）保持低成本的优势。
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能后来居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国际市场的剧烈竞争中保持着低成本的优势。开放之初，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不高，就得靠成本低价格廉来增强竞争能力。这点我们是充分注意了的。但现在有的同志提出要以高工资促进高技术，提前进入高成本竞争，这样放弃了低成本的优势是不实际的。因为在相当长的阶段，我们出口的还是一般的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并非高科技产品和风险产品。即使今后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有了提高，还是要保持低成本的优势，做到价廉质优，才能不断扩大销路，占领市场。从我们特区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加强企业管理、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其次就是加强劳动管理，严格控制物价和工资的增长。再次就是要开放生产资料市场，保持原材料的合理的价格水平。
（4）利用经济手段引导与调节。
沿海地带虽比内地有更高的经济水平，但比海外经济发达的地区还有较大的差距，要迅速赶上去，就得引入外资和技术。然而，发展外向型经济就要办产品出口的外向的企业，这样就产生了引进与外销的矛盾。解决这个问题要落实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我们既要充分利用外商的资金、技术和销售渠道，推进出口增加创汇；也要改变以往曾经存在的外资外向、内资内向的状况。应在尽量多引进产品外销为主的外资项目的同时，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鼓励自办的内联企业发展外销产品。根据广州、佛山等市近年成功的经验，就是要落实鼓励和奖励政策，利用税收、外汇留成、贷款和出口配额以及企业工资分配水平等等经济手段，调动、引导改变原有的产品结构和生产结构。我们自己外向的经济力量增强了，对吸引外资和外技就更有基础。两方面的结合，汇成总的外向力量，就能大大加快外向型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