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开拓散文艺术的新天地
林非
有些同志用这几年来小说创作引起较多注意的情况，来和散文创作进行比拟，得出了散文创作不景气的贬抑性的结论。小说由于它充分展开情节性的特征，吸引的读者肯定会多一些。当然也有些小说家正致力于淡化情节，不过一般说来它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也还是超过散文的。
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对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再现，也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对主观感情的表现中间，它主要是以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正是因为不以情节性作为自己的主要特征，它的阅读者的范围自然会缩小一些，不过它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却不应低估，而且随着读者知识水准和审美情趣的不断提高，这种在更为逼真的境界里引起情绪波动的文学样式，肯定会愈来愈多地深入到读者的心灵中去。
我认为最近几年的散文创作无疑是有成绩的，总的发展趋势是健康的。这主要表现为满腔热情地拥抱着时代与人生，自然贴切地抒发着自己内心的体验与激情；追求真情实感多起来了，追求朴实和浑厚的生活气息多起来了，追求对于社会人生严肃和深沉的思考多起来了，追求思想境界和艺术表现的新颖独特性也多起来了。但确实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主要表现为思想或艺术的路子还比较狭窄，不够丰富和多采，不够广阔和深刻，也缺乏更为积极地去探索新颖独创的思想艺术途径的自觉意识。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去的各种框子和格套还束缚着不少的作者，因此常常陷于自我封闭的境地，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着习惯的轨迹运转，有意或无意地以过去几十年中的散文创作为圭臬，沿袭多于独创，模仿多于追求。
长期以来散文评论或研究的格局，是对于“点”的注意远远超过了对于“面”的掌握。这种微观式的研究自然也是需要的，问题在于这种微观的研究格局中，没有很好贯彻宏观研究的指导线索，譬如说在不少研究杨朔散文的论著中，往往难于看到对他的创作与整个散文发展趋向的全部关系作出分析，难以看到对杨朔散文究竟体现了整个散文发展趋向中的哪些强点和弱点作出分析，更不用说对杨朔及整个散文创作强弱点的深刻历史原因作出分析研究了。正是由于缺乏宏观式的总结与反思，我们往往就无法对过去的认识达到理性的高度，无法突破过去传统里包含的惰力，去开拓一条广阔的新路。
正由于当前散文界对自己发展过程宏观考察和深入思考的不够重视，却较多的滞留于微观把握与表层分析，偏重于对少数几位优秀散文家如杨朔、秦牧和刘白羽作品的鉴赏，因而有些青年作家开始撰写散文时，就无法形成自觉的创造性意识，往往较多地受到这些作品思想和艺术格局的影响，甚至还陷于模仿的状态中间，久而久之就不容易摆脱这种艺术的模式，无法出现自己独创的因子了。
象这样来研究当代散文创作，对于提高广大青年作者的知识和素养来说，是有帮助的，但是象这样过多地停留于微观式的就事论事的分析鉴赏的方法，其实是流露出了偏重于单纯地追求艺术技巧的倾向。然而对于散文创作来说，光解决了艺术技巧还是不行的，有了娴熟的技巧可以写出文学作品来，却无法保证它总是成功地充满了个性和灵魂，充满了震撼读者心弦的感情力量，而后者才是关键。文学大师巴金所说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具有深刻的哲理涵义，值得钻研艺术技巧的作者思考。
文学创新的实质是个性的另辟蹊径，因此过多和过于烦琐地对于象杨朔那样散文艺术技巧的分析鉴赏，只能是制造“杨朔体”的模子，而不能很好地召唤和促使青年散文家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也由于这样的做法不能给人们开拓宽阔的视野，不能很好给人们提供对于许多关键问题的思索，而是企图将现成的创作模式灌输给人们，让大家沿着这种封闭性的艺术思维方式前进，因此就是写得极象杨朔的散文，也只能是精巧的摹本而已。“杨朔体”散文的得到流传，从另一方面看，也不妨说是散文评论和研究工作的失败。
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不少散文名篇，确实写得相当美（有的壮美，有的柔美），确实都始终保存着它们特有的价值，不过对于一个善于鉴赏与研究的人来说，既不应该盲目地崇拜，也不应该抽象地否定，而要从产生这些作品的生活土壤和时代主潮，看到它们在思想艺术方面的长处和局限。如果这样的尺度是准确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有些被反复称赞的名篇，由于受到当时“左”的思潮的沉重压力或不自觉的渗透，在真实性这一点上不能不受到削弱，有的甚至是矫揉造作或虚假的。离开了“真”，当然就说不上“美”。
正是由于当时“左”的思潮造成的封闭和禁锢的原因，有些散文作品不仅思想情绪的表达是拘谨的，甚至连艺术技巧的表达也是拘谨的，所以它们呈现的艺术美往往显得单一化和定型化，而不是丰满的和辐射性的。针对这样的情况，真正的散文研究工作就不应该是一味地赞美，而应该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去俯视历史，肯定这一段时期中散文创作获得的成绩及其原因，同样也指出它的缺陷及其原因，并且探讨散文创作前进中应该注意的倾向性以及若干具体性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工作才能够使散文创作的思想活泼起来，深沉起来，向更高的境界去攀登。
不少束缚着五六十年代散文创作的框子和格套，迄今还在羁绊着我们一些同志的思维方式。当时流行过的有些带有片面性的提法，在今天的散文评论中依旧有影响，象其中影响最大的“形散神不散”就是如此。
“形散神不散”是在一篇很短的论文《形散神不散》中提出的，也许短论的作者不曾预料到，他在60年代初期提出的这个主张，竟连绵不绝地流传了20多年，几乎被绝大多数的散文评论家所采用。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魅力呢？这要由历史来回答。因为这主张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了我们当时一种相当盛行的文艺思想：作品的主题必须集中和明确
（这其实是古典主义式的艺术趣味）。短论《形散神不散》具体地发挥了这种“神不散”的主张，即“中心明确，紧凑集中”，“字字玑珠，环扣主题”，完全符合于当时盛行的这种文艺思想，而且体现了当时一种比较封闭性和单一化的思想气氛，所以它得到广泛的流传是可以理解的。
要求作品的主题应该明确和集中，这本来也是一种合理的想法。问题是在于如果只鼓励这一种写法，而反对主题分散或蕴含的另外的写法，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用单一化来排斥和窒息丰富多采的艺术追求，这种封闭的艺术思维方式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致。主旨的表达应该千变万化，有时候似乎是缺乏主题的很隐晦的篇章，对人们也许会产生极大或极深的思想上的启迪，这往往是那种狭隘的艺术趣味所无法达到的。
现在应该彻底改变这种单一化和模式化的局面。散文的素质本来就在于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地抒写，苏轼所说的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确实是概括了从《论语》、《孟子》和《庄子》以来的散文写法。鲁迅对此说得更为斩钉截铁了：“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怎么写》），在这里充分体现了打破一切封闭状态的开放和多样化的文学观念。
千万不要给散文这种文学样式设置任何框子和套格，让它在生活的长河里，用广阔的触角去自由地探索，让它用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表露出整个的宇宙客体和内心中的主观世界。哪一种写法能够更好地感动和启迪读者，能够给予读者更具魅力的审美感受，就去寻觅和保持它旺盛的生命力吧。
追求单一化和模式化，必然会使散文创作陷于僵化和停滞的境地；只有风格的多样化，才有可能使散文创作得到充分的发展和繁荣。
当前散文创作的迫切任务，确实是应该冲破过去那些陈旧的框子和格套，改变单一化和模式化的局面，在开放与流动的广阔天地中自由地发展和竞赛。与其追求单一化和模式化，不如鼓励大家写出许多在体裁和风格方面都是“四不象”式的作品来，在不断打破旧的规范中出现新的局面。
散文创作在对于艺术表现的追求和探索方面，无庸讳言的是不如小说、诗歌和话剧这些文学样式的，这些文学样式中的若干探索可能不一定都是成功的，然而如果能够在不断地纠正谬误中进行新的探索，肯定会有利于它们的健康发展。散文创作应该在这方面出现更为自觉的探索，应该在对于“四不象”式的崭新规范的追求中，出现大批具有高度审美水准的独创性的篇章。
散文是文学创作的母体与基础，从这儿已经陆续离析出不少的分支，然而散文创作本身自然仍旧是应该成为保留它们一切长处的边缘性文体，既吸收小说结构情节和渲染生活气氛的长处，诗歌简洁精致和直抒自己胸臆的长处；又吸收报告文学逼真犀利和激励心灵的长处，杂感文体议论风生和升华哲理的长处。散文创作确实应该将自己的抒情、叙事和议论的因子，高度复合地发挥出来，从而更好地走向轻快、宽阔、浑厚和深沉。
用风格迥异和写法不同的篇章，不拘一格地来参加自由竞赛的当代散文家，他们的各种艺术追求无疑是与自己的思想追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无疑都负有神圣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以便跟时代和更多的读者取得共振，这样就可以沿着审美的途径，使更多读者获得感情、意志和思想上的升华。
为了要获得与时代和读者强烈的共振，比起侧重于追求艺术上的完美来，追求融合于艺术中的思想冲力无疑是更为重要的。不同的时代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意识，在科学充分发达和理性高度飞扬的当今这个时代里，人们的兴奋中心必然会更多的集中于对如何迅速推动生活前进的思考，因此对“美”的追求，必然会更服从于对具有充实的思想内涵的“真”的追求，人们要求的“美”首先必须是彻底的“真”。而且随着人们追求速度、效率和创新的意愿，也会使自己的艺术情趣更趋向于朴素、简捷和轻盈，既洋溢着生活的节拍，又富于变幻。
当然具有强劲的思想冲力的散文，无疑是今天最为需要的。为了迸发出强劲的思想冲力，就得饱蘸着现代观念去表现和抒写宇宙社会或内心世界。只有用健全和合理的现代观念去审视整个世界，升华全体公民的情操与意志，我们的散文创作才有可能为建设民族的现代精神的大厦作出有益的贡献。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把艺术触角伸向当代生活
——对近年舞蹈创作的回顾
赵大鸣
反顾近几年舞蹈创作的历史，一个明显的现象引人注意，即大量的舞蹈，尤其在艺术上具有一定质量的舞蹈，都是以古代、神话为题材。特别是继1980年前后的“舞剧丰收”中数十部清一色的古代、神话作品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举国上下蔓延开来的古代乐舞的复兴。
以古代、神话为题材的舞蹈作品，自有其审美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象《丝路花雨》、《仿唐乐舞》、《编钟乐舞》、《大禹》等优秀作品，对丰富舞蹈创作，提高舞蹈表现能力，反映民族文化传统，显示先人的精神风貌等方面，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类题材只能说是整个舞蹈创作题材中的一部分。然而，多年来的创作的事实却恰恰不是如此。在舞台上，大同小异的历史故事、神话人物被过多地反复表现，在某种程度上，竟成了中国舞蹈艺术的基本形象和风格，唯独落寞了近在眼前的现实生活内容。目前，社会对舞蹈艺术表现出的冷淡反应，恐怕与这种离现实人们的审美感觉越来越远的创作状况不无关系。
究其原因，我以为，舞蹈创作由于历史的关系，在因袭了一整套旧的舞蹈动作素材的同时，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一种重动作形式，而不重表现内容；重造型的直观审美，而不重人物形象的现实性的审美观念。结果，与文学、戏剧、绘画和音乐创作，不断地从深度和广度上扩大自己对现实生活内容的表现领域相比，舞蹈创作却被一些古代、神话传说大面积覆盖。
如果这种现象，只是因为舞蹈创作对现实题材的偶然忽略，那么编导只需改变他习惯于面对过去的审美角度，就可以使陈旧的舞台形象有所改善。但实际上，在古代神话大面积覆盖创作的现象背后，有着更深一层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是，旧的舞蹈形式本身，凝固化的程式法则和审美性质，已经给当代舞蹈创作带来了不易解脱的束缚。
中国的舞蹈艺术，历史悠久，种类丰富繁多。但是，舞蹈作为编导构思创作、用来表现人的舞台艺术作品，在中国只有几十年时间。这种特殊历史现象对当代舞蹈创作的影响，很少有人正面思考。在比过去几十年更为久远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舞蹈艺术无论在宫廷还是民间，都始终保持着由艺人对动作形式本身世代传承、循规蹈矩的延续方式。同时，不管是闲情逸致的宫廷宴享的装饰，还是年节祭祀的民俗活动，舞蹈主要是在满足人们的消遣和娱乐，而不是对特定内容的艺术表现。其中大量掺和着杂技，甚至魔术技巧的内容成份；审美功能的性质，单一地偏向外部形体的造型方法和技术技巧。而且，在经过明清以后的古典戏曲艺术锤炼概括之后，中国古典舞蹈又被进一步高度程式化，动作方法无论巨细都被严格固定下来。应该看到，在当代舞蹈创作中，这种旧的动作程式与其内在审美性质是被同时继承下来的，所以，编导的艺术想象力以及作品内容的表现，就受到了固定不变的动作程式法则和观赏娱乐式艺术观念的双重限制，创作只能在狭窄的动作形态变化和单纯的优美境界中作功夫。在今天，艺术体操、冰上芭蕾等造型艺术得到迅速发展，杂技艺术在比舞蹈更加高难的技术技巧中，也越来越重视动作的造型美和风格性。以形式美维护自己独立艺术地位的舞蹈，正面临被这些近亲艺术形式分置侵噬的危机，如果这种危机最后形成，舞蹈独立的艺术价值，即使不被完全消除，也会被大大削弱。
在旧的舞蹈形式中，动作变化的一招一式、表情姿态都被纳入一个先在的程式系统。上下几千年，纵横百万里，无数人情感活动的历史，变成了千篇一律的表情姿态，无数千差万别的人物个性，化成了一个笼统的形象风格。如果把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舞蹈程式风格，视为我们的舞蹈的永远不变的风格，它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表现古往今来的民族与历史的深刻精神内涵呢？
不必讳言，旧的舞蹈形式，并非可以任意表现不同时代精神情感的“语言形式”。这种和谐对称稳定平衡的舞蹈形象，以及绝对理想化的艺术境界，虽然部分地满足了人们的某种精神追求，却因其超凡脱俗而无力面对真实的现实和人生，只能在遥远的古代、虚幻的神话里梦游。这就是现在的舞蹈创作始终不能跳出这些题材内容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只要旧的审美观念仍然统治创作，即便是现实题材，照样可能丧失形象应有的真实与深刻。
当代舞蹈创作面临着选择，或者改变对旧的舞蹈以及艺术观念的盲目信奉，在创作中只把它置于仅属某一流派的恰当地位，以取得舞蹈编导运用动作形式对人的直接表现；或者继续幽闭在少数人闲情逸致的象牙塔里，任舞蹈形象的退化。而前种富有转机的选择，则通过对传统舞蹈文化遗产的批判性继承，接受其优秀部分，认识其美学特征上的历史局限性，这是当代舞蹈家总结历史遗产时应该具备的思维方式。今天的舞蹈创作首先应该关心的，是每个具体活动着的人，而不是失去内在生命感的物质形式、僵化不变的造型风格。如果说古代舞蹈，是在高度程式化动作风格中，完成了对过去民族历史中的人的情感心理、性格特征的类型概括，那么当代舞蹈编导和创作，正在于把这种类型化的程式风格，还原成一个个富于个性特征的具体形象，并且紧系于丰富的现实生活。假如舞蹈编导不愿自己连同他的艺术被时代冷落，就要从中挣脱出来，去重新确立舞蹈动作与人的直接表现关系，让现代意识在舞蹈中展现光彩。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时代性 民族性 艺术性
——1986年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漫议
白崇人
1986年，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喧闹的文学浪潮中显得有些沉寂，似乎没有多少引人注目的作品。但我们只要认真回顾一下，却发现她正扎扎实实地在时代性、民族性、艺术性相结合的道路上稳步前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这一年里，面对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奔腾洪流，面对着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状，面对着五光十色的文学现象，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都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中。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开拓着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新天地。
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的不少作品从现实生活切入，注重反映改革年代的历史变化。改革之风席卷全国，民族地区也不例外。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域、经济、文化以及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加之少数民族人民背负着比汉族人民更为沉重的历史负担和思想负担，所以改革在民族地区有着特殊的经历和超常的艰难。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不再满足对改革做一般化或公式化的展现，而是注意开掘民族历史文化背景，寻求和把握民族地区改革的独特内涵和形式，从而反映出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巨大变革。例如《大漠歌》
（蒙古族阿云嘎）以深沉的笔调写出一个牵驼人的命运悲剧：别人已经用汽车运送货物，而他却仍囿于古老的思想禁锢和职业陈规，这不但使他失去了爱情，而且也失去了享受现代文明的机会。又如《逼婚》（苗族李必雨），通过一个景颇姑娘因传统习惯势力的干扰经商失败的故事，深刻地表现了一个民族迈向新生活勇往直前的精神和步履的艰难。而《追星赶月》
（蒙古族佳峻）为我们描绘了蒙古族改革者特有的聪明才智和斗争艺术。《香岛》（仫佬族海涛）、《落日》（维吾尔族祖尔东·萨比尔）则描绘了民族地区改革的生活画面，揭示了改革给人们思想带来的巨大冲击。
伴随着当今小说创作中的历史文化因素普遍增强，特别是不少少数民族作家从本民族文化传统为基点，发掘和发扬文化底蕴，使一些作品的透视力和纵深感得到强化。一些作家对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认识到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于维系民族的团结和促进民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传统是在千百年历史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延续下去。张承志（回族）的《辉煌的波马》以真挚的感情描绘了一个回族老人和一个蒙古族老人善良纯朴的心地和坦荡磊落的胸怀，赞美了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忠诚和对自己信仰的坚贞，表现了作家这样一种信念：时代潮流虽将吞噬过去，但一个民族的传统美德将发扬光大。赵大年（满族）的《西三旗》以幽默的笔墨刻画了一对严守古礼的满族老人的复杂心理。他们那些近似可笑的迂腐行为的背后，却埋藏着民族尊严和高尚的思想境界。此外，如《天鹅》（蒙古族孟驰北）、《远方的篝火》（哈萨克族吾拉孜汗·阿合麦德）、《猎鹿人的故事》（藏族阿来）、《布朗迪和他的妻子》（景颇族岳丁）、《远方，高高的阿佤山寨》（佤族董秀英）等都表现了对自己民族传统美德和悠久历史文化的颂扬和向往。可贵的是，还有些作品虽然重点是探寻自己民族的历史进程，寻找自己民族的古老英灵，但其主旨不是为了沉湎于过去，而是为了唤起民族的自尊和自觉，激励自己的民族向着光辉的未来挺进。
揭示、剖析甚至鞭挞自己民族的弱点的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在1986年中大批出现，构成了一种新的创作趋向。开放、改革极大地冲击着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秩序和思想观念，在人们的心灵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先进与落后、改革与守旧、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以各种形式或隐或显地较量着。揭示、剖析甚至鞭挞阻碍自己民族腾飞的那些陈俗陋习，那些旧思想、旧观念，就成为民族作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作家不是展览和把玩民族的旧习陋俗，而是放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寄予深情和热望。例如扎西达娃（藏族）的《去拉萨路上》、鲍义志（土族）的《神仙淖尔》等从不同角度揭露了与历史前进水火不容的落后与愚昧。孙健忠（土家族）的《舍巴日》用荒诞的形式展现了土家族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当前土家地区新旧杂陈、相互冲突的社会现实，表现了新生力量必将战胜腐朽力量，新的思想观念必将战胜旧的思想观念的历史必然性。这些作者是怀着挚爱之情来剖析自己的民族，因而不论是揭示还是鞭挞，都不失其真诚和真情。
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的题材领域的拓展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军事题材的作品不但数量增加了，而且质量也有提高。如马犁（回族）的《生与死》、王安（满族）的《静静的山谷》、索朗仁称（藏族）的《透过硝烟的幕》、马宝康（回族）的《朋友，你没说错》等写得有声有色，激动人心。这些作品都着力于揭示人民战士的内心世界，讴歌了人民战士美丽的心灵和崇高的情操，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
1986年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的艺术质量有了普遍的提高。少数民族作家对艺术的探索精神仍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并出现了一种可喜的势头，就是对学习借鉴国外的各种表现方法减少了盲目性，对继承民族文学传统增多了自觉性。从创作实践看，那种赶时髦、追新奇、生搬硬套外国的一些表现方法的现象有了很大转变。不少作家在认真考虑如何把继承民族文学传统和学习、借鉴各种新的表现方法更好地结合起来，有助于五彩缤纷的艺术风格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