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难忘的延安岁月
——读《延安文艺运动纪盛》随想
萧军
前几天，艾克恩同志来我家，赠给我们一本《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这是他花了三四年时间编的一部长达60万字的史料专集，主要记述1937年到1948年期间延安以及陕甘宁边区革命文艺运动的盛况。里面有丁玲同志写的一篇绝笔“序言”，对这本书做了热情中肯的评价。其中各篇我先从《延安文艺研究》杂志上陆续读到一些，后来又看了清样。我认为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对继承延安文艺传统和发扬延安精神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大后方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一些满腔热血的青年纷纷投奔延安，大家一心想着救亡，想着革命，想着寻求真理，但因为从四面八方来，各有各的路数，各有各的观点，难免发生分歧，产生矛盾。我想不开，看不惯，便不想在延安呆了。1941年7月的一天，我到毛主席那里去辞行，毛主席很奇怪我为什么要离开延安，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希望我坦率地毫无顾虑地告诉他。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同时毛主席也劝说我，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我问毛主席党有没有文艺政策？毛主席说，现在忙着打仗、种地，哪顾得上呢！他说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以便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们都有所依据，有所遵循，团结起来，步调一致地开展文艺工作。毛主席当时还十分热情地称赞了我的建议，对我说，你就别走了，帮我收集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好吗？我说好吧！回到我住的窑洞以后，我就把手头掌握的一些资料陆续送给毛主席，有时也到毛主席那里去面谈，交换意见。毛主席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和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宣传部长凯丰、干部科长王鹤寿等领导同志，分别找文艺界很多同志谈话，征求意见，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针对文艺界的种种问题，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
1942年5月2日在中央大礼堂正式开会，由凯丰主持。毛主席致开幕词后，要我第一个发言。丁玲也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第一个开炮吧！”我就第一个发言了。我讲的题目是《对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后来登在《解放日报》上。接着很多同志发了言，各抒己见，非常热烈。大会之后，又分成几个小组开会，这样，更便于广泛详尽地发表意见。
5月16日开了第二次大会，接着仍是小组会。5月23日开了最后一次大会，毛主席做总结发言，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制定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各项文艺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界存在的各种矛盾，理顺了各种关系，如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和群众的关系，源和流的关系，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以及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爱与恨等等的关系问题，基本取得了一致看法。毛主席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抓准了。毛主席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非原则的问题上。”只有目标一致，都为工农大众，而不是为小团体、为个人，我们的思想，行动就会统一，步调就会一致。事实证明，从那以后，大家都照着《讲话》的方向、道路和目标去做，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从这本《纪盛》里可以看出，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以及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同工农兵结合，一切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尤其在文艺创作和戏剧活动方面，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大家都抢着下农村，上前线，进工厂，很快写出许多鼓舞人心的好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民众剧团马健翎的秦腔剧《血泪仇》和眉户剧《十二把镰刀》，中央党校秧歌队周戈的《一朵红花》，周而复、苏一平合写的《牛永贵负伤》，中央党校的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剧研究院的
《三打祝家庄》。其他还有古元的木刻《割草》，赵树理的小说
《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总政
电影团的《南泥湾》等等。看了真使人兴奋得很，鼓舞得很。这在《纪盛》里都有详尽的记载。
文艺座谈会之后，大家的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也上山开荒，王德芬纺线线。我们全家下乡，到延安县川口区刘庄村。我们从乡下回来，到了彭真领导的中央党校三部。文艺界的干部大多集中在这里参加整风学习。三部组织了秧歌队和京剧队，秧歌队演出了许多自编自演的精彩节目，演戏时大家学说陕北话，非常受老乡欢迎。秧歌剧《牛永贵负伤》里的牛永贵，我记得是陈振球演的。京剧队自编自导的《逼上梁山》，效果很好，受到了观众欢迎和毛主席称赞。阿甲是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副院长，我对他说，现在已经到了“武王伐纣”的阶段了，所以我特意写了《武王伐纣》中的一折《鹿台恨》，准备让同学们演出。后来因为三部同学都充实到各单位去了，《鹿台恨》没演成。
1945年5月，我到鲁艺文学系当老师，正赶上戏剧系排练歌剧《白毛女》。一开始因为戏太长，经常排练到深夜还不休息，劲头大得很，天天晚上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在东山上窑洞里听得真真的。林白演喜儿，陈强演黄世仁，李波演黄母，韩冰演二婶，张守维演杨白劳，赵起扬演赵大叔，王家乙演穆仁智，演得真好。这出戏轰动了延安，后来传到全国各地，起的作用可不小哪！
整理、研究和出版延安文艺运动的成果和有关资料，是普及和发扬延安文艺传统的重要任务。尤其我们这些“老延安”，都应当主动地把过去亲身经历的东西写出来，延安文艺学会可以给予组织、帮助，“集腋成裘”，事情是可以办好的。这本《纪盛》将会成为必备的参考资料，给写回忆录的同志很大帮助；反过来，这些回忆录又将成为充实这本《纪盛》的具体生动的内容。
（王德芬 整理）
第8版(副刊)
专栏：
杂文“男性化”小议
吴志实
编了几年杂文，渐渐注意到一个问题：写杂文的女性百不及一。这些年出版的杂文集，不论单集还是合集，除了一两个也算是写了杂文的女性之外，在杂文的天地，女作者寥若晨星，难觅难寻。这似乎有点使人觉得，原来杂文是“一边倒”的，是“男性化”的。
文化界的朋友，眼下常用“新时期文学”来概之于我们文学艺术这十年走过的历史，而且不管怎么说，“新时期文学”的成绩是不能抹煞的。在这广阔的领域里，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美术等等，其繁荣和发展都不乏出类拔萃的女将从中努力。然而遗憾的是，“杂文也该进入文学的殿堂”，那杂文界的这块空白，实实在在是纵横驰骋，大显身手的女性们拱手让出的领地，一点没拿出那种咄咄逼人、“巾帼不让须眉”的魄力。因此使人怀疑，是否女性在杂文的创作上是“弱智者”？或者说就根本不具备与男子汉匹敌的实力！
可是，这结论却又是站不住的。
是杂文的特点有别于其他？还是相信了人们说的，杂文“既是诗，又是政论”，所以难写？甚至于“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杂文有失女性的温柔而显得“面目狰狞”？从而认为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的杂文根本就不属于女性？
这些设问或许都不能说明问题。
因为，照现今流行的说法，这无疑有违“女性文学的崛起”。而且，今天的女性早已不是挣扎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弱者和奴隶；也绝不属于秉承古之遗训，整日在闺阁绣房中专事琴棋书画的淑女，而培养和发展恭顺的“美德”；同时也不同于“五四”时期，处在妇女解放的初级阶段。然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确有她的先天不足，即较多地继承了古已有之的“离愁别绪”或“浅吟低唱”，而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则不知不觉地被“淡化”了。这恐怕就是女性远杂文的原因，至少可以作为一种解释吧；再不然，那就是她们自认是天生的“婉约派”，理应“温柔敦厚”。
如此说来，女性对杂文的不屑，更多的原因怕就出在她们自己。这里边有历史形成的习惯传统，也有她们偏执于艺术的灵犀，而使抽象思考人为地淡化。难以理喻的是女性在其他方面并不缺乏“敏锐的神经”。如此，女性和杂文的无缘也就不光是什么“更注重于形象思维”所致了。
杂文要繁荣不应该只是男子汉的任务，科学、文化、艺术的勃兴应是整个民族的事。就每个方面而言，当然不能以性别而论兴衰，但不能没有“半边天”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从积极的方面看，妇女应该有与男子汉平分秋色的勇气，至于杂文这块园地也不该是个例外。如今，“阳盛阴衰”，说杂文的繁荣至少是不够客观的。杂文的繁荣而没有女性的一翼，那它的繁荣也不过是“一边倒”。
第8版(副刊)
专栏：文苑轶话
瞿秋白与《茨冈》
邓小艇
30年代初，一个叫彭玲的进步女学生师从在上海致力于革命文艺活动的瞿秋白学俄语。瞿秋白教授俄语的方法很特别，是通过诗句讲语法。他喜爱普希金的诗，于是一边翻译这位俄罗斯大诗人的长诗《茨冈》，一边给彭玲讲析。
瞿秋白用铅笔把诗译在一种竹纸稿笺上。他画了一些小方格，把字句排列整齐；还勾勒出数种符号，斟酌音节的抑扬顿挫。他翻译得很慎重、精细，每一句每一节都反复推敲修改。有时觉得方块汉字暂不敷用，就采用自己创制的拉丁化方案的新文字记录下来，然后再贴切地用汉字表情达意。他将译稿誊写在一本黑布软面的英文钞簿上。1934年1月，因欲离开上海转赴江西革命根据地，就将这译了大部分的《茨冈》稿笺及黑皮簿，留给了小彭。一年后他英勇就义。
抗战全面爆发后，武汉一度成为救亡运动的中心。路经武汉三镇的彭玲拿出瞿秋白的遗墨，交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务理事、诗人穆木天。他当时为第一个抗战诗刊《时调》半月刊的编辑之一，另一个编辑蒋锡金从穆处看到遗稿，两位诗人很激动，决定将这位革命者的译作发表出来。于是蒋锡金花了两天两夜，对照一部《露和字典》，认真地整理了那叠译稿笺和那本黑皮簿。原诗569行，瞿秋白译了433行，翻作汉语515行，其中77行是锡金从那零笺中整订的。译者在扉页上用拉丁字留下遗言：“第一次用最普通的白话写诗的尝试”。
定稿后，木天、锡金送给一些文艺界朋友传阅。1938年5月4日，在汉口法租界霞飞街口“美的咖啡店”（现岳飞街42号“美的冰室”）楼上举行的一个诗歌座谈会上，在武汉三镇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闻名的王莹和蒋锡金、高兰等，分别朗诵了瞿秋白遗译普希金《茨冈》中真妃儿、阿乐哥、老头儿的片断。由于翻译得好，朗诵得好，获得满堂掌声。王莹的嗓音柔美圆润：“弯弯的月色落山了，／田地都已经给雾盖住了。／梦魔来了，我真熬不住了……”
6月，在武汉的诗歌工作社出版的综合丛刊《五月》上，第一次发表了瞿秋白的遗译《茨冈》。
第8版(副刊)
专栏：
音乐的魅力
郁钧剑
涌进来一片豁亮
把眼紧闭
视网膜上奔跑着
红孩子与黑孩子
和他们一串串
零乱的足迹
我跟随着那山
那水那树 那草
剪辑成多棱镜头
在黄昏里定格 淡化
又涌进一片豁亮
席卷了每一个
稍纵即逝的刚才
一湖没有涟漪的白水
在心底平衡
上面走着只蓝蜻蜓
第8版(副刊)
专栏：山川风物
菏泽牡丹开京城
王建国
五月的北京，在各重点游览区栽培的牡丹，绚丽多彩、冠压群芳。本来就以建筑精美、风景秀丽著称的苑园名胜，加上这一景观的点缀，恰似锦上添花，令人留连忘返。鲜为人知的是，这些牡丹是从山东菏泽市引植来的。
北京栽植菏泽牡丹历史悠久，自明朝即开始大量引植。那时，牡丹“盛事悉归曹州（菏泽）”，“曹州园户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盖连畦接畛也”。“土工捆载之，南浮闽粤，北走京师，至则厚值以归。”据传，道光年间，菏泽花农赵玉田等还曾把牡丹、木瓜等作为贡品运送进京。慈禧太后当权时，还曾下令观赏冬季开放的菏泽牡丹。菏泽花农迫于无奈，只好试着用
“烧火龙”（即烧火炕）增加温度，用浸过桐油的毛头纸当玻璃进行光照，首次让牡丹隆冬开放，送京交了差。从那以后，菏泽花农曾在京经销过自然生长的牡丹和隆冬开放的催花牡丹，并在故宫和北海、颐和园等游乐场所栽植牡丹。北京解放后，为使被多年战乱摧残的牡丹重新恢复生机，菏泽又给首都送来了一批批牡丹。现在，在北京各处栽植的菏泽牡丹均长势良好，尤其是景山公园等处，主干如杯口、株高近两米、冠阔二米开外，十分逗人喜爱。菏泽牡丹不仅在北京的大公园等处有栽植，就是在工厂、院校、机关也有栽植，而且引植的数量和品种也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后，北京是引植菏泽牡丹最多的城市之一。
第8版(副刊)
专栏：
春蚕姑娘〔中国画〕 徐芝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