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社会主义和对外开放
孙连成
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
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项既定的基本国策。这项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是以正确的理论原则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依据的。
我们的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学说，还是作为制度，本质上都是开放的。所谓开放，就是从历史上和同时代的人类文明中吸取优秀成果来充实和丰富自己，而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满自足的自我封闭的体系。
社会主义作为学说，即科学社会主义，它的创立就是吸取十九世纪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为前提的。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它服从思想体系发生、发展和巩固的一般条件，就是说，社会主义以人类知识的一切材料为基础，以科学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要求科学地对待等等，等等。”（《列宁全集》第6卷第139页）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已有一百多年了。在这一个多世纪中，科学社会主义有了巨大的发展。这除了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身的实践经验而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觉地吸取了这个时期人类思想在各个领域中所创造的新成果。如果它是自我封闭的，既不顾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也不顾科学的长足进展，那它就决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面貌，就决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争取美好未来的旗帜。
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过来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发展，同样只能在开放中实现。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经尖锐地批判了那种认为“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糊涂观念。他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5页）列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甚至设想了这样一个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论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96页）列宁为什么会有这种设想呢？一个新制度要全面地超过并最终战胜旧制度，就必须把旧制度尚存的可以利用的活力吸收过来，把它放在新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的发展。否则，旧制度尚存的那点活力就有可能成为新制度的不完善性的对照物，甚至在一个时期内成为窒息和打击新制度的力量。只有把它吸收过来，才能推动社会前进。
一百多年来世界历史的跳跃发展，使得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就使得这些国家更有必要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吸收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点已为我国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前三十年，我们基本上处于闭关或半闭关状态。闭关的结果，我国经济发展不快，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确立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当然，客观上世界形势也已经不同于五六十年代。这几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效果就和前三十年大不一样，这是有目共睹的。有了这个对比，我们对开放这项基本国策的认识就更加具体、更加深刻了。邓小平同志对这方面的论述，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和人民的新认识。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还有一些‘左’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总之，三十几年的经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搞建设关起门不行”。又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总之，对外开放是我们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最近，邓小平同志又特别指出如果没有开放，本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目标达不到，下一个世纪目标更达不到。为了实现在本世纪内的发展目标以及在下个世纪的更大目标，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政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对外开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我们需要实行对外开放，除了上述普遍的和历史的原因而外，主要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
谁都知道，我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国家的状况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们也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在当今世界上，我国的经济还处于很落后的状况。即使本世纪末实现了翻两番，达到了“小康水平”，也还是比较落后的。当然，那时候从国家总体实力来说，我们是比较强大了。
从技术水平上看，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相当大，一般地说要落后二三十年。我们一些大型骨干企业，基本上还是四五十年代的技术，大部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属于中低档货，竞争力很差。
在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大竞争、大较量的情况下，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兴起的形势下，我们更要急起直追，加快建设进度，缩短在经济上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赶上世界潮流，这就要改革，就要开放。只有开放才能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我们要把发展经济的视野从本国的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利用国内和国外的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两套本领，博采天下之长，为我所用。
我们不仅经济技术落后，而且缺乏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经验。资本主义世界在其几百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很多管理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不开放，就无从借鉴。邓小平同志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首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生产自己的优势商品去交换自己的劣势商品，这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和先进技术，由于各国拥有的资源和技术各不相同，生产同一产品所需要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也有很大差别。通过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可以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其次是可以赢得时间。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引进信息，可以争得时间，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起步，并且可以节约人力物力。
总之，对外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需，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必须长时期地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邓小平同志反复指出：“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年至七十年，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最近，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强调：“中国执行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
对外开放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对外开放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经过八年的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要在进一步的实践中，不断明确认识，排除干扰，使对外开放得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顺利进行，有力地推动两个文明的建设。
首先，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加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目的是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决不能损害民族经济。”最近，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我们要有原则、有计划地实行开放。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同旧中国那种丧失国家主权、依附外国资本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现在，我们门开多大，对谁开，搞什么，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外国资本家与我们合资或者在我国单独投资，不但是完全平等的，而且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不得损害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必须在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把开放纳入两个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使开放既服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蓝图，又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蓝图。
第三，我们应该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袭，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对外开放，吸收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经验，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绝不能因为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就盲目地宣扬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当然，实行对外开放，就要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不免要对我们有所影响。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受到损害。对这种消极作用，我们党始终是很清醒地有正确的估计。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当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但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我们能借此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不大。”对这些消极影响，我们要采取坚决反对和抵制的态度。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总之，我们实行对外开放，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加强和发展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因而，决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关起门来谈坚持社会主义，只能把社会主义拉回到过去那种闭关锁国的、僵化的、没有生命力的旧体制上去；离开社会主义谈对外开放，那就会为“全盘西化”开辟道路。我们必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正确地、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
第5版(理论)
专栏：
谈谈信息商品化
王磊
信息商品化在我国商品经济中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信息咨询的作用，已日益成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可以简化为人流、物流、信息流。这三股流中信息流有很重要的作用，它调节着人流物流的数量、方向、速度和目标，引导人和物做有目的有规则的运动。信息的收集积累量越丰富，传递处理速度越快，开发越充分，人们的认识就越全面，指导经济活动的目的性就越强，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越大。信息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资源，是除可再生资源和非再生资源之外的第三种资源。
信息商品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商品经济良性运转和功能发挥的重要条件。商品经济的良性运转是以产供销良性运转为核心内容的，而产供销的良性运转和功能的发挥，又是以信息为先导条件的。没有信息灵通的商品交换市场，是闭锁的低功能市场。信息商品化既能较好地促进市场交换的畅通，又能按照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引导商品流通健康发展，减少或防止商品经济的盲目性。
信息和知识决定企业生产力和竞争力。目前，在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担企业破产风险的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竞争日益成为信息的竞争，迫切需要信息咨询业为其提供快捷廉价有效的各种优质信息服务。企业竞争与信息商品化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企业间竞争需要信息商品化的支持和服务，信息商品化是企业间竞争的“催化剂”，企业间竞争又是信息商品化生存和发展的温床。
信息商品化可使企业由低信息量决策转向高信息量决策。高信息量决策需要信息流多元化、智能化、及时和准确。要做到这些，只有依靠信息咨询公司这类专业机构咨询，才能比较容易做到。
信息咨询业在我国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起着调节市场交换的作用。有偿信息咨询服务可以说是一种信息商品咨询市场，它通过对企业经营决策咨询、常年信息顾问咨询、专项调查咨询、信用咨询、企业经营扭亏咨询等等业务活动，实际上起着第一次市场调节作用和市场调节“滑润剂”的作用。这种第一次市场调节和“滑润剂”的作用发挥得越好，国家第二次市场调节的任务和压力就越小，它从一个侧面起了国家第二次市场调节的助手作用。
信息咨询事业在我国是一个新兴产业，业务面广，政策性强，要求具有丰富的信息源，有适应信息咨询需要的信息库、信息网络和工作手段，有健全的咨询业务章程和财务制度，咨询人员的知识面要广、素质要高。因此，一定要加强领导，积极稳妥地发展，不要一哄而起。开办信息咨询公司必须具备规定的人员、场地、资金条件，有能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规章制度。
信息咨询业的发展，涉及到收费标准、收益分配、纳税等法制问题，目前还没有全国统一的管理办法，需要尽快制定信息咨询法，以保障和推动信息咨询事业的健康发展。
信息咨询是跨学科、跨地区、多领域的综合性业务，许多咨询项目需要协作才能完成。因此，发展信息咨询业的横向联系和联合，比如密切与同行业的联系、协作或委托代理业务，与工程、技术咨询单位联合承担重要咨询项目，特别是国际咨询项目等，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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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全国蔬菜商品流通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和全国蔬菜商品流通协作组发起召开的首次全国蔬菜商品流通理论研讨会，最近在北京举行。会上，代表们就我国大中城市蔬菜商品流通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代表们认为，蔬菜是人民生活中重要的副食品，是涉及家家户户的大事。蔬菜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要充分认识蔬菜商品流通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蔬菜从产到销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多个学科。不仅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而且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但是，过去往往就业务谈业务，就经验谈经验，忽视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有些同志甚至认为“蔬菜无理论可谈”。在这次会上，很多代表都强调，蔬菜不仅具有一般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规律，而且还有其特殊的生产和流通规律，理论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
与会代表对当前我国大中城市蔬菜产销工作中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大中城市蔬菜流通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目标模式；蔬菜商品流通中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和国营商业的主导作用问题；关于“近郊为主、远郊为辅、外埠调剂、保证供应”的方针与合理安排蔬菜生产基地布局问题；改革蔬菜价格体制和财政补贴问题等。大家还对蔬菜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模式，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思路：如“管放结合”的模式，即实行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模式；“以放为主”的模式，即以市场调节为主，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模式；以中心城市蔬菜批发市场为主体、合理的基地布局为基础，具有多渠道四通八达的流通网络的模式，等等。多数代表认为，前两种模式都是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产物，只有第三种模式才符合市场机制的客观要求。
针对当前蔬菜产销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代表们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点，我国大中城市蔬菜生产基地的建设缺乏统一规划，投资严重不足，原有设施陈旧。建议统筹规划，加强投入，寻求合乎蔬菜商品特点的生产责任制。第二点，蔬菜市场建设不适应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尚未纳入城市总体规划，选址困难，投资不足，功能不全。建议政府部门给予重视，加强市场建设投资；管理部门加强服务，完善市场功能。第三点，南菜北运过程中，运输线路紧张，贮存设施落后，包装不能适应储存和运输的要求。建议建设产区预冷站和销区保温库，加快研制专用车辆和新型包装材料，形成冷藏链。第四点，当前国营蔬菜企业和干部、职工素质不高，建议加强智力投资，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王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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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瞿林东
中国古代史书较早出现的成型的著作是编年体史书，如《春秋》，《左传》。司马光《资治通鉴》则是这种体裁的史书在古代的杰出代表。近代以来，编年体史书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在这方面刻意下工夫的人似乎并不是很多的。而各种“大事年表”的编辑和流传，说明社会对这一类史书是非常需要的。当然，大事年表同编年体史书并不是一回事，而在这二者中间似乎也还有一种形式存在着。最近，读了张习孔、田珏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一卷（北京出版社出版，以下称《大事编年》），我以为此书似可看作是这种中间形式。
《大事编年》是一部五卷本、约300万字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是类似历史大事记的书。但是，如果从探索编年体史书的新内容、新形式来说，它无疑是近年来在这方面的一个新创获。这种新创获，在本书第一卷（远古至东汉）已初步显示出来。首先，它把传统的编年体史书的视野拓展开了。传统的编年体史书有很高的成就，但其内容主要是记述政治、军事活动，经济、文化方面则比较简略。本书编著者在继承前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着意加强了对经济、文化的记述，从而丰富了编年体史书的内容，使读者便于窥见中国历史演进的全貌。如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最可靠的记录（前613年），关于铜绿山铜矿的记载（前606年），关于黄河改道的最早记载（前602年），关于《考工记》的写作（前476年），关于其他许多经济、文化、科学活动都注意收录。
其次，《大事编年》在表现形式即编纂体例上也很有特点：以编年为主，兼取纪事本末之长，使二者自然地结合起来。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以事目为纲，同时在事目与事目之间、在同一事目之内又略按时间顺序编排和记事。本书编著者在吸收纪事本末体的长处方面，显示出一定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如关于远古时代，在考古年代之下胪列若干事目（如“元谋人”及其文化、“北京人”及其文化等）来表述历史发展的过程。又如在已经有了准确记年的时代，则往往对若干重要历史事件详载其始末，而不限于某年、某月之内，象“赵括败于长平”（前260年）、“鸿门宴”（前206年）等，都叙述详细而生动。各种体裁的交叉和渗透，这固然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之一，但要把这种交叉和渗透运用于编写整个中国历史，则仍然需要有新的创造。
《大事编年》还有一个特点，是便于读者使用。比如，它所记述的每一个大的历史阶段，都包含大事编年、年表和主要参考书目三个部分，这一方面表明本书所用资料的来源，增强了读者对它的信任感；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三个部分的结合，使它能够适合于不同读者的需要。又如，对于冷僻的字则注明音义，对于古地名则注出今地，对于一事异说则注明本书之所据或兼注他说。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读者检索、查对之苦，反映出编著者的平实的学风和为读者着想的愿望。
总的来看，《大事编年》是一部有价值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它被列为“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是必要的；对广大读者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是会有所裨益的。当然，《大事编年》也还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一是内容方面，有些大事还没有明确反映出来，如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晋（前648年），实为当时戎、夏关系史上一件大事，本书未作重要事件处理。二是体例方面，有些地方还不一致，如春秋诸大战，多载明交战双方国名，而长勺之战（前684年）、城濮之战（前632年）则未书交战双方国名。这些小疵，无伤大雅。如果编著者以为尚有可以参考之处的话，将来亦不难订正。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这部大型资料性工具书早日出齐，以满足社会各方面读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