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谈艺录
文学的追求
何志云
世上有许多事情，倘细想起来，便会觉得有趣。比如生活得越好，就越要去琢磨“为什么活着”，翻来覆去地弄得十分烦恼。现在文学是一天比一天繁荣兴旺，于是人们便又开始讨论起“什么是文学”来了，或舶来或发明或干脆从故纸堆里捡出形形色色的文学观，热热闹闹，一时蔚为大观。
再细想下去，于有趣中又会觉得几分悲哀。我们当然要有正确的文学观。难道它对于文学家就象“通灵宝玉”对于贾宝玉么？对文学家来说，空洞的文学观并非就是命根子，少了它就不会写字做文章；对文学来说，文学观也不是生死牌，非要腰上掖那么一块两块，才配登堂入室，有了居住权和通行权。其实，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没见别的什么行业在为“……观”伤脑筋，生活也并不因此就变得杂乱无章不可思议起来。
在我看来，现在文坛上有两类人在误着文学。一类，借文学以谋私，或争名于朝，或争利于市，或争理事、主席于形形色色的协会；另一类，却又把文学本身看得高于一切，沉迷于所谓纯粹的文学形态，忽略或干脆忘记了文学真正的生命之源。前者，以各种让人不齿的行径，败坏着文学的声誉；后者，则在对文学的纯真热情的追求中，却又使文学远离了社会与读者。
所以，倘要问我什么是文学，我以为首先要说什么不是文学。第一，文学不是（也不该是）名声、荣誉、地位和金钱的奴婢；第二，文学不是（也不该是）纯然只属于文学家自己的事业。衡量文学自有着一杆秤，那秤其实就在亿万人的心里。
这样看来问题便又显得十分简单。文学倘若是为他人——时代、社会和人民——的，那么，什么是文学，最好是去问问他人，我想答案一定会比文学家自己争论不休时要来得简捷明白。这就象一个人如果是为别人活着，那么，他该怎么活更好一些，理应由别人来说才算数。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文学家搞文学只为自己，则又另当别论，他人就没有插嘴的份儿。但文学最终成什么局面，于是也就怨不得他人，我们已经从销路大跌的文学刊物和积压严重的文学书籍中看到了这样的端倪。
但是，把问题看简单了，常常随之就有了片面性。我并不鄙薄对“什么是文学”的探究，相反，我对那些认真、热情而又执著地探究着的朋友，素来抱有真诚的敬意。借文学谋私者，是文坛的蛆虫，拿到阳光下便立刻就原形毕露。而把文学看得高于一切的，则是文学神庙里带着神圣狂热的献身精神的信徒。他们竭尽全力地为文学神庙添造着一层又一层的阁楼，满心希望它因此显得更加巍峨高大。但他们是不是也该时常走出这座神庙，看一看它所隶属其中的远比它要巍峨高大的整个奥林匹斯山，去赢得居住在山上的所有人们的由衷赞美？
第8版(副刊)
专栏：文艺小百科
漫话铜鼓
毛继增
铜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和东南亚地区广泛流传的一种打击乐器。现在，在滇、黔、川、粤、桂、湘的广大民族地区，每当喜庆节日，人们便可欣赏到激动人心的铜鼓乐声。
我国的铜鼓有着久远的历史。本世纪70年代，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五面铜鼓，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春秋战国早期的作品，它们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铜鼓。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南方是世界上铸造、使用铜鼓时代最早、历史最长的地区，万家坝是我国铜鼓的发源地。
用铜铸成的铜鼓，体如圆墩，平面曲腰，中空无底，两旁有耳。鼓身饰以几何纹或写实纹。纹饰繁缛多彩，瑰丽非凡，姿态典雅，风格独特，是古代人民对外界事物形象或意象的艺术描绘，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看法，是古代社会习俗的画卷，是一部以图形构成的珍贵历史文献。
因形态、纹饰、铸造工艺、出土地区的不同，铜鼓分为万家坝、石寨山、冷水冲、遵义、北流、灵山、麻江、西盟八种类型。
据统计，我国各地文物单位收藏的铜鼓达1400面，分散在群众中的有200多面，是世界上拥有铜鼓最多的国家。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一面巨大的北流型铜鼓，面径165厘米，高70厘米，重300公斤，被人们誉为“铜鼓之王”。
铜鼓音色浑厚响亮，和谐悦耳，数里之外，可闻其声。奏时，多由两人抬鼓，一人执槌敲击；也有鼓置平地，奏者敲击鼓面；一些民族地区在演奏中，还另有一人提着木桶在鼓口前不时晃动，以变幻音色和音量。铜鼓乐声常伴和着或刚劲有力、或婀娜多姿的民族舞蹈。民歌有云：“铜鼓一响，脚板就痒。”这是南方民族同胞对铜鼓、《铜鼓舞》热爱之情的真实写照。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悼惦棐同志
荒煤
惦棐同志要走了，这在半个多月以前我就知道了，可是，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
一个多星期以前，我到医院去看他。他听说我去了，还勉强睁开了一下眼睛，我只看见那苍白的嘴唇微微颤动着，但什么也听不见。一位女青年为我转述：“他说，谢谢大家和您的关心，以后有事，他会去找您……”。
一连几天，我老想着这句话，心情很难平静。我总觉得他真可能还有些事要找我谈，可是，他不可能有时间来找我了。他还要找我谈什么呢……
我是在1953年调到电影局之后才认识惦棐的，当时他在中宣部电影处工作。那时候，电影生产上不去，大家都着急，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电影剧本，都巴不得早些投入生产。我记得，有些剧本他比我看得还快，甚至打电话催我看。那时候，他的确是经常来找我。我们有共同语言，那就是反对概念化和公式化，在具体问题上也有争论。惦棐是一个很有见解的人，提意见也很坦率、很具体，但有时也比较固执。有一次我们各持己见，最后我生气了，问他：“你这些意见是不是代表中宣部的？”惦棐先是一愕，然后笑道：“这当然是我个人的意见，供你参考嘛！”“好吧，我参考参考，再考虑！”我也笑了。
从1953年到1956年，如果说我们之间有冲突，就有过这么一次。应该说我们还是合作得很好的。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由于一篇《电影的锣鼓》，竟由我在文化部主持了十来次大会批斗惦棐。
在此期间，惦棐也到我家里来过两次，谈心，检查自己的思想。我也是真诚地帮助他，提了不少意见。当然，在当时那种“左”的思潮下，我根本不可能认为惦棐的检查是“彻底的、深刻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发言和发表的文章，实质上是一种无限上纲的方法——这一点，我在“文革”期间，也在身受批斗中深深感受到了。我今天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内疚！
惦棐终于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
1961年或1962年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讨论给一部分右派分子摘帽问题，我向周扬同志提出，认为惦棐还是愿意认真检查自己“错误”的，可以摘掉帽子调回北京工作。之后，他就被调到影协资料室工作。
我记得惦棐刚回北京不久，有一天晚上到影协去看电影，我和袁文殊同志在放映室的门口碰到了惦棐。我问他为什么不看电影，他苦笑地告诉我，他碰到了两位很熟悉的创作人员，他伸出手去和他们握手，他们或者犹豫或者拒绝，因此，他觉得只好离开。结果我把他拉进了放映室，让他坐在我和文殊同志之间一起看了这场电影。我的确没有想到要“表演”，只是天真地觉得，既然已经摘掉了右派帽子，又恢复了工作，应该团结而不应该歧视。何况，我在反右倾运动中也是“重点帮助”的对象，甚至被有的省市主要负责人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也许在这一点上，我和惦棐有点同病相怜。果然，“文革”初期，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就特别点名，指出这是一场“精彩表演”，一个刚刚摘帽的右派，我和文殊居然如此厚待，左右并肩陪坐，可见都是一丘之貉！后来大家都成了“文艺黑线”的黑干将！
从1964年起，一晃十四五年，我再也没有和惦棐见过面。记不清是1978年冬还是1979年春，惦棐到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来找我。他说希望调到文学所来工作，笑着问我：“我又要投奔你来了，你同意么？”我立即表示欢迎，然后脱口而出：
“你倒很勇敢，还不断对电影发表意见；我可不能再‘触电’了。”他问道：“那为什么？”但我们谁也没有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然而，我心里倒是很钦佩惦棐对电影事业始终如一的热忱和关心、敏感和锐气。我读了他写的《电影文学断想》和《对当前电影的十项建议》等文章，引起了我许多联想和深思，和《电影的锣鼓》相对照，既有一脉相传的思想，也显得更加成熟和全面了。
我当然没想到，我又回到电影方面来工作了几年，而且正是为了惦棐所建议的加强电影艺术的研究。在我退居二线之后，又成立了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与电影学院、影协合办了电影理论、电影剧作、电影美学、电影史硕士研究生班，惦棐终于又从文学研究所回到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来和我一起工作。我一再表示要积极支持他，把《电影美学》这部由他主编的作为国家重要研究项目的书完成……。可是，我又离开了电影界，他却还来不及看到初稿的完成就离我们撒手而去了。
惦棐最近两年一直身体不好，可是却不断参加许多社会活动。我不止一次劝他注意身体，甚至批评他“屁股坐不稳”，影响《电影美学》的完成。他或是笑了，让我放心；或是叹息，身体是不行了；有时候精神好，又笑道：“一个人，无非是活着干，死了算，管它呢！”
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是对革命事业的一种虔诚、崇高的情操和品德。但是我们也不能忘却，惦棐为了抢救他失落的近20年时间，进行了多么艰辛的拚搏！他为了电影事业的发展，为了电影创作和理论的繁荣，重视创作和理论新人才的发现和培养，特别关怀群众评论工作，确是分秒必争，奋不顾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卓越的成绩。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和应该学习的。我觉得惦棐去年出版的《起搏书》，倘若有志于电影事业改革者认真读一下，好好思考一下，我想，这对电影事业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是很有益的。这也就是惦棐最大的安慰！
安息吧，惦棐同志！
1987年3月26—27日（附图片）
裘沙画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留名与留文化
王永午
柳州的骄傲很多，“都乐公园”可称一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捧出了瑰丽多姿的溶洞奇观，著名电影演员赵丹挥就了“天下都乐”的苍劲题辞。为张扬这骄傲，在离溶洞不远处，还修建了现代碑林。碑林依山势而建，当今诸多名人的墨迹或兀立岩壁，或凹于石脊，或横或竖，或长或短，尽抒游历后的情怀，把小丘装点得好不热闹。
这些名人的墨迹多系肺腑之言，且笔下也多见功夫，具有观赏和品味的价值。但也有些敷衍涂鸦之作，就显得不那么和谐了。有的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高级的、合法的“到此一游”罢了。
在自然景观旁留下相应的文化景观，在开发新的旅游资源时注意旅游胜地的文化建设，这无疑是一种明智的举动。自然，依靠名人题字添景是一条路，但切忌只看重名气，而忽略其留言的价值、书法的质量。那些不自珍重的塞责之作是经不起岁月的汰洗的，只能给今人、后人留下遗憾。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谈周仲铮的《小舟》
舒芜
鲁迅在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选了凌叔华的小说《绣枕》。写的是一位大小姐奉父亲之命，用了半年工夫，绣一对靠枕，送给白总长家。父亲意在显示女儿的针神绣圣的手艺，想猎取的乘龙快婿的目标是白总长家的二少爷。鲁迅在序言里指出，凌叔华写的是“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使我们看见了“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但是，高门巨族之中，仍有不同的层次。大小姐家是一层，白总长家就高一层。还有没有更高的呢？有。60多年前一位少女，与凌叔华是同一辈，她的祖父是清末重臣，父亲是国会议员。这位女士名叫周仲铮，现在是西德华裔作家、画家。她用德文写了六本自传体小说，第一种《小舟》最为著名，由郑开琪、于汛两位译成中文，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6年7月出版。
然而，当年的周仲铮可不是“婉顺的女性”，而是叛逆的女性。高门巨族也有另一种精魂。
《小舟》中译本有郁风的序言，关于当时的周家，序言云：“她的‘家’虽在上海、天津的租界，住的是深宅大院花园洋楼，但封建世家大族的组织结构、生活规范、婚丧庆典的排场，仍保持着鲜明的历史痕迹。”关于书中的内容，序言云：“主人公从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女到反抗封建束缚的斗士，既写了她的执著追求，也合情合理地写了她的软弱。”作者自己的《前言》说得更具体：“……我在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下，旧中国和新中国的转折时期，作为一个年轻的姑娘逃离了家族。在《新民意报》和进步舆论的支持之下，我终于同双亲达成了协议，平安回家，并获准上学。本书的结尾是我在巴黎生活的开始。”关于《小舟》的艺术风格和语言风格，郁序云：“《小舟》正如作者自己所作木刻插图的风格：单纯，却又韵味无穷；天真，却又充满伤逝的哀愁”，“她写作的语言风格有些特别，也许近乎现代派文学中的心理直观描写吧，似乎句句都出自未经考虑修饰的任性的思想，因而显得朴拙可爱。”这些评介很全面很扼要，我相信已经说明了这本小书很值得一读的理由。
我只想赘说几句空话。一是“五四”风潮激荡之烈，连周家那样最高层次的高门巨族，也无法隔绝，因而分化出另一样的精魂，叛逆的精魂。二是同一时代的反封建求解放，越是高门巨族的子女，越是困难。书中写作者向家庭争取进学校的权利时，举出别人家的女孩子已经上学为理由，即被家长驳斥说那是小户人家，使作者自恨为什么没有生在小户人家。这两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冷静也更热情地去读历史。即如周仲铮女士当年的叛逆行为，结果不过是逼得家庭退了一步，她仍然要靠家庭的优越条件方能去欧洲留学，今天我们就不应该小看她离家出走所需要的勇气，也不应该小看这一行动的意义。书中写作者离家出走以后，通过《新民意报》，得到进步舆论的广泛热烈的支持。我们可以想象，她这一行动一定也通过舆论宣传，给当时同在封建家庭中求解放的青年以有力的鼓舞。